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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针的演变研究综述

胡志彬

一、四次变化说

林天乙认为,中央红军从赣南到陕北的战略大转移,是经过多次的重大战略转变,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才最后选择陕北作为落脚地和革命出发地的。

(一)长征之初,党中央确定的战略计划是:从中央苏区的赣南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沿赣粤桂湘边境向西进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外线消灭敌人和建立新的根据地,最后实行反攻,打破“围剿”和恢复中央苏区。这一战略计划的实现,将使中央红军可能在较短时间内结束战略退却。

中央红军当时是有实现这一战略计划的客观可能性的:第一,中央红军和党中央、中央政府机关编成的两个纵队转移时共八万六千余人,拥有强大的兵力与战斗力,且善于打运动战;第二,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早已在湘西建立了根据地,可以呼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与提供落脚地;第三,任弼时、王震、萧克领导的湘赣苏区红六军团,已在八月间奉命作为中央红军转移和西征的先遣队,向湘西方向突围西征,并于十月间与红二军团会师,为中央红军进军湘西开辟了道路;第四,“围剿”中央苏区的蒋介石嫡系主力部队均部署在北线与东线,南线的粤军和西线的湘军、桂军皆非蒋嫡系,红军同粤军又于九月举行过关于抗日反蒋的谈判并达成了协议,有利于中央红军避敌主力,突围西进。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中央红军必须出敌不意,轻装上路,行动神速,在运动战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是,由于博古和李德领导与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红军丧失了进军湘西的有利时机,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才渡过湘江。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向湘西转移的战略计划,在客观上已经无法实现了。

(二)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再一次讨论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会议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次战略转变,结束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退却逃跑的错误路线,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力量,使艰苦转战了两个多月的红军指战员得到休整和物质补充,同时,也为彻底纠正“左”倾的军事领导创造了条件。

(三)遵义会议对于中央红军今后的战略行动方针,又作出新的重大决策,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一重大战略性转变的主要依据是:第一,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前后,蒋介石所纠集的湘、桂、黔、川、滇各省地方军阀,连同蒋介石嫡系的薛岳部队,共一百五十多个团四十余万人,正从四面八方向黔北进逼,合围而来。兵力只有三万多的中央红军,要在地处两江、回旋余地有限的黔北地区打破“围剿”和建立根据地,客观上已经不可能。第二,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中央红军渡江向川西北发展,可以得到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的就近配合,并争取两军会师,共同对敌。四川军阀派系林立,有矛盾可以利用,川西北又是其统治薄弱的地区。遵义会议这项新的转兵决策,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正视了当时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客观形势与红军所处的险恶环境。如果机械地坚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那么,中央红军就势必在遵义地区同数十万敌军展开决战。其结果,建立根据地与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的战略目标都将落空。因此,遵义会议的战略决策,不是对黎平会议决议的简单否定,而是对黎平会议精神的发展。虽然这一战略决策从时间和范围上大大改变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历史进程,但它却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

遵义会议后,由于四川军政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动,中央红军如果继续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将在长江边上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一次战略转变,及时地克服了北渡长江的急躁情绪,避免了中央红军为强渡长江而可能重蹈湘江战役覆辙的危险。这一转变虽然迫使中央红军冒着很大的风险远征贵州、云南,但是由于毛泽东等在战略战术上的正确指挥,却使中央红军化险为夷,并最后实现了向川西北发展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从黔北到川西北的战略转移,在能否实现遵义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上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变化过程。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敌情瞬息即变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如果没有及时在川南改变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便没有尔后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中央红军虽然在一个方向上受到限制而改变了原定计划,却在另一个方向上为实现原定计划创造了条件,终于到达了川西北地区。

(四)懋功会师后,党中央改变了在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提出了向北向东发展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新方针,同时还考虑以陕甘边作为战略机动地区的问题,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又一次重大战略性转变。这一转变是党中央、毛泽东等根据下述新的形势和情况而确定的:第一,懋功会师前夕,日寇正向华北步步进逼,威胁平津,蒋介石政府屈服于日寇压力,与之达成出卖华北的《何梅协定》,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正处在一个抗日反蒋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前夜。红军必须为抗日而继续北上与东进,才能推动抗日反蒋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并在这一高潮中发展和壮大红军的力量,寻求军事发展的出路。第二,会师后红军总兵力达十二万余人,军心振奋,士气高昂。而东面川军内部矛盾重重,观望不前;北面胡宗南部队远在陕南,虽已奉调入川,但尚未全部集结;南面的尾追之敌薛岳部队已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红军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有利于向北向东发展,开辟川陕甘根据地。第三,党中央、毛泽东等经过考察,认为川西北地区、西康地区,皆非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而岷、嘉两江之间的川陕甘地区,不仅群众基础和自然条件较好,而且有利于红军今后进军华北,问鼎中原,发动和领导全民族抗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方针的提出,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等继遵义会议之后,进一步把红军长征初期消极被动的战略退却,变为向抗日前进阵地转移的战略进军,它对于党与红军早日胜利结束长征,发动全民族奋起抗战,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从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到毛儿盖会议,党中央已经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重点首先放在陕甘根据地了。由于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行动严重削弱了北上红军的实力,破坏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出现的有利于战略进攻的形势,党中央与毛泽东不得不作更长远的打算。俄界会议在坚持北上抗日的大方向下,改变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原定计划。但是,要实现新的战略目标,兵力已经十分薄弱的中央红军,必须冒着极大的风险并克服重重困难,经甘东北与陕北远征宁夏、内蒙或新疆。因此,当新的情况一旦出现时,党中央又立即停止执行此项战略行动计划。

在详细知道了陕北根据地和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的情况后,榜罗镇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的计划,中央红军到陕北根据地,汇合陕北红军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等根据全国特别是北方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陕北地区的各种主客观有利条件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第一,华北事变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全国不可抗拒的革命历史发展潮流,北方的抗日民主运动更是蓬勃兴起,日益高涨。这种形势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停止战略转移,立足西北,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第二,陕北不但有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而且有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是中央红军理想的长征落脚点和革命出发地。第三,驻防华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及其高级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等,不仅消极内战,而且要求抗日的情绪正日益增长,有利于我党和红军广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第四,陕北临近华北抗日前线,又非日寇急于侵占的主要目标,可作为红军今后抗日的可靠后方与前进阵地。历史证明,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对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促成三大主力会师陕甘胜利结束长征,对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华北、华中与华东,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李安葆认为,工农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自长征开始到遵义地区为止,党中央的长征战略方向是由湘西逐渐转移到川黔边甚至川南,没有提出要去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从遵义会议到红军渡金沙江止,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率领红军在云贵川高原实行灵活机动的运动战,调动、迷惑和摆脱敌人,提出在云贵川三省和川西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时还没有明确提出要北上转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华北的侵略,和蒋介石反动派坚持对外不抵抗、对内反共内战的政策,随着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及我党在长征途中对各地情况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川陕甘地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鉴于川西地区雪山纵横,人口稀少,给养困难等情况,不宜选作根据地,遂于懋功会师后正式提出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是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二、五次变化说

萧甡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最后立足于陕北,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了的,而是经过几次变更原定的战略方针才实现的。

(1)最初目标: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和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造成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为了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党中央确定的最初战略目标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

(2)黎平转兵:建立川黔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3)北渡长江:赤化全四川。在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期间,由于敌情发生重大变化,形势严峻,党中央不得不放弃黎平会议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计划。一月二十日红军总部发布《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北渡长江,争取四川赤化。但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阻拦红军入川,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打乱蒋介石的战略意图,调出了滇军,造成金沙江两岸空虚,中革军委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4)一、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两河口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由于敌情变化,张国焘延宕部队的行动,失去了战机,未能实现。

(5)一、三军团北上:到陕北打通国际联系,确定落脚点。由于张国焘南下而造成的一、四方面军的分离,削弱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协同行动,使在陕甘创建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少有可能。俄界会议提出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在了解了陕北红军的活动情况,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端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危机之后,榜罗镇会议正式提出中央红军落脚于陕北。

马福生也认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有五次变化。

(1)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当时的“三人团”开始考虑战略转移,“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2)从通道会议开始,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红军终于抛弃到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老主意,确定并着手实施“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实现了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第一次转变。

(3)遵义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经过几多曲折,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翻越夹金山之后,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实现了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第二次转变。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中公布了“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或认为这是红军战略方针的第三次大转变,对此尚需具体分析。一方面红军当时确实亟需“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另一方面,迫于严重的敌情,又“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也就是说,在需要和可能之间存在颇大距离。因此,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新根据地虽反映了中央红军的迫切愿望和需求,但历史地站在客观可能性的角度来观察,毋宁说它是军情紧迫、战略方针一时难以确定情况下的一种笼统提法更为合适,其作用恐怕也主要在鼓舞军心、提高斗志上。

(4)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领导人在六月十六日致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该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这一新战略方针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基本点:一是当前就要实施的“占领陕甘川”;一是适时再搞的“打通国际路线”。其后,两河口会议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战略重点明显北移,行动方针也发展为主动向北出击。会议决定“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似可视为中央“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和张国焘“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两种意见的综合。沙窝会议又一次肯定了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决议中提到“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显系“打通国际路线”设想的又一次反映。

(5)俄界会议决定“一、三军团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而陕北甘东北则是必经之地。此时此地,“打通国际路线”可说居于主导的甚至唯一的地位。榜罗镇会议则正式改变俄界会议的计划,决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中央虽然早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电报中就提出了新战略方针的两个基本点“占领陕甘川”与“打通国际路线”,之后北上途中,“打通国际路线”则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时隐时现,到俄界会议上几成唯一意见,但时间很短。由于获悉陕北苏区情况,战略方针又改为立足陕北,“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作为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在那里领导全国革命”。这可视为以陕北为革命大本营的最早设想。

三、六次变化说

刘国语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并不是事先的计划和安排,而是在当时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下逐步形成的,是毛泽东等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的结果。

(1)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时的方针是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然后转入反攻。

(2)黎平转兵,创建川黔边苏区。黎平会议鉴于当时所形成的情况,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创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针的第一次改变,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改变,避免了中央红军覆灭的危险,并为尔后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

(3)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建立苏区。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方针,决定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新苏区。遵义会议决议上写的“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建立新苏区”的战略方针,是由于决议是在后来不能渡江的情况下成文的缘故。为了指导中央红军在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下的作战行动,决议修改了遵义会议上决定的战略方针,这是当时战争的需要,是应该的、必须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4)在云贵川广大地区建立苏区,首先赤化贵州。由于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封锁了长江,红军渡江北上已不可能,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放弃渡江北上进军川西北的计划,争取在云贵川广大地区、首先在贵州建立苏区。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针的第三次重大变化。

(5)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到达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认为川西地区不适宜建立根据地,考虑到全国形势和革命的发展,两河口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6)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此来领导全国大革命。中共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到达俄界后,鉴于张国焘分裂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形势,当时曾考虑通过游击战争,向北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便取得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然后向东发展革命战争。占领榜罗镇后,了解到陕甘尚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政治局常委会据此改变了俄界会议的打算,决定落脚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吴起镇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决定,指出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是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

四、七次变化说

王廷科认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经过了七次变化。

(1)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当时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2)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红军渡过湘江时人员折损过半,如果继续前往湘西,只能招致全军覆没。因此,只好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党中央作出的这一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地区北有红四方面军,东有红二、六军团,三角鼎立,相互呼应,有利于红军的发展;该地区偏僻多山,交通不便,远离敌人统治中心,敌人派系很多,内部矛盾突出,群众极为贫苦,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3)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争取四川赤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遵义地区敌情急剧变化,蒋介石纠集各路军阀,连同中央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在黔北打破敌人“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事实上已办不到;另一方面,也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根据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取得的新胜利,红二、六团取得的新胜利,为了选择有利条件,争取更大发展,而作出的决策。四川乃天府之国,外可以自守,内可以自给,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区。而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内部极不统一。同时向北发展,更接近于全国政治中心,更有利于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计乘敌人合围以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北渡长江,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4)从建立云贵川根据地,到转入川西建立根据地。由于四川军政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各路川军在刘湘统一指挥下采取所谓“北守南攻”的两面作战方针,长江沿岸,被川军严密封锁,中央红军按原定计划渡江已不可能,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红军采取了大规模的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再取遵义,从云南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并在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红军在云贵川机动作战的过程中,虽然提出了建立云贵川根据地的口号,但始终没有放弃北渡长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

(5)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总兵力达十多万人。这时,南面敌军已被拖得精疲力竭,滞留于雅安地区,北面敌军尚未到达指定地点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刚受重创,观望不前,因此,红军在战略上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正是北上东进的有利时机。同时,全国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何梅协定》的签定,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进一步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党中央和毛泽东正是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6)占领以岷山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建立陕甘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阻挠,红军在懋功、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两个多月,错过了乘敌之虚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这时敌情已发生重大变化,敌军各就战略位置,并向红军步步进逼。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把原定经松潘地区北上的路线,改为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出巴西、班佑,占领甘南一带。针对张国焘西进青海、宁夏、新疆的“危险的退却方针”,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决定“迅速占取以岷山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并分析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在政治、敌情、居民、给养等方面的有利条件。

(7)到达陕北,会合陕北红军,创建陕甘宁根据地。党中央随右路军过草地后,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却按兵不动,拒不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顽固坚持其南下退却逃跑的路线,并妄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党中央和毛泽东立即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组成北上抗日支队先行北上,在哈达铺进一步明确了红军长征的行动方向,作出了到陕北去的正确决策。

五、八次变化说

丁之通过研究有关文献资料,重点分析了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而对此前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的演变只作了列举。这些变化是:

(1)最初到湘西。

(2)黎平会议决定到川黔边。

(3)遵义会议决定到川西。

(4)遵义会议后决定在川滇黔建立根据地。

(5)四渡赤水战役后又决定到川西。

(6)在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之后,中央改变了建立川西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这一方针最后是在两河口会议上确定下来的。沙窝会议明确提出了创建西北根据地的口号,但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的决定都是在川陕甘总方针下的具体调整,战略方针的改变是在俄界会议上。

(7)俄界会议是在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鉴于中央红军力量的削弱,中央作了最坏的打算,以壮大力量为考虑的重点,提出经陕北、甘东北向苏联靠近以便获得援助的方针。

(8)中央红军在到达陕北后,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方针,决定立足陕北。

六、九次变化说

马树功、王淑玲、马同增在他们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中央红军转移方向的九次变化:

(1)撤离中央苏区,转移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再作计划。

(2)黎平会议否定了在湘西创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在川黔边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条件不利时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3)遵义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在云贵川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4)遵义会议后,在黔北地区建立新根据地已不可能,中央遂决定渡过长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

(5)鉴于蒋军重兵布防长江两岸,阻挡我军北上的严重形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

(6)强渡金沙江前夕,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指示,决定在川西建立根据地。

(7)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河口会议决定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8)毛儿盖会议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迅速占取以岷山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

(9)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脱离了张国焘右倾分裂错误威胁后,越过岷山,到达哈达铺,毛泽东明确提出“首先要到陕北去”,从而把红军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地定在陕北。

七、中央红军确定长征立足点的因素

刘炳耀认为,在中央红军长征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客观状况,多次变化战略立足点,最后才确定到达陕北。影响确定长征立足点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

(1)与他路红军会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直接导致中央红军有生力量的极大削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长征中的红军,不得不在无根据地的困难条件下,用流动作战来对付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要摆脱面临的困境,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与他路红军会合,进入现存的革命根据地,这是党中央多次确定和改变立足点优先考虑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2)敌情变化。长征是在不利的形势下为保存有生力量而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因此,红军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敌。中央红军力图通过自己的战略机动与他路红军会合,进入现存的革命根据地,从而达到摆脱被“围剿”的被动局面,保存有生力量,求得新的发展之目的。但敌人则以其数量占优势的兵力紧逼不舍,围追堵截,阻隔各路红军的会合,力图“剿灭”红军于长征途中。正是敌我之间的这种异常激烈、复杂的斗争,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根据敌情变化多次改变立足点。

(3)张国焘分裂红军。首先,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破坏了中央红军的渡江计划。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但张国焘拒不执行,竟向北发动陕南战役,使川敌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兵力沿川贵边布防,全力对付中央红军北上,致使中央红军渡江不成,不得不把立足点由川西又改为云贵川。

其次,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使中央红军失去了一个现成的可供选择的立足点。

再次,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一再受挫。

最后,张国焘公开分裂的罪恶行为,使党中央不得不对立足点作更大的改变,放弃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计划,继续北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以便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首先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然后再进取陕甘广大区域。

(4)地理条件。适合红军生存和发展的地理条件,是党中央在确定立足点时自始至终考虑的重要因素。

参考资料

(1)林天乙:《略论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战略转变》,《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2)李安葆:《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问题》,《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

(3)萧甡:《党中央关于红军长征战略方针的演变》,《军事史林》1986年第5期。

(4)马福生:《党中央确定陕北为革命大本营过程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5)刘国语:《试述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变化》,《党史研究》1986年第5期。

(6)王廷科:《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演变》,《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

(7)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5期。

(8)马树功、王淑玲、马同增:《伟大的战略转移——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

(9)刘炳耀:《中央红军确定长征立足点的四个因素》,《军事学术》198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