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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粉碎六路围攻和西渡嘉陵江

第一节 奋战六个月,胜利粉碎六路围攻

一九三三年九月,刘湘击败刘文辉,结束了双方混战。四川反动军阀间,开始形成以刘湘为首的表面统一。接着,刘湘就集中力量来对付川陕革命根据地。十月,蒋介石调动五十万大军开始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同时,又以二百万元军费、万余支枪和五百万发子弹,支援刘湘发动对川陕边红军的围攻。

敌人发动六路围攻和方面军转入反围攻作战

还在宣达战役以前,刘湘即于十月四日正式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设总部于成都。同时,以其所属第二十一军为主力,纠集四川大小军阀部队,组成六路围攻军,并于六日下达动员令。

敌人的六路围攻部署是:第一路为第二十八军,由广元、昭化向木门、南江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邓锡侯;第二路为第二十九军,由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田颂尧;第三路为李家钰新编第六师和罗泽洲第二十三师,由南充向仪陇、巴中东南的曾口场方向进攻,李、罗分任正副总指挥;第四路为第二十军,由蓬安向鼎山场、通江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杨森;第五路为刘湘第二十一军,由开江、开县向宣汉、达县和万源方向进攻,该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任总指挥;第六路为第二十三军,该军军长刘存厚任总指挥(十月二十八日,刘存厚被蒋介石撤职查办,由副军长刘邦俊继任总指挥)。第六路以及盘踞城口、镇巴地区的城万警备司令陈国枢(后被刘湘收编为第二十一军警备第四路)统辖王三春等六个支队,分别由开县、城口地区向万源方向进攻。总计敌人在西北起广元、东迄城口的千余里弧形线上,共集中了一百一十余团的兵力,约二十万人,另有空军两队,计飞机十八架。其预定围攻计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占领宣汉、达县、江口、营山、旺苍、木门、恩阳河、曾口场等地;第二期进占通江、南江、巴中;第三期会攻苦草坝。妄图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将红四方面军围歼于川陕边境。为配合其围攻,敌人还组织了“剿赤后援会”、“安抚委员会”等反动组织,并利用反动会道门和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进行骚扰破坏。同时加紧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并在其统治区内增收田赋捐税,大量搜刮民财以充军费。刘湘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的红军。

上述情况说明,这次反围攻斗争要比反三路围攻的情况严重得多。刘湘不仅搜罗了四川大小军阀的绝大部分兵力,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充分准备。围攻军的主力刘湘所部,尚未受过红军打击,加上刚从军阀混战中获胜,气焰甚为嚣张。这就预示着,要打破敌人这次大规模的围攻,必然经历一番极为艰苦的斗争。但是,粉碎敌人围攻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从敌人方面来说,尽管四川军阀形成以刘湘为首的统一,实际上仍然貌合神离,各图自保实力。而且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部,均已先后遭到惨重打击,兵馁将怯,实力大减。邓锡侯、李家钰等部,远离本防区作战,既慑于红军声威,又恐其防区内人民起来反抗,因而畏首畏尾,顾虑重重。从红军方面来说,经过反三路围攻和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根据地有了猛烈扩展,中心区域已普遍分配了土地,当年又获得大丰收,新解放区也初步发动了群众。红军在人力、物力上获得了很大补充,兵力已达八万,并取得了与川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同时,由于与陕军孙蔚如部继续保持着互不侵犯协议,有可能集中力量对付川敌。因此,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是完全可能的。

宣达战役的胜利,击溃了敌计划列为第六路的刘存厚部,刘湘的老巢——重庆、万县,一日数惊。在此情况下,刘湘除督促各路迅速集结外,立即以其第二十一军在刘存厚部的协同下,于十一月初首先发动进攻。宣达战役结束时,我方面军的态势是:第四军和第三十军主力及第九军四个团和即将改编为第三十三军的川东游击军集中于州河、前河地区,第三十一军全部分布于广元、昭化以东地区,第三十军第九十师和第八十九师一部分布于苍溪、阆中地区,第九军第二十六、二十七师(缺一个团)分布于仪陇、营山地区。这时方面军还以约八个团的兵力分头向开县、开江追击逃敌,十一月一日,在开县以西的杨柳关、开江城北的永兴场一线,与首先投入进攻之敌刘湘所部第五路第三师、第四师、独立第一旅和刘邦俊第六路第一师、第二师、独立旅遭遇。经五日激战,红军杀伤敌军五千余人。但因兵力分散,未能给敌以歼灭性打击,而敌人后续部队源源增加,红军处境十分不利。在此情况下,方面军遂被迫停止进攻,转入防御,实行节节抗击,到中旬,撤至南坝场、宣汉、达县一线与敌对峙。

刘湘于十一月十六日下令各路军总攻。敌田颂尧第二路、杨森第四路,分别由阆中、蓬安先后向根据地推进。其中第四路的第三、第五、第六混成旅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侵占营山后续行北犯。二十六日,防守于这个地区的第九军部队集中兵力反击,一举袭占城北十余里的凤凰寨,将敌第三混成旅全部击溃,直追至营山城下,共歼敌约两个团。经过东西两面这样有力的阻击,终于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反围攻准备争取了时间。

这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通江召开会议,讨论和部署反六路围攻。鉴于敌人这次围攻的兵力强大,为了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根据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决定仍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求得在收紧阵地、节节抗击的过程中,大量消耗、疲惫敌人,创造反攻破敌的条件。在兵力部署上以东面为主要方向,根据当时部队的分布情况,确定集中第四军全部、第九军和第三十军各两个师及第三十三军部队共二十余团,布于万源迄宣汉、达县的东线地区,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对付主要进攻方向上的敌第五路、第六路。第三十一军主力、第三十军第九十师、第九军第二十七师等共十余团,仍配置于北起广元沿嘉陵江以东迄营山、渠县以北的西线地区,由副总指挥王树声统一指挥,分别钳制敌第一、二、三、四路。另以第三十一军第二七八团和第二七六团分置于通江县北境的碑坝和旺苍坝以北的三道河地区,监视陕南敌军。

本着上述作战方针和部署,全军当即一面作战,一面展开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并在“提高本领,消灭刘湘”的战斗口号下,掀起了热烈的火线练兵运动。二线部队在根据地内各个要点,加紧构筑工事,以便收紧阵地时借以有力地打击敌人。与此同时,根据地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紧张地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十二月七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召开粮食会议,布置了公粮的集中、保管和运输工作,号召群众彻底实行坚壁清野。十一日,中共川陕省委又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党政军民全力投入反围攻斗争。会议讨论了党的任务、组织问题、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武装、加强财政经济工作、开展查田运动等十余项议题。确定当前紧急的斗争任务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保卫革命根据地。会议要求在一九三四年“二七”纪念日前扩大两万新兵和成立三十个独立团,建立工人师、少年先锋团和妇女独立团及各县少年先锋队模范营,组织妇女侦察队和工人纠察队,并以区为单位将赤卫军集中编组,“实行全赤区军事化”。会后,各级党政组织,各群众团体,都召开会议进行贯彻。省委并组织了二十三个宣传队,深入各地开展工作。各县党政军民领导机关,还共同组织了“战斗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对敌斗争。

经过这些紧张的工作,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反对敌人六路围攻的斗争。

第一期收紧阵地和马鞍山反击战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旬,敌邓锡侯第一路和李家钰、罗泽洲第三路,相继投入战斗。至此,参加六路围攻的各路敌军已全部出动。红军在东起南坝场,南沿前河、州河,西迄佛楼寺、复兴场、观音场,北迄广元城附近,与敌全线接触。

十二月十六日,东线敌第五、六路在飞机掩护下,分别强渡前河、州河。第四军一部在宣汉城东三河场,第九军主力在宣汉城西曾家山,分别乘敌半渡之际,给其右路第二十三军廖雨辰第一师和中路第二十一军王陵基第三师以大量杀伤,共歼其三千余人。第三十军主力,也在达县城东南雷音铺等地,给敌左路第二十一军范绍增第四师以大量杀伤。第八十八师师长江烈山于战斗中牺牲。十七日和十八日,方面军东线部队分别撤离宣汉、达县两城,收紧阵地至东起庙坝,西经井溪场、东升场、双河场、碑牌河迄北山场一线。在转移中,红军于宣汉城西北的万鼓楼和东北的拱桥河等地又杀伤不少敌人,并击落敌机一架。

方面军东线部队到达新阵地后,即以主要兵力在主要阵地上作纵深梯次配置,依山凭险构成集团工事和多道堑壕,设置大量鹿砦等障碍物,以便有力地阻击和消耗敌人。在次要阵地上,则以少数兵力结合游击队和赤卫军防守,并于密林要隘遍树红旗,广布疑阵,迷惑敌人。当敌以整师、整旅兵力,在猛烈炮火和飞机掩护下实施多路反复攻击时,红军开始仅以少数部队顽强阻击,予以迟滞和消耗,待其攻到主阵地前即突然开火,充分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予以大量杀伤,然后以有力部队乘敌气竭力衰举行阵前反击,以白刃格斗消灭突击上来的敌人。每到夜间,红军便在全线展开袭扰,不时派遣小分队越过敌人防线,袭敌哨所,捕捉敌军人员,弄得敌人风声鹤唳,整夜不安。这样,东线红军于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又多次挫败敌人。第三十军部队的北山场等战斗,第四军部队的峰尘场等战斗,第九军部队的大城寨等战斗,都使敌人损失了大量兵员和装备。

在西线,进犯之敌第一路,在广元县的元坝子、王家坝、快活岭和苍溪县的三川寺等地,多次遭到第三十一军的有力阻击。仅快活岭一战,即歼敌近千。与此同时,第三十军第九十师于阆中县的鸡山梁,击退敌第二路三个旅的进攻。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在仪陇城外围至佛楼寺一线,迭挫敌第三、第四两路。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方面军西线指挥所以预备队第二七一团和前沿的第二十七师部队,在仪陇城南五里墩,以夜袭手段向敌第三路的四个团发起反击,并组织赤卫军和群众在两翼佯攻助战。激战一昼夜,敌溃退,红军猛追二十余里,先后毙伤敌团长以下四百余人,俘敌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西线部队在达到迟滞敌人进攻、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后,于十一日主动退出仪陇城,撤到北起旺苍坝、南沿东河至千佛岩、尹家铺、鼎山场一线,随即也采取与东线大体相同的方式,继续抗击敌人。同时西线指挥所又以机动部队,在宽大正面上寻敌弱点,不时组织反击,取得不少胜利。

从十一月十六日敌发动第一期总攻到一月中旬的两个月间,红军共歼敌一万余人。第三十三军和第四军一部,还结合地方武装,平息了万源城附近和罗文坝南北地区的反革命叛乱,消灭了所谓“神兵”的地主武装两千余人。敌人预期一个月完成的第一期总攻计划,在红军有力阻击下未能实现。

一月中旬末,方面军为继续诱敌深入,创造战机,东线再次主动后撤,向固军坝、罗文坝、马渡关西迄红灵台一线转移。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竟认为红军“全线崩溃”,命令所属各部猛烈向前推进。于是,方面军部队在转移中乃乘敌举师轻进之际,不断予以袭击。十九日,敌第三师第八旅进犯马渡关,王陵基亲率手枪大队到前方督战。激战四昼夜,红军毙、伤敌两千余人,于二十二日夜放弃了马渡关,退到大垭口。二十三日夜,位于隘口西北大罗坪的第三十军第二六五团,在团长邹凤鸣、政委黄英祥率领下,袭入敌左翼第四师后方十余里的庆云场,乘敌不意全歼其第十二旅预备队一个团。该旅位于前沿的另两个团也在第二六五团和正面红军夹击下大部被歼。二月上旬,敌第四师仍被阻于东岳庙、石龙场一线。中路第三师虽进至马渡关及以东花池山一线,也逡巡不前。右翼进至沿山场以东马鞍山地区的敌二十一军警备第三路副司令郝耀庭部,则显得冒进突出。同时敌军深入根据地后补给开始感到困难,在红军不断打击下士气亦形低落。但是敌之各路头目这时却陶醉于表面上的某些进展,麇集成都互祝“胜利”,并下令部队休整,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也私回万县,准备欢度春节后待机进攻。

方面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集中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各一个师,决定向东线敌军进行反击,拟首先消灭冒进突出之敌右翼郝耀庭部和中路第七旅,并准备在反击得手后实行反攻。

二月十日夜,第八十八师以第二六五团为第一梯队,经马鞍山右侧的侯家沟,突然袭占敌阵地后方的楼门口,随即迂回马鞍山,歼敌两个营。待二梯队两个团投入战斗,又于马鞍山东南歼敌预备队一个团,然后乘胜直插毛坝场,在第四军一部的配合下,将敌警备第三路副司令郝耀庭的司令部和两个团全部歼灭,郝耀庭被击毙。与此同时,第九军第二十五师迅速攻占毛坝场以西的红岩,十一日攻到敌第三师师部所在地胡家场的街口,歼敌一部。十二日折头西向,占领池溪场,进逼位于马渡关之敌第八旅右侧,围困鸣鼓场、老木口敌第七旅。敌右翼第二十三军见郝耀庭部被歼,忙将主力移守灯笼坪附近阵地;敌第五路第一师第二旅、第二师第五旅即推进至傅家山、江华山,一面策应第七旅,一面巩固胡家场、毛坝场以南阵地,以掩护第五路总指挥部,并令总预备队独立团至红岩、佛耳岩之线,以固第七旅右翼。敌中路第三师也以位于马渡关以南大罗坪的第九旅向东延伸,巩固隘口附近的阵地,协同第二旅、第五旅和第二十三军两个旅拚命阻击红军前进。第二十五师和第八十八师等,分别在池溪场、毛坝场地区向敌连攻两日未能突破,战斗转成相持,方面军遂停止了反击。这时,红军西线中段的部队,已从千佛岩、尹家铺撤至恩阳河、柳林铺地区。

马鞍山战斗,是方面军以准备相机转入反攻为目的而实施的一次反击战。经过五日作战,歼敌一个多旅,在宽约二十余里的地段上向前推进三十余里。由于夜袭成功,动作突然,这次反击战开始是顺利的。后来所以受阻,主要是反攻的时机还不成熟,红军的战线还很长,影响到不能集中足够的兵力投入反击作战。因此,当集中的三个师打开缺口以后,缺少继续向敌纵深发展的力量。其次,进至胡家场附近的部队,应该继续向南进攻,配合第八十八师和第四军部队集中力量首先夹击歼灭敌第二十三军主力,这样可能获得更大战果,动摇敌人东部整个战线。可是,当时却折头向西发展,这就使得本来集中不多的兵力又分散了,致敌得以乘机稳住阵脚,阻住了红军攻势。尽管这次反击没有达成反攻,但对敌人的打击仍然是很大的。刘湘发动六路围攻至此已历百余日,不仅所谓三个月“全部肃清”川陕边红军的计划已成为泡影,就是第一期总攻计划所要夺取的城镇,依然未能全部到手,而且在红军的反击下,东部阵线还险些被突破。此后,刘湘便急忙调第二师两个旅、边防第一路、第一师第二旅、独立第二旅、独立第四团等加入第五路军,并将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撤职,以第一师师长唐式遵接替。

第二期收紧阵地和分水岭反击战

二月三日,刘湘召集敌各路总指挥在成都开会,策划再次发动总攻。二月十七日,敌颁发第二期作战计划。在西线,企图将红军压迫到通江和巴中以北、木门以东地区。在东线,企图占领万源,推进到石盘关至竹峪关以东之线,封锁川北至镇巴门户。上述计划,限期一个月完成。

三月四日,西线敌军首先发起进攻。第一路攻旺苍坝,第二路攻恩阳河,第三路攻玉山场,第四路攻鼎山场。防守于西线的红军,利用有利阵地节节抵抗,使敌每前进一步都付出重大代价。在玉山场地区,第二十七师和第二七〇、二七一团,对敌第三路实施了有力反击,击溃其八个团。位于木门地区的红军,也击溃敌军数团。仅这两战,歼敌二千余人。西线红军在给敌以大量消耗后,七日至十九日,先后主动退出玉山场、鼎山场、旺苍坝、恩阳河、巴中城和木门。

在东线,敌人鉴于前一时期全面进攻失利,这次改取重点进攻。三月十二日,先以第四师三个旅和一个独立旅猛攻红灵台,企图在红军东、西两线接合部打开一个缺口,但是激战终日,毫无进展。十三日再犯,又被击退。十四日,敌组织敢死队拚死攻击,在伤亡五百余人后占领了红军部分阵地。傍晚,红军举行反击,又将敌全部击溃,歼其一千余人。敌见对红灵台的进攻未能得手,又于二十二日集中第一、二、四、五、九旅,改向红军东线中段老鹰咀、毛坪一线猛攻。扼守在这一阵地的红军,以昼防夜攻的手段对付敌之昼攻夜防,两天中歼敌二千余人,红军主阵地屹然未动。敌在这里的重点进攻又遭挫败。敌人第二期总攻历时二十余日,在主要方向的东线,除城万警备司令陈国枢部乘红军主力在南线作战之隙,于三月二十七日袭占万源城外,其余未获进展。

与前方红军将士浴血苦战的同时,后方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也以巨大的努力展开支援前线的活动,保证红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和粮弹供应,伤病员都能得到迅速转运和治疗。兵工厂的全体职工,克服了原料、材料的困难,自反围攻开始以来,翻造子弹、制造手榴弹各一百万发,修好机枪二百余挺、迫击炮二百余门,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此外,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还不断选派代表和宣传队、慰问队,深入前线,深入战壕,开展宣传和慰问活动,给广大指战员以巨大鼓舞。

在地方武装方面,为了更好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这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成立了川陕省游击总指挥部,下设东、西、南、北四路游击指挥部,共有游击队约四千余人。随着边沿区大批妇女干部撤退到中心区来,和适应广大妇女群众武装保卫革命政权的要求,川陕省委还根据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以原来的妇女独立营为基础,于一九三四年三月组成妇女独立团,下辖三个营,以曾广澜任团长。这支妇女武装组成后,经过短期训练,即担负了艰苦的战勤工作和警卫后方机关、清剿土匪等任务。在敌进攻旺苍坝时,她们以两天时间把囤积于该地的大批粮食、军火、棉衣和食盐,向后转运六十余里。为了保证前方供应,女战士们常常每人背上几十斤、上百斤的物资,爬山涉水,送上阵地,许多伤病员也由她们抬到后方医治。她们这种艰苦无畏的精神,表现了广大劳动妇女勤劳勇敢的优良品质和革命英雄气概,在川陕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川、陕两省白区党的组织,在配合方面军反围攻作战方面,也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除在敌后开展武装斗争及抗租、抗捐和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外,还不断供给地图、情报和协助购买大批重要军需物资。达县党组织在这段时间内,曾于黄都场、大树坝、万家坝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虽然后来失败,但对牵制敌人起了一定作用。

在收紧阵地过程中,方面军的火线政治工作和练兵运动非常活跃。政治干部和宣传队,经常深入前线阵地,通过讲话、谈心等方式,传播胜利消息,提出战斗口号,进行思想教育和战场鼓动,有力地鼓舞和增强了部队的战斗意志。部队积极展开瓦解白军的工作,每撤出一个阵地,都放置大量宣传品,例如《白军士兵拖枪来投红军的十大好处》、《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告白军士兵书》等。每到夜晚,“穷人不打穷人”、“欢迎白军士兵投红军”等口号,便像无形的炮弹纷纷飞向敌人阵地。有时在白天,也以类似阵地联欢的形式,与对峙中的敌军约定停止射击,让其派出代表到双方警戒线中间接受红军赠予的物品并带回传单。通过这些工作,不仅削弱了敌军士气,并争取了一些士兵携械来归。火线练兵方面,这时仍然着重射击、投弹、爬山、劈刺和土工作业等技术训练和夜间战斗训练,但更重视与实战结合。三月二十一日,方面军还在紧靠老鹰咀前线的庙垭场,举行了全军射击比赛。比赛中公布的材料说明,全军射击命中率已有显著提高。

三月二十六日,敌已颁发第三期总攻令,妄图在东线完成夺取万源的原定计划,西线进占南江、通江,而后东西两线相向合围。四月三日,敌人总攻开始。方面军为进一步集中兵力,继续诱敌深入,再次收紧阵地。西线于四月二日、三日、七日,主动退出江口、长池、南江,撤至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东线撤至万源城以南,西经镇龙关至刘坪一线。在这次收紧阵地过程中,红军利用敌人向前运动的时机,分别在东线的庙垭场和西线的杀牛坪、梁炮台、甑子垭等地的反击和阻击战中,给敌以很大打击。四月二十三日,东线敌第三师师长许绍宗指挥该师全部及第二、第四、第五等旅,连续向镇龙关、石窝场和高白寨一线猛犯。红军经六日激战,至二十八日将敌击退,仅在镇龙关附近,即歼敌四千人,缴枪四百余支、炮十门。敌人第三期总攻又告破产。

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到一九三四年四月底,敌人尽管连续发动了三期总攻,付出损失三万五千人以上的代价,依然未能达成其摧毁川陕革命根据地和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而随着围攻的旷日持久,其困难就日益增加,内部矛盾也有所发展,敌第一、二、三、四路都疑惧日深,唯恐一旦“剿赤”军事结束,刘湘便转过头来吞并他们。

刘湘为缓和其内部矛盾和部署新的总攻,五月十五日在成都再行召开有各路总指挥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由唐式遵出面,担保军事结束后各路均得“安全保障”,并拨出三百万元军饷和三百万发子弹接济各军,安抚各路敌酋。刘湘在计绌智穷之下,还请其一向顶礼膜拜的高等顾问、江湖术士、号称“神仙”的刘从云,出任“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其统一指挥。会上确定发动第四期总攻,企图集中力量夺取通江、万源,西线主力则自通江北部沿川陕边界向东横扫,以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同时刘湘还调暂编第二师、教导师第二旅、模范师一个旅组成总预备军,以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任总指挥。这样,敌军参加围攻的总兵力便达到了一百四十余团,其中刘湘已投入其全部兵力的五分之四,计八十余团十万余人。刘湘组织的所谓第四期总攻,已经到了孤注一掷的程度。

敌人由于调整部署,整个五月份没有大的进攻行动。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则乘此期间积极进行最后粉碎敌人围攻的准备。方面军一面加紧阵前练兵,并对伤亡较大的部队进行合编,充实战斗连队;一面深入政治动员,鼓舞士气。五月一日,结合纪念国际劳动节,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组织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公布《刘湘十大罪状》,激发人民的对敌仇恨。各地群众纷纷写信和组织慰问团慰问红军。中共川陕省委又作出纪念“五卅运动”、动员人民全力反围攻的决议,提出了突击扩大红军、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加强地方武装、开展白区工作、努力生产、实行节约等具体要求。五月上旬,我军击溃陈国枢部,收复万源县城。

经过一段准备之后,方面军决定从西线敌之左侧依托巴山进行反击,首先打击敌第一路邓锡侯部,成功后转入反攻,由北向南横扫西线敌军,尔后转进东线。为了创造战机,迷惑敌人和更好地集中兵力,六月中旬红军主动放弃得胜山一带阵地,又于二十一日撤出通江城。第三十三军第二九七团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向东出击,击溃陈国枢部,六月十五日攻占城口。这一行动果使敌人产生错觉,误以为红军将由城口出巫溪、奉节直捣云阳、万县,赶忙将第五路第一、二、三师由通江地区东移万源附近。

这时,刘从云已到前方指挥敌军发起第四期总攻。他到达时正值红军从通江主动撤退,于是大肆吹嘘其“占卜有灵”,狂妄发表所谓“三十六天内消灭赤匪”的宣言。六月二十二日,敌第四期总攻一开始,刘从云便将总预备军全部投入战斗,以东线为重点,集中五十余团向万源城南迄通江城北一线红军阵地猛犯,妄图迅速攻占万源,围歼红军。

方面军见敌主力东移,调动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随即以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和第四军、第三十军各一部,坚守万源以南迄通江城北一线阵地;另集中十余团兵力于西线,准备在贵民关、观光山间的分水岭地区开始反击。这时,敌第一路正根据第四期总攻计划向东进攻,六月二十六日猛犯分水岭红军阵地。红军在给以迎头痛击后,立即转入反击。二十七日拂晓,红军分三路冲入敌阵。右路将敌两个团包围于官田坝,并歼其五百余人,中、左两路,经一昼夜激战,连续突破敌人十余道阵地,直逼敌主阵地马鹿寨。但是,由于这次反击没有向敌实施大纵深的穿插迂回,以致在敌凭险顽抗下未能续获进展。二十八日晚,暴雨骤至,小通江河水猛涨,严重妨碍了红军后续部队的运动和粮弹供应。据此,方面军乃决定停止反击,将部队主动撤至小通江河以东,在北起碑坝南至鹰龙山一线与敌隔河对峙,准备另寻反攻战机。

在此期间,东线红军除七月七日主动撤出城口外,在万源至通江一线上,有力地阻止了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敌人死伤累累,未能前进一步。

坚守万源,为反攻进一步创造条件

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万源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作战方针。会议分析了敌我情况,根据分水岭反击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反攻计划。会议认为,西线敌我隔小通江河对峙,山脉多南北走向,利敌节节抗击,而不便红军的发展。东线敌军虽强,但遭打击最重,红军居高临下,反击得手后可顺着山脉走向直捣敌人后方,而且不击破敌主力第五路,也难以彻底粉碎六路围攻。因此,确定了从东线开始反攻的计划,准备先击破第五路,而后再挥戈西向。又鉴于敌增调大批兵力发动新的总攻不久,其下一步行动必然拚命夺取万源,而红军已退至根据地后部,不宜再退。为了保证反攻计划实施和继续给敌第五路以重大消耗,创造反攻决战更有利的条件,会议决定,当前方针是利用万源一线有利阵地实行坚守防御。根据这一方针,方面军随即集中主力于第二线休整待机。第一线防守部队则进一步加强防御工事,依据山势从下到上筑成数道以至十数道堑壕,设置了层层鹿砦障碍,准备了大量滚木礌石。方面军还发出“紧急关头,准备反攻进行决战”的号召,要求部队加强政治工作和练兵,全力准备反攻。

七月十一日,敌人开始了以万源为主要目标的全线猛攻,妄图完成第四期总攻计划。第一路向川陕边界的两河口推进,拟切断红军入陕道路;第二路和第三路以得汉城、第四路和总预备军一部以竹峪关为进攻目标;第五、第六两路企图攻占万源及其以西一线。在上述各路中,唐式遵的第五路担任主攻。这样,一场以万源前线为重点的激烈攻防战便开始了。

七月十六日,唐式遵以八个旅进攻万源正面孔家山和以西的南天门等阵地。敌军以猛烈炮火掩护,进行波浪式的冲击,但在红军步机枪火力和手榴弹、滚木、磘石的杀伤下,前进一步都要遭到重大损失。当敌人消耗许多兵力方夺得一角阵地时,红军又以迅速有力的反击夺了回来。二十二日和二十七日,敌先后两次向大面山、甑子坪红军阵地猛烈进攻,以整团、整旅兵力轮番冲击。但每次蜂拥前来,都留下一批尸体狼狈而去。十余日间,万源前线红军打退了敌人三次猛攻,连同六月下旬的战果,共毙、伤敌团长以下七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

刘湘见连攻不克,焦灼万分,乃于八月初发布奖惩条例。宣布以三万银元作夺下万源及其附近阵地的奖赏,规定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师长、旅长在所属两旅、两团上阵而不亲临前线指挥者处死。但是重赏严罚并不能挽救他的失败。八月六日,敌倾全力发动第四次猛攻,唐式遵亲到大面山前线指挥。以第一师与陈国枢等部攻击甑子坪、花萼山,迂回万源东侧;第六路廖雨辰、汪铸龙两师进攻南天门,迂回万源西侧;第二、第三两师向万源正面玄祖殿、孔家山攻击。敌东线其他部队和西线第一、二、三、四路全力配合。在进攻中,敌将营以下的军官组成敢死队冲锋,指挥官赤膊督战,对畏惧不前者就地枪决。但是激战终日,红军阵地屹然不动。当晚,敌猬集红军阵地前沿不退,七日拂晓先以密集炮火向红军主阵地轰击,随后在飞机掩护下发起冲锋。英勇顽强的红军指战员,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一当十、十当百,奋勇击退了敌人多次冲击。坚守在老鹰寨、青山的三个连,曾抗住敌人两个旅兵力的轮番进攻,最后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将其击溃。在大面山,敌曾以四个旅兵力轮番猛攻,并乘炮火将鹿砦打着、烟雾弥漫之际冲了上来。防守该阵地的第七十三团第二营两个连,立即跳出工事,冲入敌群,挥动大刀,与敌拚杀,敌人尸体遍布鹿砦附近,终未能前进一步。当日下午,红军在击退敌八九个团的冲击后,乘势组织多路出击,一气追杀七里许。八月六、七两日战斗,是敌人进攻的顶点。红军缴获步枪数百支、机枪十余挺、迫击炮十余门。敌损兵四千,遗尸千具。

与万源前线胜利击退敌人进攻的同时,西线红军在南起通江附近、北至小通江河一线上,也多次击退了敌第一、二、三、四路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保卫万源的战斗。

坚守防御中,红军各线部队还广泛展开了夜袭活动。每当夜晚,小部队和游击队便像许多支匕首,乘敌“双枪兵”(另有一支鸦片烟枪)吞云吐雾之际,实行突然袭击,打得敌军人仰马翻。一次,防守在西线的第三十一军第二七一团团长王友钧,率领手枪队三十余人,从平溪坝以北暗渡小通江河,直摸到敌人后方牛角嵌,一举将当地敌军团部消灭,砍死敌团长。待敌发觉,他们已化装成敌军,带着俘虏和战利品安全返回。

根据地军民在坚守防御中,发扬了同甘共苦、坚韧不拔的精神。这时红军控制地区,东起甑子坪,南至孔家山、大面山、大嵌子,西至鹰龙山、云雾山,北到川陕边界,纵横仅一二百里,在粮食补给等方面遇到极大困难。但由于军民协力,困难被逐一克服。人民群众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权和土地,不分男女老少一致动员起来支援前线,许多妇女都参加了运输队。农民把仅有的口粮供应军队,自己则以野菜和尚未成熟的玉米充饥。往往在前线打得火热的时候,群众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欢送新战士入伍。部队在作战空隙,也尽量帮助群众生产,并采掘大量野菜、竹笋代食。为了解决弹药困难,战士们把每颗弹壳都收集起来送交后方改装,并把敌人遗弃的尸体上的弹药千方百计地拣回来。

通过这段坚守防御,方面军有效地实现了原定作战意图,促进了形势向着更有利于红军的方面发展。在此期间,敌人再次遭到了重大的消耗,仅在万源四次猛攻中损失即达一万余人,加上天气炎热,疫病流行,病员大增,敌军有的战斗连队只剩下二十余人。其物资补给要靠人力从五百里外运送,且受雨季山洪影响,颇感粮弹不济。敌军士气更加颓丧,逃亡和向红军投诚者与日俱增。同时随着敌总预备军全部投入战斗,敌人后方更形空虚。红军方面,由于战线的缩短,兵力更加集中,保持着旺盛的攻击力量。在主要方向万源一线,由于坚持以小的代价最大限度消耗敌人的原则,经常参战的部队仅有五个多营,主力部队则利用时间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在深入的政治动员和不断胜利的鼓舞下,人人急盼反攻,士气倍加高涨。而且经过多次夜袭和捕讯俘虏,更加熟悉了当面敌情和地形,发现了敌军的薄弱环节。敌我双方这种优劣之势的消长,使红军胜利反攻的条件成熟了。

东线反攻和西线反攻

方面军在万源前线打退敌人连续猛攻后,决定立即乘势反攻。八月八日,方面军在嘉奖万源前线部队的通令中向全军宣告:“乘胜反攻的时机业已成熟了!”号召全军加倍努力,消灭敌人,为彻底粉碎敌人围攻英勇战斗。

这时敌人的态势,西线方面:第一路位于贵民关至青浴口以北地区;第二路在青浴口、新场坝一线;第三路在涪阳坝、鹰龙山迄通江以北王坪寨一线;第四路及总预备军在通江城及其以东麻石场之间。东线方面:第五路的第一、二、三师及陈国枢部,位于凤凰寨、白沙河、清花溪一线;第六路第二十三军汪铸龙第二师等,位于万源西南青龙观地区;第五路的杨国祯独立第二旅、边防第一路陈兰亭部及范绍增第四师等,在石窝场、镇龙关、喜神滩迄麻石场一线。

根据敌人布势,方面军确定青龙观为东线反攻的突破点,突破后即向敌纵深发展,寻歼第五路的主力。因为青龙观地势极险,敌人防守颇为疏忽,守敌汪铸龙师周绍武旅原系刘存厚残部,战斗力较弱。该敌处于第五路左翼第四师和右翼第一、二、三师之间,此处突破,既可将敌第五路分割,动摇敌人整个阵线,又便于向纵深穿插、迂回,达到歼灭刘湘主力的目的。兵力部署为:第三十一军一个师,第四军、第九军各两个师共十四个团为第一梯队,担任突破任务;第三十军两个师和第三十三军第九十九师约八个团为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突破后,协同第一梯队向敌纵深发展;第九军的另一部和第四军一个师,位于万源以东以南阵地,第三十军一个师和第三十一军两个师位于通江以东和以北迄小通江河一线,担任坚守任务,并待机配合进攻部队转入反攻。突破青龙观的任务,则交给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四团,总指挥徐向前亲到该团进行了布置和动员。

八月十日夜,发起东线反攻。十九时,第二七四团以第二营为先头,向敌阵地接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部队穿山越涧,攀藤附葛,屏息而行。五小时后抵近敌阵地前沿。敌人阵地在数丈高的悬崖陡壁上,筑有坚固工事,不时进行盲目射击。被打断的树枝带着沙石纷纷下落,打在战士们的头上、身上。但是战士们一声不响,悄悄攀上悬崖,捉住敌人哨兵,令其带路,先消灭了敌人一个营部。敌发觉红军攻入其阵地,立即由东西两翼反扑。第二七四团在击溃敌十余次反扑后,又将其旅部围歼于山上庙内,全部占领青龙观要隘。接着,后续部队投入战斗,将敌汪铸龙师防地全部攻克,共歼其千余人。敌军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十一日拂晓,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继向敌纵深楔入,第九军和第四军主力则自左右两翼发起进攻。敌见青龙观阵地被突破,其左翼位于龙池山附近的独立第二旅和右翼位于青花溪的第五旅,连忙相向靠拢,并调边防第一路陈兰亭部和第四师第十二旅向石窝场方向前进,企图填补缺口,但在红军勇猛攻击下,敌人企图即告失败。十二日和十三日,第九军攻占青龙观以东之清花溪、田家坝,击溃敌第五旅。十四、十五两日继向西南之长坝场追击。这时,第四军一个师已连占青龙观以西的周家坝、黑钵山,十六日又与攻占青龙观南石人坝、赵塘坝的第九十三师,共同夹击敌独立第二旅于龙池山,将其大部歼灭。第四军另一个师进占了龙池山以西的五龙台、石窝场,并击溃由镇龙关方向前来堵击之敌边防第一路陈兰亭部和第四师第十二旅,随即进至河口场、庙垭场。至此,敌人防线,便如高堤溃决,缺口越冲越大,越发不可收拾。十七日,方面军第二梯队——第三十军主力和第三十三军一个师,也进至河口场地区。

突破青龙观和向敌纵深发展的胜利,造成了进一步分割包围敌人极为有利的态势。这时总指挥徐向前本拟以主力向东迂回,包围歼灭万源附近的刘湘主力,因为红军已处于该敌左侧后,而且地形极为有利,这样迂回可获重大战果。然而,张国焘却令红军向西,迂回打击与部队处于平行地位的范绍增第四师等部。结果,红军主力一向西移动,防守于通江城东喜神滩、麻石场的范绍增师第十旅、独立第一旅等,惧怕被前后夹击,赶忙撤回长滩河,在五昼夜内逃窜四百里,撤往渠县以北的三汇场去了。方面军见向西迂回未能兜住敌人,乃回头东向,企图仍截击从万源附近撤退之敌第一、第二、第三等师。但东转后,上述敌军已退至老鹰咀、毛坝场一线,随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又撤到东起井溪坝、西经东升场、马家坝至双龙场沿州河右岸占领阵地,与红军对峙。至此,东线反攻遂告结束,计歼敌第二十三军第二师一个旅、第二十一军独立第二旅、第二师第五旅和边防第一路陈兰亭三个团,其余敌第一师两个旅、第二师第四旅、第三师三个旅、第四师三个旅、独立第一旅和第二十三军第一师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仅第五路军就损失人枪一万四五千。由于张国焘的错误命令,东线反攻未能更大量地歼灭敌人。

西线敌军见围攻军主力刘湘部全线崩溃,顿形恐慌,赶忙重新调整防线。第四路由通江撤至得胜山、元山场一线;第三路由通江西北草池坝向鸣盛场、得胜山延伸;第一、第二两路仍维持原防,企图北起贵民关南迄江口,依托通江河西岸山地构筑防御阵地,阻止红军西进。八月下旬,方面军除以第三十三军及第四军、第九军各一部在东线牵制敌军外,主力迅速西转,开始了西线反攻。

八月二十八日,第三十军及第四军、第九军主力由通江城南上老官庙渡过通江河,从敌第三、第四两路接合部——得胜山附近之冷水垭,实行夜袭,一举突破敌军防线。敌撤至清江渡和巴中间的同观寨、右垭口、南坳场一线继续顽抗,红军再度夜袭,突破右垭口,并迅速向巴中前进。力图自保的西线各路敌军,见红军攻势勇猛,遂即各向其来路溃逃。方面军乃以第四军一部猛追第四路,进占兰草渡;以第九军一部追击第三路,直扑仪陇;第三十军于九月十一日克复巴中。

此时,张国焘又令位于巴中的部队向长池方向迂回。总指挥徐向前基于东线反攻的教训,看到那样迂回太浅不能兜住敌人,没有执行这一错误命令,亲率第三十军及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实施大纵深的迂回,经凤仪场、雪山场、九龙场直扑敌第二、第一两路后方的黄木垭(黄猫垭)、旺苍坝。途中,在新场附近歼敌第二路独立旅第一团一个营。部队刚刚到达黄木垭,即遇敌第二路田颂尧部第一师第三旅(该旅直辖两团,配属有林瑞华第三十团)、第二师第四旅和第五旅旅长马泽指挥的第三十九团,经长池、木门撤退下来。红军当即将其包围于黄木垭东南地区。激战至次日中午,敌一万余人全部就歼,缴长短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四十余门,获得反攻以来歼敌最多的一次大胜利。接着,第三十军主力继续前进,于二十二日克苍溪。

在此期间,第三十一军两个师于通江北对敌第一路发起反攻,先后在分水岭、官田坝等地予退却之敌以有力打击,九月十七日收复南江。继在南江以西三江坝、旺苍坝等地又歼敌第二师第四旅、第五旅和第三师第七旅各一部,前锋直逼广元城郊。追击敌第三路的第九军一部,十六日收复仪陇,继之收复阆中县嘉陵江以东除县城外的广大地区,先后缴枪千余支。至此,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均行收复。敌第一、二、三路逃至嘉陵江西,第四路逃至营山、渠县地区。刘湘大肆吹嘘的六路围攻全部破产。

当敌东线崩溃后,刘湘即于八月二十三日电蒋介石请罪叫苦,声称耗资一千九百万元,官损五千,兵折八万,表示此后“难乎为继”,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等兼各职。敌之围攻失败后,各路军阀互相责难,纷纭一时。田颂尧第二十九军更溃不成军,无法防守他担负的嘉陵江防线。在这种情况下,总指挥徐向前决定派主力一部乘机打过嘉陵江西,建立前进阵地,以利尔后发展。先头部队已乘船待发。但是,张国焘阻止了这一行动,使红军丧失了扩大胜利的有利时机。

粉碎六路围攻的巨大胜利及其经验教训

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四川军阀这次动员了他们绝大部分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力量向革命根据地进攻,其中动用的正规部队,先后即达一百四十余团。但是,有着优良战斗传统的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在川陕白区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十个月艰苦英勇的战斗,付出两万余人伤亡的代价,终于胜利粉碎了敌人这次疯狂的围攻。

十个月的反围攻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总计毙、伤敌第三路副司令郝耀庭等以下官兵六万余人,俘敌官兵两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敌机一架,基本恢复了宣达战役后的根据地辖区,并扩大了部分新区。这一伟大胜利,严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暴虐统治,大大鼓舞了川陕边广大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同时,方面军经过这次反围攻斗争也锻炼得更加坚强。

反六路围攻斗争,在作战指导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首先,它再次以生动的事实证明,收紧阵地、积极防御是在强敌围攻面前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反三路围攻提出而这次仍然获得成功的“收紧阵地”,正是上述方针的一种具体运用。当时四川敌人“倾全省之兵”进攻仅八万人的红军,情况是严重的。红军如果不先避不利的决战而后寻求有利的反攻,就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甚至还会危及军力的保存。因此,方面军从实际情况出发,仍然采取反三路围攻的成功经验,这是粉碎敌人这次大规模围攻的决定一环。

其次,收紧阵地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除了达成自己的兵力集中之外,在于如何保存自己的军力并以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消耗和疲惫敌人,为反攻决战创造有利条件。为达此目的,方面军在收紧阵地过程中依托有利地形,节节抗击,以尽可能少的部队,以逸待劳,实行顽强的阻击和阵前反击,并且利用敌人弱点,充分发挥红军善于夜战、近战的特长。这些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反攻前虽然苦战九个月,红军元气并未损伤,而敌人却遭到重大消耗,“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并且用尽了所有的战役预备队。到敌数次猛攻万源不下之后,已成“强弩之末”,红军集中主力突破一点,敌人全线立即崩溃。由此看来,方面军“收紧阵地”方针的运用是成功的。

第三,反攻是反围攻作战的决战阶段,收紧阵地之所以成为积极防御,主要地就在于它是为了达成这种决战的战略反攻。但是要取得反攻的胜利,首先必须正确而慎重地选择反攻开始的时机。方面军在这次反围攻中,经过第一期收紧阵地之后,曾举行过以准备相机转入反攻为目的的马鞍山反击战。后来经过第二期收紧阵地又基于同样目的举行过分水岭反击战。这两次反击战,从抓紧时机进行反击、消耗和歼灭一部分敌人来说,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由于构成反攻的客观条件还未成熟,主观指导上也有一些缺点,因而未达到转入反攻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不是“径情直遂”地硬拚下去,而是一旦看到继续反击不利便“宁可退让,持重待机”。尽管最后根据地缩小到纵横仅一二百里的地区,困难很多,依然“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 [2] 结果通过一段坚守防御,进一步促进了形势的变化,终于创造了有利的决战时机,一举突破敌人防线,转入反攻。反攻开始得手之后,必须以自己的主力,乘着反攻初战的胜利,迅速向敌纵深穿插迂回,抓住敌人主力,分軏包围,予以歼灭,方能取得战役的全胜。东线反攻在张国焘的错误命令下没有这样做,丧失了大量歼敌的战机。西线反攻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命令,机断专行,向敌深远后方实施迂回,便取得了重大战果。

第四,边战边练,作战和练兵紧密结合,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取得这次反围攻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为使部队适应经常变化着的作战情况,和使大批新战士迅速学会打仗,方面军在收紧阵地过程中抓紧各种机会,采取多种多样的边战、边教的方法开展战场练兵。通过狙击手运动和组织射击比赛,提高射击技术;通过奇袭、夜摸活动,进行夜间战斗的教育;结合防御计划,演习攻防战术;发动杀敌比赛,培养战斗作风;利用战斗间隙总结经验,研究敌情。在上述这一切活动中,又都贯穿着不间断的政治工作,使部队永远保持旺盛的士气。这样使部队打一仗进一步,越战武艺越精,越打情绪越高,从而增强了粉碎围攻的信心和力量。

第二节 毛浴镇、清江渡会议。总结作战建军经验,准备粉碎敌人新的“会剿”

敌六路围攻被粉碎后,四川军阀被打得焦头烂额,全省反动统治阶级一片混乱。蒋介石为稳定四川反动统治,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电促刘湘“即日遵命复职,重行区分,提挈进剿,以资振作”。同时令杨虎城“迅饬陕南各军袭击匪后,以资呼应”。十月十二日又飞赴西安亲自策划“川陕会剿”。十九日,刘湘于成都召开各路军阀头目参加的“剿匪”会议,二十二日通电“复职”。不久即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请示“安川大计”。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正在加紧准备中。

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加之张国焘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使川陕根据地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尽管党政军机关全力以赴,投入医治战争创伤的中心任务中去,但短时间内难以收效,形势是严重的。

为了迅速恢复和加强各项工作,加强红军的建设,巩固胜利,准备粉碎“川陕会剿”,除十月间川陕省委召开了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外,十二月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召开了第三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方面军也于十一月间召开了党政工作会议和军事工作会议。

毛浴镇会议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到会连以上政治工作干部八百余人。会议由陈昌浩主持,张国焘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和总结,陈昌浩作了党政工作报告,徐向前作了军事工作报告。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与任务,总结了反六路围攻以来的党政工作,并根据政治工作长期积累的一些经验作出了《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制定了《团政治处暂行工作细则》、《军、师政治部的暂行工作细则》和《红四方面军军训训词》。此外还表彰了战斗英雄、模范和提出了开展竞赛活动。会议历时九天,至九日结束。

关于形势和任务,会议在对边区当前形势的估计中指出:敌人六路围攻虽然失败,但为挽救其反动统治,“奉行帝国主义奴役四川和中国的阴谋毒计,不但四川国民党军阀必然继续与重新部署新的进攻”,并且“企图从外面增调一些部队造成川陕的‘会剿’。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全力来巩固这一胜利,在继续坚决进攻中,一刻不停地来准备更大更残酷的战争;以期达到消灭敌人,冲破‘川陕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会议提出了“彻底冲破‘川陕会剿’!”“誓死消灭蒋介石主力!”等口号。

会议充分估价了反六路围攻以来,部队党政工作在教育部队、动员群众、瓦解敌军、保证战役胜利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绩,表扬了政治工作人员的艰苦英勇精神。同时也指出政治委员对党政工作的领导,政治机关在支部建设、党的发展、干部培养以及瓦解白军等工作中,都还存在不少缺点。在少数干部中还有轻视和不愿切实作政治工作的倾向。针对上述问题,会议提出了政治工作的八项具体任务:(一)加强平时和战时的政治动员;(二)改善政治工作的组织与计划;(三)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四)健全支部工作;(五)认真执行肃反与清洗;(六)加强白色士兵的工作;(七)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八)增强对医务、经理部门的政治领导。对这些任务,会议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作了不少积极的和重要的规定。在支部工作方面,要求一面建立模范支部,一面加强落后支部的工作;要求活跃支部生活,使支部成为“党员的家庭和学校”,规定支部会上可以研究作战中的经验和“对某些干部的批评”,要求支部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加强对战士委员会和青年小组的工作,规定经上级批准可以吸收非党战士参加支部会对某一问题的讨论,战士委员会可以向支部推荐党的发展对象。在肃反工作方面,提出“必须严格分出反革命的首从,判别一般错误与反革命行为之绝对不同”,“作到决不放松一个反革命,更不得错陷一个好人”。在参加地方工作方面,规定各级政治部主任分别参加相应的地方党委,政治机关要经常以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员从事地方工作。在工作中严禁侵犯中农利益,对不反动的富农和资本家应按规定实行“征税”,反对乱没收。在敌军工作方面,要求健全“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各师、团至少训练一排人以上的“白兵工作宣传队”,连组织“白兵工作宣传小组”,等等。

会议通过的政治机关工作细则,对军以下各级政治部(处)的任务、关系和内部各部门的分工作了规定。会议还决定撤销部队共青团各级团务委员会,团的工作改由党务委员会直接领导并在党务委员会专设青年委员。

会议为了进一步发扬方面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制定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十六字训词。其具体内容是:要求方面军每个指战员要有阶级自觉和深刻的政治认识,要有精湛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学习无产阶级的一切聪明;勇于牺牲,吃苦耐劳,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在任何困难之下绝不动摇,为革命事业斗争到底;要善于排除一切困难,创造新的局面和新的战术;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千万人如一人,协同一致,努力奋斗,不实现工农民主的新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誓不罢休。

为了激励斗志,鼓舞上进,会议表彰了反六路围攻中功绩突出的部队。决定分别授予第九军第七十三、七十五团以“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奖旗,授予第三十军第二六三团以“钢军”、第二六五团以“夜老虎”的奖旗,授予第三十一军第二七四团以“夜袭常胜军”、第三十三军第二九六团以“百发百中”的奖旗。此外还表扬了工作和战斗成绩良好的第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三团、第三十一军第二七一团和第二七九团。

会上,各军围绕当前的中心任务,发起了作战、训练、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扩军、筹集粮食和棉衣等工作的三个月竞赛,制定了《各军比赛条约》。最后大会举行了庄严的军训训词宣誓和隆重的授奖典礼。

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是继木门会议后方面军政治工作建设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思想,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政治干部的责任感,鼓舞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意志,起了重要作用。实际上也是一次冲破敌人“川陕会剿”计划的政治动员。

会议期间,张国焘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曾谈及当前军事行动方针,是向陕西南部发展,还是向甘肃南部发展的问题,但议而未决。

清江渡会议

方面军军事工作会议是继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之后,于十一月中旬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的。会议由总指挥徐向前主持,参加者为师以上的干部和少数团的干部。会议除总结反六路围攻的经验,研究加强部队军事建设和训练工作外,着重研究了打破敌人“川陕会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会议还制定了军事教育、参谋、经理、医务、组织等工作大纲。

总指挥徐向前在会议上所作的军事报告,总结了一年来同刘湘等军阀部队作战的经验和教训。报告指出敌人对付红军的方法是:“防御时采用碉堡政策,经济封锁,反动游击;进攻时实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分进合击。”针对敌人的方法,红军的“全盘策略”应当是大力发动赤区和白区群众的斗争,积极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不断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以战胜敌人。对付敌人围攻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即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逐次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并予敌以大量消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待造成有利条件即集中兵力反攻,实施重点突破,以迂回包围手段,大量歼灭敌人。以各个击破来对付敌之分进合击。发挥夜间作战特长,来对付敌之据险扼守。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来打破敌之封锁围困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基于上述经验,会议制定了《军事教育计划大纲》。大纲指出:军事教育的目的,在于使部队“精练”,并使自己的经验及时得以运用,求得在战斗中能以“小的消耗获得大的胜利”。教育的重点是注重“研究实战经验”,加强战术技术训练(不要偏重制式教练)、野外演习和夜战训练,大力提高干部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部队的军事技能。本着这些原则,大纲规定了对战士和班、排、连、营各级的教育计划。其中,关于技术方面,要求熟练射击要领,做到节省子弹,多歼敌人。投掷手榴弹要远要准,构筑工事要快、要坚、要伪装得好和切合实战要求。加强劈刀、刺杀和体育训练,以提高部队白刃格斗技术和运动能力。在战斗训练方面,除规定了班至营各级必要进行的基本攻、防战术课目外,特别强调游击战和山地、河川、森林等特种战斗,尤其是夜间战斗的训练。《军事教育计划大纲》还规定了十四项有关夜战训练的内容,概括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军事生活上对夜间作战环境的适应,包括夜间紧急集合及着装,夜间视力、听力的锻炼,以及方位判定、静肃行进、夜行军和通过障碍等;二是夜间遂行战斗勤务,包括夜间侦察、警戒和通讯联络等;三是基本的军事技术在夜战中的运用,包括夜间射击、投弹和劈刺等;四是夜战战术,即夜间进攻和防御等。

为了提高指挥能力,还要求连以上干部学会图上作业和沙盘作业,会勘察地形和能够迅速判断情况,定下决心,会部署兵力和组织火力等,善于结合实战,运用各种机会来总结经验,以提高自己和训练部队。

会议制定的参谋、经理、医务和组织工作大纲,对各项工作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关于参谋工作,要求健全军和师参谋处所属的作战、机要、谍报、训育、交通联络、事务诸科的机构,并规定了各科的职责。要求认真培养参谋人员并建立其业务工作,以保证作战、训练和管理教育等各项任务的贯彻实施。关于经理工作,指出这是保证“红军的物资补充,冲破敌人经济封锁”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予以重视。要求加强经理部门的党政工作,健全其组织,加强经理工作中的纪律性和政策观念。关于医务工作,要求加强其党政工作,注重医务人员和担架队的训练,努力收集中、西药品,开展连队卫生工作和优待伤病人员。此外还规定了部队的组织编制和纪律。

会议对军政干部相互协同与配合问题,也提出了要求。规定军事干部必须参与政治工作,政治干部必须学习军事。最后,会议号召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坚决斗争,加紧一切工作,充实自己的力量,冲破‘川陕会剿’!”

清江渡会议关于作战经验的总结以及根据这些经验所制定的训练计划等,基本上是适合当时情况的。它对推动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打破敌人“川陕会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是会议着重研究的问题。会议讨论并同意总指挥徐向前制定的川陕甘计划。川陕甘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主要打击的目标是胡宗南,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既能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又能解决粮食、兵员等困难,同时也能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

会后,留下部分高级干部,举办了为时一周的军事训练班,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授课。教学内容主要是:进攻时集中兵力、重点突破、迂回包围和运动防御等战术。虽然学习时间短,但由于突出了重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学习效果很好。参加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能力均有提高,对以后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部队整训和参加地方工作

反六路围攻作战结束不久,方面军部队即转入整训,同时协助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恢复和开展地方工作,整理与发展地方武装,扩大红军。十月二十六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发布《为彻底消灭刘湘,冲破‘川陕会剿’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书》,号召部队深入政治动员,加紧军事训练,迅速充实战斗实力,进一步发动群众,为粉碎敌人新的“会剿”做好一切准备。随着毛浴镇、清江渡两次会议决议的传达贯彻,进一步推动了部队整训工作的进行。

整训开始之初,由于部队在反六路围攻作战中有不少减员,且有些单位已经缩编,为健全领导机构和充实连队,又作了必要的组织调整工作。第四军编为两个师七个团:第十师辖第二十八团、第三十团、第三十四团、第三十六团;第十二师辖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第三十三团。第九军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第二十五师辖第七十三团、第七十四团、第七十五团;第二十七师辖第七十九团、第八十团、第八十一团。第三十军仍为三个师九个团,但各师所属团的建制作了调整:第八十八师辖第二六三团、第二六五团、第二六八团;第八十九师辖第二六二团、第二六四团、第二六六团;第九十师辖第二六七团、第二六九团、第二七〇团。第三十一军也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第九十一师辖第二七二团、第二七三团、第二七五团;第九十三师辖第二七一团、第二七四团、第二七九团。第三十三军为两个师四个团:第九十八师辖第二九四团和第二九五团;第九十九师辖第二九六团和第二九七团。总计五个军共有十一个师三十二个团。此外,妇女独立团仍保留原建制。方面军的炮兵营扩编为炮兵团,下属五个连。各游击指挥部所属的武装,则合编为独立第一师和第二师。原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十一月间改称红军大学,内设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军事连、政治连及特种兵班。

毛浴镇和清江渡两次会议的决议传达到部队后,全军立即根据《各军比赛条约》展开了练兵和进行地方工作的竞赛热潮。

政治教育方面:各部队根据方面军政治部颁发的《全军中心口号》及其他有关材料,反复进行了冲破“川陕会剿”的形势与任务的教育,还普遍进行了以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为中心内容的四方面军军训训词的教育,并举行了军训训词宣誓。通过这些教育,有力地鼓舞了部队的练兵热情和战斗意志。

军事训练方面:各部队根据《军事教育计划大纲》的要求,结合自己实际情况,组织和实施了技术以射击、投弹为主要内容,战术以夜间战斗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其中,射击训练由过去的三角瞄准练习为主,改变为着重对隐显目标和活动目标的瞄准练习,求得既能正确瞄定目标又能缩短瞄准时间,以便提高射击命中率和避免因瞄准暴露过久而造成的伤亡。投弹训练则着重在持枪、背枪和冲锋条件下的投掷练习,以使投弹技术全面发展,更适合实战要求。经过这些训练,部队的射击、投弹技术有了迅速提高。当时方面军准备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举办全军射击投弹比赛项目中,步枪射击,要求三秒中活靶,二百米距离,三发子弹须超过二十环;投弹要求以连为单位每个战士投至三十米方为及格,而已确定的预备选手这时已投掷到五十七米以上。在夜间战斗训练方面,许多部队做到了夜间动作迅速敏捷而且毫无声响,普遍掌握了以搭人梯或用铁勾、绳索攀登悬崖的技术。战士们还根据实战经验,创造了许多夜间联络方法和工具,例如用竹筒装火香,筒口朝后,除后边跟进的部队外,前方和两侧均不能发觉。另有一种用竹子做成的“联络哨”,声高音尖,即使在喧嚣的枪炮声中也可辨听出来。

参加地方工作方面:各军都按划分的地区分头进行。第三十三军位于万源地区,第四军一部位于宣汉、达县以北及江口地区,第九军在营山、仪陇地区,第三十军在苍溪、阆中以东地区,第三十一军在广元、昭化以东及旺苍坝地区。各个部队都遵照毛浴镇会议的决议,指派师、团干部参加所在地区的地方党委,并组成工作队,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群众,恢复生产,训练地方武装,征集军粮和扩大红军。当十一月间川陕省军区召开地方武装代表会议时,各县的独立团、独立营和游击队均建立并有了发展。其中,川陕省军区直属之少年先锋团还扩大为少年先锋师。原规定扩大两万名红军的任务,到一月间也大部完成,部队兵员得到了充实。

在此期间,方面军各级军事机关、政治机关和后方勤务机关的建设,也随着各种工作细则及有关规定的颁发和执行,有了加强。此外,整训中各军活动在边沿地区的部队,还不断打击了敌人小部队的进犯和骚扰,并配合地方党向敌军展开瓦解工作。方面军政治部印制了《对白军的宣传要点》、《对白军的宣传口号》等小册子和大量宣传品,并开办了白军工作训练班。当时,与敌军对峙的嘉陵江沿岸,对敌宣传尤为活跃,红军千方百计把宣传品送到敌军手中。这些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争取了不少敌军士兵携械来归。一月九日,中共四川省委派入邓锡侯部第六旅第十一团第六连工作的共产党员阮自强、李鹏等,在剑阁县高石坎发动全连起义。他们突破敌人防线,渡过嘉陵江,胜利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次起义不仅打击了敌军士气,并且通过起义士兵供给的材料,使方面军对敌江防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对以后红军渡江作战很有帮助。

方面军从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起,经过三个月的整训,进一步加强了各项工作建设和军政训练,兵员、物资得到了补充,从而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并且协助地方党政机关促进了根据地各种工作的恢复和开展,这就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作好了准备。

第三节 广昭战役。陕南战役。强渡嘉陵江,迎接中央红军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开始了震撼世界的长征。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也奉命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进陕南。中央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无比的英勇,战胜了敌人的追、围、堵、截,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于十二月十五日进入贵州。十九日,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要求“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在川陕地区,蒋介石这时正加紧布置“川陕会剿”,一面从经济上给四川军阀以支援;一面令胡宗南第一师接防广元、昭化,又令上官云相指挥第四十七、五十四、四十四师和独立第四旅向四川开进。以贺国光为首的参谋团也于一九三五年一月间入川,监督川军“进剿”,并乘机攫取四川省的军政大权。

广昭战役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胡宗南部丁德隆旅接替了广元、昭化地区川军防务,准备参加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攻。接着,上官云相第四十七、五十四师,也进抵川东奉节、万县,企图防堵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并策应“川陕会剿”。这时四川军阀的部署是:邓锡侯部防守昭化城南射箭河迄江口一段江岸;田颂尧部防守江口以南迄南部城南新政坝一段江岸;李家钰、罗泽洲部分布于蓬安东北之歧山场、龙凤场、天地场、凤仪场地区;杨森部分布于渠县、营山及其以北地区;刘湘部主力布防于渠县三汇镇及以东的罗江口、厂溪至城口之线,一部向南集结防堵中央红军。上述各方敌人虽已形成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包围“会剿”之势,但由于川军在六路围攻中受创甚巨,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又正在集中主力对付中央红军,因此“会剿”一时尚难开始。

此时,方面军已休整三个多月,兵员、物资得到补充,士气进一步提高。为贯彻清江渡会议期间确定的川陕甘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行动,方面军决定乘敌“会剿”一时难以开始之际,组织广(元)昭(化)战役。当即以第三十一军全部、第九军主力和第三十军、第四军各一部共约十八个团的兵力,于一月下旬向广元、昭化地区集结。

广昭战役目的是歼灭广元、昭化地区的胡宗南丁德隆旅,夺取广、昭两城,以利尔后向甘肃南部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发展,寻歼胡宗南部主力。当时,丁德隆旅到达广、昭地区还不久,兵力不多,驻地比较分散,且因中央系与川陕军阀间有矛盾,胡部在川陕甘边处境比较孤立。因此,向广、昭以至甘南进攻,是个比较有利的方向。而且,这一战役企图如能实现,不仅对敌正在组织的“川陕会剿”是个有力打击,并可在嘉陵江上游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进而使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胡宗南在广、昭地区的部队共五个团和两个游击支队(相当于营),统归独立旅旅长丁德隆指挥。其中旅部及第一、第三两团驻广元,第二团驻昭化,附属该旅的第一旅第一团和补充旅第一团,位于广元西之羊模坝、三磊坝一线,两个游击支队活动于川陕交界的得胜关、转斗铺等地,以固广、昭侧背。此外,胡宗南还以其第二旅第六团驻于广元以北陕西属的阳平关,遥为策应。基于敌人这一布势,方面军确定作战计划为:首先扫清广元、昭化外围敌军,并以主力突击敌侧背,以割断两城敌军与外部的联系,然后相机转入攻城或打援。兵力部署是:以第二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从昭化、广元间渡过嘉陵江,割断两城敌军的联系,包围昭化城,并准备打击从剑门关方向来援之敌;以第四军第十师和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主力由正面进逼广元城,并以第九十一师一部向广元东北的转斗铺出击,掩护向敌侧背出击的部队渡江,并阻击可能由阳平矣方向来援之敌;以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和另两个团、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另一个团共九个团,从广元以北渡江,直扑广元、昭化敌军与甘南联络线上的重要据点羊模坝和三磊坝,准备在消灭该地敌军后,一部转为打援,一部配合围攻广元的部队攻城。

一月二十二日战役开始。第四军第十师和第三十一军一部逼近广元城,形成对该城的包围,第三十一军另一部也将转斗铺攻占,歼灭胡宗南部第一游击支队全部及第二游击支队大部。当晚,第九军、第三十军部队即由朝天驿渡江,于二十三日下午五时许将羊模坝敌人包围。经一夜又半天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补充旅第一团两个营,其另一个营由大坝口来援,也大部被歼。这次战斗中,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和第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牺牲。两次战斗共俘敌八百余人,缴枪六百余支。三磊坝敌第一旅一个团惧怕被歼,还在红军与羊模坝敌接触时即弃防向碧口逃跑。这时,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已于二十二日晚从昭、广间渡过嘉陵江,占领河湾场,切断了昭、广两地敌军的联系,并以一部进至昭化以北宝轮院,乘势进围昭化城。

羊模坝、三磊坝之敌被消灭和驱逐后,方面军即以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等留原地担任警戒和准备打援,以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等回头参加进攻广元的战斗。一月二十五日,第九十三师开始向昭化守敌独立旅第二团进攻。二十六日,包围广元的部队也开始攻城作战。第三十军部队在第三十一军部队的配合下,二十七日占领广元飞机场,二十九日又占机场东侧敌重要外围阵地乌龙堡(五龙堡),并歼敌一部。但因昭、广两城敌军凭坚固守,攻击数日进展不大;而胡宗南也不派兵增援,还将驻阳平关的一个团调回碧口,意在凭借坚城以疲红军。同时,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一部已逼近广、昭,威胁我军侧背。方面军鉴于昭、广未下,无法大举西进,长期屯兵坚城之下,亦非所宜。乃放弃原定战役企图,主动撤广、昭之围,执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准备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

陕南战役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对挽救当时红军和革命的危局,进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

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后,收到中央和军委一月二十二日来电,内称:“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颂尧〕部内讧,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因此,指示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

接电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央电报作了认真的研究。一致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乃决定暂停对胡宗南的角逐,适当收缩东线部队,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但嘉陵江昭化以南江阔水深,又有敌重兵防守,若无充分的准备,难以实施渡江作战。昭化以北渡江较易,但渡江后又有剑门之险,向南发展会遇到很大困难。据此,方面军乃以第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迅速搜集材料,隐蔽造船,积极进行渡江准备,并监视昭化、广元敌人。集中第四军六个团、第三十军四个团、第九军两个团共十二个团的兵力出击陕南,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渡江的有利条件,并策应已进至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另以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位于转斗铺地区,保障进攻部队左翼侧后的安全。

陕南孙蔚如部曾和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此次出击陕南的战略目的,是为了吸引沿江敌人北向,以便红军从嘉陵江中段突破,所以这次战役行动是有节制的。红军出击前,曾派人送信给宁羌守敌独立第一旅第二团团长杨竹荪,要他主动撤兵,勿作抵抗。但杨竹荪置若罔闻,令部队坚守。

二月三日,第十师主力和第十二师一部向宁羌敌人外围阵地贺家梁、七星池、东山观发起攻击。次日,消灭守敌陕军独立第一旅第二团两个营的五个连,完全占领了敌外围阵地,随即乘胜攻克县城,全歼敌团部及其另一个连。同时,第十二师一部向阳平关进攻,将敌第二团另一个营大部消灭。

二月五日,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各一部,分三路从铁锁关、宁羌、阳平关向东北挺进。敌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急调该师第四十九旅王毅武部及独立第一旅第一团,经沔县(今勉县)向西迎击。七日,该敌进抵新铺湾,立即构筑工事,企图阻止红军前进。八日拂晓,红军向敌发起攻击,激战半日,进展不大。九日拂晓,红军后续部队投入战斗,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正面进攻,第四军第十师从右翼配合,同时实施两翼迂回,并以一部直趋沔县断敌退路,敌军随即溃乱。红军一举将陕军第四十九旅和独立旅第一团大部歼灭,乘胜东进,占领沔县,围攻褒城,直抵南郑城郊。

方面军进军陕南的十余日间,先后占领了宁羌、沔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歼敌四个多团,缴获轻重机枪七十余挺,长短枪五千余支,俘敌团长以下四千余人。广大群众在陕南党的领导下,热烈参军参战,仅第三十军即扩大新战士一千五百余人。配合红军行动的王光才、杨兴华等游击队,也得到发展。在这一胜利的震动下,敌人惊慌失措,连忙调整部署,调动重兵向川陕边境增援。其中,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广元、昭化调阳平关地区,邓锡候部接替广、昭防务并北出与胡宗南部策应,将河溪关以南江防交田颂尧部。敌第四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师,亦向陕甘南部移动。方面军见战役目的已达,遂撤褒城之围,于二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强渡嘉陵江战役

方面军主力自陕南回师川北后,又接中央电告:因敌以重兵在泸州附近长江沿岸防堵,不易通过,中央红军已停止了原在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主力转向川黔边活动。这时,方面军为继续贯彻原定向川甘边境发展的方针,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决定仍在苍溪、阆中间西渡嘉陵江。

当红军主力在陕南作战期间,其他各线敌军即乘隙向根据地进攻。东线敌第二十一军于二月三日占万源,八日占巴中,九日占通江。西线敌罗泽洲暂编第二十三师于二月五日占仪陇,田颂尧部罗乃琼第三师二十一日占苍溪。为制止敌人进攻,扫清渡江作战障碍,方面军决定首先消灭仪陇、苍溪之敌。三月初,第三十军和第九军、第三十一军各一部向敌发起进攻。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九师以夜袭手段,攻占苍溪城东老鹳场、红山庙,歼敌田颂尧部何德隅第三路两个团。五日,又在第九军一部配合下于鸡山梁地区歼敌罗泽洲部第九团全部和第八团大部,在追击中又歼其四个团的各一部。与此同时,第三十一军另一部向苍溪进击,守敌何德隅第三路的一个旅仓皇逃向嘉陵江西岸。十一日,红军克复苍溪。

苍溪、仪陇地区作战,歼灭了田颂尧、罗泽洲两部敌军四个团的全部或大部和另四个团的各一部,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长短枪五千余支。至此,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城的嘉陵江东岸,除阆中城外,悉为红军控制,扫清了渡江作战的障碍。随后,方面军即以第三十一军一部在苍溪附近的张坝实施强渡,拟乘胜突破敌嘉陵江防线。但因准备不足,后续部队未能继突击部队之后登岸,强渡计划没有实现。于是方面军决定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另行组织渡江战役。

三月八日,中央军委电询敌情及四方面军“目前所采取的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十一日,方面军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敌人动态,提出“我军目前在南部大捷,拟大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行动”。表明了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决心。

这时嘉陵江沿岸及其以西地区,系由敌田颂尧和邓锡侯两部防守,由邓锡侯统一指挥。兵力主要集中在北起广元地区,南至南部县境的沿江一线,共五十二个团。其后方直至涪江沿岸地区十分空虚,仅在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军部所在地绵阳及其以北之江油地区,有主力一部驻守。嘉陵江沿岸敌之兵力配备是:邓锡侯部十七个团,防守北起广元以北陈家坝、南至江口以北的沿江地段,其中以十个团守备江防,以六个团分置于车家坝、三磊坝和下西坝地区作预备队,以一个团担任广元兵站勤务;田颂尧部三十五个团,防守江口以南迄南部县境新政坝的沿江地段。其中三十三个团守备江防:税梯青指挥第一师第一、二旅和第五师第十三旅布于江口至青牛庙;刘汉雄指挥该师和第三路三个团布于青牛庙至百里坝,刘汉雄师布于青牛庙至小站河,何德隅第三路布于小站河至百里坝;罗乃琼指挥该师和第五路,第二师第五旅布于百里坝至河溪关;王铭章指挥该师第十二旅和独立旅、警卫第三旅、李炜如第一路布于河溪关至新政坝。以一个旅为预备队(后调后方整顿补充)。上述邓、田两敌江防部队,均筑有坚固工事,妄图凭借嘉陵江之险,防止红军向西发展。但是,由于敌人防线绵长,仍有不少薄弱环节。例如小站河至百里坝近百里的江岸,只配有三个团,而其前沿仅四个营。同时,邓、田两部,尤其是田部,过去屡遭红军打击,不少部队建制不全,士气十分低落。

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自率领有关人员,沿江勘察地形、水文等情况,并根据敌宽大正面的防御特点和兵力配备情况,选择渡江地段,拟定了周密的渡江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主力,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环节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突破成功后,先以穿插、迂回战术消灭沿岸防御之敌,夺取要点,而后则以主力向敌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打开战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从而为下一步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关于突破敌人江防的兵力部署是:第三十军实施主要突击,从苍溪以南之塔子山附近突破,消灭江防守敌后向剑阁方向进攻,并协同第三十一军消灭剑门关之敌;第三十一军从苍溪以北鸳溪口突破,而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并迅速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以打击邓锡侯部和阻击甘南之胡宗南部南下,保障右翼安全;第九军于阆中以北涧溪口突破,尔后以一部协助第三十军发展进攻,另一部负责消灭南部之敌,保障左翼安全;第四军为方面军第二梯队,除相机支援一梯队消灭沿江之敌外,在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于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第九军消灭南部守敌,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方面军炮兵团配置在苍溪塔子山上,掩护第三十军强渡。上述计划一经实现,即以主力向涪江沿岸推进。为了胜利完成渡江作战任务,方面军号召所有参加这一战役的部队,要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完成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根据方面军的指示,各渡江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反复阐明渡江作战的意义,解除顾虑,增强信心,使部队树立了坚决顽强,奋勇前进,突得破,站得稳,彻底歼灭敌人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指战员们紧张地投入了强渡江河的训练。担任主要突破任务的部队,在王渡场地区利用嘉陵江左侧支流——东河,展开了紧张的水上练兵,学习操船、泅水等技术,演习登陆突破、巩固登陆场和向纵深发展等战术动作。

根据地党和人民对红军渡江作战,进行了巨大支援。很多船工、木工、铁工,由各地跋山涉水赶赴苍溪。群众远道运来了造船用的大批木材,筹集了大量废旧钢铁。在方面军首长亲自领导下,军民协力,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很快造成了大批木船和三座竹扎便桥构件。在造船工作和渡江训练过程中,方面军还组成了专门担负造船、架桥任务的水兵连。这支特种分队,在这次渡江战役和以后许多次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渡江训练和准备物资器材的同时,各渡江部队还对敌情、道路、地形等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并通过起义投诚的敌军士兵,详细了解了敌人江防部署,从而使方面军基本上掌握了对岸敌人的情况,为战役的进行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月二十八日,渡江战役开始。当夜,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于塔子山附近以神速秘密的动作渡江,直至迫近对岸敌始发觉。但敌火力还未展开,红军在塔子山上的炮兵阵地和重机枪阵地,数十门火炮和几十挺重机枪立即向敌猛烈射击,掩护突击部队胜利登岸。突击部队登岸后,全歼守敌一个营,击毙敌团长陈登朴,又击退左右两翼敌人的反击,巩固了杜里坝、老君堂、胡家场一带滩头阵地。二十九日拂晓,第八十八师后续两个团渡江投入战斗,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溃从阆中后撤之第二师第五旅,敌向盐亭方向逃窜。同时,第三十一军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敌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刘汉雄部一个旅。第九军也于阆中以北渡过嘉陵江,三十一日克阆中,守敌逃向盐亭。

第一梯队占领沿江要点后,立即迅速向敌纵深及两翼发展攻势,第二梯队第四军很快也从苍溪渡过嘉陵江投入战斗。左翼第九军一部在第四军一部配合下,经阆中地区南下,于四月二日攻占南部县城,歼敌李炜如部三个团;右翼第三十一军击溃刘汉雄部后,迅速向剑门关推进;中路第三十军及第九军另一部于三月三十一日占剑阁后,以第八十九师控制该城,以第八十八师向东北疾进,协同第三十一军进攻剑门关。

剑门关是横亘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的隘口,扼川陕大道,地势险要,是一个战略要地和敌人江防重要支撑点。敌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三个团调该地防守。四月二日拂晓,第三十一军四个团和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分别进抵剑门关下,随即对守敌形成东、西、南三面包围。但敌依托剑门关两侧山头险要地势及预构之集团防御工事力图固守。于是,方面军前方指挥部乃决定集中迫击炮及机枪火力,掩护突击队对敌各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二日十一时许攻击开始。第三十一军向隘口东侧敌人进攻,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向隘口西侧敌人进攻,经过激烈争夺,先将关口两侧敌军险要阵地和关口北端主峰攻占,继即插入敌人纵深。战斗中,红军战士与敌人进行了多次肉搏,表现极为英勇。第二七四团第四连一个排长,牺牲后手里还紧握着一柄砍断的大刀,而他身边则倒着四五个被砍死的敌人。激战历时半日,守敌三个团全部被歼,红军一举占领了敌人所谓“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接着,第三十一军和第三十军各一部乘胜于三日攻克昭化,又歼敌一个团。

至此,敌人沿江防线悉被摧毁,红军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约四百余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渡江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这时,被击溃之敌田颂尧第二十九军江防部队,纷纷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集结。田颂尧被蒋介石撤职,由副军长孙震代理;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主力退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有三个旅和军部所率之部分机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绵阳地区;胡宗南部仍在碧口地区迄以西松潘一线。方面军为取得战役的全胜,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之邓锡侯部,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据此,即令第三十一军主力推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并围困广元,令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出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击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右侧安全,第九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主力,则分别向江油、梓潼地区实施进攻。

根据上述决定,剑门关战斗后集结于菁林口地区的第三十军和第九军各一个师,立即以迅雷之势直趋江油;攻占南部的第九军另一部,已于四月四日撤离该城,随后跟进。与此同时,第四军则由苍溪、阆中以西向梓潼推进。十日,第九军部队渡过涪江,包围了江油守敌杨晒轩旅,前锋直迫中坝。红军这一攻势,使四川反动统治中心——成都,大为震动。邓锡侯老巢绵阳,更受到直接威胁。邓锡侯为解江油之围,保障成都安全,慌忙拼凑十个团的兵力由其亲自率领,在飞机掩护下经中坝向江油大举增援。方面军侦悉这一情况,遂以第九军第二十七师继续围困江油,集中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及第四军第十、十二师各一部布于江油以南打敌援兵。十四日,红军与援敌激战于塔子山、雉山关一带,予敌以重大杀伤。十五日,第八十八师攻占塔子山主阵地,第二十五师迅速向敌右侧包抄,敌军顿形动摇。方面军乘机全线展开反击,将敌援兵全部击溃,并歼其四个团,俘敌三千余人。接着乘胜于十八日克中坝,十九日克彰明。第四军亦于十八日攻占梓潼,歼敌一部,余敌溃逃。

在此期间,向西北推进的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于四月十日克青川,继在青川以北川甘交界之摩天岭歼胡宗南部一个营,十四日克平武。塔子山战斗后,第四军一部乘胜西向,于二十一日克北川城。至此,渡江战役遂告胜利结束。

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二十四天,总计歼敌十二个多团,约一万余人;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八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这次战役,是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强渡江河的模范战例。其所以迅速获得重大胜利,从战役指导上来说,首先是由于方面军在此之前的北出和南返作战,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敌人江防计划和削弱了敌之江防力量,并造成了敌人错觉。其次是在思想动员、敌情侦察、组织计划、技术战术训练和渡江器材等方面,进行了周密而充分的准备,保障了战役的胜利。三是渡江地段和主要突击方向选择的正确。这次选择的主要突破地段为敌兵力最薄弱的部分,同时突破点的河道又弯向红军一方,而且江岸较高,这就便于组织火力掩护强渡和利于突击部队从两翼夹击突出部之敌。四是在突破江防战斗中,采取了偷渡和强渡相结合、重点突破和在宽大正面上多路突击相结合,使敌防不胜防。当突破江防之后,则迅速以主力向敌纵深及两翼扩展,先后夺下南部、剑门关等要地,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有效地控制了宽广的沿江地区,为战役的下一段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五是在夺得渡江作战第一阶段胜利后,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立即乘其恐慌溃乱之际向敌深远后方迅速发展进攻,一面以有力部队分割敌人,一面以主力向敌要害——江油据点进攻,并以围点打援战术歼灭了敌人大量援兵,终于取得了战役的全胜。

这次渡江作战曾得到了当地党组织的有力配合,而渡江作战的胜利又大大鼓舞了当地的革命斗争。党在川西北地区有着长期的工作基础。红军渡江前,中共南(部)阆(中)中心县委曾领导升钟寺、保成寺地区农民游击小组,积极打击敌人区乡政权,破坏敌交通联络,配合红军渡江作战。渡江后,方面军立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地方党的配合下,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南部县升钟寺、保成寺及江油县界石坝等地区,先后建立起了区乡革命政权,并建立了阆南县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了升钟寺独立师,辖七个大队一千五百余人,余岱生任师长。红军攻占梓潼、彰明、中坝后,当地群众在红军胜利鼓舞下热烈参军,成批的新战士拥到红军中来,使方面军获得了大量补充。

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

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破坏和执行“左”的政策,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已无法支持大规模的反围攻斗争。为了摆脱困境和打破敌人正在准备的“川陕会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了“依托老区,发展新区,向甘南发展”的方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委电示四方面军,“重新发动进攻”,“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这样,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又成了方面军的主要任务。于是方面军主力即行西移,后方机关也转移到南江旺苍坝地区。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张国焘致电中央:“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暗示了外线作战和发展新区的意图。军委一月二十二日来电后,为“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四方面军即准备全部渡江西进。由张国焘指挥第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积极进行渡江准备;由徐向前指挥十二个团出击陕南,以迷惑调动沿江敌人,为西渡嘉陵江创造条件;由陈昌浩指挥抗击东线敌人和逐步收缩战线。但在收缩战线过程中,根据张国焘的指示,不适当地实行“坚壁清野”,给人民财产造成了损失;不适当地把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编为四个独立师全部带走,给以后根据地坚持斗争带来困难。

三月二十八日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向根据地进攻的敌人,胡宗南部于二十八日占宁羌,王缵绪部四月四日占南部、十六日占阆中,唐式遵部八日占南江、长池。在敌人重兵压迫下,方面军后方机关、省委机关、第三十三军和地方武装,以及部分地方干部,陆续撤到嘉陵江以西,仅刘子才、赵明恩等三百余人枪留根据地坚持斗争。敌唐式遵部遂于四月十四日占旺苍坝,二十一日占苍溪。至此,敌人占领了嘉陵江东岸地区并封锁了嘉陵江。从此,红四方面军离开了战斗二十七个月的川陕根据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川陕边人民英勇坚持斗争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军阀和地主阶级迅速恢复其血腥统治,变本加厉地对劳动人民进行残暴的屠杀和掠夺。许多红军伤病员和掉队人员以及大批地方干部、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通江城内居民原有三千九百余人,经敌屠杀后仅剩一千余人。巴中县仅鱼溪区一地,全家被杀的即达二百一十户,革命干部被杀三百二十八人。宣汉县红军家属全家被杀的有一千四百九十二户,革命干部被杀三百七十人。豪绅地主抢走了农民分得的田地、房屋,夺去耕牛、粮食、财物,还威逼农民补交红军来后两年多的租谷。

但是,不管敌人怎样穷凶极恶,也摧毁不了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川陕边人民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向敌人低头。许多人拒绝领取“自新证”和“良民证”,并想尽一切办法掩护地方工作人员和支援游击队。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文物、证件和原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货币珍藏起来。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在被捕后虽受尽酷刑,依然坚贞不屈。在刑场上,他们昂首高呼“打倒军阀!”“打倒豪绅地主!”“拥护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慷慨就义。

由刘子才、赵明恩率领留下坚持斗争的红军三百余人,在方面军撤出川陕边区后,与一些地方干部、党团员和未能西渡嘉陵江的红军分队等共千余人,组成了红军独立师。他们紧紧依靠着广大群众,在广元、宁羌、南郑、南江等地区,昼伏夜动,声东击西,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活动,不断给敌人以打击,继续鼓舞着川陕边人民的斗争。但是,由于敌人强大,加以张国焘的所谓“坚壁清野”等错误遗留下的恶劣影响,独立师当时的处境极为困难,部队不断削弱。一九三六年春,独立师在南郑县铁炉坝,遭敌胡宗南部一个团包围,虽经英勇战斗突出重围,但损失很大。继移至广元县三道河(现属宁强县),又发生了部分动摇分子被诱叛变,并勾结敌人前来围攻的事件。此后,独立师转战于南郑、南江一带,又受了不少损失,全部仅剩六十余人枪。尽管这样,他们的斗志并未稍减。

同年六月,独立师整编为两个队和一个独立连,并在南江县大河坝石窟召开会议,总结了过去失利的教训,分析了形势,确定了以后行动方针,决定依托大巴山,在南江北部、南郑南部川陕交界地区重建根据地。此后,这支游击队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取得不少胜利,终于在上述两县边界建立了以桃园寺为中心、纵横百余里的一块游击根据地,组织了百余人的群众武装。八月,敌陕西特遣司令部调两队团防一百二十余人向游击区进攻。游击队牵着敌人在山上兜圈子,然后乘其极度疲惫之际在寨子山设伏,将该敌全部歼灭。不久,敌胡宗南部又派一个团进攻,游击队在南郑县唐口子一带予以伏击,击伤敌团长。敌慌忙撤退,游击队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到年底,部队又发展到二百三十余人枪。敌人小部队再不敢单独和游击队作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不顾大敌当前,竟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定,仍然对这支游击队进行严密的围困封锁,并不断发动进攻。一九四〇年一月,国民党军新编第九师和第一六四师第四九〇旅向游击队大举围攻。游击队在极端艰苦的处境下,与敌浴血奋战,坚强不屈。最后,终因弹尽粮绝,全体壮烈牺牲。

这支游击队在川陕边坚持了将近五年的艰苦斗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他们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永远受到川陕边广大人民的崇敬。

小结

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根据各种不同情况,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同川陕边区人民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为保卫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英勇的斗争,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

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继续运用了“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逐次收紧阵地,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并进行了两次大的反击战和万源保卫战。在敌人到了“再而衰,三而竭”的情况下,抓住有利战机,先后在东西两线举行了反攻,集中兵力,重点突破,实施大纵深的迂回包围和穿插分割,猛打穷追,各个歼灭敌人,粉碎了敌人六路围攻,取得了伟大胜利,总计歼敌八万余,重创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使根据地基本恢复了反围攻前的局面。

反六路围攻后,部队急待补充整训,敌人新的围攻也在加紧准备。面对这一形势,方面军在十一月间,召开了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和清江渡军事工作会议,总结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并根据新的形势,确定以冲破敌人“川陕会剿”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制定了川陕甘计划。通过两次会议和部队整训,加强了红军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

为实现川陕甘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行动,方面军主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进行了广昭战役。战役发起后,接中央电示,要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向西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方面军北击陕南,回击川北之敌,创造了强渡嘉陵江有利条件后,旋即突破敌人的坚固江防,横扫了涪(江)嘉(陵江)流域的敌人,攻克八座县城,歼敌十二个多团,约一万余人,创造了方面军战史上大兵团强渡江河的模范战例。这一战役的胜利,对打破敌人正在组织的“川陕会剿”和策应中央红军,均有重大作用。

方面军主力实施嘉陵江战役第二阶段时,由于东线敌人重兵压迫,方面军后方机关、川陕省委机关、部分地方干部及大部分地方武装,在第三十三军掩护下,先后撤到嘉陵江以西。尔后,由于寻求与中央红军会合,方面军继续西进。留在根据地的小部武装,在川陕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持下,又继续进行了长达五年之久的游击战争。

第二章 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胜利完成长征

第一节 与红一方面军懋功会师北上

强渡嘉陵江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因此,从渡江起,方面军实际上就开始了长征。

土门战役

一九三五年四月中旬,敌刘湘部主力在控制了嘉陵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后,步步向西进逼。从根据地撤出的红军部队和后方机关,在进抵剑阁、梓潼后陆续向江油、中坝地区转进。四月下旬,蒋介石为防止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乃重新调兵遣将,积极组织以江油、中坝为中心的新的围攻。从苍溪、南部尾随方面军西来之刘湘主力王缵绪部十三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重华堰进攻;邓锡侯和孙震两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西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胡宗南部则由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企图配合敌左、右两纵队实施南北夹击。此外,退缩到广元以北之邓锡侯的另一部,由广元南下向剑阁推进;唐式遵之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嘉陵江一线,防止红军东返;李家钰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左壁垭、店子垭一线,阻止红军南出。敌人几面逼来,方面军处境十分被动。

这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的行动,进到了云南省北部的金沙江南岸,准备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在江油地区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行动方针。在会上,张国焘解释撤出川陕根据地,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提出两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造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要求方面军应首先占领北川、茂县、理番(今理县)、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作立脚点。方面军根据会议决定,计划首先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防线,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番、汶川。

方面军在准备向西出动时,即开始在部队中进行迎接党中央、准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动员。这时,方面军计有五个军(西渡嘉陵江后曾一度将川陕军区四个独立师和升钟寺独立师组成第三十四军,但不久即编散补充各军)。其中,第四军辖第十、十二师共七个团,第九军辖第二十五、二十七师另一个团,第三十三军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第三十一军辖第九十一、九十三师(以上三个军各师均为三个团),第三十军辖第九十八、九十九师(每师两个团)。主力部队十一个师三十三个团,加上方面军一个补充师,共八万余人。连同地方武装和随军行动的地方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和工厂职工等,总计约十万人。

北川河谷是方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敌人察觉红军有西移的动向,邓锡侯急令陶凯率三个旅到土门、北川河谷布防。北川河谷南面,耸立着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等高山。山峰陡峭,东西蜿蜒百余里,是南扼川西平原、北控北川河谷的天然屏障,地形十分险要。土门地处北川河谷中段,是东达北川、西进茂县的要隘。

为打破敌人固守北川河谷的计划,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发起土门战役。第一步,首先南打夺取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控制北川河谷,造成红军攻打成都的态势,以吸引和调动川敌主力。第二步,突破土门要隘,主力乘胜西进。

在敌人调兵设防的同时,四月底,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于漩坪击溃敌孙震部李炜如第十一旅,一举攻占伏泉山,歼敌一部。五月一日,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击溃敌陶凯部队,占领墩上。二日,第九军、第三十军主力从蔡家嘴、乱石窖抢渡湔江,击溃敌第二十八军杨宗礼第十五旅。三日,攻占大垭口。

敌人为了恢复对北川河谷的控制,在邓锡侯统一部署下,由第二十九军第二纵队司令王铭章指挥曾起戎第十二旅、李匀陶第八旅、张熙民第九旅,共三个旅九个团,从擂鼓坪向北川河西岸攻击;由敌第二十八军第一师师长陈鼎勋指挥林翼如第十二旅、李竟芳第三旅、卢济清第二旅、程资明第十四旅、杨宗礼第十五旅,共五个旅十四个团,由茶坪向北川、墩上之线攻击,企图恢复原有态势,守住北川河谷。六日,敌第十二旅、第十五旅,由茶坪向北进犯。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各一部,在大垭口的白家林,予敌以重创。八日,敌被迫退回茶坪防守。这时,方面军第四军一部进至千佛山以东地区。十日,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各一部,从千佛山东侧向西左右夹击,攻占千佛山主峰佛祖庙,并追歼逃敌至西大垭口。从六日至十二日,敌人对大垭口、白家林、千佛山等阵地,进行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邓锡侯自称,是役伤亡二千八百余人。方面军攻占伏泉山、千佛山等要地后,十三日,第三十一军一部攻占桃坪,开始发起对土门的攻击。

敌第二十八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三旅旅长陶凯指挥七个团一个营及地方屯殖军,在土门一带筑碉设防。方面军以第九军、第三十军和第三十一军一部,分左、中、右三路,于五月十四日拂晓向土门发起总攻。经激战,敌土门防线土崩瓦解,红军于当日占领土门、干沟,并乘胜追击。十五日,占领茂县。十五日晚,刘湘电令王缵绪:“亲率四个旅由大石坝、鹦哥嘴向观音梁子、土门进攻。同时,茶坪正面猛向大垭口攻击。”同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亦电刘湘:令第一、二、六路军重整旗鼓,限五月十七日反攻伏泉山、千佛山红军阵地,进到漩坪、土门之线,重新封锁土门,企图阻止方面军向岷江流域西进。邓锡侯、孙震、王缵绪在安县会商,决定十八日以近三十个团的兵力发起进攻。十八日,红军在大垭口重创王缵绪部刘兆黎第三旅,击毙其第九团团长王三友,敌攻击受挫。二十二日,蒋介石判断方面军主力已西去与中央红军会合,命令邓锡侯、孙震、王缵绪停止向北川、土门攻击,改取守势,筑碉固守。尔后,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各一部和第三十三军,在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下,坚守伏泉山、千佛山、土门一线,在完成掩护和牵制任务后,于六月中旬,由东至西逐次撤出阵地,七月十四日全部撤完。

土门战役是西进岷江流域的一次重要战役。从四月底到五月二十二日,敌在该地区先后投入兵力约二十个旅,被我歼灭一万余人。为保障方面军西进,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

懋功会师

五月二十二日,第九军一部从文镇关、茂县间西渡岷江向西急进。六月三日占领理番。与此同时,第九军、第三十军主力沿岷江左岸南下。二十七日,在树岭庵、笔架山、牛奶塞、雁门之线,与土门逃敌残部和新开至的第十三旅第二十五团(欠一个营)、李家钰部第五混成旅的一个营激战,歼敌一千余人,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一部直逼汶川。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一部亦分别转进至松潘、平武以南之镇江关、片口等地。

五月十八日,张国焘在茂县宣布成立“西北特委”。三十日,又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并以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这时,红一方面军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个方面军相距益近,会师已指日可待。这一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件,激起了全军无比高涨的热情。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斗志昂扬,纷纷展开竞赛,决心以英勇战斗、加强工作、努力学习的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部队还热烈地展开了捐献衣物、鞋袜的活动,准备了大批慰问品。这些行动,充分表明方面军指战员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爱戴和崇敬,表现了人民军队的阶级感情和团结友爱精神。

五月下旬,方面军命令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和第九军军长何畏率领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六月八日,第九军部队攻占懋功,歼灭守敌邓锡侯部两个营及反动地方武装近千人,继占懋功东之要镇达维。此时,红一方面军已先后占领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穆坪)急进。两个方面军的前锋业已接近。

六月十二日,方面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团(一说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两支兄弟部队的指战员,紧紧握手拥抱,欢呼跳跃,激动得热泪盈眶。会师的喜讯很快传遍整个方面军。人们到处询问会师的情况,议论会师的盛事。驻在达维镇的部队积极整理内务,张贴标语,腾让房子,准备粮食,充满了欢乐的景象。同日晚,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代拟)致电中央,报告了当前敌情和方面军各部队的位置,提出了当前任务的意见请中央决定。表示方面军全体同志,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六月十五日、十六日,党中央、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互相致电,热烈祝贺会师的胜利。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在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到达达维镇。当晚,两个方面军驻当地的部队,共同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周恩来主持庆祝大会,毛泽东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中央红军长征和红四方面军最近作战的胜利,深刻说明了红军是不可战胜的;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种子。他号召红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所给予的一切任务。朱德也讲了话。中央领导的讲话,使全体指战员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最后,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剧团,为大会演出了精彩节目。晚会中,大家热情洋溢,歌声、掌声、欢呼声此起彼落,团结和兄弟友谊的热烈气氛,使整个会场为之沸腾。

六月十八日,党中央率领中央机关到达懋功,受到代表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带领第八十八师部队的热烈欢迎。同日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李先念,询问了川陕和嘉陵江、岷江地区的情况,表达了对红四方面军的极大关怀。

懋功会师是一个伟大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粉碎了蒋介石妄图阻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为两支红军在中央和军委直接领导下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确定和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懋功会师正值全国抗日运动新高涨的前夜。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步步向华北逼进。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又由东北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紧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六月九日与日达成《何梅协定》,中国在冀(河北)、察(哈尔)两省的政治、军事控制权大部丧失;接着,按照日军的要求,把驻河北省的东北军于学忠等部调往西北“剿共”前线。十日,国民党政府又颁布《敦睦邦交令》,公开声明将严惩一切反日的言论行动和团体。这些可耻的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促进民族民主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预示着伟大事变即将到来。

会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十余万,士气十分高昂。红四方面军主力正位于岷江两岸之镇江关、片口、北川、茂县等地,可随时向东向北出动。而敌人主力,追击红一方面军的薛岳等部尚在川西地区;北面胡宗南部二十余个团尚未全部集结,由于其远离统治中心,交通不便,补给十分困难。四川军阀又屡遭重创,士气颓丧。同时,川陕甘地区之敌派系庞杂,存在着许多矛盾。这些情况说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有使中国革命运动在川陕甘地区胜利发展的前景。红四方面军电请中央,速定战略大计。

党中央根据对当时形势的分析,确定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六月十六日,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四方面军全部及一方面军主力“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予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张国焘、陈昌浩于六月十七日致电中央:“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打。”但又不同意中央的“目前计划”,提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进”。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不利〕,粮食绝无”。主张一方面军沿大金川北上占阿坝,红四方面军折返茂县、北川,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利〔向〕南进攻”。党中央十八日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强调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两个方面军“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南向川康边之雅安、名山、邛崃、大邑等地发展,“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十九日,张国焘、陈昌浩又致电中央,说平武地形不利我方进攻,同意打松潘。主张“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二十日,中央又电张国焘,说明:“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中央认为,这一方针牵动全局,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会议通过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于二十八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还指出:“必须坚决的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会后,中央派出由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王稼祥、李维汉等组成的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

六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会议通过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其任务是“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两个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路军和岷江支队,分别由黑水、芦花、懋功、卓克基和岷江东岸之平夷堡等地向北开进。七月六日,徐向前、陈昌浩分别率红四方面军组成的中路军和右路军,从理番、茂县出发,王树声率岷江东岸的部队,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阵地,继续阻击和牵制川军,并吸引胡宗南部南向。八日,第三十军第二六八团和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侦察连,包围了驻守毛儿盖之胡宗南部西北补充旅第一团第一营。十六日夜敌突围,十七日大部被追歼,俘敌三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二百余支、轻重机枪十九挺、电台一部,并击落敌机一架。

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之后,在杂谷脑召开的会议上,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并对中央派来的慰问团实行封锁,还一再要挟中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七月六日,张国焘向李富春提出要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八日,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对凯丰在前进报上对联邦政府的批评表示不满,认为这一批评是不正确的。九日,川陕省委向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十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催其北进,并指出:“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十八日,陈昌浩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提出:“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并宣称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同时,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希望他能够觉悟过来,服从中央领导,共同北上。十八日,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张国焘唯恐他的一贯错误行为被揭露,竟下令将一直同他作斗争而遭长期扣押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在卓克基秘密处死,事后造谣说曾已“逃跑投敌”,以欺骗群众。

经过长途转战,红一方面军减员很大。七月中旬,徐向前、陈昌浩建议从红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军政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经中央批准,从方面军抽调第三十军第九十师第二七〇团和第八十九师直属队,共一千六百余人,给第三军团;抽调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一千一百余人、第三十三军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团一千余人,给第一军团。从红一方面军调来一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职,这对加强方面军的参谋工作和政治工作都起了积极作用。

七月十九日,中革军委又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重新调整了进攻松潘的兵力部署。

七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番号,统一改成军;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同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专门听取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汇报。张国焘介绍了撤出鄂豫皖及川陕根据地的经过,徐向前汇报了军事工作情况,陈昌浩汇报了政治工作情况。中央领导一致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肯定了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但也指出了某些问题。会后,红一、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向毛儿盖进军。

七月下旬,中央到达毛儿盖。八月一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代表党中央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在此期间,红军先后突击松潘未能得手。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潘地区,并在松潘城北的漳腊修建了飞机场,配置了战斗机。薛岳部也进抵文县、平武与胡部策应。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均先后为敌占领。各方敌人步步进逼,企图围困和消灭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八月初,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研究敌情,重新确定行动方针,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八月三日,中革军委拟定了《夏洮战役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进军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八月四日至六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附近之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了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重申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之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迅速北上执行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决议强调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号召“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强调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指出:“一切有意的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决议最后号召党和红军,坚决同夸大敌人力量、怀疑中央的战略方针、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和对创建新根据地缺乏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八月五日的决议,于九日公布。

八月十五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变更行进部署,指出:“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洮急进。”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一部出阿坝掩护后方前进。要求左路军即日开始出动。张国焘却迟迟不动。直至十九日,才一面令第五军主力由查理寺向班佑探查道路,一面仍坚持夺取阿坝。

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改变了夏洮战役的作战计划,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迅速占领以岷州(今岷县)为中心的洮河流域(重点是洮河以东),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两省广大地区”,创造推进中国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有力支柱和根据地。决定中具体阐述了贯彻这一方针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在政治上,能与陕北、通南巴之红军和游击队取得配合与会合,可以在短期内造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形成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在敌情上,几个军阀系统存在着矛盾,战斗力一般比较弱,特别是东北军正从日本帝国主义刀锋前的河北调来,他们中间逐渐增长着的抗日与反蒋情绪,正是进行革命工作的有利条件。在群众方面,当地迅速生长着伟大的农民斗争和游击运动,便于红军的扩大与发展。同时,那里又是富庶之区,能保证供应。政治局认为,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第一,少数民族革命斗争虽在酝酿着,但以汉族为主体组成的红军全部地长期地深入这些地区,必然会引起民族间之误解,而在粮食给养困难条件下,这种矛盾更加尖锐。第二,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阴谋,即压迫我于不利地区,然后沿黄河封锁,切断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同全国革命运动的联系。第三,这一区域物资极端缺乏,自然条件不利,红军长期在该地行动,将遭遇到极大困难。“显然的,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个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着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徐向前、陈昌浩参加了毛儿盖会议,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报告,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出,并即电告朱德、张国焘:“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主要由洮〔河〕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进,争取洮河东岸。洮西及夏河县用一部力量,免大部放在洮黄之间不利。不宜分兵出西宁。”中央在八月二十四日向朱德、张国焘通知这次政治局的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时,进一步明确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的、大胆的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的有力根据地”。还指出:“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地域合甘青宁三省计人口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同日,徐向前、陈昌浩亦致电朱、张:“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拢。”

越过草地和包座战斗

八月十五日和二十日,左、右两路军分别向阿坝和班佑地区挺进。这时摆在红军前进道路上的是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地,茫茫草地,没有道路,往往在数日行程内渺无人烟,间或有为数极少的藏族人民也是过着游牧生活,粮食十分缺乏。红军出动以前,尽可能地准备了一些青稞制成的干粮,但为数甚少,每人每天仅能分食一、两把。沿途虽然沼泽遍地,可是水内大都有毒,不能饮用。加以气候变化莫测,时晴时雨,不时还会遭到狂风和冰雹的袭击。在这异常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红军广大指战员,以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并肩行进。指战员们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为了照顾伤员和体弱的同志,许多人宁愿自己吃野菜充饥,却把仅有的一点干粮让给别人。多数人员的干粮吃完了,不得不宰杀战马、吃野菜野草。走在后面的部队,连能吃的野菜野草也找不到了,就把皮带、皮马鞍作食物。在寒冷潮湿的草地上,不仅没有房屋,就连一块能够露营的干地也不容易找到。大家只好背靠背坐在地上,支撑起褴褛的被单挡风遮雨,燃起篝火抵御草地夜间的寒冷。就这样,经过五天左右的艰苦行军,右路军终于胜利通过了这个被称为绝境的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也于八月二十日左右到达阿坝地区。

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即令其第四十九师于八月二十七日由漳腊向包座疾进,企图会同其已控制包座地区的一个团,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击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为开辟前进道路,决定歼灭当面之敌,夺取上包座。

上包座位于四川省松潘县的北部,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该地处于群山之间,周围尽是原始森林,包座河水深流急,两岸石崖陡峭,地形十分险要。其南部之大戒寺驻有胡宗南部一个营,其北求吉寺驻敌两个营。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部署是:以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四团攻击大戒寺之敌;以第八十八师两个团和第八十九师两个团位于上包座西北地区,准备歼敌援兵;以第四军一部攻击求吉寺之敌。红一方面军第一军主力则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待机。

八月二十九日,第二六四团向上包座守敌驻地大戒寺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连,残敌退据大戒寺后山碉堡顽抗待援。三十日夜,援敌第四十九师先头部队第二九一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第二六四团略予抵抗后撤至大戒寺东北,第三十军的主力则隐蔽集结于上包座西北山地待机,当夜敌进至大戒寺。三十一日,敌继续前进,以两个团沿包座河西岸背水为阵,以另一个团位于包座河东岸,敌师部进到大戒寺以南。当日下午三时,红军开始攻击。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八团由包座河西楔入敌三个团的中间,将敌分割为三块。接着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团在第二六八团的协助下,猛攻位于包座河西北端之敌第二九一团,仅一个小时,即将该敌歼灭,随后向位于南面之敌第三八九团攻击。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七团向敌左翼迂回,断敌退路。第二六四团由正面进攻沿包座河东岸北犯之敌第二九四团。英勇的红军战士,忍着饥饿和疲劳,连续向敌猛烈突击,前仆后继,与敌肉搏,激战至晚,将敌第四十九师大部歼灭,困守大戒寺后山高地之敌二百余人,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上包座遂被占领。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伤)以下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五十余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与此同时,第四军部队也向求吉寺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歼其一个营。战斗中,第十师师长王友钧英勇牺牲。

包座战斗,是方面军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越过草地时部队有很大减员,但是广大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和疲劳,英勇果敢地投入了战斗,取得了歼敌一个师的重大战果,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实现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 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擅自率军南下,方面军英勇转战川康边

包座战斗之后,位于松潘、漳腊地区之敌胡宗南部,因其第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出。蒋介石虽令其绕道文县开赴西固堵截,但胡宗南要求等待薛岳部到达松潘、漳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开动。东北方向之敌于学忠部,尚远在宝鸡西南的徽县、两当。甘肃南部之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敌人兵力空虚。这时,红军右路军已出了草地,从下包座到西固、岷州仅五六天行程,沿途多为汉人区,路大、粮多、房多。在此情况下,如果执行中央指示,左路军能迅速向东与右路军靠拢,集中全力和向东北挺进,将会迅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八月底,中央政治局研究了部队的行动方针。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于九月一日致电朱德、张国焘,认为目前情况极有利向前发展,提出右路军以主力向前推进,以第一、三军控制罗达地区,第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平行向东推进,以便随时与胡敌进行有把握的作战。待左路军到达,即以两个支队分别向东南之南坪、文县佯动,而集中主力向东北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徐向前、陈昌浩还拟派第四军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但是这一重要计划,竟又遭到张国焘的破坏。

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公开分裂党和红军

八月二十七日,红军总部决定,左路军向班佑前进与右路军靠拢。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第五军、第九十三师先后由查理寺地区出发;三十日,第二十五师和红军总部,亦分别由阿坝和查理寺向东北前进。三十一日,朱、张致电倪志亮、周纯全,令左路军第二纵队北进,规定第七十三、八十一、二六二、二六九团和红军大学及供给部,八日集箭步塘向班佑前进;第二十七师和第三十二军及独立团,于十二、十三两日,先后集中查理寺向班佑前进。九月一日,左路军第一纵队和红军总部东进到嘎曲河(白河),因水大受阻。三日,张国焘以嘎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缺粮断炊,不能“坐待自毙”为由,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分三天全部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央,反对继续北上。认为“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已多阻碍”。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五日,张国焘致电倪志亮、周纯全,令第二纵队现地筹粮待命。八日九时,徐、陈致电朱、张:“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更〕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更〕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夺〕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八日二十二时,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明确提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不利。”望速下决心,改道北进。电报从地形、经济、民族、敌情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南下的不利条件,提出:“目前胡敌不敢动,王均等到达需要时间,北面仍空虚。右路军拟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军、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八日二十二时,张国焘亦以朱、张名义电令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徐、陈接电后,经研究由陈昌浩报告了党中央。九日,中央再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界〕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同日二十四时,张国焘复电徐、陈并转中央,仍坚持南下,提出夺取甘孜、道孚、天全、芦山、名山、大邑、邛崃地区。声言:“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作瓮中之鳖。”在张国焘无视党纪、军纪,公然违抗命令的情况下,党中央为了贯彻已定的正确方针,于十日凌晨率领第一、二军先行北上。同日,中央政治局致电徐、陈:“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俄〕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右路军指挥部没有执行中央这一指令。十一日,中央致电张国焘:“(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并〔开〕进,不得延误。(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张国焘反诬党中央“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

在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时,方面军中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是否拦阻?徐向前总指挥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从而为维护红军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北上进至俄界地区后,于九月十二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反党错误作出决定,严厉谴责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并且严肃地警告:“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十三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作出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攻击中央领导,诬蔑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而把自己的南下错误方针美化为“进攻路线”。为贯彻其南下错误方针,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妄图以此来压制反对意见。在这期间,张国焘还对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施加压力,企图使他们表态反对中央,同时对拥护中央正确路线的干部进行打击、迫害。

党中央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仍然坚持党内斗争的方针,期望他悬崖勒马,翻然悔悟。九月十四日,中央又致电张国焘,再次恳切希望其率军北上,为实现党领导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而斗争。并说明中央先率领第一、三军北上,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第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利于他们北上”。后来,中央到达哈达铺又等待七天之久。可是无论中央怎么耐心教育,张国焘仍然坚持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

九月十五日和十七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声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方面军各部队和第五、三十二军,先后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向马塘、松冈、党坝一带集结。这时秋风凛冽,战士衣单鞋破,大军再过草地,粮食更为缺乏,困难更多。许多红军指战员,又被草地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十月五日,张国焘更公开地打出反党旗帜,于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消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张国焘这一严重的反党行为,朱德、刘伯承等曾表示坚决反对,坚持全党只有一个中央,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不能有两个中央。他们的这种原则态度,在方面军许多干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分散了刚刚会合的红一、四方面军的力量,破坏了党的统一和团结,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党和红军北上创建抗日根据地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力量,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

九月下旬,南下部队分别集结于马塘、松冈、党坝一带。敌人立即沿大小金川布防。刘文辉第二十四军两个旅,位于大金川沿岸之绥靖、崇化(今安宁)、丹巴一线;杨森第二十军四个旅另一个团,位于小金川沿岸之懋功、抚边、达维一线;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一个团驻守抚边以东之日隆关等地,妄图凭借高山峡谷,阻止红军南下。张国焘为贯彻其错误的南下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实现在川康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于十月七日,发出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计划规定以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及第五军组成右纵队,由王树声率领,沿大金川右岸前进,强占绥靖、丹巴;以第四、三十、三十二军及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由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从大金川以东地区进攻,夺取崇化、懋功;以第三十三军及第九军第二十七师一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屏障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卓木碉;以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师部及第二七七团、红军大学留驻阿坝,组成阿坝警备区掩护后方。

十月八日,左、右两纵队均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右纵队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在绥靖以北观音河向西强渡受阻,方面军遂临时调整部署,以左纵队之第四军从党坝地区出动强渡大金川。十一日,第四军渡河成功后即沿右岸疾进,十二日克绥靖,击溃守敌刘文辉部两个团,继向南发展,十六日克西康省之丹巴县城。左纵队之第三十军也于十一日渡过党坝河,十五日占崇化。第九军第二十七师亦同时向南急进,于十五日夜对绥靖东之两河口守敌杨森部第七旅发起攻击,经三小时激战,将其全部击溃,连夜跟踪追击,于十六日克抚边,歼敌两个营大部。十九日夜又袭占达维,击溃杨森部第四旅。二十日,第三十军一部攻克懋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向夹金山以南逃窜。进占达维之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当即主动截击,俘获甚多。接着该师迅速向东南发展,连占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邓生等地。历时十余日的绥崇丹懋战役至此结束,总计击溃敌杨森、刘文辉所部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属之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

绥崇丹懋战役是在地形十分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大小金川地区到处是深山绝壁和峡谷急流,易守难攻。红军两过雪山草地之后,减员很大,未得休整,但各部队仍能克服重重困难,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迅速果敢的行动,运用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的战术,出敌不意地通过峡谷,夺占要隘,抢占桥梁,强渡急流。有的部队还创造了七天五战、疾进五百余里的突出事例。在红军疾风骤雨般的攻势面前,敌人常常弃阵溃逃,不敢据险顽抗。广大指战员在这些战斗中,进一步表现了革命军队不怕困难,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绥崇丹懋战役后,敌人再次调整部署:以刘文辉部防守金汤及泸定至汉源、雅安一线;以杨森部防守宝兴至大硗碛一线;以邓锡侯部防守宝兴以东大川场至水磨沟一线;以刘湘之模范师九个团集中天全;另从绵竹等地抽调十八个团向西增援。十月二十二日,张国焘又发布《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规定以第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第三十二军)向汉源、荥经活动;以第三十军及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先进占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以第九军第二十七师为右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另以第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第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番,占领威州。

十月二十四日,红军以迅猛之势穿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十一月一日,中纵队一举攻占宝兴,击溃杨森第二十军之第一、五、六等三个旅,乘胜进占灵关镇,接着连续打垮敌刘湘教导师之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直逼芦山城下。总计沿途俘敌千余,缴步枪两千余支、轻重机枪五十余挺。左、右两纵队从两翼日夜兼程疾进。七日,左纵队攻占大川场,歼敌邓锡侯第七旅一部,前锋抵进邛崃县境。右纵队攻克西康金汤设置局所在地金汤镇后,继下天全以西之紫石关、大岗山,击溃刘湘模范师之一个旅,于十日占天全县城,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刘湘为解芦山之围,急令其独立旅由名山地区增援。第三十、九军各一部,当即分两路对敌钳击,将该敌全部歼灭。继克名山西北之五家口镇,又全歼守敌一个团。十二日,芦山守敌在红军猛烈攻击下弃城逃窜,该城遂为红军占领。十余日内,红军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之川康边广大地区,毙、俘敌一万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随后,方面军决定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十一月十二日,在红四方面军已南下的情况下,党中央来电指示:“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湘〕、邓〔锡侯〕、杨〔森〕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牵制川敌主力残部,〔以利〕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发起之后,刘湘为阻止红军攻势,屏障成都平原,遂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等部以及李家钰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东北之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连同原来当地敌军共达八十余团。十一月十三日,方面军以中纵队全部及右纵队第四军集中十五个团的兵力,由五家口向朱家场、太和场之敌发起攻击,十四日占领该地,击溃敌暂编第二师两个团。十六日,攻占名山东北要镇百丈,打退敌六个旅的反扑。遂即沿百丈通邛崃大路攻击前进,至下午四时,相继占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但攻势很快即在敌优势兵力的阻击下受挫。

十一月十九日拂晓,敌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突出于百丈地区十余里长的弧形阵地反扑,广大指战员忍着疲劳寒冷与优势之敌展开浴血苦战。有的部队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反复进行白刃搏斗;有的战士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咬着拉火索将手榴弹拉响,与冲到跟前的敌人同归于尽。经过连续七昼夜的激战,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但是,长期固守阵地与敌拚消耗,对兵力居于劣势且缺乏补给的红军来说,显然十分不利。因此,方面军乃于十一月下旬撤出百丈一带阵地,转进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五家口,迄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至此,天芦名雅邛大战役遂被迫结束。

与此同时,第三十二军和第四军一部分别在天全、飞仙关渡过青衣江南进。十一月二十五日克荥经,继占汉源,歼守敌一部。十二月初,敌薛岳部由东面之洪雅地区向荥经进攻,红军在予敌以大量杀伤后,于中旬撤出荥、汉地区。

红军自九月中旬从草地南返,两个月来连续作战,广大指战员经历了种种艰苦,克服了重重困难,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但是,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尽管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依然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百丈一战伤亡近万人。这是方面军南下从进攻转入防御的一个转折点。百丈战斗失利,教训是深刻的。一是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二是红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三是战场选择失当;四是缺乏对平原、水田、村落作战的经验。这些都与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

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失败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胜利

百丈战斗后,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薛岳六个师向南面之雅安和天全地区集结;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则位于西南之康定、泸定地区。上述各敌大肆修筑碉堡,加紧封锁,准备伺机大举进攻。这时,方面军东进、南出均不可能,处境极为被动。

在开辟地方工作方面,这个时期,方面军和随军行动的原川陕地方党政机关,曾作了很大的努力,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先后建立了一些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组织了大金独立第一师和第二师及宝兴、芦山两个独立团,并发动群众进行了一些支援战争的工作。十一月中旬,在金川地区帮助藏族人民成立了格勒得沙革命政府。但是由于这些地区多为藏族聚居区和汉藏杂居区,情况非常复杂,加以历代反动政府长期的大汉族主义统治,民族之间的隔阂甚深,大军云集,又不可避免的形成“与民争粮”的矛盾;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不仅组织反动武装反对红军,而且还利用一切机会煽动和威胁群众不与红军合作。因此,不能在这一带形成一个根据地。并且,这个地区人口稀少,生产落后。数万大军在此辗转作战,更难以满足兵员、粮食和被服补给的要求。部队经常以野菜、土豆充饥,最好的时候也只能每日吃到两稀一干。当地虽有一些群众参军,但补充不了红军由于战斗和疾病的大量减员,有生力量日渐削减。当地不产棉花,部队不得不以棕榈制成衣服来抵御高原隆冬的严寒。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张国焘南下方针是行不通的。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英明预见,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证实。

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胜利,与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所造成的困难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的狂妄断言相反,第一、三军在中央领导下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由川甘边出发,经过四十天的艰苦转战,沿途俘获敌军人枪三千以上,于十月间胜利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由当地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九月中旬由陕南转移到的红二十五军合编而成)会合。接着,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个多师,使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展,红军不断壮大。这些胜利的消息,当时在方面军中发行的《红色战场》报上连续刊载,使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不少人窃窃议论:“还是中央的路线胜利了。”

全国政治形势在此期间也在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冀东二十二个县和察哈尔省北部,又酝酿着“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侵华野心越来越大,激起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十二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它标志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业已到来。计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二十七日,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论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在党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都指出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并吞中国,使中国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力量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互相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在重新改组中,党有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党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取得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以保证抗日运动的彻底胜利。党中央决议的主要内容,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电告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同日,张浩(即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在此以前,中央也与方面军保持着经常联系,一面转告敌情,指示行动中的注意事项,表示了极大关怀;一面继续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当中央得悉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之后,即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电令其立即取消这一反党的非法组织。二十二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革命,并公布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俄界会议的决定,让全党了解事实的真相,同张国焘的错误划清界限。同时,为了谋求党内团结,以便一致对敌,经朱德提议,中央表示,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后,可以暂时相互间发生横的关系。张浩也于二十四日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国际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要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成立中共西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中央十二月决议要点。朱德、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拥护中央十二月决议要点。在此情况下,张国焘也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

中央的决议和中央对方面军不断的关怀,在部队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尽管张国焘仍对中央进行诬蔑,但中央正确路线的胜利已在鼓舞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而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并成立第二中央的罪恶行动,以及南下碰壁的活生生事实,也从反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因此,要求维护党的团结,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情绪,日益高涨。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才被迫于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党中央,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瓦窑堡会议决议。并提出:策略路线上的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但实际上他的分裂活动仍未停止。

二月初,天全、芦山地区的形势日益严重。敌集中了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芦地区大举进犯。方面军处于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部队得不到补充的困境,难以在此与敌长期周旋,遂于二月上旬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方面军部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至此,张国焘南下方针遂告完全失败。

第三节 与红二、六军团甘孜会师,第二次北上。胜利结束长征

根据《康道炉战役计划》规定,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位于大硗碛、邓生、达维、抚边地区,钳制东南之敌,而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金汤、丹巴进取道孚、炉霍、康定地区。“先遣司令员刘伯承随三十军行动。”

二月十四日,张浩、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对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意见。电报提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关于红四方面军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供选择。第一个方案北上陕甘。红四方面军东渡岷江,红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共同北进。第一步抵川北,第二步抵陕甘。为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同苏联红军联合对抗日本侵略者创造条件。第二个方案就地发展。红四方面军依托现地,打破敌人的“围剿”,第一步迫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间地区,实现夺取四川的计划。红二、六军团在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相呼应。第三个方案南下转战。红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金沙江,与红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甚至可转向云、贵、川发展,寻求机会前进。上述三个方案,中央认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红军总司令部和方面军领导人讨论结果,一致赞同北上陕甘的第一方案。张国焘在南下碰壁、广大指战员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见共产国际同意红军主力北上方针,也不得不赞同北上方案。遂于三月上旬发布了《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提出:“主力进出于道炉甘一带,相机取康定。”“争取这一广大地区中部队之补充整理、休息,待机行动。派一部出观音河地区活动,以开通将来主力北上之道路。”后来,张国焘在其《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中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粮食缺乏”,使在“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提出:“目前的革命战略方针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三月十五日和四月一日,张国焘在道孚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讲话中一面继续对中央进行攻击,吹嘘南下“正确”,百般为其南下错误方针辩解;一面对部队的不满言论和批评横加压制,说什么“有了政权和红军的党”,批评要受“相当限制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同时,他在南下碰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公开提出准备向西北转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

西进甘孜和准备北上

三月一日,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一举攻占道孚。十五日占炉霍,继乘胜前进,占领西康省东北部重镇甘孜。第四军经炉霍向西南疾进,攻占瞻化(今新龙),俘敌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以下百余人,缴枪百余支和电台一部。第三十一军及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分别由丹巴、道孚南下,钳击泰宁(今乾宁),守敌李韫珩第五十三师一部弃城南逃康定。第三十二军及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在懋功以南地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随即进驻道孚、炉霍。至四月上旬,红军已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广大地区。

西进中,部队不仅沿途同敌人进行战斗,并且再次经受了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的考验。丹巴、道孚间,横亘着大雪山脉中段海拔五千米的折多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不时有冰雹、狂风、大雪降临。为了避开风暴的袭击,必须在每日十二时前通过顶峰的党岭。这样,部队不得不在头天下午开始行动,连夜接近主峰。指战员们在漆黑的夜里,在陡峭的山路上刨开冰雪,辟路前进。上山时汗流浃背,浸透军服;到山顶一经严寒侵袭,全身衣服顿成冰筒。有时大风夹着积雪卷得人马立脚不稳;有时天气晴朗,但冰雪反射着强烈的日光使不少人一时被刺得眼睛失明。空气稀薄,使人呼吸困难,头晕脑胀,腰酸腿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发挥了高度的团结友爱的精神。一人晕倒,几个人抢去扶持,许多伤病员也被安全抬过去。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帮助别人背东西和照顾年幼体弱的同志。红军以这种不畏艰险的钢铁意志,终于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

此时,红二、六军团从乌蒙山区突破了敌人的包围,进占了盘县亦资孔地区。三月二十五日,朱德、张国焘根据中央二月十四日电报精神,致电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提出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进的建议。三十日,又致电红二、六军团,先以到达滇西北为目的,然后会合一同北进。红二、六军团当即复电,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四月初,方面军制定了《四、五两月战斗准备工作计划》。接着,便在“迎接二、六军团”,准备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展开了整编、训练、筹集物资等各项工作。

方面军南下、西进以来,往返雪山草地,连续进行激烈战斗,减员很大。为了充实连队,适应新任务的要求,方面军重新进行了整编: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洪学智,辖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和独立师;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第二十七师和教导师;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代),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九师;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朱良才,辖第九十一师、第九十三师;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第十三师(原第五军团部队编成)、第十五师(原第三十三军部队编成);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辖第九十四师、第九十六师;方面军直辖妇女独立团(团长张琴秋)、骑兵师(师长由骑兵司令许世友兼)、四川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王维舟)、金川省军区(司令员倪志亮兼,政治委员邵式平,辖独立师、独立第二师)、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王新亭)。总计共六个军十九个师四万余人。与南下时相比,减员很大。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

部队整编之后,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军事训练。根据未来北上时的敌情和地形,着重学习打骑兵、打堡垒、夜间战斗和强渡江河等战术。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文化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方面军还建立了专门领导部队体育文娱活动的组织——“红场委员会”。

四月中旬,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进到云南西北地区,攻占了丽江。于二十七日在石鼓、巨甸地区渡过金沙江后,沿东岸分两路继续北进。

方面军积极迎接红二、六军团,为实现两支兄弟部队的会师,派第三十二军和第四军一部,由道孚南下,四月十六日占领东俄洛,十九日逼进雅江,守敌两个团逃窜。第三十二军占领雅江后在追击中歼敌一部,继占领西俄洛,将康定之敌李韫珩部阻止于雅江以东,保证了红二、六军团北上侧翼的安全。二十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和王树声,对迎接红二、六军团作了进一步部署:“会合二、六军〔团〕为目前主要任务,必须确阻止敌人的截断,相机消灭雅江李敌,并伸到稻城以及金沙江边去迎接二、六军〔团〕。”二十一日,徐向前复电提出:“与二、六军〔团〕会合主要目的是北上。”二十七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二、六军〔团〕今明可全渡江,会合已无大障碍,全军雀跃。”“此后重心为北进及对康定和懋丹两方。”方面军部队在进行作战和紧张训练的同时,积极筹集粮、盐、牛、羊等物资,人人动手,打草鞋、织毛衣、缝制帐篷,以备北上之需。五月一日,结合纪念国际劳动节,方面军举行了战术表演和体育、文娱竞赛大会。

部队在当地还进行了许多群众工作。方面军要求全体指战员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保持寺庙、经堂和争取喇嘛;并派出大批干部配合地方党政工作人员,深入农牧区,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指明少数民族的斗争出路,组织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姊妹团等群众组织。部队还在作战、训练的间隙,帮助藏民生产,医治疾病,开展群众性的清洁卫生工作。在统一战线政策上,这时也收到一些效果。四月二十二日,红军与甘孜西面的德格土司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五月一日,在红军帮助下,甘孜、道孚、丹巴等县藏族人民成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通过上述工作,在广大藏民中间传播了革命影响,使红军与藏民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保证了筹集物资任务的完成。红军北上后,安置在当地的许多伤病员还得到了藏族人民的保护。

与红二、六军团甘孜会师,第二次北上

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前,方面军在部队中广泛进行了迎接会师的政治动员和物资准备。全体指战员怀着对英勇善战的红二、六军团的无限敬意,热烈地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在甘孜等地的群众中也进行了欢迎红二、六军团的宣传。五月中旬,红二、六军团胜利地通过了雪山地区。奉命迎接红二、六军团的第三十二军亦向西发展攻占理化(今理塘)。

五月二十日,中央领导和红一、十五军团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负责人,提出:“当前任务是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电报中对于“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及蒋介石。”对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国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奋斗为目标”。中央为谋求党内一致、共同对敌的诚意和采取的正确措施,对促进张国焘放弃分裂活动,加速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十五日,中央又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指出国内及国际形势极为有利,“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六月六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准备组成西北局。至此,张国焘进行了九个多月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终告失败。十日,朱德、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复电中央,表示“一致同意”北上,并“拟于六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二方面军大约六月二十号前后集甘孜,休息十天跟进。”这期间,两广“六一事件”发生,全国形势有了重大变化,蒋介石调胡宗南部南下,甘南敌人力量薄弱。六月十九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红四方面军同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以“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三马”。“甘南敌情较弱”,“利于补充”,“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方面军总指挥部讨论后决定执行中央指示的北出方针,乘虚出岷州地区,横扫王均、毛炳文部向甘东南发展,并请红一方面军向天水方向接应。

六月二十五日,方面军决定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和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向松潘、包座一线前进。二十六日,方面军命李先念率领第八十九师和骑兵师组成的先遣军,经西倾寺先出阿坝,为后续部队筹集粮食、牛、羊。二十七日,左纵队第五军一部攻占崇化。二十八日,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在致电徐向前、周纯全及各军首长的《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中指出:“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等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横扫而东援,〔策〕应两广坚决抗日,扩大与加深民族革命战争,争取全中国人民苏维埃的胜利。”

六月三日,第三十二军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十六师会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以南之普玉隆。三十日,红二军团亦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与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会合。七月二日,红二、六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地区,两支兄弟部队的会师胜利实现了。同日,任弼时、贺龙等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在甘孜会见。五日,按照党中央电令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所属第二、六军团番号不变,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

红二、六军团进入甘孜地区时,受到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沿途写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红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红二、六军团”等巨幅标语;当地藏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在红二、六军团的驻地,方面军部队为他们筹集了大批粮食、牛羊和食盐,腾出打扫干净的房子,准备了木柴和开水;一批批由指战员亲手制成的毛衣、毛袜等慰问品送到战友们手中,并且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人人欢欣鼓舞,个个心情激动,充分显示了两支主力红军兄弟般的亲密团结。

方面军政治部于七月三日下达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部队分别召开了支委会、干部会、军人大会以及供给、卫生、事务人员等会议,进一步深入动员加强各种安全越过草地的保障工作,并组织了团和营连的收容队和收容组。

七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开始北上。方面军之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师、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红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七月三日从甘孜等地出动,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第九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独立师、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及方面军总部为中央纵队,由徐向前率领,七月二日从炉霍地区出动,经壤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第五军及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七月十日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动,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方面军部队第三次穿越在茫茫数百里的草地上。这次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比以往两次路程远、时间长,经历了更加严重的困难。所带干粮不足沿途食用,指战员再次以野菜、草根以至皮带、牛皮来充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八月一日到达包座地区,取得了第二次北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党中央对于红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深切关怀。在部队通过草地的艰苦日子里,不断给予重要指示。七月十三日,中革军委来电,指示红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并指出此举将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胜”。二十二日,中央电称:“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之进攻,迎接你们北进。……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二十七日,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八月一日,方面军胜利到达包座时,中革军委即来电祝贺,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州〕西〔固〕线,北出发生困难。”当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复电党中央,说明:“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并表示:“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到底!”八日,党中央复电:“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党中央和军委的这些指示,对引导方面军沿着正确道路北上,鼓舞部队的士气和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起了巨大的作用。

北上途中,任弼时十分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他分别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交谈后,于七月十日致电中央,高度评价两军会合后的兄弟团结。他说:“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二、六军情绪亦甚好,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二、六军。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他建议在红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中央扩大会议,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解决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的争论问题。八月九日,他又给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写信说:“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任弼时同志为加强全党全军的革命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岷洮西战役和中央开展西北新局面的战略方针

敌人为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即在甘南仓促布防:王均第三军之第七、十二师在文县、武都、天水、西固;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之第八、二十四师在陇西、定西;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在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在青海方面,则由新编第二军马步芳部在循化至贵德和兰州以西之新城经西宁至湟源之线扼守,防止红军西进。但敌人战线长,兵力分散,部署尚未就绪。同时,蒋介石虽急令于“两广事件”时南下的胡宗南部,由湖南长沙兼程北进,但一时尚不能赶到。中共西北局依据上述情况和中革军委八月二日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的指示,于五日发布《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敌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之前,以红二、四方面军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当即由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组成第一纵队,其主力由包座、俄界经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岷州,一部取道白骨寺、爪咱之线相机夺取西固和向武都佯动;以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组成第二纵队,夺取洮州旧城,尔后主力向临洮方向活动,一部向夏河、临夏发展,以保障左侧安全;以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出哈达铺,策应第一、二纵队。

八月五日至十二日,各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出发向甘南挺进。九日,第一纵队之先头部队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强占天险腊子口。十日,第八十九师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千余人,缴长短枪千余支、轻重机枪六挺,随即包围岷州。

八月上旬,党中央根据红二、四方面军已经北上、“两广事件”的发展及日本企图进攻绥远等情况,于八月九日向张学良提出与东北军联合发动抗日局面,占领以兰州为中心的战略枢纽地带,从西、北两个方向同时打通苏联。取得张学良同意后,十二日,中央将今后的战略方针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红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故要求红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以甘南为临时根据地,休整补充,继而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部,威胁兰州,以便东北军于学忠部三个师向兰州这一战略枢纽地带集中;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威胁青海,吸引河西走廊马步芳部东援,以便东北军乘虚接防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肃州(今酒泉),接通新疆;尔后实现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北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十二月起,以一个方面军守陕甘宁苏区,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期西渡黄河,消灭马鸿逵部,占领宁夏,完成从北面接通苏联的任务。根据中央上述战略行动计划,西北局作出了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临时根据地部署。徐向前率第三十军一部克漳县,陈昌浩指挥第九军、第五军围攻岷州,第四军一部克渭源,第三十军一部逼近陇西,造成了威胁兰州的态势。

此后,中央又考虑了红一方面军取宁夏,红四方面军取甘西、青海,红二方面军居甘南策应的方案,在八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分别征询红一、四方面军的意见后,于二十五日致电王明报共产国际,提出: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于同国民党成立抗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无论如何困难,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具体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渡黄河,其余部队保卫陕甘苏区;以红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一部地区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向甘西前进;以红二方面军在甘南地区,与陕南、陕甘苏区互为策应。如这一计划暂时无法实现,则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向黄河以西发展的计划。

在此期间,由于王树声生病,萧克调任第三十一军军长。

八月三十日,中央鉴于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后,已令胡宗南部回开兰州,并有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的企图,因而要求把甘南变为战略根据地之一,与巩固发展陕南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相呼应,并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以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同时对红军九月至十一月的作战计划进行了部署:红一方面军以一部主力南下,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控制甘南,尽可能取得岷州、武山、通渭地区;红二方面军速向陕甘南部交界地区出动。据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北出,于九月七日占领通渭;红一方面军第一师由聂荣臻、左权、陈赓率领南下,直插静宁、隆德地区,逼近西兰公路;红二方面军由哈达铺地区东出,九月一日占领礼县,继续向陕甘边发展,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县城。

九月四日,朱、张致电徐、陈,要求“四方面军须以两个军在二方面军开过后即向盐关、西和、礼县进击,消灭王均部,相机夺取礼县、西和两城,衔接二方面军”。陈昌浩当日电复,认为“以两个军击西礼作用较小”,提出“四方面军主力出击通渭、静宁、会宁,配合一方面军夹击该地区之增援蒋敌更有利”。六日,陈昌浩又提出:“抽出九军、三十一军全部,向通渭、会宁、静宁方向大大发展,具体配合一方面军行动。”七日,朱、张致电徐、陈:“一方面军主力已经东路沟向海原进,因该方为马鸿逵部,我方提议一方面军向固原、静宁、会宁进,他们尚未答复。”“浩速来总部商尔后战略方针。”

九月四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陕北情况:“各县论地形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中共西北局根据当时情况,提出了两个战略行动方案:一是红军出西北,占据黄河以西的甘、宁、青三省地区;二是出川、陕、豫、鄂。中央八日电示:“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我们已将此点告国际。”九日,朱德、张国焘电告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一方面军来电主张过黄河,在西宁、宁夏、甘凉地区发展,不得已时才向川陕鄂豫地区发展。”并指示部队在兰州以南作渡河准备。要求于十月上旬完成给养、卫生等后勤保障工作。此时,方面军已先后攻占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州、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阻止红军北进的计划。

九月十三日,朱、张、陈致电毛、周、彭、贺、任、刘及向前,建议:“我军为先机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要求:“一方面军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地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阻其停止静宁以东。”当日,党中央复电:“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着。”“至于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边〕盐〔池〕豫〔旺堡〕三城必被马敌占去,故在未给马敌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张国焘接电后,致电向(前)、纯(全):“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

这时,共产国际同意了红军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计划,答应红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以帮助。根据胡宗南向西北急进的形势,九月十四日,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第一步应由红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二步进据甘西。并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九、十月份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堡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底或十一月初进攻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担负牵制敌军之任务。上述部署主要是红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妨碍尔后红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的行动。但红一方面军缺乏渡河技术条件,需待黄河结冰后才能过河攻取宁夏。这样,红四方面军便需在优势敌人进攻下,在通、会、静、海地区,坚持两个多月。中央虽连电督促红四方面军迅速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定、会地段,而张国焘却踌躇不决。

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朱德、陈昌浩等坚决主张按照中央指示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张国焘则提出一个西进计划。会议通过了北上会合的意见,并于当日发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定西通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在会议期间,也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的西进意见。中央十九日复电指示:向宁夏、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宁夏是整个西北之枢纽。日前国际来电,红军到宁夏后即给予帮助,未说甘西。提出:“如使胡宗南确占定会地区会合毛炳文后,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九月二十日,张国焘到漳县前敌指挥部后,于二十二日致电朱德,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要求朱德到漳县面商。朱德一面通知中共西北局有关同志赴漳县开会,一面致电中央表示如静会战役计划被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同时电告张国焘,静会战役计划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一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同日,张国焘以“朱、张、徐、陈”名义致电中央,认为到静会地区四面受敌,决战不利,提出红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北,再与红一方面军共取宁夏方案。建议:红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区,吸引胡宗南部南下,尔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九月二十三日,在漳县三岔又召开中共西北局会议。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华民、萧克、李特等参加会议,继续讨论行动方针。会议采纳了张国焘从永靖、循化渡河的意见,方面军遂即调集部队西进。徐向前到临洮后调查得知,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二十七日,中央明令禁止红四方面军西渡,指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中央认为,红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速从通渭、陇西线北上。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才又被迫同意北上。同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回电中央:“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察兰州西渡河时须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二十六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二十八日,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二十九日,将通庄静会战役部署报中央同意后,方面军各部队开始按计划北进。

从九月三十日起,方面军分作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第一纵队为第四军,经官堡(今会川),渭源、华家岭攻占青江驿、翟家所;第二纵队为第三十军,经鸳鸯铺、榆盘镇袭占通渭;第三纵队为第九军,经野狐桥、中堡里至新市镇;第四纵队为第三十一军,进至通渭、马营一带;第五军为第五纵队,随第九军之后向庄浪、威戎镇方向发展。十月二日,红一方面军部队攻占会宁县城。八日,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第十师在会宁之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九日,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十日,会宁城内万众欢腾,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红一方面军将久已准备好的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毛手套和肉、菜等纷纷送来。此时,红二方面军也经天水地区渡过渭河,经秦安、通渭进入会宁地区。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胜利实现了。

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回到中央直接领导之下,这是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渴望已久的心愿。会师前,方面军政治部发给部队的讲话大纲中这样写道:

“为着会合红一方面军,我们眼睛望穿了。……听到了党和军委决定要四方面军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消息,我们……个个高兴地不得了。〔我们〕不放松一秒一分的准备,准备克服一切困难,准备铲除任何企图阻拦我们的敌人,来会合你们。不管蒋介石的计划和碉堡封锁线怎样严密,不管胡宗南、毛炳文怎样费尽气力,不管少数民族地区雪山草地怎样的困难,……都没有阻止我们的前进。……环境越困难,我们的斗争与会合的决心越坚决。就这样,我们终于取得了伟大的会合。当会合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在行军中,在宿营地,在火线上,……没有一个人不在欢喜地庆祝这件事。”

“现在我们会合了。……不论在任何人的眼睛里看起来,这都是一个惊人的胜利。……蒋介石阻拦我们的会合,企图消灭我们这一个、再消灭那一个的计划,完全失败了。我们三只铁拳在一条火线合起来作战,一定更有把握打更大的胜仗。……我们的力量团聚了。我们的军事政治经验结合了。以我们这样巨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可以打大胜仗,而且可以……使抗日战争迅速发动,更顺利地粉碎日本强盗的侵略。……”

“……我们已经一致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为执行当前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再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坏我们的团结。我们红四方面军全体战士,准备好了用心地学习一方面军哥哥们的长处。希望我们一方面军的哥哥,能够纠正我们的缺点,多多指示我们。”

“同志们!携手前进吧!卖国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我们伟大会合面前发抖了!胜利就在眼前。”

这份热情洋溢的文件,充分表达了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激动心情。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署发出了庆祝会宁大会师的贺电,向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并且指出:

“我们在这一抗日前进阵地会合,证明强盗的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保卫华北而战!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会宁大会师,胜利地结束了红四方面军历尽艰难险阻、曲折复杂的斗争、转战一年零七个月的长征。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不断进行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成就。

小结

方面军从一九三五年三月西渡嘉陵江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会宁大会师的十九个月中,举行了艰苦的长征。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这一时期的斗争,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

与红一方面军懋功会师,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党中央根据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当时如能执行这一方针迅速北上,必将使中国革命运动在临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开创一个新的伟大局面。但是张国焘却基于他的个人野心,并在红军正在长征、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的情况下,利用党的困难,企图篡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党中央以党的团结为重,经过对张国焘多次耐心说服和斗争,北上战略方针才得以开始执行。但正当红军越过草地取得包座战斗胜利,打开了北上道路时,张国焘竟公然违抗中央命令,分裂党和红军,擅自率军南下,成立第二中央。张国焘的这一罪恶行为,不仅违抗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而且把方面军拖入川康边极为不利的境地,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中央北上方针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不断地推动着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而方面军南下转战川康边却遭受了重大损失。在此鲜明对照下,广大指战员日益认识到中央路线的正确和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危害,纷纷表示不满,迫切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由于党中央采取正确的方针,由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的斗争,由于广大指战员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北上并取消其第二中央。

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屡历险境,往返雪山草地,迭遭强敌进攻。但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不怕牺牲,不怕险阻,英勇奋战,克服了许多不可想象的困难。在十九个月的过程中,大小战斗千百次,先后打击了数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在川、康、甘、青四省边境广大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种子,扩大了党红军的影响,终于胜利结束长征,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


[1]本文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0月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2]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