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聂荣臻

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住在一家壮族老百姓家里，由一个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给我开了刀。这样，我行军就得坐担架。坐担架行军，对频繁作战的军团来说，不免增加累赘。于是，我有时就跟着中央军委纵队行动。

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然而，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领导的地位（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仍是向忠发）之后，王明路线越来越占上风。王明这个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就认识他。他那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当翻译。此人爱夸夸其谈，傲慢得很，教条气十足，我那时就讨厌他。但从路线上认识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根据地，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以前，红军几乎是连战皆捷，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固然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对敌斗争来说，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一九三三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根据地，军事顾问李德一九三三年九月也进了根据地，一切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尤其是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已经几乎没有发言权。“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后来知道，由于从湘南起，毛泽东同志对李德以及博古同志的错误做法不断有所斗争，为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黎平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那时，王稼祥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在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打遵义，二师六团是攻城部队。渡过乌江以后，六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同志就接受了攻取遵义的战斗任务。他们把一切攻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赶到了他们部队，他当时对干部讲：“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罗！”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这次攻打遵义的战斗，实际上变成一次智取遵义的战斗。

一月六日，六团离遵义还有半日行程。侦察员来报告说：离遵义三十里地，有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同志指示六团：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而且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就会影响打遵义。于是当日下午三点，六团一营就以迅雷般的动作，冒雨对这个据点展开了奇袭，全歼了这股敌人，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并立即对俘虏兵做好了争取工作。由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团侦察排，全部换成俘虏的衣服，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全团跟在他们之后，向遵义前进。当时六团做了两手准备。争取诈开城门；如诈不开城门，就强攻上去。结果敌人真以为是从外围据点败退回来的自己人。一月七日凌晨我们二师进了遵义城，取得了智取遵义的胜利。

打开遵义以后，我随军团部紧跟二师进了遵义城。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我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步入这座城市时，看到二师的部队已经在准备宿营了。这可不行，军委命令我们，乘胜追击由北门逃跑的黔敌三个团，直到占领娄山关、桐梓，就是说任务还很重！六团昨天是比较疲劳了，四团这个主力团还未怎么使用哩。于是我们与二师领导商定，使用四团为先头追击部队。

当刘伯承参谋长给四团明确任务，要他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和桐梓时，他们虽然满口答应，却可以看出面有难色。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刚到遵义城，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出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确难做哩。

我对四团政委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和该团团长耿飙都一致保证坚决完成任务。立即吹集合号，把部队集合好就出发了。

四团朝着去四川的孔道、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前进。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四团快进到娄山关时，他们偷听敌人的电话，知道了敌人在娄山关一带的部署，就派了一支部队，从板桥镇绕小路插到了娄山关的侧后，攻占了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县城。一军团的部队集结在桐梓一带休整。少共国际师即第十五师，这时撤销番号并入了一军团。这之后，四团又向前伸，先占领了牛栏关，十四日在新站与敌人遭遇，击溃敌人两个团，乘胜追击，十六日又占领了松坎。

中央军委纵队九日进入遵义城。由刘伯承同志兼任遵义警备司令。我和林彪奉军委指示，从十四日开始，将部队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由于我军突然转向遵义，一下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虽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二十个团到常德地区与二、六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长江南部一线，搞不清虚实，不敢轻进。蒋介石虽然命令粤桂军队赶快北上遵义，但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显然不积极，仍滞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敌不经打，一触即溃。只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纵队比较积极，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也难以很快采取行动。这为我们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可贵的时机。

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紧张的酝酿。毛泽东同志亲自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先是王稼祥通了。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坚决主张请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说，他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对博古、李德，王稼祥同志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周恩来同志是个好参谋长，他那个时候行军时往往坐在担架上睡觉，一到宿营地，不管白天晚上赶快处理电报。他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会议还是开得很紧张的。除了个别同志处理作战指挥方面的事，临时告假以外，一律到会。那时，我的脚还没有好，每天坐担架去。

会议的名称就叫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开了三天，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同志以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同志，我和林彪也出席了会议。李德也列席了会议，伍修权同志给他当翻译。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在路线方面，又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博古在会上作了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他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强调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副报告是周恩来同志作的，因为他是军委主要负责人。

在会上，多数人集中批判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冒险主义，以后又发展为右倾保守主义，以及在长征中消极避战，只顾夺路去湘西的错误军事路线；集中批判了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的错误。这方面遵义会议的决议已经讲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第一个发言人，王稼祥紧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博古同志后来作了检讨，但没有彻底地承认错误。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同志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李德是列席的，遵义会议文件中的华夫同志，指的就是他。他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但对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在发言中，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态度十分顽固。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同志和我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根，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只是后来由于川军的顽强堵击，张国焘又不按中央指示，擅自放弃了川陕根据地，使敌人可以集中全力来对付我军渡江，这个设想才未能成为现实。

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在常委分工上，由洛甫同志代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行军途中，又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同志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军队。

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由于经常处在军情紧急状态，我们只能先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形式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正式传达是在二渡赤水回来，第二次攻克遵义后，在遵义由中央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的。会上，张闻天、周恩来同志都讲了话。一些过去受过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一提起过去的错误领导和它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就气得又捶桌子又打板凳。我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叫什么场的镇子里，在一家地主的场院里传达的。传达的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同志还帮我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打下了基础，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错误领导，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自然，由于军情紧迫，时间短促，以及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在遵义会议上还只能首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但这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已经从此得救了。

（选自《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