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进川西

王平

三月底，红军通过遵义和仁怀之间的封锁线，迅速抵达乌江。这时乌江上空连日风雨不停，云层很低，敌人飞机无法起飞，一时不知红军的行踪。红军利用老天爷赐予的美好良机，红三军团在对门寨架浮桥渡过乌江，其他军团也都迅速再次渡过乌江。

渡过乌江以后，我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迅速进到贵阳东北地域，占领了牛场、狗场、猫场，直逼贵阳。部队扛着梯子行进，装着攻打贵阳的架式，到处书写“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活捉王家烈！”的标语，大造声势。贵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只有四个团兵力，用于贵阳城防的部队不足两个团，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大为恐慌，急忙电令滇军赶往贵阳保驾。当蒋介石上钩以后，红军却在贵阳和龙里之间穿过滇黔公路，向西南直奔云南而去。红十一团担任前卫，一天走一百多里路，很快通过公路，最先通过马场。

人说贵州“天无三日晴”，未免有点夸张，但阴雨天气多却是事实。这时又遇到细雨，整天下个不断。泥土公路，人踩马踏，翻浆很厉害，行军格外费劲。红军过滇黔公路往西走，滇军继续往东赶，为避免接触，有时要抢道，有时又要让道，紧一阵慢一阵，走走停停，有时几个部队挤到一起，有时一个部队又拉得很长，大家都疲劳得很。彭军团长负了点伤，头几天和他联系不上。到了长顺，彭军团长带着很少几个警卫人员赶来，他指示红十一团作为先遣团，带上电台和工兵，在两天之内强行军一百八十里，赶到北盘江的白层渡口，控制渡河点，并架设浮桥，准备掩护中央红军全部从那里渡过。

第二天，天色微明，红十一团出发了。四月的云贵高原，晨雾霭霭，凉风阵阵，使人浑身打颤。我们翻过一座座低矮的山头，越过一条条沟涧，下午通过一个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这里有两三百布依族团丁控制着山道，向导告诉我这是“王司令”的区域。部队已经走九十里路，我们下令就地休息，我和特派员吴信泉去跟王司令谈判。

这个王司令告诉我，前几天国民党周浑元部的代表曾来谈判，要求他堵截红军。我向王司令宣传红军的政策，说明我们只是借路到北盘江渡口，保证不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司令犹豫了一会，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他派他的副官给我们作向导，负责和沿途的各布依族关卡交涉，并交待对红军后续部队也不要阻拦。王司令还慰劳红军许多白米、猪肉。部队安全通过该地区后，我们再三感谢王司令对红军的友好态度。可是，后卫其他部队通过时，不了解我们原先谈判的约定，把一些布依族团丁缴了械，这是很错误的。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红十一团于第三天中午到达北盘江。北盘江是珠江的上游，水面约有两百米宽，水不深，流速平稳，河对岸有二十多里长的高山。我们看水势可以徒涉，于是侦察排和第三营的勇士们脱得光光的，一手举着枪，头顶着子弹、衣服和背包向对岸徒涉过去。

刚登上对岸的山头，侦察排就发现敌人正从山的背面拚命往山顶上爬，他们立即用机枪向敌人扫射。真是险啊，如果我们过河晚一步，山头就被从贞丰开来封锁渡口的敌人一个团占领了。第三营渡过江也从山上冲下去，敌人一个个被打得滚下山去，掉头就跑。这时侦察排和三营的同志们什么也顾不上了，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就从山上压下去，光着身子追出二十里地，老百姓看到这种情景都感到很惊奇。

据布依族王司令派驻江边的连长讲，要到白层渡口才有渡船。白层渡口在离第三营渡河点下游五十里，蓝参谋长带第一营前往占领渡口，以保障军委直属队和第五军团渡河。

白层是比较热闹的一个渡口，是江西岸贞丰和兴仁县的门户，敌人一个营在对岸把守，商船和渡船全弄到了对岸。第一营在黄昏时分赶到白层渡口，准备在第二天拂晓时强攻。到晚上十一点，守敌营长派副官乘条小船过来谈判。敌营长慑于红军的声威，不敢和我们打，答应借船给红军渡河。那个副官说：上级命令我们防守，你们还是假打一下，让我们好有个交代。深夜，一营朝天打了一阵枪，对岸放过船来。红军控制了渡口，大部队顺利地渡过北盘江，占领了贞丰县城。

北盘江上游有座盘江铁索桥，对岸关岭有一个师的敌军驻守。为了封锁铁索桥，迟滞关岭、安顺出来的追兵，保证红军顺利通过贞丰、兴仁等地越过七磐山进入云南，军团命令红十一团率第二、三营经者相、坪街向铁索桥前进。我们于次日中午逼近坪街，经过半小时战斗，占领了该地。坪街和关岭有电话联络，张爱萍政委和关岭的敌人通话，那边问情况怎样了？张政委说：“没有什么，来了几个土匪扰乱，被我们打跑了。”下午五点钟，关岭的敌师长又来电话，我拿起话机，敌师长说：“关岭县长报告坪街到了共匪，你们说没有，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说：“哪有的事，什么情况也没有。”

“狗县长就会造谣。”敌师长在电话里骂了一句。

以后我们从电话中监听到龙场的一个敌军团长向关岭报告，坪街早被红军占领了，驻坪街的两个营被击溃已跑到山上。关岭的敌师长惊慌地问：“到了多少共匪？”

敌团长说：“有一两千人……机关枪还不少咧……”

我团乘夜向铁索桥前进，夺取了守桥敌人的两处阵地。我们守住桥头，敌人摸不清红军情况，不敢贸然前进，就这样与敌人对峙了一天两夜。

我们到了坪街以后，在这关键的时候，电台出了毛病，只能收报不能发报，光听到军委询问军团：“红十一团现在什么地方？”后来又听到军委让军团找我们，我们急得坐卧不安，怎么也和军团联系不上。第三天早晨，电台收到军委一个电报：“中央红军已经向云南前进，陈赓率干部团殿后。干部团现在兴仁，到中午十二点撤走，如果红十一团赶不到就自行归队。”

看了这个电报，深感我团所处形势严峻，如果干部团撤走，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兴仁，我们就可能过不去了。当时是早上六点钟，到兴仁有一百二十多里路，我们立刻集合部队，命令全体轻装，把伙夫担子挑不了的东西、多余的枪枝弹药全部扔掉，只留下一个排在后边收容病号，实在走不动的就留下。

部队像赛跑一样，疾行如飞。我带着前卫营在十一点钟赶到了兴仁县城附近，远远看去山上有部队在活动，我骑着马跑上去联络。干部团团长陈赓已经出城，只剩一部分人员没有撤走。我让他们先等一下，待我们团赶到一块走。中午十二点，红十一团全部跑步通过兴仁。这次红十一团六个小时跑了一百二十里，出发时一个人没有留下，路上也没有一个人掉队。

四月下旬，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再次跳出敌人重围，争取到更大的机动区域。

中央红军向昆明方向挺进。红三军团以红十一团为前卫，逼近沾益县白水镇。白水镇城墙已经坍倒，我军击溃守敌顺利地进占该镇。为了掩护红三军团大部队在白水镇宿营，红十一团到北面平彝（今富源）方向和被击溃的敌人对峙，并警戒宣威的敌人。

红十一团出镇没走多远，敌人飞机就来白水镇周围盘旋，我们立即命令全团隐蔽在路旁小树林里。红三军团直属队正行进在开阔地，没有地方隐蔽，因而遭到敌机轰炸扫射，损失较大。军团杨尚昆政委和组织部长欧阳钦、宣传部长刘志坚等多人也在这次敌机扫射中负伤。

第二天，红三军团从白水向沾益前进，红十一团成了后卫，我带一个营在警戒阵地继续监视敌人，掩护主力行动。宣威方面敌人两个师经平彝向白水奔来。四月二十七日中午，我们在山上看到敌人的前卫部队，国民党第五十三师稀稀拉拉，探头探脑，慢慢地向前移动。我们把一个营摆了三里地的正面运动防御阵地。敌人前锋三个团发现我们以后不敢前进，他们在我军阵地前面展开，其后续部队上来也跟着展开，偌大一个师九个团的兵力想与我们一个营打一场正规阵地战。敌人用大炮、机枪轰扫，我们即隐蔽起来，敌人冲上来，我军就全力阻击，把敌人打回去。我们一个营与敌人一个师对峙了两个多小时，得知军团主力已经全部走完，阻敌任务胜利完成，于是我们迅速收拢部队主动撤走。而敌人好半天才小心翼翼地将展开的部队集结起来，慢慢地搜索前进，更谈不上追击我们了。

白水这个地方也出产火腿，比宣威的并不差，红军打土豪缴获不少火腿，带上它顶干粮慢慢地吃。过沾益以后，我带着一个营在寻甸赶上红三军团大部队。这时，中央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占领嵩明、杨林，佯攻昆明；红三军团及中央纵队、红五军团为右路，离昆明稍远；红九军团单独走一路。红军逼近昆明，市内陷入一片惊恐慌乱之中。龙云紧急电令云南所属部队赶回滇东、昆明堵截红军，这就完全打乱了敌人“围剿”红军的部署。滇军这一调动，金沙江沿岸敌人兵力空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

红一军团在昆明以北转向西北急进，直奔龙街渡。

红三军团在出发前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向广大指战员说明，红军后面有十万追兵，若抢不到金沙江渡口，红军就会陷入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绝境。抢渡金沙江，这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

动员以后，红三军团以红十三团为前卫赶往金沙江洪门渡找渡河点架桥，掩护大部队过江。红十一团为后卫，担任阻击敌人三天的任务。

在向金沙江开进中，前边的部队急行军，我们在后边，每天只走三十里，敌人没上来，一路上可以宿营，可以打土豪，比较从容。走到距金沙江还有一天路程时，我们打开了一个法国天主教堂，那里边贮存了许多物资。有些铁桶饼干和罐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部分让当地群众拿走了。张爱萍认识点外文，他拣起一桶罐头看了看就打开来吃，我一看黑糊糊的，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说：“果子酱，你尝尝。”我怕上当不敢吃，他笑我是土包子。走在路上，我的马夫拿着桶饼干边走边吃，我拿了一块尝尝，倒是挺好吃的，我后悔没让部队多带一些。

红十一团接到军团命令，要求我们急行军一百一十里，在第二天拂晓前必须赶到红十三团所在的金沙江下游洪门渡过江，晚一点就过不去了。我们刚集合部队动员准备出发，又接到命令：红十三团已从洪门渡过去，那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只有一条小船渡江太慢，要红十一团改为军团前卫，到上游绞平渡随中央直属队一起过江。红十一团立即改道，直奔绞平渡。

金沙江水深河面宽，全部渡河点都不能架浮桥，更不能徒涉。江上的船只几乎全被敌人沉掉了，除了洪门渡搞到一条小船外，只有干部团在绞平渡搞到六只渡船，中央决定全军都从绞平渡过江。我们赶到绞平渡口，刘伯承、陈云等同志在那里等着过江，张爱萍把我扔果子酱罐头的事当笑料讲给陈云听，陈云开我的玩笑：“王平同志，以后再缴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你不要就把它丢在路边，好让我们在后边的也捡个便宜，开开胃口啊！”

过江以后，中央说红一军团在龙街渡没过去，命令红三军团派一个营去接应，通知他们也赶到绞平渡过江。张爱萍政委带着红十一团一个营沿着左岸急行军前往龙街渡。他们夜间行军打着火把，在龙街渡附近看到对岸有大部队也打着火把在活动，估计就是红一军团，但是水流声响，隔江传话对岸听不见，指战员非常焦急，在江岸上到处搜索，终于在一个悬崖下找到一只小艇，几个战士划着小艇过去，传达了命令。红一军团赶到绞平渡，当晚中央红军全部胜利渡过金沙江。

中央红军过了金沙江，进入四川的西南，向会理挺进。会理处于大凉山区，在四川来说是偏僻的县份。但是出人意料，这一带山谷之中，田陌交错，有不少村庄，据老百姓讲会理城内商业相当繁荣，还有些轻工业。会理城原有川军刘元瑭师几千人防守，最近还从西昌调来一个旅增援，他们为预防红军逼近城墙进行坑道作业，把城墙周围的全部房屋付之一炬，然后紧闭城门死守。红军进到会理附近就看到满天红光，烈焰冲天，可恶的川军不顾老百姓死活正在烧城外的房子。

五月八日，由红三军团和中央干部团主攻会理城，红三军团以红十团和红十二团主攻，红十一团为预备队。由于红十一团缺一个营，军团教导营临时归红十一团指挥。教导营营长是彭绍辉，政委李志民。我们占领了城外制高点，但见城里一片死寂，很少有人走动，高高的天主教堂也没有动静。部队开始用迫击炮和机关枪攻城没有奏效，以后还是用挖坑道爆破的办法炸城墙。红十一团调到城西北角担任主攻，坑道爆破只炸坍了城西北部的一块城墙，城砖倒下来形成一面斜坡，红十一团的突击队立即往上冲，军团迫击炮营掩护，但是炮没有打准，一排炮弹正打着我们的突击队，突击队员全部牺牲。军团命令再组织突击队，可是城墙缺口已被敌军堵上了。红十团攻南门也没打开，团参谋长邱阜成牺牲。干部团方向也没有得手。敌人以逸待劳，红军长途跋涉极度疲劳，难以攻坚，况且会理城对我军继续前进不构成威胁，军团向军委建议，改为围而不攻。军委同意放弃攻打会理，只派部分部队监视敌人，其余部队在城外就地休息。

八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一个铁厂召开会议。除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外，各军团军团长和政委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了强渡大渡河的部署；对林彪反对毛泽东领导，写信给军委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以及反对机动作战等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事实上，彭军团长不知道林彪写信的事。林彪曾给彭军团长打过电话，请他代替毛泽东任前敌指挥，彭军团长严厉地指出林彪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会上，彭军团长以大局为重，认为大敌当前，当务之急是摆脱追敌，因而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没有申辩。会议情况当时没有向下传达，我是以后才知道的。

会理会议以后，总政治部据杨尚昆政委建议，下令调我到红十三团任政委，红十团刘随春接替我的政治处主任工作。我觉得，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是我的老上级，文化知识、资历水平都比我强，在关键时刻我不便于对重大问题作最后决定，张爱萍政委的条件比我好，他去十三团工作能配合得好，况且我是老红十一团的，继续留在这团工作比较顺手。于是，我找袁国平主任反映了我的看法，这样张爱萍调红十三团任政委，我接任红十一团政委。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终于跳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央红军从会理北上经西昌、冕宁准备渡大渡河。

红三军团进到西昌的时候，袁国平主任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书记张闻天来作报告，批评黄克诚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大家对黄展开批评。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光是我，恐怕对绝大多数领导来说都是个谜。我只是听有人讲，在行军休息闲谈的时候，有人问：“红军这样走不知要走到哪里去？”黄克诚说：“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我想为这类事也不至于点名批判吧。当时许多同志都怀疑，黄克诚定是当了会理会议的替罪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他们不好点彭德怀的名，就拿黄克诚来开刀。

这次会议后，军团教导营营长彭绍辉接替黄克诚的军团侦察科长。教导营政委李志民调保卫局当科长，黄克诚任教导营政委。教导营一直归红十一团指挥，黄克诚多次对我说：“你对我不要客气，归你指挥，该下命令就下命令嘛。”我说：“你是老首长，怎么好下命令啊！还是多研究商量。”

从冕宁到大渡河，一路上都是军委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为全军的前卫。过冕宁之后，进入越西彝族地区，刘伯承和头人小叶丹结拜为兄弟，彝族兄弟欢迎红军过路。

越西县城和越西地区，一半是汉人，一半是彝民，地瘠民贫，文化落后，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械斗。红十一团部队经过越西时，汉人和彝民都向红军送状子，互相指控对方。团政治处经过调查，召开群众大会，指出军阀、地主豪绅为了压迫剥削劳苦大众，挑动彝汉群众械斗仇杀，彝汉的贫苦工农都一样受压迫受剥削，应该戳穿坏人的阴谋，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军阀、土豪。这样越西群众更加拥护红军，汉彝青年踊跃要求参加红军，仅红十一团在此地就扩兵七百多人，其中有一百多彝民。

这一带彝族大都住在山上，风俗习惯落后，服饰也很简单，头上缠着布、插根鸡毛，身上就披些麻布和毡子，光着脚，吃东西都吃生的，特别喜欢喝酒。由于长期过原始散漫的生活，彝民青年参军以后，也不顾红军的组织纪律，行军路上看到小摊贩的东西就拿，我们还得派人跟在后边给人家付钱，赔礼道歉。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对这些彝族战士实在没法管，也没时间管，为减轻部队负担，军团政治部把他们临时接收了过去。后来彝族战士觉得生活不习惯，跟着红军没走多远，许多人都陆续回家了，最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十几个人。

过了越西，红军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总参谋长担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为前卫，杨得志是团长。他们先行抵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安顺场对岸有川军一个营驻守，那个营的营长在红军先遣支队到达的头天，坐小船到安顺场来赌钱、玩女人。红军一到就抓住了这个营长，然后一部分先遣队员装扮成他们的人，坐船过去，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河对岸的阵地。先遣队员把渡船从对岸放过来，刘伯承、聂荣臻等领导和红一团都坐船过了河。但是，大渡河水势凶猛，流急浪高，河水咆哮声很远就能听到，根本无法搭浮桥。这里船只少，每天只能渡过一个团。军委决定大部队行军走一百多里，到上游的泸定桥过大渡河。

红一团循大渡河右岸前进，红军大部队循左岸前进，协同夺取泸定桥。泸定桥的敌人着了慌，放火烧桥。这是一座铁索桥，上面铺着木板，敌人放火不久，红军就赶到攻占了桥的两端，稍加修理全军从这里过了河。

红十一团在赶往泸定桥时，抄了条近路。我们沿着河边走，经过一些小村庄，比别的部队少翻越两座山。那天正遇着大雨，泥浆陷到脚踝以上，两脚被泥浆裹着像两个大秤砣一样，很是难走。河水轰响听不见敌机的声音，白天容易遭到敌机袭击，晚上打着火把走比较安全。红十一团晚间到达泸定桥。以前没有走过铁索桥，也没有经验，过桥的时候，怕把桥压坍了，稀稀拉拉地走，人先过去，牲口最后过，其实过桥时人越少，桥身晃动得越厉害。我在赶往泸定桥途中，因为道路泥泞，就把鞋子脱了拴在牲口屁股上，过桥以后牲口过不来，光着脚走了三十里路，牲口赶上来才把鞋子穿上。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打破了蒋介石妄想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迷梦。昔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安顺场被清军围困而全军覆没，今天中央红军却变天险为通途，甩掉了敌人。

（节选自《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