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长征路

王新亭

夹金山下会师

一九三五年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这是奉党中央电令，全力以赴。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西进，向岷江地区发展，沿途多次击溃了敌人堵击，抵达川西藏族地区，控制了茂县、汶川、理县一带。部队住了几天，上级动员部队与中央红军会师。我们十分兴奋，纷纷打草鞋、织毛衣毛袜，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

五月，为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我们过夹金山。这是大雪山，翻越困难。过夹金山，须在十二时以前，因为每日下午，狂风大雪，气候十分恶劣。下山时无法步行，都是滑着下山。六月八日，我们九军攻占了懋功，歼灭守敌，并占领要镇达维。

六月十三日，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同志们极为欢欣鼓舞，互相握手，欢呼跳跃，激动得热泪盈眶，充满了兄弟般的阶级情谊。

六月十四日晚，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赶到达维。党中央领导同志不顾辛苦，亲自接见了红四方面军的军、师负责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心情格外激动。当晚，两个面军举行了庆祝大会。毛主席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两大主力红军，要紧密团结，互相学习，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共同实现北上抗日的伟大任务。

六月十六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后，我亲自组织红九军的机关、部队代表，向红一方面军赠送慰劳品，计有草鞋一千三百多双，汗巾二百零三条，毛线袜三百五十七双，皮衣、毛衣共四十七件……等。我也多次组织和一方面军同志的联欢活动，自编自演小节目，组织篮球比赛等。

红大生活

根据中央指示，一、四方面军互相交流了一批干部，体现了团结一致的精神

红军大学就是遵照这种精神，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底组建起来的。校长是刘伯承，何畏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第一次过草地后，我从红九军调来红大当政治部主任，一起工作的还有李井泉、彭绍辉、陈伯钧、张际春、赖光勋等同志。刘伯承同志主持的红大，为四方面军培训了很多干部。

在红大组建过程中，刘伯承校长亲自领导制定了教学方针、教学制度和教学规划……他多次给红大教职员讲：我们红大必须以马列主义的军事政治理论为指针，理论与实际并重，认真研究战斗经验，把学员培养成为忠于革命事业，政治坚定，英勇善战，既能打仗，又懂得政治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他还指示政治工作重点，要抓紧共产主义教育；要进行克服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红大要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了提高学员的军政素质，刘伯承校长还亲自授课和做示范动作。

我在红大工作期间，经常给学员讲政治课。那时没有现成教材，我在讲课之前，总是要到学员中进行调查，根据学员的要求和实际水平，亲自动手写讲课提纲。先在政治部进行试讲，反复修改好讲课提纲后，才在学员中正式讲解，教学效果较好。后来刘伯承校长知道了这个情况，对我备课认真，先进行试讲等教学方法进行了表扬。

红大初建时，驻在四川阿坝附近的金川。金川地势好，有大片原始森林，山青水秀，如同仙境。金川盛产梨，有种“沙儿梨”多得不得了。这种梨皮薄核小，香甜汁多，没有什么渣子，到嘴就化了，所以特别好吃。晚饭后散步时，我们就买上一筐回来，睡觉前大家啃梨。在常年作战的情况下，这也算是趣事了。

红大一直跟随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行动。张国焘强令部队南下，进至川西南和西康交界地区，红军大学还在天全的红岩村十八道水驻过一段时间。

三过草地

长征中，四方面军过了三次草地，后两次是张国焘造成的。

懋功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实行北上方针。一九三五年八月，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我们红大随左路军行动，于是我们第一次过草地。这草地纵横六百余里，茫茫无际，没有人烟，没有道路，十分荒凉。水草深没膝盖，草丛下面河沟交错，都是些烂泥腐水，找不到踏脚之处，大家就从一个草墩跳到另一个草墩上行走。草地上的草墩儿是草根结成的，又软又滑，还有些弹性，踏上一脚四周都在颤动。行军时，走出这一步，看好下一步，才敢动脚，稍不小心就会掉进泥潭里去。泥潭稀软，越陷越深，有时还会把援救人员给陷进去。草地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早晨浓雾迷漫，中午露出蓝天见红日，霎时间又狂风大作，乌云翻滚，雨雪、冰雹倾盆而下。部队行动非常艰难，体力消耗很大。行军速度并不快，每天走出五十华里，就累得筋疲力尽了。在草地行军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少粮缺水。部队出发前，在卓克基地区买了些青稞，做成炒面。但数量有限，每天每人只能分到两三把，后来连一把炒面也分不上了。只好发动群众挖野菜、草根充饥。但部队多野菜少，这时又动员大家煮吃皮带、马鞍上的皮革等。沼泽地带，虽然到处都是水，但都是些死水，呈黑褐色，味难闻，大都有毒，不能饮用。只有晚上到达宿营地后，才派人出去找活水。由于缺乏饮水，部队个个都是唇干嘴裂。夜晚露营，连块干地都找不到，只有背靠背的坐在水草地上，靠相互间的体温抵挡潮湿和寒风。在过草地时，我把马让给伤病员骑了，一路上我都是持杖步行。我眼睛不太好，看不清路，深一脚浅一脚，而且常常摔倒，摔得满身是泥浆。白天我组织政治机关的同志下部队做鼓动工作和收容工作，晚上了解部队行军及减员情况，研究处理办法等。在断粮时，和同志们去挖野菜，有时还用旧马掌钉子和麻线钓鱼，给伤病员吃。同志们在草地行军中，发扬了团结战斗、吃苦耐劳、不胜不休的光荣传统。部队始终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六天的艰苦行军，于八月二十三日到达中阿坝。

红九军进至阿坝地区以后，突然接到通知，要部队停止前进。当时大家都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才知道，是张国焘借口困难，拒不执行党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他要四方面军南下。张国焘在中阿坝军级以上的干部会上，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反对党中央，还把党中央北上抗日，创造新苏区的战略方针和正确主张，说成是借口抗日，实行“逃跑主义”。这次会议，我对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说：“草地过了一半，又要南下，搞什么名堂。”“一个月前，你要我做动员报告，我反复讲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意义；讲了北上抗日的伟大意义。现在又要南下，这是什么意义呀？你自己去动员吧。”陈海松同志听了我的话，愣了半天，无言可对。没过几天，我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了。第一次过草地时，我们左路军到达阿坝就停止前进了，这时右路军在徐向前总指挥的带领下，已穿过草地，到达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地区。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至此结束。

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开始的。

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按兵不动，对抗中央北上的方针，提出南下川康的错误主张。这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个别干部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问追不追？陈昌浩政委接电话后，问徐向前总指挥怎么办？徐向前总指挥明确坚定地指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总在关键时刻表现了高度的政治原则性，为维护红军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张国焘发布一个《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声称：“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保证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张国焘随即命令红四军、红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第二次过草地，时近冬初时节，黄草漫漫，寒风凛冽，部队仍穿竿衣，打赤脚，特别是粮食，更为缺乏。深秋肃杀的气氛，笼罩着沉寂的大草原，野菜很难找到了，只能以枯草代食。途中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第一次过草地。许多年轻的指战员，在寒冷、饥饿、过度疲劳的情况下，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次南下途中，还很清楚的看到，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窝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此景此情，令人百感交集，抑郁不已。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干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分裂主义的旗帜。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在会上都不支持张国焘这种分裂党的行动，他们在会议后进行了耐心的工作，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高度的政治原则性。

张国焘为了贯彻错误的南下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实现其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十月上旬，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八日起，部队分左右两纵队，沿大金川两岸向南进攻。大小金川地区，到处是高山绝壁，狭谷激流，地形复杂，易守难攻。部队两过草地，减员很大，未得休整，又投入战斗。我红军战士，有崇高的政治觉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用迅速果敢的行动，夜摸、奇袭、迂回的战术，因而能出敌不意地穿越狭谷，夺取要隘，占领桥梁，飞渡激流。有的部队七天五战，疾进五百里。至二十日，连克懋功、丹巴两县城及绥靖、崇化、抚边、三屯、达维、日隆关等要镇，击溃川敌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

此战结束后，张国焘于十月二十日，又发布了天（全）芦（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将部队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全力南进，是想夺取上述地区，建立根据地。

十月二十四日，红四方面军和五、九军团，穿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动进攻。至十一月十二日，我军中路纵队击溃敌四个旅，占领宝兴，直逼芦山城下；左路纵队攻占大川场，歼灭一部，前锋抵邛崃县境；右路纵队击溃敌一个旅后，占领天全，协同中路纵队歼敌一个增援旅；攻占芦山。共毙俘敌五千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十一月十九日拂晓，敌十几个旅从东、北、南三面向我进攻，拉开了百丈决战的战幕。

十一月二十二日，敌人突入百丈，我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百丈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这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我军自身伤亡也近万人。在百丈决战中，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

百丈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失败的一个主要标志。我军从此处境更加困难，广大指战员从惨痛的血的教训当中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第三次过草地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份开始的。七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合。这时，我由红大调到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主任为张琴秋，副主任为傅钟。

第三次过草地的部署，二、四方面军分三路纵队陆续前进。集结在炉霍地区的九军、四军十二师和独立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方面军为中央纵队，由徐向前同志率领，七月二日出动，经让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集结在甘孜地区的四军十师和十一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三十二军（会合后编入二方面军）及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总司令率领，七月三日出动，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集结在绥靖、崇化地区的五军及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第三次过草地，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到达包座地区。

八月五日，我军从包座地区出发，向甘南挺进。第一纵队在徐向前亲自指挥下，九日抢占天险腊子口，十日攻克哈达铺，歼敌一千余人，十九日攻占漳县，二十六日攻克渭源。徐总率前指驻漳县。第二纵队于八月二十日攻克洮州旧城，歼敌一营，接着击退敌马步芳一个旅的进攻，九月七日攻克通渭，进占武山、新市镇。第三纵队经救济寺、腊子口，九月初进至哈达铺，并攻占礼县。

党中央于八月底，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和十五军团西征，进至西兰公路以北地区，策应和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

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红三十一军攻克通渭时，我由方面军总政治部调到三十一军任政治部主任，军长是萧克，政委是周纯全，参谋长是李聚奎。

十月七日和八日两天，红四方面军先后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十月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在静宁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举世闻名的长征，以敌人的失败，我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把红军的力量集中起来了，它给中国人民展示了新的希望，为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会宁会师后，四方面军按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部署西渡黄河。三十军、九军、五军团刚过黄河，胡宗南部队赶到，我们三十一军和四军为敌所阻，未过黄河。

一九三七年初，党中央和军委派郭述申同志到三十一军接替周纯全同志担任政治委员。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加强全军的党性教育，为建设党军而奋斗。同时按援西军总部的指示，积极进行援西的准备工作。这是我初次认识郭述申同志。他工作认真负责，深入群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三十一军参加援西军，由刘伯承、张浩同志指挥，执行援助西路军的任务。三月，我们到达甘肃镇原时，得到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便停止西进。

西路军被俘的人，后来被敌人由平凉解送西安上火车。为了争取被俘的人回来，我们在天水到西安的路上写了很多标语：“红军在镇原。”被俘的同志看到这个标语后，不少同志跑回来了。组织上还派人到西安，协助红军西安办事处做被俘人员的工作。我因为在红九军工作过，红九军很多人认识我，我也被派去西安。我化装成学生，以找弟弟为名，到火车上走了一趟。由于敌人看管得很严，被俘的人很难逃跑，只有少数同志跳火车回来了。

（节选自《王新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