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的关系研究综述

胡志彬

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中央红军长征前期与抗日无关，后期才逐步明确以北上抗日为战略目标

陈维民认为，长征战略目的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寻找落脚点，即到哪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猝然实行战略转移，其目的在于摆脱敌重兵包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央红军在寻找落脚点这个问题上，先后经历了四次变化：第一，长征初期的战略方针是突破敌人的包围，与二、六军团会师，创建湘西根据地。红军这时的战略目的，尚未提出抗日问题。长征前党中央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主要是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还不是长征这一军事行动上直接的战略方向和目的。第二，放弃湘西计划，进军川黔边，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中央红军通道转兵贵州后，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两个会议的基本精神，既未提到北上陕甘，更未提到北上抗日。第三，遵义会议提出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新的苏区的战略任务。从遵义会议前后党中央所确立的战略决策来看，其着眼点仍然是摆脱敌人的围困，寻找落脚点，创建新的根据地。因此，说遵义会议解决了北上抗日问题，是与事实不符的。第四，两河口会议的战略方针是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两河口会议虽然坚决反对了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坚持北上川陕甘，但其目的在于“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其立足点仍是争取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尚未提出抗日反帝的民族战争问题。因此，这时的北上，并不意味着抗日。由两河口会议之坚持北上方针，就断言北上之目的是抗日，未免有些牵强。

（2）第二阶段是把寻找落脚点，建立根据地，同北上抗日的战略目的结合起来。这一阶段是以毛儿盖会议为起点，使长征的战略目的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会议决议在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战略决策正确性的同时，在长征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北上的战略方针同抗日的战略目的联系起来，不仅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当成是进行国内革命战争的落脚点，而且把它当成是进行抗日战争的前进基地。会后，中央不顾张国焘的反对、阻挠以至胁迫，把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始了北上抗日的进军。

陈维民的结论是，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完善，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国内外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把长征中北上抗日战略目的形成的时间说得过早，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王荣先认为，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和红军长征“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与北上抗日无关”这样两种观点都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红军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北上抗日方针。

（1）早在红军长征之前，中共临时中央已经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并先后设想了直接对日作战的几种实施方案，但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进攻，使红军经常处于白军的包围之中，忙于反“围剿”作战，因而未能实现直接对日作战。

（2）红军开始长征时，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不是北上抗日，而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开辟新的革命阵地，巩固和扩大红军力量，以便向敌人发动新的进攻。第一，红军撤离中央苏区，主要是为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而作出的决定。第二，红军突围转移的落脚点是远离抗日前线的湘西。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发出的第一号布告说中国工农红军“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但是，不难看出布告提出抗日口号具有政治宣传性质，不是红军长征的行动方针。布告上的话，是为了掩盖红军转移的真正意图，达到迷惑敌人，使其判断错误的目的。不能把这段话解释成为红军开始时就是奔赴抗日前线的。第三，红军长征初期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行动，不是全军上下一致的自觉的主动军事出击。第四，黎平转兵是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仍然是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便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没有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问题。第五，遵义会议也没有把北上抗日作为长征的行动方针。在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的战斗过程中，中共中央都没有提到“北上抗日”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及其率领的中央红军，当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军事形势，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共中央迫切需要集中全力纠正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党和红军的基干，才有可能谈到如何把革命引向胜利发展的问题。所以，解决中央的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那时还来不及讨论“北上抗日”的问题。总之，从开始长征到渡过金沙江之前，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不是北上抗日，它的基本任务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3）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把“北上抗日”作为长征的行动方针。第一，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大包围圈，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争取了长征的主动权，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可能的条件。第二，从两河口会议到毛儿盖会议，逐步形成了“北上抗日”的红军行动方针。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沙窝会议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形势联系起来。毛儿盖会议加快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步伐，指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士兵的反帝情绪是个有利的条件，强调红军应当与全国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是要在抗日前线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这是“北上抗日”方针的具体化，把“北上抗日”作为红军长征的行动方针。第三，中共中央把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陕北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挥中心。榜罗镇会议改变俄界会议的计划，决定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中共中央在陕北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为了汇合全国红军的力量，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建立，实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在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后，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党的“北上抗日”的方针。

二、中央红军长征始终以北上抗日为总的战略目标

王健英认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实质上是实现“北上抗日”路线的伟大胜利。

（一）“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就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并在实际行动中贯彻落实。

（1）“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先高举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发出“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号召。一九三二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已经把“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和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基本方针。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内战政策，根本不允许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反而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摆在第一位。同时提出“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机，将愈迫近”，“要使全苏区劳动群众不论男女，都有接受军事训练准备对日作战的热烈要求”。中共临时中央认为“组织、准备、领导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这是当前最切要的，必须即刻进行的行动口号而不是宣传口号”。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把“对日宣战的主张”也看成是“行动方针”。

（2）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领导人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希望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诚意。五月二十八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中，第一次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与口号，表现了为抗日救国，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的诚意，是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更进一步的行动步骤，是具有行动意义的基本口号。

（3）公布“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九三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制定《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由宋庆龄等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于上海发表。七月十五日，中央政府正式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八月一日建军节举行阅兵典礼，朱德总司令亲自率领受阅红军，进行抗日宣誓。红七军团则早在七月七日即正式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基本方针的形成，特别是“红军北上抗日”口号的提出和派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说明早在长征以前，“红军北上抗日”已经成为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和基本口号，已经变成深入军心、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行动口号。

（二）红军长征出发高举着“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认为“长征开始并没有把‘北上抗日’作为行动口号”的观点，是把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与战略转移开始的行动方针，混为一谈了。前者属于党在一定历史阶段实行的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较长时期不变。后者是为了实行前者在当前采取的军事行动方针，是根据敌我态势和战争进程适时改变的。中央红军出发高举着“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这是事实：其一，长征前夕，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出师北上抗日的热情仍然高涨；其二，积极争取与国民党军队订立停战反日协定；其三，党的白区组织把迎接“红军北上抗日”作为实际工作方针；其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于十月十日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明确宣称“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其五，长征初期，沿途进行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宣传；其六，十一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内称：“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其七，十一月十六日，鄂豫皖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也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事实表明，“红军北上抗日”作为党既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基本口号，在长征前后都是红军追求实现的战斗目标，是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政治目的。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确是在“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下进行的。

（三）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根本方针。遵义会议既没有讨论“抗日问题”，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为当前行动方针。但这不等于党中央放弃了从长征出发就高举的“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事实上，遵义会议及其后，党和红军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口号：其一，见于遵义地区红军当年书写的标语；其二，见于老同志如陈云、成仿吾、杨成武、吴吉清等的回忆；其三，军委电台坚持抄收电讯，这些抄收的电讯内容表明，毛泽东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对国内形势、中日关系的发展，依然十分关心，并非一无所知。遵义会议为什么没有讨论“抗日问题”？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央红军当时处在生死关头，亟待解决的是根本转变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二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当时已趋低落，日本帝国主义暂时尚未采取大的侵略行动，抗日问题在已有明确方针的情况下，似无急于讨论的必要；三是抗日问题的讨论，势必导致否定“左”倾政治路线，很可能影响对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的解决。加上当时军情紧迫，时间仓促，会议没有讨论抗日问题，是可以理解的。遵义会议虽未讨论抗日问题，但却决定了“渡江北上”、“向川北发展”的根本方针。在四渡赤水、甩掉尾追敌军后，到四月间中央仍然坚持执行这一方针。如果没有遵义会议这一根本转变，也不会有后来实现北上抗日路线的长征的胜利。

（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从一、四方面军会师提出北上陕甘川总方针起，到明确决定“北上抗日”为战略行动方针，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会师之初中共中央已放弃了“赤化川西北”的方针，提出了“占领陕甘川”的总方针。这主要是根据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作出的决定。一则在川西北或川康边建立根据地既难长期坚持又少“继进前途”，二则及时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事变”的情况以及由这一情况引起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正重新高涨的新形势，三则因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北上抗日”的旗帜，因而中共中央提出北上陕甘川。这是为了“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的“长策”，并非仅考虑当时红军的落脚点，而且是在实际上把北上陕甘川与实行“北上抗日”结合起来考虑的结果。第二阶段，两河口会议决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的北上陕甘的战略方针。虽然没有提出“北上抗日”，但决定“向北进攻”，北向陕甘发展到靠近抗日前线地区建立根据地，正是随后确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基本点；第三阶段，沙窝、毛儿盖会议正式决定北上抗日，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从沙窝会议到毛儿盖会议，中共中央、毛泽东已经把“北上陕甘”与“北上抗日”紧密联系在一起，两个会议明确谈到“北上抗日”问题，把党几年来坚持的“北上抗日”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正式确定为当前的战略行动方针。这既是中共中央指导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的军事战略方针，也是中共中央领导红军向抗日前线胜利进军、建立全国抗日领导中心的政治策略方针。

（五）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北上抗日”路线的伟大胜利。实现“北上抗日”路线，取得长征伟大胜利，是红一、二、四方面军高举“北上抗日”旗帜共同奋斗的结果。第一，中共中央率一方面军积极执行北上抗日路线，为主力会师陕甘、开创西北抗日新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主要表现是：保存和发展了红军力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东征山西，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同东北军西北军达成停战抗日协定；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第二，“北上抗日”是四方面军转师北进的目的。第三，红二、六军团长征高举着“抗日救国”的旗帜。

王健英的最后结论是，党和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始终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确定“北上抗日”为政治、军事的战略行动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进行了正确斗争，是引导三大主力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决定因素。

罗佳瑛认为，红军北上抗日的方针酝酿于“九·一八”之后，在长征过程中逐渐发展完善。针对陈维民“红军长征初期的战略目的尚未提出抗日问题”、“中央红军长征前，党中央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主要是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还不是长征这一军事行动上直接的战略方向和目的”的观点，罗佳瑛认为：第一，红军长征初期的直接战略目的固然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进行战略转移，而不是抗日。但是，党和红军在这一阶段的最终战略目的是“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共同抗日”。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包围，正是为了主动积极地实现党的抗日政治主张。所以不能把长征初期的战略目的与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割裂开来，更不能说这时“尚未提出抗日问题”。第二，不可否认当时党中央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确有“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抗日先遣队的活动，确也起到了政治策略上的作用。但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表，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成及其全部战略意图联系起来看，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主要任务乃是实践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尽管北上抗日先遣队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它在尚未到达抗日前线的途中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而失败了，但仍然必须肯定它是北上抗日征程上的第一步。只有从实践党的战略方针的高度来评价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功绩，才能如实地肯定党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发表的《北上抗日宣言》是名副其实的。

王廷科认为，红军长征从被迫的战略退却开始，而以北上抗日的积极成果告终，其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这就是：中央红军从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高举着抗日反蒋的旗帜，开始长征，到转战湘黔川滇地区寻求新的落脚点；从集中全力粉碎蒋敌的围追堵截，到转入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从此，红军长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北上抗日”也成为后期长征（包括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十分明确的奋斗目标。

三、红军长征虽然一开始并无明确的北上抗日的目的，但实行战略转移保存有生力量是与北上抗日完全统一的

胡雄杰认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是被迫的战略退却，而不是主动的战略进攻，目的在于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以利于进行反攻粉碎敌人的“围剿”。若把红军长征一开始就说成是明确转移到陕北去抗日，未免牵强附会，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是，如果把红军长征开始没有明确以陕北作为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作为口实，而贬低甚至否定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重大意义，更是站不住脚的。实际情况是：红军长征从江西苏区出发就是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并且成为鼓舞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的精神支柱。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在军事上的直接目的就必然是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以利于进行反攻，粉碎敌人的“围剿”。这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它与北上抗日并不矛盾，而是完全统一的。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条件下，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进行战略转移，无论选择何地作为转移的落脚点，都将有利于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遵义会议尽管只集中解决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但是“北上抗日”作为党和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和基本口号，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千方百计地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动员，因此不能说“抛弃”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口号。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抗日”基本方针逐步确定为战略转移的行动方针。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北上抗日”，但和此前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相互印证，就不难看出，正是宣言发出了“北上抗日”的号召，而两河口会议则从战略方针上体现了“北上抗日”的奋斗目标，使政治口号和行动口号统一起来，从而为北向陕甘发展到靠近抗日前线地区建立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沙窝会议到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把“北上陕甘”与“北上抗日”直接地联系了起来。俄界会议对张国焘坚持其南下的退却逃跑主张以及破坏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明确作出结论。榜罗镇会议决定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红二、六军团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开始长征，途中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举行的甘孜会议，明确决定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方针，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进。“北上抗日”始终是鼓舞着三大主力红军为之英勇奋斗的政治目标，并且是引导红军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的决定因素。

参考资料

（1）陈维民：《对长征北上抗日战略目的形成的初步探讨》，《哲学》1982年第3期。

（2）王荣先：《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方针的实现》，《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3）王健英：《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党史研究》1986年第5期。

（4）罗佳瑛：《试论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与陈维民同志商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5）王廷科：《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6）胡雄杰：《论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与陕北落脚点的选择》，《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