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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场会议研究综述
杜中武
猴场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继黎平会议后召开的又一次会议。长期以来,猴场会议没有被提到应有的历史地位来加以研究和宣传,近年来,猴场会议的重要性才为人们所认识。
一、关于猴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问题
(一)关于召开猴场会议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
(1)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召开。大多数人持此观点。侯保重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为克服‘三人团’主要成员博古、李德军事上错误,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附近宋家湾村召开会议。”李安葆也说:“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召开了会议。”此外,萧文豪、黄世稀、彭洪志等人也持此观点。
(2)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召开。李鹤群认为“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军委纵队之一梯队于本日十五时到猴场宿营’。在此,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了会议,并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又一次否定了转兵湘西的错误主张”。李英勤也认为“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瓮安县猴场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毛泽东参加了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战略方针的决定》”。
(二)关于召开猴场会议的地点。对这一问题,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即猴场会议是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召开的。近年来,有人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是在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召开的。
(三)关于参加猴场会议的人员。对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分歧。认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和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关于猴场会议的内容和形成的《决定》
(一)关于猴场会议的内容。对此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认为会上经过激烈争论,采纳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重申了要坚决执行黎平会议决定的新战略方针,最后形成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具体说来,主要内容是:
(1)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的事实上实现不了的错误战略方针。
(2)会议再次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上的右倾逃跑主义、游击主义思想和偷安休息情绪的错误,提高了部队战斗的情绪,坚强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作战意志和胜利信心。
(3)会议提出了中央红军渡乌江后应执行决战防御路线,批判了博古、李德单纯防御路线,为在黔北红军的作战指明了方向。
(4)会议更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为红军作战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形而上学机械的战略战术思想。
(5)会议强调中央政治局对军事指挥的领导,把过去委托“三人团”“处理一切”,特别是李德凌驾军委之上,一人包办一切,擅自专权的军事领导和指挥大权收回政治局。
(6)会议强调加强对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要求他们积极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创建根据地而对敌人反攻作战,来夺得胜利。
(7)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过去把红军的任务只局限于单纯打仗的单纯军事观点,肯定、恢复了毛泽东过去为红军制定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及党的组织)。
(二)关于猴场会议《决定》的内容。对猴场会议通过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内容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1)其内容主要有两点。首先,《决定》重申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并准备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张红军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和消灭小部黔敌等错误意见;其次,《决定》提出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红军必须进行休整,加强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具体任务。
(2)其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立即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同蒋介石主力部队和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歼灭其一部,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第二,尽量利用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休整,并进行整顿补充工作,加强政治工作,缩编部队,充实战斗队;第三,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赤化工作,争取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建立政权,抓住有利时机,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三、关于猴场会议的历史意义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比较充分,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猴场会议的历史意义作了恰当的估价。
(1)猴场会议在黎平会议确定的正确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表现在:第一,明确了以战斗的姿态迎接苏区根据地的建立,实现了战略方针方面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的转变;第二,会议改变了把红军的任务只限于单纯打仗的错误,恢复了红军的三大任务;第三,会议正确运用了在敌强我弱情况下,红军克敌制胜的运动战的战术原则;第四,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央军委工作的领导,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保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指挥的实行。
(2)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准备,“是遵义会议的一次预备会议”。表现在:第一,猴场会议最后完成了中央红军转兵贵州的战略转折,使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的设想得以实现;第二,猴场会议进一步使全党的思想趋于一致,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继续以决议的形式,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经过毛泽东的说服帮助,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思想渐趋一致,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反对“左”倾错误领导、争取遵义会议胜利的中坚力量。第三,猴场会议基本结束了李德等“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组织上的重要准备,从根本上保证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成功,使遵义会议最终能彻底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
(3)猴场会议是中央红军战略转兵的重要组成部分。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从通道到遵义这个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然后上升为理论的认识过程”。通过对从通道提出战略转兵到遵义会议完成这一认识过程的考察,认为猴场会议通过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战略方针,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等重大原则,党的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及红军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发展了黎平会议决议的精神。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尽一切努力去实现新的战略方针,信心坚定,目标明确,表明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因而,猴场会议是“这个认识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4)李德指挥权的终结。表现在:第一,会议再次批判、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战略方针,重申了要坚决贯彻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批判了他们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为党中央和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北渡乌江、挺进遵义地区、在那里召开好遵义会议打下了思想上、政治上及理论上的基础;第二,会议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对红军的政治、军事领导,这标志着结束了博古、李德等组成“三人团”对红军的政治、军事领导权;第三,会议批判、否定了博古、李德分散红军主力而去打游击的“左”倾作战方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战斗的姿态迎接新苏区的创造,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为创立川黔边最初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指明了方向。
(5)猴场会议在思想和行动上完成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进一步的准备。表现在:第一,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完成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变,是黎平会议的继续;第二,猴场会议提出了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是黎平会议的发展;第三,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进一步的准备。首先,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更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组织上的进一步准备。
总之,猴场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
参考资料
(1)侯保重著:《遵义会议: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李安葆著:《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
(3)李鹤群:《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准备》,《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4期。
(4)李英勤:《浅谈猴场会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贵州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3期。
(5)黄世稀、胡庆寅:《中央红军长征在湘黔边境战略方针的转变》,《黎平会议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萧文豪:《猴场会议是中央红军战略转兵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