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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谈长征
一
《红星照耀中国》于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出版。当时，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了了解。《红星照耀中国》后来被译成中文即《西行漫记》，使整整一代中国人首次读到长征的英雄事迹。
这（指长征——编注）在一九三四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今天仍然如此。只有亲自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
这本关于长征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编注）自从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在很短的时间里为数众多的读者都读了这本书，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字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六千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六千人。
现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这么多年以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表示不理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二
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毛泽东曾说，“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他到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但是长征却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从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共产主义在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的黄土高原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首次向全世界揭示了这出悲壮的人间戏剧。这些共产党人是一年前到达陕北的。他们经历了七千多英里的行军、战斗，他们挨饿、受冻，他们穿越了地球上最险峻的峰峦沟壑和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横渡了二十四条江河，据毛计算共翻越了一千座山。
据说一方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约有八万六千名男女战士。一年后的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可能只有六千人与毛一道抵达陕北。
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很可能人们还会不时地发现更多的关于长征的片断，但这本书所记载的已足以表明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也许，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像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或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而且我惊奇地发现，还有些像美国人征服西部：大队人马翻越大山，跨越草原。
但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三
陈毅永远也忘不了周恩来看望他的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阴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这一天，陈毅才知道了后来成为长征的消息。
三军团在两周前打了一场恶仗，战绩平平。目前，它正在进行休整，准备新的战斗。这一切都严格保密。孔（三军团的一名侦察分队长——编注）的战友们只知道他们不久就要开拔。（后来，这种保密的做法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效果适得其反。）
有位消息灵通的姓伍名修权的年轻人，身材修长，谈吐文雅，举止大方。那年（一九三四年——编注）十月，在苏区的首府瑞金，人们神秘地进进出出，气氛日益紧张，震动越来越大，红军中究竟在酝酿些什么，他几乎无所不知。
这位年轻的伍修权对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那时正给一个叫李德的人当翻译。李德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派来参加中国革命工作的代表。当时，李德指导中国红军活动已有一年多，可惜毫无建树。
这时（一九三四年十月——编注），红军高级领导层的每个人都知道部队即将转移，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他地方，一些人说是贵州，还有人说是云南或四川。除了最高领导之外，其他人都不了解。
周（周恩来——编注）实际上是总参谋长，参加决策。然而，发号施令的是李德，他的命令又自然而然地得到党的总书记博古的拥护。即使周有不同意见，他往往也是以一比二处于劣势。所以他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军人去执行上级的命令。
他（毛泽东——编注）的政治局同事、到那时为止一直支持李德的洛甫也住在小庙的一厢，这使他们俩有机会进行密切的交谈，后来发现这些交谈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明知危险乃至致命的撤退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共产党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和蓬勃发展的根据地。他们悄悄地行动，希望蒋介石的飞机不要发现并轰炸这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现在是需要坚韧不拔、下定决心的时刻，不允许提任何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毛泽东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再过多久蒋介石就会发现这些蠕蠕而行的队伍。没有一个指挥员不为那些如牛负重的挑夫们担心，他们中间很多人挑着他们能够肩负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动两英里都很困难。
四
十月中旬，这是个气候宜人的时节。但从于都出发的那一行人情绪都不高。这个决定周恩来不只告诉了陈毅一人。与陈毅谈话之前，他把毛从于都召到梅坑的总部，告诉他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毛对此事的反应如何，没有记录，但是他对当时的军事形势感到日益不安。他两次提出建议，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绝。他每次都建议红军放弃阵地防御，迂回穿插到国民党封锁线之后，越过碉堡群，袭击敌人后方。有一次他主张向东挺进浙赣，进而直取南京；后来又建议打进湖南。这些就像对牛弹琴，没有人听他的话。
周恩来详细地说明了新的计划，即红军向西出击，穿过蒋介石在冯·塞克特将军指导下设立的四条封锁线，然后向西北方向的湘鄂边境挺进，与贺龙会合。贺龙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根据地。
根据花名册上的数字，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红军的实际人数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这个数字是本书首先发表的。具体分为：
第一军团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第三军团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第五军团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第八军团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军团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还有两个独立纵队：中央军事委员会纵队四千六百九十五人，以及有时被称为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九千八百五十三人。以上总数不包括雇用的担架员（他们有时仅受雇一两天）。
让红军战士离开苏区可不是件容易事，那是他们多年的根据地，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江西，而这些人中多数又来自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瑞金地区、于都县、宁都和福建的周围地区。离开他们的故乡是痛苦的。
五
李德回忆说，项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表示他有同样的担心，但几天以后，当他把此话转告他的同事博古时，博古显得比他们有信心，他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李德与项英谈得很久，以至于直到第二天他才赶上中央纵队。
眼看要进行一次灾难性的撤退，要越过陌生的荒山僻野，随时会受到数十万敌军的攻击。此外，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可能突然使他（李德——编注）失掉控制权（甚至危及他的生存）。
六
一九三四年春为什么要把财宝（毛泽民埋于山上的红军储备银元编注）从山上运下来？答案很明确。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决策核心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他们已开始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后来，对于何时决定放弃苏区，何时开始考虑进行长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毛泽东同亲苏派之间的论战中，毛泽东的支持者认为，长征是一个仓促、轻率、无准备的冒险，是惊慌失措的产物，不是有计划的行动。
证据有利于对方。“十万”大军的行动不可能是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的事情，早在数周或数月以前就作好了安排。不管是否下令长征，详细计划必须早就作出，否则长征将成为一场溃逃。将财物搬下山来的决定是同制定长远计划相吻合的。
一九三四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现有的一切人力。与此同时，另一项运动是征集粮食。红军下达了很重的征收任务，呼吁农民作出捐献。同时开展了借贷运动。铸出了更多的银元，做好了棉衣。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从老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铜壳里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制弹头。李德参与了监督准备工作。伍修权记得有一天曾同他一起检查新手榴弹的爆破试验。不是所有的手榴弹都能拉响的。
很明显，这些都说明，有一件大事正在酝酿之中。同时，他们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农家妇女为战士编草鞋。草鞋很容易穿破。战士们想在长征开始时多背上几双草鞋。他们让妇女们把草鞋编得厚厚的，这即是将进行长征的某种暗示。
迄今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还未能发现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任何具体指示、备忘录或命令。讨论这些问题似乎经常是限制在博古和李德两人之间，连周恩来都未能参加全部的商谈决策。后来听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怕蒋介石的奸细获悉红军的计划。经过仔细研究国民党的新闻报道，没有发现泄密的迹象，国民党官员也没有自称发现过长征的秘密，国民党的评论却暴露出他们对红军是极其无知的。那时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博古和李德，下台几年了，而国民党还一直以为他是红军的领袖哩；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懂得共产党的斗争阵势。
一九三四年夏天开始的若干行动，后来被说成是长征的准备工作，包括突围和几支红军部队的转移。
第一支转移的部队是第七军团。
紧接着又有一支部队进行了一次突围。这次是萧克为首的第六军团。
这些部队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仲夏时期的部队行动怎么会有助于十月底红军的大规模转移呢？这一时间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两者没有什么联系。
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称红军起初的行动是“交响乐的序曲”，但是序曲同交响乐似乎不是一个调子。
二十五军的行动只与当地情况有关，同任何其他因素联系起来都是牵强附会的。同时，似乎也不可能假设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就为红军的大转移作了充分的筹划。
七
一般来说，红军战士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宣传队又为他们加油打气。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样干，都有人告诉他们。但在长征初期却没有这样做。
长征出师大吉，红军胜利地冲破了第一道碉堡封锁线，随后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锁线挺进，并于十一月三日以同样的速度顺利通过。此后推进的速度稍有减慢，但到十一月十日，红军已全部通过尚未竣工的粤汉铁路。
长征初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因为周恩来通过谈判已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在长征途中，对峙双方的军队指挥员之间进行秘而不宣的接触是屡见不鲜的。
周恩来派了两位负责同志，一位是何长工（他曾劝说王佐参加了井冈山的红军），另一位是潘汉年（他后来负责同莫斯科联系的秘密使命），去粤北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达成了一项互不袭击的协议。双方还商定交换情报，广东省长还答应向红军提供通讯设备和药品器材。因此，长征中的红军穿越广东及毗邻地区有时就像游客散步一样消闲自在。广东军阀的军队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它对敌情了如指掌。
这项中立协议对决定长征开始的时间有一定影响。虽然到了九月，转移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的变化已不可能了。这一协议也许促使共产党领导人确定从毗连广东的一隅突围的选择。还有证据表明，广西军阀也同红军达成了某种谅解，由其在广西东北部让出一条“走廊”，以利于红军迅速通过。
直到十月底国民党才察觉到红军转移的一点风声，但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搞清楚已经发生的情况。
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长征已经开始。
三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
八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九
在长征的头三场战斗中，红军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胜利地穿过了蒋介石为阻止他们突围而设置的三道防线。但是，五十年后，正像中国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所说，长征所遇到的不仅仅是枪林弹雨，长征面临的是同时进行的三种战斗——与蒋介石及地方军阀的斗争，与大自然的斗争，还有最关键的是，在共产党内部领导人与领导人、一种方针政策与另一种方针政策之间的斗争。
在长征途中，高山悬崖、冰雪雨雾、湍急的河流、莫测的风暴、灼热的沙漠、无底的沼泽、饥饿的威胁、无休止的行军，都使战士们随时面临着比蒋介石的枪弹更大的危险。而在这一“狂飚运动”的背后，一场关于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殊死斗争正在最高领导层进行着。
红军战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全心全意为事业而战，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但是一九三四年春夏突击扩军时招来的新兵就不同了。他们仓促应征入伍，军事上、思想上都准备不足，又没人告诉他们要到哪里去，或者去干什么。也许，部分原因是最高领导自己也心中无数。
蒋（蒋介石——编注）要求广西和广东军阀（他们还有三十多个团）协助把红军拦截在湘江前的全州、兴安和灌阳三个城镇，长约八十英里、宽三十英里的三角地带。
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两广的地方军阀在同红军交战中会受到严重削弱，从而给蒋提供一个吞并他们的良机。
是否有人暗地里对广东和广西军阀打了招呼？没有可靠的证据。可是六军团的行动没有引起广西方面的丝毫反应，就好像有人向他们说过，“我们只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下你们的道路”（也许有人说过这些话）。
没有人提起过周恩来同广东独裁者陈济棠之间有什么秘密交易这样的具体事情，但有证据表明，同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存在一项谅解。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队伍拖在后面长达五十英里，红军几乎肯定可以越过湘江，通过蒋介石的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
本来红军在两三天内就可以全部过江，而且不会有多大损失。但是，行动迟缓的庞大的辎重队伍和那些未经训练的蹩脚新兵改变了这个形势。
湘江一战究竟损失了多少部队，又有多少人脱离了红军，中国现代的党史专家们众说纷纭，谁也提不出准确的数字。在长征的头十个星期中，如果说红军损失了四五万人（这是种种估计数字的平均值），那么战斗伤亡至少有一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在湘江伤亡的），这样的估计似乎比较恰当。
久经战斗的红军指挥员经过湘江一战的惨败之后，个个义愤填膺。这种愤慨将化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
不久后就有人说，三十四师被消灭时发出的最后几阵震颤的枪声和红军辎重大队沿途百里丢盔弃甲的惨状，就已经宣告了李德、博古统治的结束。
十
从于都河开始长征之时起，红军指挥部里就出现了缓慢而微妙的变化。损失惨重的湘江战斗之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这时毛泽东越来越活跃起来了，他经常同王稼祥和洛甫商量问题；有些将领也悄悄地同毛泽东谈问题。越来越多的下级指挥员谈话时表现出关切甚至惊恐。很明显，由于伤亡实在惨重，部队减员太大，因此重新整编，势在必行。
红军过了湘江进入山区之后，军事压力减轻了。两广的地方军队确信共产党军队不会进入他们的地盘，便掉头回去了。湘军似乎只是在红军的后卫虚张声势地骚扰一番而已。只有薛岳率领的国民党嫡系军队继续与红军齐头并进，但他们也避免与红军交战。
红军电台截获的情报表明，如果红军部队挥戈北上去同贺龙和萧克的部队会合，就要一路同二十万或者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其中十万人已在湖南等候。虽然没有全面清查过人数，红军知道自己的部队已经减少到三万人左右，这是很危险的。包括非战斗人员，总数也超不过三万五千人。
对这些问题，当时没有时间进行有组织的讨论。但是当部队到了位于贵州边界上的通道县城时，召开了一次仓促的非正式会议，主要的军政首脑人物都出席了。
讨论的问题是，红军是否应该继续按既定的路线向北前进与贺龙会合。关于通道会议，没有文字记载——或者说，至今尚未发现文字记载。红军长征的文字记载在行军途中很多都已失落，为减轻负担，他们不得不把宝贵的文件和器材烧毁或投入江河之中。正因为如此，尽管事情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参加者的回忆却变得越来越珍贵。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政治形势多变以及对中共政治和军事人物的态度不断变化，至今还难以弄清长征中许多具体事实的细节。
尽管关于通道会议连一片纸也没留下（人们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慢慢知道举行过这么一次会议），它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参加了那次会议，这是他自一九三二年以来第一次在军事委员会上发言。他建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打算，改变路线，不向湘西北挺进，而挥师向西，而后向北，进入贵州。他认为到贵州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黔军力量较弱，类似在广西走廊遭受两面夹击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在贵州有可能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而如果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部署来截击的强大部队。
会上几乎没有什么争论。朱德和其他军事指挥官立即接受了毛的建议。其余的周恩来、王稼祥、李德也同意了。在李德表明同意之后，博古也表示赞成。长期以来红军领导人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这还是第一次，更不用说是对毛泽东的建议了。不过，毛泽东向他们指出，采取别的办法几乎肯定会导致全军覆灭。
红军在通道会议作出的改变行动路线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决定。说明了毛泽东等人“担架上的阴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国人开始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形成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的阵线。
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是十二月十五和十六日到达黎平的。毛泽东、王稼祥和洛甫先前曾一致同意，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计划和方针。在匆匆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大家默认了这一决定。
黎平会议结束了，会议作出的简明扼要的决议得到了贯彻。没有迹象表明李德意识到他指挥中国革命军队的日子从此宣告结束，除非他有了什么疾病，可以得到某种心灵上的暗示，他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毛泽东也未必意识到他当时已赢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且后来便一直掌权，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肯定也没有别人想到这一点。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共产党领导核心人员外，多年来无人知道曾经举行过黎平会议。
十一
决定于一月十五日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在柏辉章的住宅内，目的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果和长征迄今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
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遵义会议——编注），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
直到一九八四年春天，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例如时间和与会者的身分——还是不甚了了。然而，从未有人对遵义会议的结果产生过疑问。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党中央的历史学家们透露，他们在档案里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备忘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资料。
按现在的说法，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他的丢失多年的回忆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细节）、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安全保卫负责人）、刘少奇（多年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牺牲品），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共十人。
七位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他接替受伤的王稼祥，担任红军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泽东的伙伴）、林彪、聂荣臻（林的政委，毛泽东的坚定的追随者）、彭德怀（第三军团司令，态度强硬，反对李德）、第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以及第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红军报纸《红星报》的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他们是列席代表。总共有二十人出席会议，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他们作出的决定。
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很多指挥员指出长征缺乏思想准备的问题。他们认为，部队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因开小差而造成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新兵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往常执行任务不同，这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为什么必须作出牺牲。指挥员们认为保密工作做得太过分了，连很多指挥员都不了解情况，这样就影响了战斗意志和官兵们的士气。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一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一就这样确定了。
十二
红军已有两次被迫改变前进的方向，先是放弃了与湘、鄂、黔地区的贺龙和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接着是放弃了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的想法。离开遵义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日——在通往桐梓路上的凄凉的泗渡村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将行动方针上的最新改变确定下来。这一回是准备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但第四方面军究竟在何处，他们并不知道准确地点。
由毛泽东指挥后，军队就感到放心了。政委们终于可以明白地告诉战士们为什么要行军，以及行军的目的地是哪里；部队士气也高涨起来了。中国和全世界都没有任何部队能像红军这么快地翻山越岭。共产党军队每每突然在一个城镇出现，人们无不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在这之前不曾听说附近有什么共产党军队。红军战士大多身材不高，但是意志都坚如钢铁。他们离开遵义时，体质比长征开始时好了。
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
十三
遵义会议改变了邓小平的低级地位。就如在他的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从政治上的底层上升到参与毛泽东的高层梯队。
邓（邓小平——编注）出席遵义会议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成为历史研究的问题。邓自己记得是出席了会议，杨尚昆将军亲自进行过一次调查。杨出席了会议，但记不得邓是否也在场。七十年代初，杨曾问过周恩来总理。周说邓确实在场。后来，杨回忆起他看到邓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不是为了《红星报》，就是因为他是秘书长才记笔记的。不管多么重要，这些笔记也像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样都丢失了。
十四
他（毛泽东——编注）的目标是清楚的——找到一条北上渡过长江的通道，以便同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的心里也已早有打算，毛泽东想北上，他就调动精锐部队来堵截。
红军进入云南后，川军和黔军就开走了。红军和毛暂时脱险，但确实是一次侥幸的脱险。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于难。青 
毛泽东带领他的部队迅速地避开同川军交锋。长征途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旦地方军断定红军已经改变路线，离开他们的地盘，他们就减弱攻势甚至逐渐停止对红军的进攻。毛在滇北的威信（原扎西）过了中国农历猪年的新年。
红军原计划西行，然后转而北上入川。毛及时改变了计划。因为他得到的情报和电台截听来的消息表明，蒋介石正向西调动部队，打算在红军再次靠近长江时一举予以歼灭。毛决定采用朱毛式出其不意的战术。二月十一日在扎西开会通过了毛泽东的决定。全军掉头转回贵州，并回师攻占遵义。他的打法越来越像《水浒传》中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当红军成一路纵队前进时，许多人丢掉了文盲的帽子。洛甫发明了他称之为“看后背”学文化的办法，战士们在背上都挂块白布，上面写着汉字。他们边走边认字，懂得文化的重要性。
十五
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撤，令人难以捉摸（这种情况以后就不再发生了）。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对此困惑不解。共产党军队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近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毛自己的将军们有时也迷惑不解，尤其是他的门徒林彪。他抱怨说，部队的调动太快，压力过重，需要休息。他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
彭德怀的部队比敌人早五分钟占领了娄山主峰，这是红军和毛泽东在长征中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个捷报。
娄山关的胜利令人欢欣鼓舞。几周以来，红军战士跑步行军，吃不着饭，睡不上觉，一仗接着一仗，人人都已疲乏到了极点，这一胜利提高了他们的士气。正如彭德怀所说，红军实际上是赢得了两个胜利，一个在娄山关，另一个在乌江畔。胜利使红军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补充。红军将俘虏的官兵集中起来，由共产党宣传员讲话，然后动员他们参加红军。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参加了，组成了一个新的红军师。每个新兵领到三块银元，还发了缴获来的枪支。不想参加红军的就发给路费，并告诉他们到哪儿去都可以，东南西北都行。朱德与被俘的军官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都亲自谈了话，他介绍红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并希望全中国的军人能够组成统一战线。
实际上，毛泽东已放弃了从这里直接渡过长江的计划，不过他要使国民党人相信这仍然是他的意图。其实，这时他已决定向西移动到长江的上游——金沙江渡江。
十六
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被搞得晕头转向。他搞不清红军的去向。在他们眼里，红军成了令人讨厌的海丝草，这儿有，那儿也有，到处都有。
事实上，红军的确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它能如此分散地同时向各个方向运动，令人难以捉摸。这种神出鬼没的行动，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
甚至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干。队伍里已经有人开始抱怨毛方向不明，缺乏计划，全凭一时冲动行事。这种议论也许有些根据。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被搞糊涂了。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指挥确是天才。
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红军仓皇逃窜，溃不成军。薛岳、龙云一类的国民党将领报告说，共产党损失惨重，每天死伤在一千人以上。红军当时的兵力可能只剩下两万多人。如果每天损失一千，五月一日以前就该被消灭光了。可是红军并没有被消灭。
从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看，蒋介石或他的司令部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掌领导权这样的大事一无所知。实际上，材料还说明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经失势。对朱德也是一样。蒋介石自始至终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和朱毛的红军作战，不知朱毛的关系。共产党人对内部政治争吵是严守秘密的，有的至今仍秘而不宣。
毛的战术使国民党将领们晕头转向。但是他的行动指南却是最质朴的现实主义。红军根本不可能渡过长江，因为防守太森严了，各条通道都有国民党重兵把守。蒋介石可以迅速地沿长江宽阔的两岸把部队由一地调往另一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渡过北盘江是后来抢渡金沙江的一次排练。
十七
但是共产党并不想占领昆明。他们只想使蒋介石和云南军阀龙云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如同蒋介石以前抽调滇军去保卫贵阳那样。毛泽东对蒋介石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则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三个团到昆明，一下子使金沙江变成了几乎是不设防的地带。
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文章里都说蒋介石本人匆匆跑到昆明去了，事实并非如此。他留在贵阳，召集了一次高级军官特别会议，然后才离开贵阳。与许多人的报道相反，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并没有在昆明吓得半死，也没有沿着法国铁路仓皇逃往河内。蒋介石离开贵阳后，去的是成都。
进入云南后，毛运筹帷幄，巧妙地调动部队迷惑国民党，尤其是云南军阀龙云。龙云在昆明胆战心惊地注视着红军的行动。
红军的行军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国民党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但总是比红军的实际行踪晚五至七天。例如，五月五日天津的《大公报》还在说，红军的目标“看来是四川”。此刻，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已有六天时间，再过三天，整个行动计划就完成了。
红军过了金沙江，等于在追兵面前关上了大门。虽然毛泽东尚未完全摆脱蒋介石的追赶，但他已到了长江以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以来，红军的行动第一次如此成功，第一次赢得了主动。他们辗转作战已有七个月之久，伤亡很大，现在只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毛的战略成功了，横渡金沙江将成为红军历史上史诗般的壮举。
还有一个因素不应该忽略：红军在云南各地均得到群众的支持，地方部队又不肯卖力作战，地方官吏对红军常抱同情态度。在矛盾面前，军阀龙云在走钢丝。他没有帮助红军，但也没有让滇军同红军作战时过分消耗。
穿越粤、桂两省的边远地区时也有类似情况。中国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他们对蒋介石的疑虑以及保住自己地盘的想法，使共产党在关键的战役中得到了无形的优势。
十八
当时有不少政治问题有待解决。从遵义会议作出决定让毛来领导，已经过去四个月了。而红军还在继续减员，只剩下两万多人了。在彝族地区以及山那边的藏族地区补充兵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时，毛已把红军安全地带到了长江上游的北岸，他再次挫败了蒋介石，然而前面等待着毛和红军的是过不完的河和爬不完的山。
毛的对手蒋介石又怎样呢？早先，他原以为共产党已被他封锁在江西苏区，但是红军突破了封锁；他以为能在湘江一带歼灭红军，但是红军却打过了江；他以为红军已落入他在黔西设下的圈套，但毛却又从中脱了身；最后，蒋自以为能在毛到达金沙江前抓住他，结果又没有成功。
毛泽东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让红军在会理喘口气，以便组织政治讨论和进行整编，并补充人员、物资，但是他的希望破灭了。
五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城外的一家铁匠铺里召开了会理会议。
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十八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何克全（即在遵义反对毛的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洛甫、彭德怀、李卓然、董振堂、邓小平和邓发。
毛手下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虽然秉性各异，但在长征中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能算打好了仗。
红军到了会理后，官兵们已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大家不断地问：到底要到哪里去？有什么计划？红军中江西人和湖南人很多，现在到了四川的边远山区，他们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会讲四川话，他们担心再也找不到回江西或湖南老家的路了。
毛挽救了红军，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他们未能同贺龙和萧克会合，未能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还在转移中，离开遵义以后，就失去了同他们的通讯联系。下一步怎么办？人们在议论。
会议（会理会议——编注）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行动。毛已经决定，他们必须向北穿过彝人地区，渡过大渡河。大渡河是一大障碍，蒋介石有可能切断他们的退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过藏族山区突围，而这是非同小可的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红军对少数民族执行了开明的政策，非常尊重体谅他们，希望这样能够挽回过去汉人压迫少数民族所造成的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在红军进入鼻区之前，毛泽东在冕宁已向红军领导人就此作了说明。红军必须尽量避免和彝人发生冲突，因为要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大渡河，一点时间也不能耽误。
十九
红军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渡过于都河时，大约有三万人留了下来，其中有一万名伤员。现在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这支武装大部已被消灭。红都瑞金以及于都、会昌相继于十一月十日、十七日和二十三日失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往事了。
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
二十
在远方长征的那些陈毅的同志们，听不到任何有关留在苏区的同志们的消息。既得不到他们的口信，也见不到他们的信使。
陈毅和红军主力已失去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已中断。他们曾设法偷偷捎信给同情革命的著名作家鲁迅和茅盾，希望通过他们和毛泽东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成功。
油山、大庾山和梅岭地区的游击战旷日持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军主力已在一年多以前结束了长征，所有其他红军部队也都陆续到达陕北。但这里的游击队仍在战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劫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结果导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正式停战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二十一
毛发誓，决不让红军遭到同一命运（石达开的命运——编注）。他召集朱德、周恩来、林彪及彭德怀开会，决定改变原来计划，不从安顺场过河，而派突击队循着几乎看不出来的小路沿西岸而上，夺取泸定桥，然后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地方过河。
毛关于行军路线的一些决定曾引起争议，决定沿西岸上行到沪定桥就是其中之一。又如毛选择皎平渡过金沙江，而没有选择第二方面军后来使用的一个比较容易的渡口。第二方面军毫不费力地就过了江。后来作出的过雪山、草地的决定也有争论。缺乏可靠的情报恐怕是一个因素。
在这场拚死的攻击中（飞夺泸定桥——编注），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这次勇敢的行动保证了毛的艰难的长征将以胜利、而不是以失败告终。
二十二
当时的形势仍然充满矛盾。毛虽然摆脱了国民党进攻的危险，已经没有敌人来阻止他与川西北的张国焘及第四方面军会合了。但是毛却不知道张的确切位置，张也不了解毛的位置。其实他们及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一百英里，只是中间被大雪山隔开了。
毛过金沙江时，一、四方面军是否已知道对方的方位，中国的历史学家迄今尚未找到佐证。到了过大渡河时，两个方面军有无联系同样也是一段空白情况。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渡金沙江时，一方面军“应该知道”张的部队在川西北，而张也“应该知道”一方面军的行踪。这更说明缺乏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一、四两个方面军是相互通气的。
很明显，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六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
红军长征来到仙姑山脚下时，已经过了八个月的跋涉。许多人已经打了三四年或更长时间的仗。对他们来说每天的生活都很艰难，却又使人感到踏实，因为毕竟没有国民党追兵的威胁了。
总之，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
二十三
与毛同行的指挥员只有几个。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现象。他已派三军团的彭德怀和一军团的林彪率领大部分人马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也许他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这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支主要的共产党军队及其领导人第一次会师。五年来，张一直率领第四方面军在作战，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毛自一九二七年以来，除博古和李德让他靠边站的一段时期外，也同样地一直在战斗。
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但是第一方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很少一点力量了——大概不超过二万人，尽管张国焘不可能作精确的计算，因为毛已把其部队分散到好些地点。张也夸大了自己的实力，就像长征开始时第一方面军夸大自己的实力一样。但是不难看出，第四方面军比第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张有七万至八万战斗部队，可能还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他与毛的力量大约是五比一。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共产党领导人在两河口那座古老的喇嘛寺里举行会议。据张国焘回忆，出席会议的有六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洛甫。刘伯承和红军保卫局首脑邓发也在场，可能还有张的主要军事指挥员徐向前。
马尔康博物馆工作人员文星明介绍的与会人员略有不同。他说会议参加者有：毛、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洛甫、刘少奇、凯丰、聂荣臻、张国焘、林彪和李富春。
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中国人现在的说法有些不同。现在的说法是周恩来首先发言，重点谈了三大问题：抗日的战略，北上的问题和领导权问题。
不管毛和张的关系如何——中国现代史专家用“冷淡”来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第一和第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相处一般都是十分融洽的。
二十四
红军在毛儿盖停留的时间相当长，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休整，缝缝补补，修理枪械，补充粮草。同时，现在，也只有现在，红军的领导者们可以讨论一下前途了。因为所有的迹象表明，情况将肯定会好起来。
红军刚刚进驻毛儿盖，周恩来就草拟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他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却改变了计划，至少现代史专家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是立即组织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军前去佯攻。三十军包围了松潘，却没有发起攻击。松潘的守军人数不多，指挥官是胡宗南。一九四三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的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胡宗南还记得，他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当过他的老师。“他会照顾我的。”胡宗南独自想着。
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朋友帮忙。援兵一到，三十军就撤走了。现在，人们认为张改变进攻松潘的命令是故意破坏，因为张不想北上。他认为国民党太强，红军应该向西和向南走。
连日来表面上的平静仅是假象。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勾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还是政策、个性和权力，这也是长征中出现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
这一切都似乎在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但争论就像一颗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正在嗒嗒作响。关于毛儿盖会议，有关的回忆录说法不一，在开会地点、会议次数、哪些人出席了会议等问题上，众说纷纭。但是，对会上发生的事情倒没有多少分歧。
没有迹象表明会上谈过日本问题，中国现代史学家断定，会议上没有人谈过要联蒋抗日，组织“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有争论，因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通过一项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从决议措词看统一战线似乎起源于中国，事实上，共产国际与红军没有联系，也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他也是林彪的堂兄）来到陕北，毛这才知道有这么个决议。林离开莫斯科前熟记了决议内容。他乘飞机来到中蒙边境（可能跳伞降落），然后扮成商人步行到陕北，在保安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同洛甫不期而遇。
二十五
九月三日，张国焘拍电报给右路军，说他在阿坝被阻。白河（又称噶曲河）的洪水使他的部队无法继续北上。他建议部队南下。
张国焘的电报触发了长征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场危机再次使红军面临灾难，它的政治影响延续了多年。
二十六
麻烦事越来越多。毛和张国焘的谈判进展很不顺利。人们不安地悄悄议论着。谣言四起。毛为了谨慎行事而预先更换了密码，并限制部队之间的通讯，以保证安全。
把部队莫名其妙地分为右路军和左路军这种作法并不成功。毛在右路，张在左路。张手下的徐向前将军和陈昌浩政委指挥右路。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在左路部队，分别担任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张和毛对对方的指挥都很不习惯。许多证据表明，在左路军的“统一指挥部”里，真正发号施令的是张国焘。同样，毛（只要他能做到）在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各军团里也是如此。
从好的方面看，这样做导致一种不稳定的休战，而糟糕的是，它助长了各种阴谋诡计。这种编队本身就孕育着摩擦和猜疑。
张的电报（九月三日张国焘给中央的电报——编注）在毛一派人中引起了恐慌，人们认为这是张的一个计谋，企图推翻毛儿盖决议，并将共产党的全部力量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毛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同意他的观点），发报给张，要求他继续北上，并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电报一个接着一个。杨尚昆记得，在一份电报里，中央委员会提出派人支援张，帮助他渡河。
这份电报（九月九日，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编注）的电文从未公开发表过，但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经常引用它。电文可能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他们可去查阅。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命令右路军改变方向，重新穿过草地，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
今天很难判断毛认为张要发起进攻的威胁是否真实。或许没有那么回事。但毛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威胁，因而不愿冒险。他一面上山，一面把后卫部队留守在每一个山口和要塞，以防四方面军追上来。杨尚昆说：“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
毛的行动使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把部队拉回阿坝，根本不提要释放毛的部下。他在阿坝那所大藏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反对毛—周—张（洛甫）—博北逃。”张号召红军干部批判毛，并要朱德表态。
毛和其他中央委员在俄界开了一两天会。他们把严重减员的部队重新编组成一支部队，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把它称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这说明毛是很现实的，他认识到，和张国焘强大的第四方面军相比，他的部队数量太少了。四方面军由于编入了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实力又有了增强。
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没有接受把张国焘开除出党的建议。
二十七
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了哈达铺，下一步要去哪？他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是的，他们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他们要去打日本。但这只是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了的目的地。长征以来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自己只大略地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体的目标，此时也是如此。
就要到家了。红军已踏上了家乡土地，正朝着自己的同志和根据地前进。他们面前只剩下一千里的路程了。诚然，在同四方面军张国焘发生冲突之前，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希望。但是，他们感到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毕竟经受住了在第四方面军问题上发生的危机，证明红军仍然是一支活跃的有生力量。它虽然只剩了六千人——可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一年来，他们征战南北，含辛茹苦，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克服了重重障碍，在大半个中国传播了红军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他们不再是一伙在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面前衣衫褴褛、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人。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连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这一切变化都发生在他们渡过金沙江之后，战斗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一边了。毛泽东领导的部队组织严密，上下团结，能征善战，有共同的精神和目标。此时，作战部队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干部，普通战士幸存无几。这些干部深信中国必须进行一场革命，他们就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力量。
二十五军及其指挥官程子华和徐海东的艰难历程不啻为人类求生的又一史诗。
毛尚未完成聚集力量的任务。现在，他只有自己的一方面军残部和争吵不休的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但是，他预料队伍将迅速扩大。不久，由贺龙和萧克率领的二方面军，由难驾驭的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以及编入四方面军的毛自己的那些部队，还有朱德和刘伯承等指挥员都将前来会合。毛对此深信不疑。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结束了。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永远也搞不清楚。长征开始时，有八万六千人，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六千人，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征途中，红军不断招募新兵，充实力量。那些“损失”的人也并非全都牺牲了，有不少人脱队逃跑了。
计算数字并没有多大意思。这是用热血和勇气谱写的史诗，是胜利和失败的史诗，是沮丧和憧憬的史诗。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
中国革命将从这些奋斗牺牲的传奇故事中汲取无尽的力量。
二十八
二军团正取道乌江附近的猴场由东向西穿过贵州。猴场的一个富裕房产主告诉博萨哈特：一年前，“朱德司令的军队”从那里经过，队伍里有两个穿着讲究的外国人，可能是俄国人。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假如真有第二个外国人，那么，这人到底是谁，始终是个谜。
贺龙和萧克没有与孙渡或他的上司龙云达成什么“让道放行”之类的协议，但希望他们多少能采取中立态度。
二十九
张（张国焘——编注）并没有公布他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他未同他亲自选定的委员们商量，为的是不想使他们感到难堪。同时，这样也就不会遭到公开拒绝而使他自己陷入窘境。这份名单迄今从未公布，仍然收藏在他那些得势的对手的文献档案中。看过这份名单的人说，没有被张任命为中央委员的人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博古。但他保留了大部分军界要人，包括朱德、彭德怀和林彪，还有各军团的最高指挥员。他还任命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是位有争议的亲苏派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一直住在莫斯科。当然，张把自己所有主要的军政同事都塞进了他的中央委员会。
在被任命为张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位知道名单的人。这个人就是朱德。朱德是张的随行人员中一个受控制的将军，名义上他是所有部队的总司令，但很快就被搞得有职无权了。
张国焘究竟是否图谋除掉朱，简单地说，是否试图把朱杀掉，对此事五十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
杨将军（杨尚昆——编注）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从未考虑过要拯救朱德和刘伯承。杨将军曾向毛建议用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毛不同意并斥责了他。“如果你提出用某人来换，”毛说，“他（张）也许就会杀死刘伯承。在目前情况下，倒是安全的，他能够活下去。”
要谈的事很多。长期以来，长征和红军的生存占去了毛的全部精力。且与外界隔绝，对莫斯科感到焦虑的事件——希特勒的崛起，德意日三国联盟，法西斯的危险，以及斯大林认为这一系列矛头针对苏联乃至全球性的攻势等等，毛所知甚少。
斯大林担心希特勒在欧洲、日本在东方这两个战场上发动一场战争，中国的地位突然因此而显得重要了。斯大林想同蒋介石组成统一战线，以阻止日本的进攻。首先共产党内部必须组成联合战线，毛张之间的争吵，显然已为当今的形势所不容。
这里面还另有个蹊跷：张已经争取到莫斯科的同意，进行他渴望已久的西征——如果张的话是可信的话，斯大林曾答应在新疆省设置一条供应线。张后来辩称，斯大林赞成西征，是为了使共产党远离蒋介石，避免发生冲突。
十二月二日，张国焘、朱德和周恩来骑马进入保安。林彪在城外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红军学校。军校门前站着毛和他的部下。学员们欢呼雀跃。毛泽东和张国焘登上木制的讲台，发表了讲话，互相祝贺。长征结束了，兄弟们又亲如一人。毛和他的部队走过了两万五千里，也就是六千英里。其他部队至少也走过了同样的路程。他们翻山越岭，渡江涉水，英勇作战，打败了敌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把红军的信息传递给人民大众。
三十
对事业的信念使他（毛泽东——编注）上了井冈山，又使他在长征中越过了万水千山。当他的卓越的战友们聚集陕北时，当他的一方面军、贺龙和萧克的二方面军、第十五军团，以至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残部会师陕北时，这一信念已经像钢铁一样坚韧。革命已有了自己坚不可摧的队伍。长征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牺牲的同志不计其数。尽管前面的征途上还有许多艰险，但是，长征的收获肯定远远超过了付出的代价。
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为坚强，最后毛取得了一致公认的领袖地位。长征是在怀疑、猜忌、阴谋与恐惧的气氛中开始的，当时毛不在领导圈内，而长征结束时，大家都有了坚强的信心，毛也随之成了领袖人物，他用事实和手腕争取了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唯独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不辞而别，投奔了蒋介石，而后又流亡香港和加拿大。博古在延安接管了《解放日报》，要不是一九四六年死于飞机失事，他会在后来的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洛甫和王稼祥已成了毛的坚定的支持者。十分精明的周恩来曾经是毛的对手，此时已成为他的一位出色的参谋长。
有了延安，毛才有可能考虑问题、进行写作和研究中国的未来。在延安，毛把自己的队伍锻炼成为一支革命的精锐部队，赢得了中国。在这里，长征精神发展成为延安精神，毛就是用体现这种精神的哲学、制度和策略来缔造他的共产主义国度的。
毛率领大家在长征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夺取中国。他们打垮了蒋介石。尽管美国支持国民党，而斯大林则想在长江以南保留蒋家王朝，但是，蒋还是被赶出了大陆。毛泽东他们在世界上站住了脚。在朝鲜，他们把美国打得不得不停火谈和。毛深知，他们一直在努力创造一种能使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
三十一
当年，那些穿着灰褐色制服、身负行李背包、肩挂粮袋、腰挎驳壳枪、脚穿草鞋、目光坚定的人们，为了自己向往的前景而艰苦跋涉，翻山涉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自那时起，漫漫的长征岁月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了。
但是，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有气魄。邓多年来稳步地、几乎出奇地上升。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
自长征结束至今已有五十年了，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来所缺乏的精神与团结。它甚至证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泽东本人晚年可怕的异想天开，从而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一条毛根本不会选择的道路，但目前人们对长征的认识还是很不完整的。也许中国人会说，再过一二百年，我们也许能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次长征。眼下我们可以像中国那样来看待长征——这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
（摘编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