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谈长征

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的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便利于我们更大规模的消灭敌人。因为这一会合：

一、大大的提高了全体红色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战斗情绪与胜利信心；

二、使两大主力在过去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丰富的经验得到了相互的交换与总结；

三、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

这一会合虽是在松、理、懋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上非常困难的地区，但正是这一地区使我们能够利用地形钳制追击与进攻我们的敌人，使蒋介石、刘湘一切阻止我们会合的企图归于失败，使野战军得到了整理休息的机会，尤其是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大大的缩短了我们野战军从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

但红军主力长久的停留在这一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内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不良的地形，使我们不能以大踏步的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这种地形虽便利于我们钳制追击与进攻我们的敌人，而同时也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给养的困难，在这一地区内是不容易解决的，并且在我们的西北与西南则是广漠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很难成为我们后退的依托。

敌人现在正在使用全力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内。杨森、邓锡侯的部队正在从南面建筑工事，逐步推进。在东面则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队正在完全封锁岷江以及威州到北川以南的地区。胡宗南以及他所指挥的二十七个团，则正在平武、松潘一线筑工前进。蒋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军的后面集结待机。甚至在我们西面西康与丹巴一线，刘文辉、李抱冰也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防止我们向西康的发展。蒋介石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

我们不能长久的停留在这一地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来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由于我们进入这一地区，造成了我们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可能，现在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可能，使这一可能变成实际，而不使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取去了我们这种可能，把我们逐渐压迫到对于红军极不利的西康与青海草原的地区。

为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用最大的努力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克服一切粮食、道路、山地、河流的困难，坚决消灭当前的敌人，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是我们全体红色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唯一的意志与唯一的决心！这是我们野战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次共同的作战，我们相信我们无论如何能取得这一战役的完全胜利！

在这一胜利之后，我们就能够转入川陕甘广大的地区内同敌人进行运动战，在连续的胜利中求得临时依托之所，一直走到苏区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没有建立苏区根据地以前，战争不能不带有大规模游击战争的性质。但这种游击战争的性质，由于我们到达了原定地区，由于我们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所以同过去我们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不能不有质量上的不同。以整个时期看来，我们过去的战略方针放在到达一定的地区上，而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原定的地区，同四方面军已经取得了会合，因此，寻求决战的胜利，成了目前我们最中心的任务。这种胜利的可能，由于我们与四方面军会合而更加增加了。我们现在还处在从完全无后方的游击战，转变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期。转变的决定关键，完全依靠于决战的胜利。只有决战的胜利，我们才能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

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首先取得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哪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与胜利的大小。为了寻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红军主力常常不能停留在已经开始赤化的地区内，而需要转移地区，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作战，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转移的范围，也就在川陕甘地区内。关于深入赤化的任务，却落在一部分红军、游击队与地方党的肩膀上。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

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克服在创立苏区根据地中的一切困难，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但同时必须同“左”的空谈做斗争。这种空谈表现在对于敌人力量过低的估计，与过分的夸大自己的力量。这些空谈实际上也不是在紧张的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我们前面的一切困难，拼着性命去战胜当前的敌人，而是在拿一些好听的词句催眠我们，使我们在美丽的幻梦中间寻求自己的满足。

胜利必须是我们的，但只有我们的艰苦奋斗与同敌人的残酷的血战，才能取得胜利！

《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1935年6月24日），《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第28—32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

对这一事件，应当广为解释。

一、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从退出通南巴起，已经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

这个问题，应使干部了解。而且要了解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有没有其他可能呢？我们还有总司令、五军、三十二军在那里，还有广大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二、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一方面军一样看待他，后来知道他的错误，才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派代表，谈判，让步等，但终于分裂了。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三、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

四、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一些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是很对的。

五、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

《关于张国焘的错误》（1935年9月12日），《张闻天选集》第60—6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这个宣言在全中国人民前面，更充分的表示出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是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一九三四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且于同年十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远征，最后到达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边区。而这个宣言更加证明，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为了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因此，这个宣言一定可以取得全中国人民最热烈的赞成和拥护。

《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1935年12日1日），《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4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给张国焘的电报》（1936年1月13日），《张闻天选集》第80—8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向艰苦奋斗转战万里北上抗日的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致最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一、四方面军为着抗日战争的伟大的任务，不避艰险，不畏困难，不怕牺牲，克服了种种天然障碍与敌人的截击，以大无畏的精神，直出甘南，现在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正当一方面军在西线上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计划的时候。一、二、四方面军的共同的胜利，使甘、宁、青的敌人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天然的或人为的障碍，能够阻止我们三个方面军的伟大的会合了。

这是红军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会合，这是兴奋全国抗日民众及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光荣的会合，这是具有全国与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的会合。这一会合，首先给予占掠华北、侵略内蒙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最响亮的有力的回答。日本强盗为着进一步侵略西北，隔断中国与苏联的联系，来实现灭亡全中国进攻苏联的毒计，现在正向着绥远、宁夏伸张腥污的血手。在日本指挥之下的李守信部队，已于八月初向绥东直接进攻。用坚决的抗战来斩断日本伸向内蒙的血手，以保卫内蒙、华北，收复东北失地，这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一致的奋激的要求。抗日先锋的人民红军的一方面军，以其坚决抗日的主张和实际行动，已经使汉奸卖国贼焦急忧虑，三个方面军的会合的伟大力量，难道不使日本强盗和汉奸卖国贼胆战心惊吗？抗日红军的三大主力，同心一致的在全国民众面前宣誓道：“我们不怕一切牺牲，誓为抗日救国大业的胜利奋斗到底。”人民红军的三大主力，将永远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上，夺取日本强盗屠杀中国人民的刺刀，来为中华民族杀开一条自由解放的大道。

其次，三个主力的会合，一定要更进一步推进全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运动。“抗日则生，降日则死。”现在凡有血气有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痛切的感觉到坚决抗日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我们党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显然已经成为全国广大民众心坎中所激发出来的呼声。抗日的群众的怒潮，不仅影响了国民党内的一派（两广）公开揭起抗日的大旗（广东虽受挫折，广西尚在继续奋斗），而且还影响着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将士，倾向于抗日。以共产党与红军为中心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运动，正以急速的步伐向前开展着，推广着。正因为如此，所以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及其力量的巨大的加强，不仅兴奋着全国民众的抗日斗争，不仅巩固着抗日联合战线，而且更推动着现在动摇中的政派与白军趋于抗日联合战线的道路。三大主力会合，无疑的更能使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上获得新的成功与胜利。

最后，这一会合，正是强有力的保卫着西北并促进西北抗日大局面的实现。由于红一方面军在西北战线所获得的胜利，由于我们抗日联合战线及蒙民、回民的工作的成绩，我们已经为西北抗日大联合造成了好些必要的条件。二、四方面军的到达西北，更有利于促成西北大联合的具体实现。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正在焦急的企图消灭西北抗日力量，可是我们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着的铁拳，是要给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的这一狠毒的企图以当头打击的。我们要扩大联合抗日战线，联合回、蒙少数民族，要实际联合外蒙和苏联，来实现西北抗日的大局面。西北抗日大联合是全国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枢纽，是大规模民族革命战争的枢纽，而我们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足可以说是西北抗日大联合的枢纽。英勇的二、四方面军，增加到西北抗日前线上来，这是如何伟大的啊！这个日子，一定不会很远的了！那时候，在我们西北会建立起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而高高的飘扬起“西北抗日大联合”光荣的义旗。

全苏区的抗日人民们：

热烈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

人民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铁的团结万岁！

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

《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1936年8月15日），《张闻天选集》第101—10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的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次长征中，我们的确曾经碰到了无数的困难。我们曾经碰到了几乎不能渡过的天险金沙江与大渡河。我们曾经碰到了人类几乎没有到过的雪山与草地。我们处在敌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困难几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最后，我们还是完成了我们当时的任务，到达了当时的目的地。

《论青年的修养》（1938年4月12日），《张闻天选集》第166—16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无论什么时候，张国焘总是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中国革命利益的前面。他的个人利益是一切，革命对于他不过是儿戏，是进身之阶。他在党内总是进行小组织小派别的活动，破坏党内的团结与统一，以反对革命与反对党。在进行小组织与小派别的活动时，他可以用一切下流无耻与造谣污蔑的手腕对付自己的同志，他可以同一切反革命分子联合对付自己的党。在革命与党处于困难而他认为有机可乘时，他不惜在党内公开反对党，反对革命，公开成立伪中央以分裂党与葬送革命。在军队中，他的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转变为无恶不作的军阀主义。在这方面，他曾经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多的损害。

《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1938年6月7日），《张闻天选集》第18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从张国焘的片断回忆中可以证明什么呢？这只能证明中共中央过去关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的一切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过去中共中央在川西北与张国焘会合时，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政治幌子，是说中共中央执行“避免斗争，不要根据地”的“右倾机会主义与逃跑主义”，而张国焘却执行“要坚决消灭敌人，要创造新根据地”的“进攻路线”。张国焘当时在党员中，在部队中，在群众中，就是这样大吹大擂宣传的，这也是大家所亲耳听到的。然而今天张国焘的回忆，却自己证明执行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的是张国焘，不是中共中央。看！张国焘在自首书中自己就这样说：“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请问张国焘这种主张在当时环境下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共历年来的革命斗争已经完全失败了，创造新根据地的事业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唯一的出路只有退避西陲，向中央军接洽投诚了。这就是张国焘的所谓“坚决消灭敌人，创造新根据地”的“进攻路线”！事实上这不就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与投降主义吗？这也就是张国焘的所谓抗日主张！事实上把部队放在川西、西康、西藏、甘西北是为了要抗日吗？难道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张国焘要“抗日”就搬了家吗？以后的事实只是证明了中共中央当时坚决北上抗日、创造抗日根据地的路线的完全正确与张国焘路线的完全破产！

张国焘又把他的北上描写成为似乎由于他坚决拥护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之结果。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在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有名的《八一宣言》上，已经明确的宣布了。张国焘的北上，完全不是由于他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是由于他的错误路线的破产与中共中央路线的胜利，由于二方面军的推动及四方面军最大多数同志与将士的要求，也是由于当时中央对他的耐心的劝导与宽大的态度。事实也证明了：在四方面军与中央会合后受党的审判的，是张国焘不是中央；承认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反党反中央的，是张国焘不是中央；亲自写声明书、悔过书，在党员群众面前痛哭流涕的，也是张国焘不是中央。

《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1938年6月7日），《张闻天选集》第196—19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这五年中间有过许多重大的事变。反对五次“围剿”的英勇斗争，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央到达陕北地区，创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渡过黄河东征，以及后来的西征——这是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这许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变中间，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发挥了模范作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1938年9月29日），《张闻天选集》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二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我现在反省起来，我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在长征出发前即合作起来的原因，除了我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外，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

《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