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谈长征

一、四方面军汇合后，能使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个地区有许多好条件：首先是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国主义的干涉远，敌人又隔离，群众受压迫，易于接近我们，等等。有这么许多好条件，但是能否成为苏区，要看我们能否消灭敌人。如果认为一面无敌，后退无穷，这就错了。这是躲避斗争，不看到进，只看到退。当然在有的情形下需要退，但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在这里，而是要坚决斗争扩大苏维埃区域。我们到这个地区，主要是为了消灭敌人。

战争怎样打？敌人采取堡垒战对付我们，因此我们应有大的区域，便于机动，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如果我们采取堡垒战去对付敌人，是不能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没有后方，还是带游击战争的形式。中央苏区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全采用正规战争，现在应当正确运用过去的经验。

我们要打到川陕甘广大地区去。目前的地区处在高山深谷，狭路不便，敌人不容易来，使一、四方面军能够汇合；但是，一、四方面军已经汇合了，这个地区就很不利于我军作战。现在应该迅速地打出去。敌人想把我们限制在这里，逼到草地，我们必须从北边松潘方面打出去。但是，要迅速，如果时间上拖延久了，从松潘方面就打不出去；要迅速，使敌人的兵力还未来得及部署，这就有利于我们去消灭敌人。从松潘打出去是个关键。如果我们的动作快，面临的困难就少。如果我们的动作慢，面临的困难就多，敌人就会增调兵力，向北过草地到了冬天更困难，红军的粮食、衣服等给养问题也势必困难重重。蒋介石很机动，但是机动的红军总是超过他。只要指挥正确，坚决、迅速，我们就能战胜困难，战胜敌人。

《坚决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1935年6月26日），《王稼祥选集》第102—103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

一、目前战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次行动，这是一个决战关头，这关头是决定我们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还是继续退却。我们向北行动以后，有两个方向，向洮河以东发展是转入反攻，向黄河以西发展是继续退却。黄河以西，最大多数的人口是回族、蒙古族，而且北面长城，南面祁连山，长城以外是沙漠，中间仅有七八十里的地域，很难于红军的活动；在回族中，红军很难扩大；回民工作更困难，虽然我们不怕困难，但须经过长期工作，用各种方式，才能发动民族斗争。所以，在那边，苏维埃运动不可能发展，只会缩小，而且会变成人民革命的民族运动。

向东则不同，东边是汉人区域。我们应克服一切困难，向东发展，不应把向东、向西的问题，看作一个小的问题。

同时，在黄河以西，红军给养粮食困难，物质缺乏，靠打土豪是不可能的，势必要吃群众的东西，因此会同群众发生矛盾。

所以我们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轻易放弃向东发展的方针。向东发展，背后无敌。背后的少数民族，我们要争取，使之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主力。但是，如果向西发展，则会缩小苏维埃运动，而且在性质上会因失去汉人广大工农群众，失去社会基础，而变为少数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

二、我们在洮河东岸久停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主力在洮河以西，也是不对的。我们应集中主力，突击洮河流域的封锁，突破敌人的一点，到洮河以东去。这样，形势便会大大不同。阿坝纵队不来，我们右纵队去西宁是不可能的。应该占领洮河，即向洮河以东突破。

三、阿坝纵队问题，这确是件困难的事。黄河能否渡过去还不清楚。目前右路军来援救左路军是不可能的，应以右路军为基准而决定左路军的行动。所以要迅速打通麦洼路，从麦洼转过来（当然阿坝还可以打）。我们今天要清楚地确定左纵队行动应以右纵队的进展为转移。

《向北行动后应向洮河以东发展》（1935年8月20日），《王稼祥选集》第104—105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

假若说，李立三路线发生在红军战略进攻的时代（一九三〇年），那末，单纯防御路线则发生在红军受到最严重的围攻的时代（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五次战争）。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完全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与特点，把西欧正规战的方法机械的搬运到中国来，否定了革命军队的战略战术的一切特点，否定了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代之以阵地攻击战和阵地防御战。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在五次围攻尚未开始时，则主张革命军队不顾一切的去攻城，在五次围攻开始后则主张阵地防御，斤斤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坚阵以待，短促突击，反对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反对诱敌深入和运动战等等的革命战略，反对所谓“上山主义”，把革命军队在过去战争中的许多宝贵经验一笔抹煞。而当红军转移地区开始长征的时候则仍照欧洲正规战争的办法，来布置军队的行动，顽固的拒绝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同样的给了革命军队以莫大的损失与危害。

张国焘路线的本质，是取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农民战争和革命军队的领导，实际上是军阀主义土匪主义的反映，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骨干作用被取消被降低，军队的纪律被忽视，武装斗争与其斗争方式的配合被歪曲，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巩固被放弃，而代之以军阀主义和土匪流寇主义，把军阀军队的各种办法如团结私人和愚民政策等等搬到革命军队中来。张国焘路线给革命战争与革命军队以很大的危害。张国焘发展到完全反党反革命，单人独马地背叛革命，投入到反动势力的怀抱中去了。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理论与实践的成就，是战胜这些机会主义的结果。没有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克服机会主义的胜利，革命军队的存在与发展是不能够设想的。

《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1940年1月15日），《王稼祥选集》第277—27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

一九三三年，第五次反“围剿”前，王明从苏联派来了李德，要中央完全听信这个毫无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德国人，委任为军事顾问，使我党的军权掌握在这个人手中，得以将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完整地贯彻到军事工作中。记得有一次在李德那里开军委会，我负重伤，带病参加，讨论如何对付敌人出动一百万兵力的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调至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赣、浙、闽、皖四省的交界地区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绝不能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方针，才能使敌人的堡垒政策归于失败。这是毛泽东同志分析当时敌我形势，提出的唯一能粉碎敌人“围剿”的英明决策。可是，却遭到李德等人的反对，污蔑这是“放弃根据地”，继续坚持其“御敌于国门之外”、“全线出击”、“与敌人拚消耗”等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英勇作战一年，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丧失了主动权，党和红军都惨遭极大损失，不得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退离中央苏区。这是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结果。我身为总政治部主任，因身体受病痛折磨，没有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这是使我终生痛心的事件。

一九三四年，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达到了高峰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方法上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完全相对抗，它以极“左”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形势，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就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等。这条“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运动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红军被迫长征。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减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减到三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我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亲眼目睹王明这条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普遍不满。在长征到达遵义城之前，毛泽东同志身体欠佳，我也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在宣黄胜利后负了伤，同坐了担架。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我参加了在贵州遵义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坚决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并作了系统的发言。会议纠正了王明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在危急的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胜利前进。

红军到达川康地区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又出现了叛徒张国焘反对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分裂主义活动。张国焘早在莫斯科读书的时候，为了个人争权，和王明是有矛盾的。张国焘眼见王明在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个别人的青睐，比自己更加突出，十分妒嫉。六届四中全会后，张国焘却马上从莫斯科回国，表示拥护四中全会，摇身一变，成了王明的心腹伙伴。张国焘之能够被派到豫皖红四方面军，成为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四中全会的把持人王明犒赏的。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又与王明一鼻孔出气，公开跳出来反对红军北上，并公然树立伪“中央”，企图用武力危害毛泽东同志，分裂党中央，这人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他早就与王明搭上了伙，是王明的同谋者。

《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王明回国之前，会见了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得悉我是刚从陕北根据地来到莫斯科治弹伤，也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我，还有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座。斯大林同志问了我关于我党的情况，并问红军还有多少人？我回答到达陕北只有三万人左右了。王明在旁马上插嘴说：还有三十万人。当时参加接见，文化大革命中充当文革顾问的那个所谓理论家支持王明。斯大林同志当然相信我说的数字，并指出：“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光吃粮食的。”当谈话涉及到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时，斯大林同志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一九三四年十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艰难的长征。由于博古同志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加之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使红军长期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境地。蒋介石调集重兵沿湘粤桂边设置几道封锁线，企图阻止我军与二、六军团会合，达到聚歼我军的目的。红军经过浴血奋战，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在突破敌湘江第四道封锁线时，部队损失惨重，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余人减至不足四万人。红军面临着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围追之兵，形势严峻，处境十分艰险。

我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时，腹部受重伤，长征开始，伤口尚未痊愈，只得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进。一路上我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问题。五次反“围剿”时，我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发生过多次争论，我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是打不破敌人“围剿”的，还是要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战法。但是，李德不听我的意见，结果是使苏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当前情况又万分危急，我对局势非常焦虑，想来想去只有向毛泽东同志表白自己看法。毛泽东同志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上，被第三次“左”倾错误领导剥夺了红军的指挥权，五次反“围剿”中又拒绝采纳他的正确主张，长征前他正在养病，长征时也乘担架同行，我们要休息和宿营时经常一起交谈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我向毛泽东同志表示：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听后十分赞同。他考虑了当时情况，又耽心地说：“你看能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

我说：“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并要我多找几位同志商量商量。

我先找张闻天同志，向他谈了自己对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看法，以及召开中央会议的意见，张闻天同志正巧也考虑这个问题，他对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有同感，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接着，一向支持毛泽东同志正确意见的周恩来同志也赞成这一建议。随后，我还找了几位军队的负责同志，谈了我的看法。正好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腿伤感染化脓也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动，我们有机会在一起交谈，我把上述看法和聂荣臻同志谈了，得到他的支持和赞同。

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红军攻占了遵义城，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此处召开了。由于白天要集中精力指挥部队作战，所以会议都是晚上召开。会址是一个地方军阀的公馆。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张闻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以及红军指挥机关和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华夫）也列席参加了会议，伍修权同志担任翻译。

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首先作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强调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完全是客观上的不利因素，党的军事路线没有错误。博古同志作完报告之后，周恩来同志作了补充报告。

会上，毛泽东同志对博古、李德等人在中央根据地提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短促突击”等口号，和军事上造成的绝大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批判。

毛泽东同志鲜明的态度，会上顿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我是带着伤发着烧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发言完后，我紧接着发言。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

张闻天同志随即表了态，支持毛泽东同志和我的意见，对博古、李德等人错误进行了批判。

周恩来同志紧接着表示赞成，态度诚恳，一面自己承担了责任，一面请毛泽东同志重新指挥红军。

其他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也都表了态，会场上的意见就基本统一了。但是也有个别同志不仅仍坚持错误意见，而且情绪对立，不愿将印把子交出来。

会上，李德独自坐在会场的门旁，一言不发，一个劲地吸烟，情绪十分低落。

会议开了三天，委托张闻天同志执笔写出会议的决议案。

最后一天，会议讨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改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补选我为政治局委员。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同志继续指挥军事。会后，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我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是当时最高军事领导小组指挥部。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而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它的巨大意义，已经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247—2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