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举世闻名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不畏艰险、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谱写的团结战斗的光辉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这次长征，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的总形势下进行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即陈绍禹）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错误的战略指导，使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随之，除陕甘苏区的红军外，各苏区的红军主力也先后退出原来的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回顾长征曲折的光辉历程，总结红军长征的历史经验，对于了解中国革命，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继承与发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进行了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于八月一日领导一部分国民革命军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领导了包括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内的近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并先后建立了数十支红军和游击队，在十多个省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到一九三〇年下半年，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各地红军和游击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革命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连续发动的“进剿”、“会剿”，消灭国民党军七万多人，创建了湘赣边、赣南、闽西和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多个苏区。红军发展到三个军团十多个军，共七万余人。

革命力量的增长，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一九三〇年十月，蒋介石在结束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军阀混战后，迅速调转兵力，向红军和各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并把重点置于红一方面军和赣南、闽西苏区（统称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区。湘鄂西、鄂豫皖和其他各苏区的红军，也采取灵活的战术，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到一九三一年底，全国红军发展到拥有第一、第四两个方面军、十多个军共约十五万人的主力部队和大量地方武装，苏区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较大的发展。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的沈阳等地发动进攻，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不到四个月就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许多大中城市的工人、学生，多次举行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改变其依附于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许多民族工商业者还参加了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国民党军中，也有人主张抗日，部分国民党军队曾先后在东北、华北和上海等地有过对日作战的实际行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发展。

在全国革命形势顺利发展的情况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的中央。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不相信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忽视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的客观形势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断言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打倒一切”。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相信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行各业总罢工等冒险主张。他们排斥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并被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反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打正规战、阵地战，反对打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这种错误的路线方针，使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遭到了严重损失。但中央苏区由于毛泽东等为红军制定的建军和作战原则在广大指战员中有深刻的影响，一九三三年初，中央红军仍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集团控制下，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一百万人的兵力对红军和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进攻的重点在中央苏区，总兵力有五十万人。蒋介石鉴于前几次“围剿”的失败，改变了以往“速战速决”、“分进合击”等战略，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所谓新战略，企图逐步紧缩中央苏区，不断消耗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围歼红军主力于苏区之内。

面对这种严重情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否定红军取得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和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等作战原则，不仅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且命令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在江西、福建分兵作战，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九月下旬，在国民党军的“围剿”开始后，又继续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命令红军向国民党军控制的堡垒地区进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在这种错误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近两个月的英勇作战，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公开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反蒋抗日。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九个师，从沪杭宁地区抽调两个师，去进攻十九路军，暂时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毛泽东曾建议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党政府的根本重地，调动“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回援，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以打破其“围剿”，并援助福建革命政府。但是，中共临时中央 ^[2] 没有采纳这一正确的建议，以致失去了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重新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这时，中共中央 ^[3] 又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企图以此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中央错误方针指导下，红军虽然进行了许多次英勇顽强的战役战斗，但是没有阻止住敌军的前进。

七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开始全面进攻。中共中央为了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以中央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到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根据地。七月上旬，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北上，转战闽东、闽北、浙西和皖赣边，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国民党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又命令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六军团，撤离苏区进行西征，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在黔东活动的红三军（一九三一年由红二军团改编）取得联系，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

七月以后，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形势进一步恶化，红军已完全失去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红军本应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迅速以主力进至湖南中部广大无堡垒地区，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军而消灭之，以粉碎敌人“围剿”。但是，中共中央却要求红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组成多道防线，继续在内线同国民党军拚消耗。红军主力在驿前以北的高虎脑、万年亭地区同“围剿”军进行了顽强的拚搏，遭受很大损失，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苏区日益缩小，人力、物力更加困难。

十月上旬，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加紧向中央苏区的古龙冈、石城、长汀等地区推进，反“围剿”作战的形势更加严重。博古等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留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共一万六千余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多人从瑞金出发，向湘西转移。从此，开始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在长江南北各苏区的红军主力，也相继离开原来的苏区，进行长征。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以一部红军坚持苏区的斗争，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共二千九百余人，退出鄂豫皖苏区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了长征。一九三五年三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为了贯彻向川甘边发展的方针，并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的机动作战，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经过二十多天的激烈战斗，歼敌一万多人，解放了青川、平武、北川、梓潼等九座城镇。在嘉陵江战役期间，张国焘未同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领导同志商量，也未向中央请示报告，就放弃了川陕苏区，率党政机关和后方工作人员向嘉陵江以西转移，仅留下三百余人枪就地坚持斗争。五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继续西进，攻占茂县、理番（今理县）等地，并以一部兵力占领懋功（今小金），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在追堵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同时，调集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大规模的“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鉴于敌情严重，在苏区内难以粉碎敌人的“围剿”，于十一月十九日，率领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省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了长征。至此，南方各苏区相继陷于敌手，在苏区坚持斗争的一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开始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第一章 红六军团西征揭开红军长征的序幕

第一节 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

红六军团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六月，活动于湘赣苏区。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侧翼，是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的方向。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当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之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以三个师对湘赣苏区发动进攻时，红六军团在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配合下，积极作战，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一九三四年一月，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以第十七师北渡袁水，会同在湘鄂赣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十六师，向江西省德安地区活动，破坏南浔铁路，威胁南昌，吸引赣江以东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但红十七师转战两个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于三月下旬返回湘赣苏区，同红十八师会合。四月，红六军团在沙市全歼湘军一个旅，俘旅长以下二千余人。此后，红六军团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来保卫苏区，使部队消耗很大。在敌优势兵力连续进攻下，红六军团于七月初离开中心区域，转战到牛田和津洞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电令指出，这一决定的目的，是迫使湘军不得不进行重新部署，“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最大限度的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确立与二军团（当时已改为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命令规定，红六军团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第二步到达新田、零陵地区创建新的苏区；第三步渡过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发展。

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根据上述命令，立即进行了突围西征的准备：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六军团的向西转移行动；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并调整干部，精简机关，充实部队；抽调二百五十名地方干部随军行动，作为创建新苏区的骨干；以陈洪时（后叛变）、谭余保等人组成湘赣省委临时常委会和新的湘赣军区领导机关，领导五个独立团和游击队，继续坚持湘赣苏区的斗争。八月五日，红六军团以一部兵力攻占敌人封锁线上的据点衙前。七日，红六军团率第十七、第十八师（各辖三个团）和红军学校共九千七百余人，在地方独立团的配合下，从衙前、五斗江之间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开始西征。接着，通过敌人在遂川至黄坳间、遂川至七岭间和寒口至广东桥间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全军指战员不顾酷暑和疲劳，昼夜兼程，继续前进。九日占领遂川县的左安，于十一日到达湖南省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

红六军团的胜利突围，使湘军大为震惊。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急派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驰往衡阳指挥作战；命令第十五、第十六师由永新地区尾追红军，命令第十九师主力、第六十三师和湖南保安团沿衡阳、耒阳、郴县以及湘江一带防堵，命令湖南保安旅和第十九师一部到零陵、祁阳、东安筑堡堵截，企图在北上粤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郴县、汝城和桂东地区。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为了争取先机，决定放弃在桂东暂时停留的计划，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和湘江防御还比较薄弱之际，以强行军迅速越过郴（县）宜（章）公路，在零陵附近地区，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十二日，红六军团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军政委员会和以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的红六军团领导机构，并进一步作了战斗动员。当晚从寨前圩出发，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县境，于二十三日到达零陵东北地区，准备抢渡湘江。

当红六军团越过郴宜公路后，刘建绪急忙抽调部队沿湘江布防。当红军接近湘江时，敌人已调集九个团的兵力进到湘江沿岸，并封锁了零陵、祁阳一线。同时，宝庆（今邵阳）和广西之敌约三个师，正分路向零陵、道县开进；尾追红军之敌两个师分别进到阳明山西南和常宁附近。在敌重兵前堵后追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决定放弃由零陵地区抢渡湘江的原定计划，立即向东南转移，进到阳明山区，准备依托有利地形，打击尾追之敌，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阳明山为中心的根据地，求得暂时立足。

八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击溃敌人态势突出的部队，由沱水（潇水上游）西渡，向新宁、城步地域转移。是日，红六军团进入阳明山区，发现该地回旋余地小，地瘠人稀，不便建立根据地。同时，敌人三个师又两个旅已分路逼近，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为了摆脱敌人，争取主动，红六军团决定采取与敌兜圈子的办法，相机抢渡湘江。

八月二十七日，红六军团进入白果市。接着急转向南，经嘉禾西进道县，三十一日在道县以南徒涉沱水，经湘桂边境的永安关，于九月一日进入广西北部。刘建绪为防止红军从全县西北的黄沙河附近西渡湘江，急调独立第三十二旅及补充第一总队和四个保安团到黄沙河一线，令第十六师等部继续尾追，企图歼灭红军于黄沙河地区。

九月三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在全县、兴安间西渡湘江，进至西延山区休息，侦察向横路岭、城步的前进路线。此时，红六军团在灌阳、文市一带，击溃尾追的湘军第十六师和桂军第十九师共八个团的进攻。四日，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五日，进占西延（今资源）县城。

第二节 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向湘西发展

九月八日，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暂时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区行动，至少坚持到九月二十日，力求消灭敌人一个旅以下单独行动的部队，尔后转向湘西北，并与在川湘黔边活动的红三军取得联络，再向湘西及湘西北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于九日由车田出发向西急进，十一日到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准备在绥宁以东地区打击湘敌，但未能得手。十四日，红六军团又准备在绥宁以西地区突击湘敌，行至小水地区，遭湘军袭击。此时，湘桂两省敌军主力已进至绥宁、靖县地区，阻止红军北进。红六军团立即转兵向南，于十七日袭占通道县城（今县溪镇）。

刘建绪为了阻止红军西去黔东同红三军会合，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尾追外，主力向贵州的锦屏前进，企图沿 水一线，拦截红军。同时，黔军王家烈部也向黔东频繁调动。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如果继续在绥宁、城步地区活动，就有陷入敌人重围的危险。因此，军团领导决定迅速西进，并于九月十八日，到达靖县的新厂地区。此时，湘军补充第二总队两个团向新厂追来。红六军团鉴于该敌态势突出，兵力不大，决定集中兵力，歼灭该敌，然后向黔境转移。

九月十九日拂晓，敌军进到五里庙。红六军团令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首先抢占岩崖山主峰和金线吊葫芦两个制高点，顽强抗击敌人；军团主力乘敌人在运动中，适时发起反击。经一天激战，将敌人击溃，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

新厂战斗后，红六军团继续西进，到达贵州的清水江流域。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苗、侗族人民由于长期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欺压，同汉族矛盾较深。每当反动军队一到，他们手执利刃、弓箭，扼守山寨，控制隘口，满山呼应，以防洗劫。红军初至，也被误认是反动军队。为了解除少数民族对红军的误解，军团领导机关要求部队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私进民宅，不违禁令，公平交易，救死扶伤。部队模范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从而受到苗、侗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援。九月二十二日，红军到达黔东的南加堡，准备北渡清水江，少数民族同胞积极帮助红军探察水势、架设浮桥，协助红军顺利渡江。

红六军团渡过清水江后，接着越过 水，准备按原计划向铜仁、江口方向进军，与活动在德江、印江、沿河一带的红三军会师。但敌先我赶到 水以北地区阻截。红六军团又撤回 水南岸，准备西进黄平，绕过 水，寻敌空隙，再向铜仁、印江方向前进。

二十六日，红六军团在剑河县的大广地区击退追敌后，经镇远、台拱（今台江）县境西进，于三十日进至黄平的瓮谷陇地区。这时，湘军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及桂军第十九师已到施秉、镇远、三穗一线；黔军三个团在施秉、黄平一线；桂军第二十四师及湘军补充第一总队，也正兼程前进，追击红军。敌人企图将红六军团阻止在 水南岸，围歼于瓮谷陇地区。

红六军团为了迅速摆脱敌人，于十月一日在施秉、黄平间突破黔军防线，乘虚袭占老黄平（今旧州），四日，进到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接着，按照中革军委电令向江口地区前进。七日，在石阡西南的甘溪街与桂军遭遇，一部被敌隔断，主力被迫向东南转移。九日，红六军团主力又在施秉的大庆地区遭敌拦击，又被敌截断一部。红六军团主力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多个团的包围之中。十日，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主力分成两个纵队，“王震率十八师，任〔弼时〕、萧〔克〕随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

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中被敌截断的一部，经过九昼夜艰苦转战，于十月十五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地区与红三军会合。此后不久，在大庆战斗中被截断的另一部与南下接应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会合。十月二十二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主力，向印江、松桃前进，与红三军取得联络，并在松桃、乾城（今吉首）、凤凰地区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经过艰苦转战，克服了种种困难，在石阡以南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印江县的木黄与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会师。二十六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主力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完成了突围西征的任务。

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辖第四、第六两个师共四个团，约四千四百人。红六军团缩编为三个团，三千三百人，萧克、王震继续任军团长和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

此时，中央红军已突围长征。红二、红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创建新的苏区，于十月下旬从黔东出发，向湘西发动攻势，开始了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斗争。

第二章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第一节 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以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开始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又要求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的胜利”。 ^[4] 这种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对放弃中央苏区这一重大事件，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5] 在兵员和物资方面所做的一些准备，也是很不充分的，表现了不应有的仓猝的出动。

在转移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十多个新兵团、一百四十多万发子弹、七万六千多枚手榴弹和大批物资补充红军各主力军团；把随红军转移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编为两个野战纵队；成立了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斗争。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利用蒋介石同各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同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之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进行了秘密谈判。谈判以后，该部同红军的对立有所缓和，为红军突围减少了一些阻力。

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独立团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务，红军主力分别向雩都（今于都）以北和瑞金、古城地区集中。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和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向湘西转移。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及其他地方武装共一万六千余人，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十月十七日，中央红军根据中革军委制定的计划，分别从十个渡口南渡贡水，准备从敌南路军防区突围西去。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聚集在大路两旁，怀着难分难舍的心情为红军送行，盼着红军早日打回来。全军指战员也怀着依恋的心情，告别了苏区，告别了苏区的人民。

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部为配合北路军、东路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赣州以东，沿桃江（信丰河）向南，经大埠、王母渡、新田等地修筑了许多碉堡群，构成第一道封锁线，阻止中央红军进入广东。其第四师驻赣县、南康，第二师驻信丰，第一师主力在安西，独立第二旅在安远。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依据上述敌情，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通过粤军的封锁线，向湘南进军。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为左路，攻歼新田、金鸡之敌，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红三军团为右路，攻歼韩坊之敌，向坪石、大塘方向发展；红九军团随红一军团左侧跟进，掩护左翼安全；红八军团随红三军团右侧跟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前进。

十月二十一日晚，红军主力按中革军委部署开始突围。红一军团攻占金鸡、新田。红三军团攻占韩坊，进至鸡公寨。军委总部进至合头地区。这时，敌南路军稍经抵抗，即全线撤退，从重石、版石、新田、固陂、韩坊向安远、安西、信丰、南康集中。

十月二十二日，左路红一军团与由重石、版石向安西撤退的南路军两个团遭遇，激战数小时，将其击溃，敌丢弃枪械辎重向南撤退，红军向安西跟踪追击。右路红三军团进占坪石。红八军团由王母渡过桃江，向坳头、大垅方向前进。二十三日，左路红九军团监视安西之敌，红一军团绕过安西向桃江发展。右路红三军团向大塘铺前进。二十四日，红一、红三军团前卫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红一军团主力占领铁石口等地，红三军团主力占领大塘等地。当晚，各路先头部队开始渡桃江，抢占河西要点，掩护主力渡河。二十五日，军委纵队和红军其他军团从信丰城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接着，红三军团第五师占领江口等地，前锋进至梅岭关、中站，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广东省边境城镇乌径方向前进。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还不十分清楚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有的判断“朱毛出去是少数，大部留在中央苏区”；有的认为“朱毛出去是主力，留在苏区是少数”；还有的分析红军可能声东击西，“故意弄一部分向西，而大部留下向东边”发展。蒋介石举棋不定，一面命令“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主力集结待命，一面电令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和西路军总司令何键火速出兵，在汝城、仁化和乐昌、宜章、郴县组成两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

陈济棠为阻止红军进入广东，已将南路军主力撤至大庾（今大余）、南雄、安远和新田等地，采取守势；何键部正处在分散“清剿”状态，湘中、湘南仅有其一个多师的兵力防守；北路军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冈、石城一带。

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军继续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的边境城口方向前进。第一步西进到大庾、南雄地区，主力从大庾、南雄间通过。第二步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区，并相机占领汝城。

中央红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继续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中央纵队居中、一个军团在后的甬道式的部署西进。这时，全军八万多人，携带大批辎重，在羊肠小道上前进，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才走二三十里，甚至十几里，使所有红军主力都变成了掩护队。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严重地削弱了部队机动作战能力。

何键为阻止红军西进，令湘军主力向湘赣边境集结，第六十二师向汝城开动；敌北路军周浑元纵队向遂川集结，企图侧击中央红军。中革军委为了取得先机之利，决定西进湘南。十一月二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广东省仁化县城口。三日，红三军团包围汝城。

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三路，由汝城、城口之间陆续通过封锁线。右纵队红三、红八军团，由汝城到大坪间通过，向百丈岭、文明司前进；中央纵队红一军团第一师、军委第一和第二纵队、红五军团主力由新桥经界头、九峰山向九峰圩前进；左纵队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由城口、思村向岭子头前进。八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北路军周浑元纵队和薛岳所部距红军尚远，南路军陈济棠部只图拥兵自保，何键所部兵力分散。红军未遇严重抵抗，即迫近敌人在郴县、良田、宜章的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上，郴县有湘军第十五师驻守，宜章、坪石有粤军两个团防守。

十一月七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宜章南北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进。其部署是：红三军团为右纵队，于良田、宜章间通过封锁线，军委第一和第二纵队、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在红三军团后跟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于宜章、坪石间通过封锁线，红九军团随后跟进。

十一月八日，中央红军各部队按上述部署行动，未经大的战斗，于十五日全部从郴（县）宜（章）间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红三军团进到桂阳东南两路口地区，红八军团进到桂阳西南的方元、大塘地区，红五军团进到宜章西北地区，军委第一、第二纵队进到沙田等地，红一军团进到宜章西南地区，红九军团进到沙田以南地区。

红军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才判明红军转移的战略企图，于十一月十二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西路军和北路军薛岳、周浑元两部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专事“追剿”；命令原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四个师北进粤湘桂边进行截击；命令桂军正副总司令李宗仁、白崇禧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命令贵州省“剿匪”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十三日，“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发布“追剿”计划，将其所部分为五路“追剿军”：第一路以刘建绪为司令，辖第十六、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补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保安第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团，主力集结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协同，堵击红军西进，并沿湘江碉堡线布防；第二路以薛岳为司令，辖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和惠济支队，主力集结于零陵附近地区，与第一、第三路联系，堵截红军北进和西进；第三路以周浑元为司令，辖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九师，继续向道县前进，尔后与第一、第二路及桂军联络，截击红军；第四路以李云杰为司令，辖第二十三师、第十五师，与第三路联络，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红军追击；第五路以李韫珩为司令，辖第五十三师、航空第二队，与第四路及粤军联络，经临武、蓝山、水口（今江华）、永明（今江永），尾红军追击，并以航空兵实施侦察和轰炸。要求各部队协力合作，围歼红军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这时，各路敌军虽有二十五个师，但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各有各的打算。其中只有湘军行动比较积极，而蒋系的薛岳和周浑元两部行动迟缓，两广部队则在其边境进行防堵。从宜章至湘江广大地区，我们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比较好，敌人力量不强，又属无堡垒地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据此，毛泽东曾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薛、周两部尚未靠拢之际，集中兵力，寻歼敌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但是博古等人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以致丧失了在湘南歼敌的战机，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十八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西进，二十二日占领道县，二十四日占领水口。随后，全军在道县至水口间全部渡过沱水。

当中央红军渡过沱水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指红军放弃根据地），不难就擒”。为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他急令何键的“追剿军”与粤桂军相互配合，凭借湘江天险，设置第四道封锁线，从四面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其部署：以第一路“追剿军”刘建绪部四个师和第二路“追剿军”薛岳部四个师又一个支队，日夜兼程分别由黄沙河、东安及零陵地区急赴全州地区沿湘江布防；以第三路“追剿军”周浑元部四个师占领道县，继续尾追；以第四路“追剿军”李云杰部两个师与第三路相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尾追；以第五路“追剿军”李韫珩部一个师协同粤军、桂军，由郴县向水口、永明开进。命令桂军五个师仍在灌阳、兴安以北至全州地域集结，进行堵截。

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迅速西渡湘江，突破敌人的重围，这是攸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中央红军为了调动敌人，寻机渡江，以一部兵力西进永明。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害怕红军夺取桂林，令其主力由全州、兴安一线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堵截。这样，兴安、全州一线敌军兵力比较空虚。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定迅速抢渡湘江。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分别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和政治训令，规定红军分四个纵队前进：第一纵队红一军团主力，沿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第二纵队红一、红五军团各一部和军委第一纵队经雷口关向文市以南前进；第三纵队红三军团和军委第二纵队、红五军团一部经小坪、郑家园向灌阳前进；第四纵队红八、红九军团经永明向灌阳、兴安前进，准备从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此时，何键的“追剿军”第一路两个师正由东安向全州、咸水一线急进；第二路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尾追；第四、第五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

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指示，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昼夜兼程向湘江急进。十一月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二师顺利地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二十八日，红三军团第四师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赶到湘江渡河点。是日，敌第一路“追剿军”一部由全州向脚山铺的红二师发起进攻，一部向黄沙河开进。次日，几路“追剿军”，分别向道县、文市等地红军后卫部队进攻。桂军主力分两路北进，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突击湘江东岸红军，一路由兴安北出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红军广大指战员为坚守渡河点，扼制敌军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渡过湘江，在湘江两岸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三十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渡过湘江。此时，全州之敌四个师向红军脚山铺阵地进攻，红一军团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人很大杀伤。激战一天后，因敌众我寡，为避免损失，红一军团主动撤出阵地，组成第二道防线，继续阻击敌人南进。由兴安北进的桂军占领光华铺后，受到红三军团第四师的英勇阻击。由灌阳北进之桂军主力两个师，在新圩、古岭头地区遭红三军团第六师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的顽强抗击。战斗异常激烈，形势极其严重。

十二月一日一时半，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在原地阻击全州之敌，无论如何要保证西进道路在我手中。三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向红一、红三军团指出，十二月一日的战斗，是关键性的一仗，“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一定要“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湘江〕封锁线”。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号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不惜牺牲，浴血奋战，终于阻止住优势敌人的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后卫部队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突围以来最艰苦的一仗。红军广大指战员同敌人苦战五天，克服了重重困难，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的企图。但红军也遭受重大损失，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的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以东，他们虽经英勇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红军已从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这是博古、李德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十二月三日，中央红军进入西延山区，这里西接贵州高原，地势险峻，道路崎岖，山地绵延数百里。

红军进入西延山区之后，敌人判断中央红军将经绥宁、洪江、黔阳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急忙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蒋介石命令何键将五路“追剿军”改组成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辖第一、第四、第五路，并附第十九师（欠两个旅）及各补充团。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辖第二、第三路，分别由黄沙河、全州一带向新宁、城步、绥宁、靖县、会同、芷江地区开进，构筑工事，布置战场，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的途中。同时蒋介石还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西进，令湘桂两军各一部在红军后面尾追。

中革军委不考虑敌情的变化，仍决定以一部兵力阻击追敌，牵制企图向红军翼侧截击的湘桂两军，主力分左右两路向通道、播扬（今播阳）和长安堡（今通道县城附近）前进，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十二月五日，中央红军冒着敌机威胁和民团的袭扰，越过西延山脉主峰老山界，进入龙胜山区，这是长征以来最难走的一段路。在西延、龙胜山区，居住着苗族群众。广西军队胁迫老百姓对红军实行坚壁清野，并派特务在红军经过时偷偷纵火，企图嫁祸于红军。十二月十日，部队在龙坪宿营，潜伏的特务四处纵火，全镇几百户木房大部被焚。红军在救火中捉获了纵火特务，并对受灾群众进行了救济，当少数民族群众明白真相后，不少人要求当红军。反动派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十二月十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至通道县下乡、长安堡地区，一部袭占通道城。这时，“追剿军”主力已进至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地区赶筑工事，张网以待。中央红军在部队极度疲劳，空前减员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执行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就势必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那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严峻的时刻，毛泽东等力主放弃北出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

但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却不顾敌情变化，仍然坚持原定的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只在行军路线上略作变动。十二月十三日，中革军委发出了“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的命令。次日，又命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

中央红军离开通道以后，分左右两路进入贵州境内。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说。人民群众在军阀、地主的重重压迫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穷苦的老百姓被称为“干人”。十二月十五日（一说十四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占领黎平、老锦屏地区。十六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九军团进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第二节 黎平会议端正进军方向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研究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到会的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左”倾领导者“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推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 ^[6] 会议作出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决议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端正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在此之前，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为了充实作战部队，中革军委还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其余编入红五军团。从而，精简了机关，提高了红军机动作战能力。

十九日，中革军委依据中共中央黎平会议决定的新的战略方针，对红军各部队行动作出如下部署：野战军分两路西进。红一、红九军团为右纵队，当占领剑河后，沿清水江南岸向施秉前进。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经台拱以西地区向黄平前进。中革军委还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在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调动湘军，当湘军北援时，应乘机向永顺、黔东急进，以便牵制在铜仁的薛岳部队及在印江、思南的黔军。同时还电令红四方面军组织新的攻势，以便牵制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

十二月二十日，中央红军根据军委的指示，昼夜兼程西进。右纵队红一军团经剑河于二十五日攻占施秉、镇远。红九军团由老锦屏出发，随红一军团后跟进，由剑河北渡清水江，配合红一军团夺取镇远。左纵队红三军团由黎平西北地区出发，经南加、南哨地区，于二十四日进抵台拱以南。军委纵队由黎平出发，二十四日到达南哨附近。红五军团随军委纵队之后，二十四日到达剑河。

红军西入贵州，使敌军在湘西同红军决战的计划落空，各路敌军被迫改变部署。桂军主力停止在黔桂边界，一个师由古宜（今三江）进抵榕江；“追剿军”刘建绪部第十六、第六十二师准备开往常德进攻红二、红六军团，第六十三师在通道以西“清剿”，第十五师由会同、广坪“追剿”红军；“追剿军”薛岳部第二十三师、第五十三师开往会同，其主力集中于芷江、洪江，并向铜仁、晃县（今新晃）、玉屏、天柱一带防堵，一部向镇远、施秉方向前进；黔军集中六个团于施秉、黄平组织第二道防线。

中革军委为了争取先机，决心消灭黔军一部，迅速抢渡乌江。十二月二十八日，右纵队红一军团占领余庆、老黄平。左纵队红三军团占领黄平，军委纵队进到施秉，红五军团到达台拱。

“追剿军”薛岳部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镇远，被红一、红九军团阻于施秉以东。黔军主力退守重安江以西地区，阻止红军向贵阳前进。

中共中央为了实现新的战略方针，在中央红军占领余庆后，即令红一军团速向乌江前进。十二月二十九日，红一军团分两路进逼乌江。一路为第二师由黄平、梭洞出发，向瓮安猴场、江界河方向前进，三十日进占猴场、陈家寨，三十一日进至木老坪及其东北地区。一路为第一师，由余庆出发，向龙溪、袁家渡、回龙场方向前进，三十日到达龙溪。第一、第二师到达乌江右岸后，立即开始侦察渡江地点，筹集渡江器材，积极准备渡江。此时，红九军团在施秉以北的紫荆关阻击追敌，红三军团进到瓮安附近，军委纵队到达猴场，红五军团进至老黄平。

这时，尾追之敌吴奇伟部四个师已进占施秉，周浑元部进占施洞口，正向新、老黄平逼进。黔军侯之担部驻守遵义，并以一个旅的兵力扼守乌江沿岸各渡口，阻止红军西渡乌江。

中革军委为迅速渡过乌江，夺取遵义，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分别在江界河、袁家渡和清水口三个渡河点架桥，并委派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率两个工兵连协助红二师在江界河架桥，组织指挥部队过江。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渡过乌江以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定还指出：“利用我们所争取得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新的作战环境。”决定还强调要“保持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信联络”，“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为了加强党中央对军事指挥的领导，防止军事指挥员的某些错误，决定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与猴场会议同时，红一军团以第一师第一团为右路、第二师第四团为左路渡江先遣团，分别由回龙场、江界河实施抢渡。红一师第一团于一月二日凌晨，在回龙场偷渡成功。三日，红四团在江界河先后抢渡成功，突破敌人防御。随后，红三军团第十团也在茶山关渡过乌江。至六日，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和军委纵队分别由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渡过乌江。接着，又乘胜占领珠场（今珠藏）、湄潭、龙坪场、老蒲场、团溪、尚嵇等地。国民党军乌江江防司令林秀生率领残兵，星夜向遵义地区狼狈逃窜。据守黔北地区的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率领亲信逃往重庆。

红二师强渡乌江以后，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指挥下，向遵义急进。六日，红二师第六团攻占离遵义三十里的外围阵地，全歼守敌一个营。为了减少伤亡，刘伯承总参谋长决定先头分队化装成敌人溃兵，智取遵义。当晚，先头营第三连和团部侦察排的同志，化装成敌人溃兵，带着十多个经过教育愿为红军带路的俘虏，冒着滂沱大雨，经过两个小时的急行军，进抵遵义城下。当敌人确认城下站的是“自己人”后，城门开了，红军侦察排和先头部队一拥而进。守敌王家烈部三个团乱成一片，慌忙弃城逃跑。一月七日凌晨，红二师进占遵义城。

第三章 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

第一节 离开鄂豫皖挺进陕南

中央红军长征之后，红二十五军也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离开鄂豫皖苏区，开始战略转移。

红二十五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一九三二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辖第七十四、第七十五两个师，约七千人。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军用了十五个师的正规军和大量地方反动武装，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连续“清乡”、“清剿”和“围剿”。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以及敌人的疯狂“围剿”，红军损失很大，根据地人口锐减，兵源枯竭，军民生活极端困难。中共中央曾先后发出指示和训令，指示红二十五军“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苏区。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派程子华去鄂豫皖苏区工作。十一月十一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一、省委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造新苏区而斗争；二、转移地区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目标；三、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一部分武装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会议还讨论了部队的整编问题，决定由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

十一月十三日，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罗山县的殷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政治动员和整编工作，撤销了师一级组织，军直辖三个步兵团和一个手枪团，共二千九百余人。十六日，红二十五军由何家冲出发西进。同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十七日，红二十五军在朱堂店突破敌人阻拦，当晚从信阳以南东双河至柳林间越过平汉铁路，经青石桥、黄龙寺、月河店、金桥等地进入鄂豫边界之桐柏山区。

蒋介石得悉红二十五军突围后，急令“豫鄂皖三省追剿队”五个支队共十六个团和东北军一一五师跟踪追击；令南阳、方城等地的第四十军和湖北老河口（今光化）第四十四师堵截；令驻开封的第六十师到卢氏县的朱阳关控制入陕大道。敌人企图以三十多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围歼红军于行军途中。

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区之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鉴于该区靠近平汉铁路和汉水，回旋范围狭小，难以建立苏区，遂决定向豫西伏牛山区转移。为了隐蔽意图，调动敌人，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并派少数部队佯攻枣阳县城。当各路敌军纷纷向枣阳进逼时，红军突然掉头向东，并在保安寨和桐柏县歇马岭一带连续击退敌人的阻拦，绕道泌阳城东，经马谷田、贾楼等地北进。

十一月二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准备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区。这一天适逢寒流，气温骤降，冷风刺骨，风雪交加。战士们衣服单薄，忍受饥寒，在风雪中连续急行军，已很疲劳。下午一时，部队在方城县独树镇附近通过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的堵截。由于风雪交加、能见度差，发现敌人较迟，部队仓促应战，陷入被动。敌人乘机发起冲击，并从两翼包围。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吴焕先政委抢到军前，手举大刀高呼：共产党员们，跟我来！在他的带领下，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斗。正在力寡难支之际，副军长徐海东带领后梯队跑步赶到，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晚，红二十五军乘风雨夜暗，突出重围，绕道急行，经叶县保安镇以北地区，穿过许（昌）南（阳）公路，二十七日拂晓，进抵伏牛山区东麓；接着又在拐河镇附近的沣河两岸打退敌军的追堵，进入伏牛山区，甩掉了敌人。独树镇战斗，红军在地势平坦、气候恶劣的条件下，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挫败优势国民党军步骑兵的合击，转危为安。这是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中的关键性一仗。

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后，发现该区反动统治较严，地主围寨又多，群众被围在寨子里不便接近，加之敌军跟踪而至，在这里建立苏区比较困难。于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向陕南转移。十二月四日，红军进到卢氏县叫河，发现敌第六十师在卢氏县城以南的下城子、朱阳关、黄沙镇一带构筑工事，企图堵歼红军。红二十五军在敌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决定以一部兵力进到朱阳关以东十五里处活动，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主力则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从朱阳关以北三十五里处，沿着一条小山沟直插卢氏县城。当晚，经卢氏县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西去，胜利通过敌人堵击线。八日，经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铁锁关（又名箭杆岭）进入陕西东南部。当日下午在雒南县三要司歼陕军第四十二师一个营，九日进至庾家河。十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问题，并决定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这时，敌人第六十师突然袭来。军长、政委立即组织部队迅速抢占南北两侧高地，进行反击。经过竟日激战，终将敌人打垮，歼敌八百余人，残敌向卢氏方向逃去。从此，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

第二节 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鄂豫陕边区，北起秦岭北麓，南濒汉水，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这里，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兵灾匪祸连年不断，人民苦难深重。渭华起义部队和红三军、红四方面军曾先后经过这里，给当地人民留下深刻影响。中共鄂豫陕省委根据这种情况，及时地作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定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依据庾家河会议精神，抓住陕军杨虎城部忙于北攻陕甘红军、南拒川陕边红四方面军、西防蒋介石嫡系部队，一时无力顾及陕西东南部的有利时机，全力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十二月十一日，红二十五军首先在雒南县蔡川进行了整编，撤销第二二四团番号，人员分别编入第二二三团和二二五团。然后南下郧西，北返雒南，东入卢氏，西抵蓝田，消灭了许多民团，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红军攻克镇安县城，歼敌保安队一部，救出大批被关押的群众，接着又在镇安、山阳、洵阳（今旬阳）、郧西等县边区横扫反动民团，镇压豪绅恶霸，铲除“地头蛇”，摧毁保甲组织。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在郧西、洵阳、镇安、山阳四县边区初步奠定了根据地的基础，并扩大红军四百余名。

一九三五年一月，蒋介石令驻河南的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两个团进入陕南，自湖北调第四十四师三个团到上津、白河，配合陕军第一二六旅、警二旅和警卫团，对鄂豫陕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并限期三个月内，肃清红二十五军。

从二月至四月上旬，红二十五军进行了反“围剿”作战。首先由山阳、郧西交界处北上，袭占柞水县城。二月一日至五日，又先后在蔡玉窑、文公岭歼敌第一二六旅三个多营。尔后，南下郧西地区。二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的消息，决定西进，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一路上连克宁陕、佛坪两县城。三月八日，进到洋县华阳镇。这时陕军警二旅尾追甚紧，为了解除背后威胁，红二十五军于十日在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打垮敌警二旅五个营，毙伤敌二百余名，俘敌团长以下四百余人。战后，开辟了华阳根据地，成立了华阳游击队。

四月初，红二十五军东返蓝田县。中旬，鄂豫陕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提出粉碎敌人“围剿”和加紧根据地建设的任务。会后，红军继续东进，四月十八日攻克雒南县城。至此，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

随着反“围剿”的胜利，红二十五军和鄂豫陕边区各项工作得到了发展。至五月初，红二十五军已发展到三千七百人。中共鄂陕边、豫陕边两个特委和五个县的工委，以及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十个区、四十六个乡的革命政权已先后建立。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和豫陕游击师等地方武装发展到二千人。至此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建成。

四月下旬，蒋介石又组织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向鄂豫陕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企图聚歼红二十五军于商雒地区。五月上旬，敌第六十七军九个团和第九十五师三个团从雒南县向南进攻；第四十四师四个团从郧西县向北进攻；第四十军五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四个团和警一旅、警二旅、特一旅各两个团配备在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形成对红军分进合击之势。

中共鄂豫陕省委鉴于敌强我弱，决定各游击队就地坚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迟滞与削弱进攻之敌；红军主力北上，乘敌第六十七军新到立足未稳，争取歼其一部，尔后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的作战方针，于六月上旬由郧西二天门出发北上商县地区，继而插到敌第六十七军侧后雒南县庾家河一带，求歼其一部未成，即向东转进。十三日包围商南县城，接着攻占富水关、青山街。十五日，远程奔袭荆紫关。荆紫关是鄂豫陕三省边界要地，有敌第四十四师后方临时补给站，并有地方反动武装一个营驻守。为了出敌不意，红二十五军以手枪团化装成敌兵，冒充敌第四十四师部队，十六日逼近荆紫关，敌外围警戒部队列队迎接，红军未费一枪一弹将其缴械。接着迅速进到荆紫关城下，搭人梯强行登城，歼守敌一个连，活捉敌第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物资。

此时，敌人四个师又一个旅向荆紫关扑来。红二十五军为了摆脱敌人，沿着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向西急进，诱敌深入根据地中心区。六月二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回到根据地边缘黑山街。这时，各路敌人都被远远甩在后面，只有警一旅距离较近，约有四天路程。红二十五军首长决心在山阳以西袁家沟口及其附近桃园岭一带设伏，求歼警一旅。红军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协助下，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七月二日拂晓，红军乘敌警一旅在袁家沟口村西集合时，突然发起猛烈进攻。敌人顿时乱成一团，仓皇向西逃窜，又遇红军一部居高临下迎头痛击。经过一场激战，红军全歼该旅，毙伤敌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人，缴各种枪一千余支。这是一次出色的歼灭战。

袁家沟口战斗后，红二十五军为了把敌人调出根据地，寻机予以消灭，同时为了扩大斗争地域，补充人员和物资，于七月十三日经商县杨家斜、蓝田县石嘴子等地，北出终南山，全歼西安以南焦岱、引驾回等地反动民团，前锋直抵西安以南几十里的韦曲、杜曲，威逼西安，迫使进攻鄂豫陕苏区的敌人后撤，从而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

第四章 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边

第一节 遵义会议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下，继续遭受重大损失。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以及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左”倾冒险主义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否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一些曾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严酷事实教育下，逐步地改变了态度。这表明纠正王明“左”倾错误，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军事指挥问题的思想认识已趋于一致。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几十万“追剿军”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这又为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王明“左”倾错误，提供了必要条件。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在湘南及通道的各次争论而由黎平会议决定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以上以姓氏笔划为序），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以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会议的目的：一、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北渡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博古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为其错误辩护。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批评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们的“提纲和意见”，得到周恩来和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地批评了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决议指出，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红军作战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不是一般战争中通常采用的阵地战。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用这种“决战防御”，战胜了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是，红军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以分散兵力作战的方针代替了集中优势兵力作战的方针。广昌战役后，在打破“围剿”已不可能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与敌人拚消耗，削弱红军的力量。在后来的突围中又实行了“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使红军继续遭受重大损失。

决议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的恶劣的作风。决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创造新根据地，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变军委的领导方式。

决议根据全国的形势，确定了党和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议指出，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的以及蒋介石的军队。中央红军要发挥运动战的特长，正确地、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争取战斗任务的胜利。在中央苏区和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党必须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以适应新的环境。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反对一切张皇失措与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奋斗。

这次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关，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会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三月，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注：当时有关军事命令和训令，仍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为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而没有进一步讨论政治路线问题。这样做适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既解决了红军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又团结了同志，为解决党内分歧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遵义会议期间，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分别集结在桐梓、松坎、懒板凳（今南白镇）、珠场、湄潭等地，各以一部兵力阻击敌人掩护主力休整和开展群众工作。在总政治部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队派出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遵义地区的革命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护理伤病员，踊跃欢送自己的子弟参军。在短短十多天的时间内，就有四千余人参加红军。

第二节 四渡赤水 威逼贵阳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地区时，活动于湘鄂川黔边地区的红二、红六军团，已结束了湘西攻势，正从桃源、常德地区回师大庸、桑植，准备粉碎敌人的“围剿”；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正集结在仪陇地区，准备发动广（元）昭（化）战役。

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除以湘鄂两省敌军各一部围攻红二、红六军团，以川陕两省敌军各一部对付红四方面军外，调集重兵进逼遵义地区，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一月中旬，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八个多师，尾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在控制了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后继续北上，先头进到乌江南岸；黔军王家烈两个师向刀靶水、懒板凳，一个师向湄潭进攻；川军刘湘部十多个旅，以潘文华为总指挥，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两个旅已进抵松坎以北地区；湘军何键部四个师位于川湘黔边境的酉阳、秀山、松桃、铜仁一线修筑堡垒，防止红军东进；滇军三个旅正向贵州毕节地区开进；桂军两个师已进到贵州独山、都匀一带。此外，蒋系上官云相部两个师正由河南向四川万县、重庆开进，准备参加对中央红军作战。

在敌人各路大军分进合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于一月十九日率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川南开进，预定夺取土城、赤水县城，在泸州上游的纳溪、江安等地北渡长江。

一月二十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施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中央红军第一步任务是：“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我二、六军团应及时转移和依托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实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同时，中革军委也考虑到如“长江为川敌所阻”，不能渡江时，则暂留“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今宜宾）上游渡河”。

中央红军撤出松坎、桐梓、遵义地区的当晚，黔军进占遵义、湄潭。川军刘湘除一部兵力防守泸州、宜宾外，以潘文华部八个旅分别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合江一带推进。二十四日，中央红军右纵队红一军团击溃黔军侯之担部教导师的抵抗，攻占土城，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地区的旺隆场、复兴场；中央纵队红五、红九军团攻占三元场、习水；左纵队红三军团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地区。此时，川军潘文华部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对旺隆场、复兴场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郭勋祺部两个旅由东胜场进到温水，先头已到土城以东的木栏坝地区，尾红军追击；廖泽部两个旅随郭部后跟进，另一部正向叙永开进，其中一个团重占习水。不击破潘文华部的堵截，红军将无法前进。

中革军委为了消除进军中的障碍，决定乘薛岳兵团主力尚在乌江南岸，黔军新败的有利时机，以红一、红九军团各一部阻击由赤水、习水南进之敌，集中主力围歼郭勋祺部先头四个团，以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一月二十八日拂晓，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从南北两面向进至土城东北之郭勋祺部发起进攻，激战终日，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未能全歼该敌。此时，郭勋祺部后面的两个旅迅速增援上来，位于赤水以南旺隆场地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再战对红军不利，中革军委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开始了红军长征中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中央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止敌人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场）、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川军以八个旅分路追堵红军，以四个旅沿长江两岸布防阻止红军渡江；薛岳兵团和黔军也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三个旅正向毕节、镇雄急进，企图截击红军。二月二日，中央红军右纵队先头红二师进攻叙永不克，后卫红一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三日至六日，红军向叙南六属：庆符、长宁、兴文、洪县、高县、筠连急进，红一军团在西进中，又先后在毛坝、大坝等地遭敌截击。左纵队红三军团也在天堂坝同川敌两个团发生战斗。

在敌人已加强了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向红军进逼的情况下，红军从川南的泸州或宜宾上游北渡长江已无可能。中革军委当机立断，于二月七日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取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的方针，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川滇边的镇雄（后改到扎西，即今威信）地区集中。

在中央红军进入川滇边地区后，何键见红军已远离湘境，不愿让湘军西进追击；王家烈则急于恢复其对贵州的统治，对追击红军也不甚卖力；四川刘湘、云南龙云怕红军进入他们的地盘，对防堵红军则颇为积极。二月二日，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追剿军”第一兵团改为第一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以一部兵力控制乌江东岸沿河、印江等地区，防止中央红军东进；主力留湘西“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以薛岳之第二兵团和滇黔两省敌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四个纵队：吴奇伟部四个师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四个师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四个旅（实际只来了三个旅）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五个师为第四纵队，专事“追剿”中央红军。在潘文华部的协同下，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

五日，敌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命令孙渡纵队，由毕节、昭通向盐津“堵剿”；令周浑元纵队两个师由修文、扎佐经黔西、大定（今大方）、瓢儿井向古蔺、叙永“追剿”，另一个师由龙里、贵定经扎佐、仁怀向川南开进；命令王家烈纵队由遵义、桐梓向土城集结，然后向川南“追剿”；命令吴奇伟纵队暂驻黔西、贵阳一线待机。同时，川南追剿指挥部总指挥潘文华令陈万仞率三个旅为右追击队向高县前进；郭勋祺率三个旅为左追击队向珙县、高县前进；范子英率两个旅负责“清剿”古宋、叙永小股红军，尔后随右追击队前进；廖泽旅负责“清剿”古蔺小股红军，尔后随左追击队前进。二月七日，第二路军第三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以南的大湾子推进；第一、二纵队主力集结黔西、大定，一部向叙永推进；第四纵队留赤水河东的遵义、桐梓、赤水地区，阻止红军东进贵州。潘文华则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红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协同第二路军同红军决战。

二月九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从南北两面迫近扎西；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地区向古蔺、叙永追击。十日，中革军委决定出其不意地挥戈东进，避开敌军的合击，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与战斗力较弱的黔军作战，以开展新的局面。

为了加强战斗部队，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了缩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在整编中，许多师团干部降职使用，都能愉快服从党的决定和革命的需要。这次整编使红军战斗力和灵活性大为增强，为尔后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原红五师政治委员徐策、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率几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子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力红军作战。红军主力离开后，川南游击队仍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由扎西地区掉头东进，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一部为左纵队，向摩泥前进，军委纵队和红一军团另一部为中央纵队，向石厢子以东前进，红五、红九军团为右纵队，掩护野战军主力向东转移。十五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东渡赤水河，以消灭黔敌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十六日，中革军委电告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同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告指战员书》还指出：“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进行机动作战的基本原则。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一个团伪装红军主力，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

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川军三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但是，已落在红军后面三至四天路程，这就为中央红军东出桐梓、娄山关赢得了时间。黔军王家烈见红军主力重返黔北，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第一纵队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妄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和增援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二月二十四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突然进攻桐梓，黔军弃城逃跑，援敌退守娄山关。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敌，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当天下午，红三军团不怕疲劳，向娄山关疾进。先头部队第十三团在红花园击溃黔军一个团。红军乘胜追击，歼敌一部，进至娄山关以北地区。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并乘胜夺取遵义；命令红五、红九军团阻滞川敌，保障主力攻打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当晚，进攻娄山关的部队，以正面攻击和两翼迂回的战术，开始猛攻娄山关，经过数小时激烈战斗，红十三团攻占娄山关的制高点——点金山。

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雄踞大娄山山脉的最高峰，是川、黔交通的要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黔军王家烈之三个团扼守娄山关阻红军南进。

二十六日，敌人为夺回失去的主阵地，组织了多次反扑，均被击退。接着主力红一、红三军团又分别从两翼向敌阵地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断敌退路。残敌惧歼，仓皇向遵义逃窜。红一、红三军团乘胜追击，在遵义以北的董公寺、飞来石地区击溃黔军三个团的阻拦，二十八日晨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王家烈率残部向忠庄铺方向溃退。这时，敌第一纵队第九十三师已进入忠庄铺地区，一部到城南五里的洛江（枫落）桥；第五十九师已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开进。中革军委决心乘援敌孤军冒进，而尾追之敌又被阻于娄山关以北的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求歼援敌。

二十八日上午，敌第五十九师主力和九十三师一个团，经桃溪寺向遵义城南之红花岗、老鸦山攻击；黔军两个团沿公路东侧向北攻击，配合第五十九师行动；第九十三师主力和第五十九师一个团在忠庄铺地区为预备队。十一时许，敌吴奇伟首先以一个团向红一军团红花岗阵地进攻，被击溃后，又以主力转向老鸦山进攻，经过激烈的争夺，敌人暂时攻占了老鸦山制高点。沿公路前进的黔军，因屡遭重创，行动迟缓。红一军团主力乘机从水师坝地区向敌人侧后出击，迅速击破黔军的抵抗，直插忠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在红军猛烈攻击下，吴奇伟惊慌万状，于十六时丢下第五十九师，率第九十三师残部约一个团向懒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跟踪猛追，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懒板凳。吴奇伟弃甲曳兵，率先逃过乌江，不等残部全部过江，即下令截断江桥的铁索，把残部抛在江北，成了红军的俘虏。王家烈则率残部逃向打鼓新场（今金沙）。留在老鸦山地区的第五十九师见指挥官已逃之夭夭，被迫转入防御。黄昏，红军干部团从正面投入战斗，红一军团一部从红花岗迂回攻击敌侧后，红三军团全力反击，夺回了老鸦山制高点，敌第五十九师开始向西南溃退。红军乘胜直追，歼其大部。

在进攻遵义的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

遵义战斗，中央红军在五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二千四百余人，俘敌约三千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是中革军委和毛泽东正确指挥的结果。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焰，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实践证明，为了击破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必须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调动敌人，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只有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中央红军取得遵义战斗胜利后，蒋介石焦虑不安，急忙于三月二日由武汉飞往重庆，亲自策划对中央红军新的围攻。三日，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向东图，与萧贺联合”。他命令驻川黔各军，未得许可，不得擅自进退。要求各部队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略，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过了两天，蒋介石又认为红军的行动方向有二：“甲、放弃遵义向西窜，达其原来目的。乙、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 ^[7] 为此，他命令川敌三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作战；第二纵队主力三个师进到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取守势；第三纵队到大定、黔西地区，第四纵队一部集结于打鼓新场、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四个师（其中两个师受重创）位于乌江沿岸待机，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三个师沿乌江东岸布防，阻止红军东进。

为了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于三月四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三月五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继续在桐梓、遵义地区阻击川敌，集中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今长岗山），寻歼敌人第二纵队周浑元部。总政治部发布了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消灭周浑元部，争取更大胜利。六日，中革军委准备在白腊坎以西迎击周浑元第二纵队。但周纵队畏歼不进。尔后，中革军委一度准备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歼灭王家烈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增援，寻机歼灭。红军多次寻战，均未如愿，因而未能达到寻歼周浑元纵队的目的。

红军在遵义以西的活动，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命令各路“追剿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叫嚷“残匪西窜是我军围歼惟一良机，如再不能剿灭，则再无革命军人之资格”。“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8] 三月十一日，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进占遵义；敌周浑元纵队主力集结鲁班场地区；敌吴奇伟纵队一部已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按照当时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所部和王家烈残军为主要作战目标。根据这一决定，十五日，中革军委集中主力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由于敌人三个师集结一起，红军攻击未能奏效，而且损失较大，援敌吴奇伟纵队已进到枫香坝地区。

为了避免被动，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转兵西进，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机动。三月十六日，红军开始在贵州之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次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十九日，攻占镇龙山，击溃川敌一个团的拦阻，进到古蔺以东之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佯作北渡长江姿态。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渡江北上，急忙调整部署，命令周浑元以第二纵队主力，并指挥第一纵队两个师向古蔺追击；命令第三纵队在毕节、第四纵队在打鼓新场以北截击；命令川军五个旅在叙永、古蔺防堵，另一部由茅台西渡尾追；命令第五十三师由石阡向遵义推进，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蒋介石声称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9]

当各路敌军被调动纷纷赶向川南之际，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为了迷惑敌人，红军用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并限期秘密折回，随主力渡过赤水河，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中央红军主力由大村、两河口地区北上，在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并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分路向南急进，准备在遵义至仁怀大道北侧歼灭追敌一部以开创新局面。三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判断红军又将进攻遵义，便策划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由于敌人重兵云集，不易分割歼灭，二十七日，中革军委以红九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以吸引敌军向北，红军主力乘敌人还未弄清红军真实意图之际，继续向南急进。二十八日，红军主力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人封锁线，冒着狂风暴雨，进入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地区，并于三十一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歼守敌和援敌各一个营，进至息烽西北地区，从而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把敌人重兵集团甩在乌江以北。当红九军团转移到沙土附近，准备南渡乌江时，敌人已控制了渡口，被阻于乌江北岸。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前锋直逼贵州省会贵阳。这时，敌人在贵阳及其周围只有正规军四个团，兵力单薄。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焦急万分，一面命令各部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下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并准备了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跑。同时要各国教士及一切外国人，退出贵阳前往安顺。

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判断失误，中央红军主力于四月五日到达清水江西岸的高寨、羊场、白果坪地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少许兵力东渡清水江，向平越（今福泉）方向积极活动，同时在清水江架设浮桥，虚张声势，伪装东渡的模样。蒋介石果然又一次上当，认为中央红军将东渡清水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急调何键之湘军三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命令白崇禧之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的平越、牛场防堵，阻击红军东进；命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滇军）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周浑元纵队则位于息烽以北的乌江北岸修筑堡垒，防止红军北渡乌江。七日，敌军主力被红军吸引到贵阳以东及乌江沿岸。中央红军在广阔战线上的机动作战，使敌军摸不清红军的行动方向，“追剿”计划屡屡落空，连蒋介石也承认红军“或东或西，时进时退，使我们不易判明他们的企图”。 ^[10]

第三节 进军云南 巧渡金沙江

国民党“追剿军”孙渡纵队从滇黔边开往贵阳以东后，云南境内敌军兵力空虚，这就为红军西进提供了有利条件。四月七日，中革军委抓住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云南和黔西南地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命令红九军团由沙土地区“向毕节、大定前进”。四月八日中央红军主力由老巴乡、洗马河分两路向西南急进。九日，由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人防线，部队每天以一百二十里的速度，经青岩、广顺、鸡场和定番（今惠水）、长寨（今长顺县城）、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急进，使敌人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

中央红军这一完全出敌不意的行动，使蒋介石气急败坏，急忙调整部署，命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再掉头向西，在红军右侧沿黔滇公路向西急追；命令孙渡纵队在红军后尾追击，“压迫其向安顺、镇宁北窜故道”。但敌军由于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更加低落。

四月十八日，中央红军主力在贞丰县的白层、望谟县的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接着占领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城。留乌江北岸的红九军团，以积极的行动牵制敌人，曾在打鼓新场以东的老木孔击溃黔军五个团的进攻，随后又经毛坝场、瓢儿井和大定以南，进到黔西的水城地区，同主力红军南北呼应。

与此同时，敌第二路军前敌指挥部到达关岭，其周浑元纵队两个师向兴仁，吴奇伟纵队主力向普定、安顺以南开进，孙渡纵队向关岭开进，第五十三师集结镇宁，企图在平坝、安顺、普定、镇宁地区截击红军北去。

其实这是薛岳的一厢情愿，红军根本没有北去。四月二十三日，中革军委准备在兴（仁）盘（县）路上消灭周浑元部第十三师，后因地形不利，放弃了这一计划，分三路向西转移。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平彝（今富源）、沾益前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向曲靖前进，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向益肠营方向前进。二十四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二十五日，中革军委指示：“一、三、五军团必须乘蒋敌主力正趋云南东北，而滇敌大部距我较远的眼前数日时机，首先在白水、曲靖、沾益地域消灭滇敌的先头部队〔其较强的四个团〕。”中共中央给各军团领导的指示中指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消灭滇敌。”

中央红军主力由贵州进入云南，红九军团正在黔西水城地区活动。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可能由平彝北进会合红九军团，然后向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进入川南。于是，连电龙云、薛岳，命令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北向宣威、威宁推进，第三纵队尾追红军，川军一个师集中毕节机动，企图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中革军委决定，红九军团继续单独行动，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敌向北；主力红军则经平彝向沾益、曲靖、马龙西进。四月二十七日，红军从曲靖向马龙的进军途中，截获从昆明开往贵州的一辆汽车，俘薛岳的一名副官，缴获龙云赠送给薛岳的云南省军用地图及大批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名茶。同日，红军攻占马龙，接着攻占寻甸、嵩明，一部进至杨林，前锋威逼昆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的计划又落空了。

红军逼近昆明，震动云南全境。此时昆明周围兵力空虚，第二路军各纵队，都距离红军三天以上路程。龙云感到昆明危在旦夕，急电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开昆明，同时调集各县民团防守昆明。这样，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北渡金沙江造成了有利条件。

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并且指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中央和军委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是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

红一军团为了争取时间赶到金沙江畔，决定先头分队化装成执行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军”，智取禄劝、武定、元谋三县。当部队到达禄劝时，国民党禄劝县县长以为是国民党的“中央军”，热情欢迎入城，并将云南省政府命办的军粮军款全部交出，红军将一切军需接收完毕，还应禄劝县长邀请，赴欢迎宴会，席间伪县长将该县的官吏和豪绅一一作了介绍，并向其他县联系“中央军”所需的物资等有关事宜。红军不费一枪一弹，智取三座县城，到达金沙江畔，为红军北去川西争取了较充分的时间。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接通天河，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一泻千里。从龙街到洪门渡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敌人在对岸控制了所有渡口，封锁了交通，并把船只掳往对岸。五月三日，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在刘伯承率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从几百里外直扑到江边皎平渡口，缴获了停留在江上的两条渡船，当晚偷渡成功，全歼了守敌川康边防军一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干部团过江后，以一部兵力北进，在通安地区击溃敌人的援兵，直趋会理城下。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占领龙街渡口后，未找到渡船，便积极架设浮桥，但因水流湍急，敌机轰炸，未能成功。红三军团抢占洪门渡口，所得船只很少，加之渡口不能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中革军委随即决定：除留第十三团在洪门渡口渡江外，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全部改由皎平渡渡江。

五月六日，追敌先头部队一个师进到团街附近，红军后卫红五军团依托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并乘其孤军冒进发起反击，迟滞了敌人行动，保障了主力渡江。在皎平渡口，中央红军主力，靠六条渡船昼夜抢渡。至五月九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由水城地区西进，于四月二十七日攻占宣威，缴获了大量物资。五月二日，他们在群众的帮助下，攻占东川（今会泽），并在东川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六日，中革军委指示红九军团，彻底焚毁沿金沙江渡口所有船只，阻止敌人于江右岸，以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会理地区休整。红军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曾根据渡江情况，编了《一只破草鞋》的话剧，热情地歌颂了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光辉胜利，辛辣地讽刺了敌人追击千里，只缴到一只破草鞋的可怜相。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几十万“追剿军”全被抛在金沙江以南。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三军团等部围攻会理，以红九军团在蒙姑、巧家之间破坏沿江船只，扼阻东岸追敌，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五月十二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研究渡江后的行动方针问题，并对林彪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关于中央红军今后的任务，中革军委在《关于我军渡江后的行动部署》中指出：“我军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上胜利和进入川西的有利条件，……决定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十五号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与补充，……以便继续夺取西昌而北上。”实现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新苏区的目的。

在遵义会议以后，近四个月的艰苦转战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运动战，调动敌人，打击敌人，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河，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打破敌人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地区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这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第五章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鄂豫皖苏区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四、第二十五军，共约三万人。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分会主席张国焘战略指挥上的错误，经四个月的英勇奋战，未能打破“围剿”。十月，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四个师共二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经鄂北、豫西到达陕南，十二月进入四川北部，相继占领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经过近一年的斗争，粉碎了敌人三路围攻，建立了有数百万人口、二十余县革命政权的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也由入川时的四个师一万五千人发展到五个军（红四、九、三十、三十一军和由川东游击军改编的三十三军）约八万人。一九三三年冬到一九三四年秋，红四方面军经过十个月的连续作战，粉碎了川敌约二十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两万余人，缴步、机枪三万支（挺），炮一百余门，击落敌机一架。这次战役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巩固和扩大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二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又发起陕南战役，中旬回师川北。这时，中央红军已改变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的计划，转向川黔边机动作战。红四方面军为了扩大苏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同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决定西渡嘉陵江向梓潼、江油（今武都镇）地区发展。

第一节 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是四川的四大河流之一，两岸多是悬崖峭壁，水深流急，不能徒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嘉陵江沿岸及其以西地区，由川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防守。红四方面军为扫清渡江作战障碍，首先向苍溪、仪陇发起进攻，于三月十一日克苍溪，歼敌约五个团，俘敌三千人。至此，北起广元（不含），南至南部县城的嘉陵江东岸，除仪陇、阆中城外，全部为红四方面军所控制。

川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为阻止红军渡江西进，在北起广元，南至南部沿嘉陵江西岸筑堡据守，并将主力部队五十三个团沿江布防，纵深兵力十分空虚，仅在绵阳、江油驻少许兵力。

红四方面军根据敌人防御正面宽大和后方空虚的弱点，决定集中主力，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环节，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首先消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为下一步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渡江作战部署是：红三十军从苍溪城南的塔子山实施重点突破，歼灭当面之敌后，向剑阁方向进攻并协同红三十一军消灭剑门关之敌；红三十一军由苍溪以北的鸳溪口渡江，尔后消灭剑门关之敌，并迅速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打击邓锡侯部和阻击位于甘南的胡宗南部南下，保障右翼安全；红九军由阆中以北的涧溪口渡江，尔后一部协助红三十军向北进攻，另一部负责消灭南部之敌，保障左翼安全；红四军为第二梯队，于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在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协同红九军作战，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

为了胜利完成渡江作战任务，红四方面军部队进行了充分的作战准备和深入的政治动员，并加紧组织强渡江河的训练。川陕苏区的党组织、政府和人民对红军渡江作战，进行了巨大支援。在一两个月内就造出几十只渡船和三座便桥。

三月二十八日晚，嘉陵江战役开始。第一梯队各部队以偷渡和强攻相结合，分别实施渡江作战。红三十军于塔子山附近神速秘密渡江，靠近对岸时被敌人发觉，突击部队在火力的掩护下胜利登岸，全歼守敌一个营。随后又打退敌人左右两翼的反扑，巩固了滩头阵地。二十九日拂晓，后续部队渡江投入战斗，击退敌江防总预备队前来增援的一个旅，主力向剑阁发展。与此同时，红三十一军在鸳溪口强渡成功，攻占敌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一个旅，红九军也于阆中以北渡过嘉陵江。第一梯队占领沿江要点后，迅速向敌纵深及两翼发展。第二梯队红四军也很快从苍溪渡过嘉陵江投入战斗。左翼红九军在红四军一部配合下，攻占南部县城，歼敌三个团。右翼红三十一军迅速向剑门关推进。中路红三十军及红九军一部攻占剑阁后，以第八十八师向东北方向疾进，协同红三十一军进攻剑门关。

剑门关是横跨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隘口，地形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隘口两旁均为数十丈高的悬崖绝壁，川陕公路由隘口通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杜甫曾有“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的诗句，赞叹其地势险要。川军邓锡侯派三个团防守，是敌人江防工事的重要支撑点。四月二日，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红三十一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剑门关，敌人依托剑门关险要地形和集团防御工事，固守待援。上午十一时许，红三十一军从隘口东侧、红三十军从隘口西侧同时发起全线进攻。敌据险死守，并拚命反扑。红军同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拚搏，全歼守敌三个团，占领了敌人称为红军“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至四月三日，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了阆中、剑阁、南部、昭化和战略要地剑门关，共歼敌七个团。至此，嘉陵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此时，被击溃的敌人第二十九军江防部队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集结；第二十八军主力退缩广元及其以北地区，一部在梓潼、江油、中坝、绵阳地区；蒋军胡宗南部集中在碧口地区。

红四方面军为取得嘉陵江战役的全胜，决定以红三十一军主力向三磊坝、羊模坝推进，包围广元；以红三十军一部向青川、平武前进，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迟滞胡宗南部南下；以红九军、红四军、红三十军主力分路向江油、梓潼地区进攻。十日，红九军渡过涪江，包围了江油敌军一个旅，前锋直逼中坝，接着红四军攻占梓潼，歼敌一部。红军势如破竹，使四川军阀大为震动，成都宣布戒严。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为解江油之围，确保成都安全，慌忙率领十多个团，在飞机掩护下增援江油。红四方面军侦知这一情况后，即以一个师继续围困江油，集中约四个师打击援敌。打援部队在江油以南地区经十四、十五两日激战，将援敌全部击溃，歼其四个团，俘敌三千余人。十七日，攻占中坝（今江油县府所在地），十八日继克彰明（今属江油县）。同时，红三十军攻占青川、平武。红四军一部乘胜西进，于二十一日攻克北川城。至此，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

嘉陵江战役历时二十四天，歼敌十二个多团，一万余人，攻克阆中、南部、昭化、剑阁、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九座城镇，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嘉陵江战役的胜利，严重地威胁当时国民党四川反动中心——成都，配合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机动作战。

第二节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嘉陵江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的平武、北川等广大地区。北面胡宗南的部队和东面刘湘的部队，一时赶调不及，这为红四方面军实现向甘南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张国焘却被敌人尚未到来的进攻和川陕苏区某些暂时的困难所吓倒，看不到嘉陵江战役胜利所引起的形势的有利变化，看不到在川陕苏区坚持斗争的战略意义，他未同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商量，也未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就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在撤退中，他不顾人民群众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强令部队焚烧破坏沿途的房屋、资财，实施所谓“坚壁清野”，给人民造成巨大损失，严重损害了党和红军的声誉。张国焘放弃川陕苏区，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破坏了红四方面军依托川陕苏区向甘南发展的计划，使红四方面军再次陷于无根据地作战的不利境地。

四月下旬，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令刘湘组织十多个旅的兵力，分左右两路由罗江、绵阳等地向北进攻；胡宗南所部由碧口、文县地区向南进攻；以邓锡侯、唐式遵各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江一线，防止红军东返；以李家钰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地区，阻止红军南下，企图南北夹攻围歼红四方面军主力于江油、中坝地区。

红四方面军根据当时的敌情，决定用开敌人，继续西进岷江地区，占领松潘、理番（今理县）、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等地，以摆脱不利处境，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争取早日实现两个方面军会师。五月初，红四方面军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三个团，以及党政机关、学校、工厂等，共八万多人，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分数路向岷江地区西进。

五月中旬，红九军、红三十军经北川攻占墩上、土门，沿途击溃敌人五个团的堵击，接着占领茂县、威州（今汶川）、理番；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占领了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与此同时，中央红军经会理、冕宁北上，两个方面军即将会师。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纷纷表示要以英勇斗争、多打胜仗的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他们还在部队中开展捐献衣物鞋袜的活动，准备了大批慰问品，表现了红四方面军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崇敬心情和团结友爱精神。

为了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派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该军第八十八师和红九军第二十五、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于六月八日攻占懋功（今小金），歼灭守敌两个营以及地方反动武装近千人，接着攻占达维镇。

第六章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

第一节 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中央红军为了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放弃对会理之敌的围攻，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以红九军团为右翼纵队，经葫芦口、披沙、普格之线向西昌方向前进，保障主力翼侧安全。五月十七日，红一军团在德昌以南击溃国民党川康边防军一个旅兵力的拦阻，歼敌一部，攻占德昌。十九日，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西昌敌人，主力绕过西昌城进抵礼州，同红九军团会合。

这时，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彝族人民，由于长期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及地方军阀的压迫和歧视，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对汉人抱有很深的民族成见。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南麓，沿大雪山脉东麓奔腾而下，水深流急，两岸都是陡峭的高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边，因北渡未成，陷入清军的重围而全军覆没，酿成了历史悲剧。蒋介石企图利用彝族人民对红军不了解所产生的隔阂和大渡河天险，以薛岳、刘湘等部重兵南攻北堵，围歼红军主力于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声称一定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为此，他命令薛岳率“追剿军”主力迅速北渡金沙江，向西昌兼程追击，并以“追剿军”第三纵队向盐边、盐源地区推进，沿雅砻江西岸布防，阻止红军西进；以川军第二十四军主力由泸定至富林沿大渡河左岸修筑碉堡，阻止红军北上；以第二十军主力及第二十二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五月二十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指出：在蒋介石企图围歼我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我军目前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中革军委要求各军团必须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军各部队，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民群众，并组织彝民游击队；以急行军到达大渡河边，迅速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川军进行连续战斗，以开展川西局势。

五月二十日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翌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泸沽。接着以一部兵力攻占越巂（今越西），并立即前出至大渡河南岸之大树堡，牵制和吸引对岸富林之敌；主力则于二十二日占领冕宁后继续北上，进入了彝族聚居区。

为了顺利地通过四川冕宁县大凉山彝族区，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彝族人民的支持，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向广大彝族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同时，在部队中普遍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纪律教育，要求坚决尊重彝族风俗习惯，严格遵守纪律，做到秋毫无犯，以模范的行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并且还组成了中央红军先遣队，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担负战略侦察、宣传党的政策和开路任务。

中央红军先遣队进入彝族区后，便遇到成群结队的彝民的拦阻和袭扰。他们有的手持土枪、弓弩，出没于山林草莽之中，聚众示威，摇旗呐喊；有的拿着大刀、长矛、棍棒，拦住道路，不许通过；有的竟然扒掉红军身上的衣服，抢走装备。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先遣部队停止前进，一面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主张，一面派出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按照各个家族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与我友好的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为兄弟，帮助他们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并赠送了枪支；说服老伍家族保持中立；对受国民党利用同我军对立的罗洪家族则向其耐心说明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晓以大义。同时释放出被国民党扣押在县衙里的彝族群众数百人。由于这些工作卓有成效，加上红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对人民秋毫无犯，深受彝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并接收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第二节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

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后，立即向大渡河兼程疾进。五月二十四日晚，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冒着大雨，跋山涉水，经过一百六十多里的急行军赶至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敌两个连，缴获渡船一只，控制了渡口。此处的大渡河，两岸是高耸入云的群山，河宽三百米，水流湍急，形势十分险恶。

五月二十五日，红一团第二连的十七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的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强渡大渡河，迅速击溃川军第五旅第七团一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从而在敌人视为红军插翅也难以飞越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一军团一部虽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此处水深流急，不能架桥。这时，红军虽已找到四条船，但只有一条是好的，仅能坐四十余人，其余尚待修理。全军数万人马仅靠这几条小船，在几天之内全部渡过河去是不可能的，而且此时尾追之敌薛岳部已过德昌，正向大渡河边赶进，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摆脱追击之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过河后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火速抢占距安顺场三百二十华里的泸定桥。

这时，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正以两个旅沿大渡河左岸向泸定桥增援。真是军情紧急，千钧一发。沿大渡河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自五月二十七日由安顺场出发后，在“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下，不顾饥饿和疲劳，冒着倾盆大雨，沿着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边走边打，先后在猛虎岗、摩西（今摩西面）等地击破川康边防军的阻击，兼程疾进，于二十九日晨抢占了泸定桥的西桥头。

泸定桥是我国著名的铁索桥，扼川康要道，座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之上，东桥头同依山傍水的泸定城相接。泸定城内守敌为川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主力。该旅第十一团位于泸定桥下游之海子山、冷碛一带，第十团位于飞越岭，旅部在飞越岭下龙八步。在红军到达的前一天，敌人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十三根铁索飞悬在激流翻滚的大渡河上空。红军要踏着这些铁索链，冲破敌人的火网，强夺泸定桥，任务十分艰险。

经过紧张的政治动员和准备之后，红四团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参加突击队，决心夺占泸定桥，攻克泸定城。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红四团发起了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一起吹响冲锋号，轻重火器一齐开火，由第二连的二十二名共产党员、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攀踏着悬空的铁索链向对岸冲去。第三连指战员在连长王有才的率领下，每人扛着一块木板，跟随在突击队后边，一面铺桥，一面前进。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时，敌人在桥头和城门前突然点起一片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红军英雄们面对熊熊烈火，毫不迟疑地勇往直前，胜利地抢占了大桥，冲进城内，后续部队紧跟入城，迅速歼灭残余守敌，占领了泸定城，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也日夜赶进，在击破敌人一个团兵力的拦阻后，胜利地到达泸定城。接着，中央红军主力由泸定桥胜利通过大渡河。蒋介石要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终于成了泡影。

第三节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以后，中共中央派陈云等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和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于六月七日进占天全。

这时，薛岳部第一、第二纵队正由西昌北进，第五十三师已到冕宁，原驻天全的杨森部第二十军的一个旅已调往荥经，奉命调往芦山的邓锡侯部第二十八军尚未到达。六月八日，中革军委为了迅速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的局面，决定乘敌杨森部取守势，薛岳部、邓锡侯部到达尚需时日的有利时机，克服困难，快速前进，突破芦山、宝兴敌军防线，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争取早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八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接着继续北进至宝兴县的大硗碛，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挡住了红军北上的去路。夹金山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山区天气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掉进深不见底的冰谷雪窟之中。红军广大指战员顶严寒，冒风雪，手拉着手前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一把冰雪吃，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起不来的危险。英雄的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风雪严寒、高山缺氧的恶劣自然条件，终于翻越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

这时，红四方面军一部已攻占懋功，并前出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六月十二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的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师。当天，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致电党中央，报告当面敌情和红四方面军情况，热忱欢迎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川西，请求中央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十三日，总政治部发布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各部“在部队中发动与四方面军联欢与慰问的盛大运动，号召每个战士准备娱乐，准备礼物，去会见亲爱的弟兄”。十五日，《红星报》发表《伟大的会合》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十八日，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二十一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举行联欢会庆祝会师，中央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朱德等领导人在会上作了亲切的讲话，指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会合后的任务。

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企图，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尔后发展革命和革命战争，开展新的斗争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为加强部队建设，互相学习，交流建军和作战经验，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央红军抽调一批干部加强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加强中央红军。同时，还互相参观访问，互相学习，充分体现了兄弟般的团结和无产阶级军队之间的革命友谊。

第四节 党中央同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的斗争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全国形势已经或正在出现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由东北伸向华北，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使中日两国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而蒋介石反动政府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继续妥协退让，在疯狂地镇压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集中力量进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走向新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多次提出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已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虽然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遭到了严重损失，但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转败为胜，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共十万余人，战斗力增强，士气高涨。同时，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和西北红军在陕北、陕甘苏区的反“围剿”作战都取得了胜利；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留在长江中下游几个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仍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他们都吸引和牵制了大量敌人，在战略上对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行动起着有效的配合作用。蒋介石尽管还在竭力地策划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但是围追堵截红军的数十万军队已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不便，补给困难，部队大量减员，士气日益低落，内部矛盾重重，其困难较之过去更多更大了。这些情况表明，中国革命的形势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着。这种形势的发展有利于革命，不利于反动派。

当时，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所在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围的川西北地区，虽然地域辽阔，但属高山穷谷，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又多系少数民族居住区，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存在着复杂的民族问题，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因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原有的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继续北上，实行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以推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前进和发展。

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红四方面军全部和中央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但张国焘不赞成这个方针。六月十七日他与陈昌浩复电党中央，夸大由岷江向东或沿岷江向北发展的困难，说什么“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提出要红军北攻阿坝，过草地西进北上，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者暂时向南进攻的主张。

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张国焘，强调指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并指出：以一、四方面军这样大的部队经草原游牧区入甘肃、青海，将感绝大困难。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六月二十日，张国焘又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的主张，并说：“除此似别无良策。”中央当天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并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六月二十四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军委纵队和红三军团从懋功、达维地区出发，二十六日抵达两河口地区。红四方面军主力仍在理番、威州、北川地区。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等。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问题的报告。他详细地分析了不宜在川西和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根据，明确地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以北建立根据地，要求部队高度机动，指挥权应集中于中革军委。接着张国焘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有关情况，对战略方针问题，他一方面表示同意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方针，一方面又提出应依托现地向川康边发展。他说：“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胡宗南部有二十余团兵力，即便到得那里也站不住脚。”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周恩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委托张闻天和博古分别起草中央政治局决定和总政治部训令。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决定还严肃地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会议通过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共十二个团，牵制东、南两面之敌，掩护主力北进和后方安全；主力共三十七个团，从七月七日至十三日分别在箭步塘、壤口、芦花地区集中，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迅速消灭松潘地区之胡宗南部，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便向北作战和发展。

两河口会议以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卓克基，红一军团及红三十军一部经马塘、康猫寺向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前进，于七月十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占哈龙与毛儿盖，歼敌约一个营。与此同时，红三、红五军团进至黑水、党坝地区。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他从两河口回到红四方面军后，立即要求中央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同时在杂谷脑召开干部会议，歪曲事实真相，制造谣言，诋毁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人，挑拨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的关系，进行破坏党和破坏红军团结的活动。在张国焘的策动下，中共川陕省委于七月九日致电中央，建议：为了“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并提出了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于七月十六日、十八日连电中革军委，说“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的大权。

党中央对于张国焘等人的上述要求，进行了仔细研究，未予同意，但为了有利于党和红军的团结，于七月十八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芦花（今黑水），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徐向前、陈昌浩等。张国焘向政治局报告了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情况，徐向前、陈昌浩作了补充发言。会议审查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的历史，肯定了成绩，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对张国焘的一些错误进行了批评。为了统一指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将红一方面军之第一、第二、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番号不变。

这时，敌情发生了变化。胡宗南部队主力已集结于松潘地区，薛岳部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同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进占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威州（今汶川）及岷江东岸地区。并步步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这样，红军就丧失了歼击胡宗南部和夺取松潘地区的有利战机。因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党中央由芦花到达毛儿盖。八月四日至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举行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陈昌浩、傅钟等。五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关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建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坚决同夸大敌人力量，低估自己力量，怀疑中央方针，不敢大胆前进，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革命前途和创造新根据地失去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会议拒绝了张国焘提出红四方面军干部九人参加中央政治局的要求，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并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五节 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

在松潘战役计划放弃后，红军总部于八月三日拟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规定红军“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计划还规定红军分左右两路，以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以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八月上旬，南线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及第五十三师等部加紧向北进攻，相继占领党坝、耿达桥地区。八月九日，红军左路军一部进占大藏寺；右路军以一部兵力牵制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主力在毛儿盖地区集结，进行北上甘南的准备工作。

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一）“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二）“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冷，速到甘南才能解决被服问题。”（三）“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同日，左路军先头纵队开始由卓克基向阿坝地区前进。八月十八日，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开进。

八月二十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邓发、凯丰，以及徐向前、李富春、林彪、聂荣臻、李先念等。周恩来因病，朱德、张国焘在查理寺指挥左路军进攻阿坝未能出席。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的敌我情况下，为实现目前的战略方针，我们的主力应迅速占取以岷江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是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便于继续战胜敌人。补充决定针对张国焘的西进主张，严肃地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进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八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将毛儿盖会议的决定电告朱德、张国焘，并明确指出：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今舟曲）、岷县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县。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进，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从卓克基到阿坝，从毛儿盖到班佑，均经过茫茫的水草地。草原上气候恶劣，忽而浓雾弥漫，忽而风雨冰雹。地理环境极坏，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可食的东西。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表面十分松软，人在上面行走，稍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潭不能自拔，甚至陷入没顶之灾。

过草地时，红军已经连续鏖战，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处境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指战员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胜信念，以顽强的毅力，发扬吃大苦耐大劳和团结友爱的光荣传统，顶风雨，冒寒冷，忍饥耐渴，不顾疲劳，历尽艰辛，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的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八月二十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八月底以前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红军在过草地中，由于饥饿、疲劳和自然环境的极端恶劣，许多优秀的干部、战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胡宗南发现红军经草地北上，即令其第四十九师于八月二十七日由漳腊向包座急进，企图会同已经控制上、下包座地区的独立旅一个团阻止红军北进。

上、下包座位于四川省松潘县的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敌人以一个团的兵力在包座南北之大戒寺、求吉寺（救济寺）据险防守。红军右路军为解除翼侧威胁，开辟前进道路，根据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决心发起包座战斗，以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为预备队，位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

八月二十九日，第三十军第二六四团向上包座以南之大戒寺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烈战斗，歼敌两个连，残敌退往大戒寺后山，居高临下，固守待援。三十日晚，援敌第四十九师先头部队一个团进抵大戒寺以南地区。为诱敌深入，红军第二六四团稍予抵抗即逐步撤至大戒寺以北地区，第三十军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包座西北山地待机歼敌。三十一日，敌人第四十九师以两个团沿包座河西岸北进，以一个团沿包座河东岸北进。下午三时许，当敌军进入红军伏击圈时，红军随即发起猛烈攻击。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首先以一部兵力楔入包座河西岸敌人两个团之间，迅速将敌分割成三块，接着集中师的主力，将敌先头一个团全歼。继而转用兵力歼击敌另一个团；第八十九师主力向包座河东岸敌另一个团展开攻击。激战至当日晚，红军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困守大戒寺后山之敌见突围无望，在红军政治攻势下，二百余人全部缴械投降。与此同时，第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歼其一个营。至此，上下包座被红军完全占领。包座战斗，是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第一次重要战斗，歼敌一个师共五千余人，击伤敌师长伍诚仁，缴枪一千五百余支，打击了国民党部队的气焰。战斗中，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师长王友钧英勇牺牲。

第七章 西北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和红十五军团成立

第一节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陕甘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从一九二七年九月清涧起义开始，陕甘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高举革命的旗帜，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创建了红军，坚持了长期的游击战争。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先后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成立了陕甘边、陕北两地区的工农民主政府和许多县区级革命政权，建成了人口七八十万、面积三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

早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南梁游击队和以晋西游击队为骨干的陕北游击支队，在甘肃合水县会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一九三二年二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至五月发展到一千人。十二月，陕甘游击队在陕西宜君县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一九三三年五月，陕军四个团和六个县的民团，“进剿”耀县西北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以游击队在内线坚持斗争，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转向外线。五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错误地决定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根据地，结果在优势敌军的围堵下失利。刘志丹率七十余人分散回到照金。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红军主力，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十一月，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辖第三团和骑兵团。从一九三四年三月至六月，红四十二师在游击队、赤卫队的支援下，经过大小三十多次战斗，歼敌三千余人，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随后红四十二师扩大为四个团，游击队发展到二千余人。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红军也有很大发展，相继成立了几支游击队。一九三四年七月，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治委员。接着，陕北游击队南下陕甘边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随后陕北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谢子长领导下返回陕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九十月份，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分别扩编为陕北红军第一、第二、第三团。次年一月，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中共陕甘边、陕北特委在赤源县（今属子长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苏区的斗争。五月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军委主席兼总指挥刘志丹的统一领导下，先在吴家寨、马家坪歼敌第八十四师两个营又一个连。接着红军昼夜兼程南下，先后攻占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共歼国民党军及民团约五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对西北红军的又一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在二十余县建立了革命政权。

七月，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地方部队十万人，对西北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吴堡县慕家塬和绥德县定仙墕地区首战告捷，歼晋军一个多团，俘一千八百余人，迫使晋绥军主力撤回黄河以东。随后，西北红军一部南下鄜县（今富县）、甘泉，主力北上袭击横山之敌。此战虽未得手，但迫使敌军收缩兵力，达到了巩固后方的目的。

第二节 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会师

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从敌人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可能北上。同时，原鄂豫皖省委的交通员也从上海带来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继续北上的消息。七月十五日，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会议，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巩固陕甘苏区，配合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会议还决定将中共鄂陕边、豫陕边两特委合并，组成鄂豫陕特委，领导地方武装及新组成的红七十四师，继续坚持鄂豫陕边区的革命斗争。

七月十六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约四千人，从长安县沣峪口出发，经鄠县（今户县）、盩厔（今周至），沿秦岭北麓向西挺进，接连两次打退陕军骑兵团的尾追，于二十七日到达留坝县江口镇，进行了西进北上的准备工作。

七月三十日，红二十五军离开江口镇向西北前进。八月一日，占领宝（鸡）汉（中）公路要点双石铺，歼敌一部，并俘敌少将参议员一名，缴获文件、报纸甚多。其中七月二十二日的《大公报》报道：红军主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行进，……似进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敌人的口供、文件、报纸证实红军主力正在北上。而敌第一师胡宗南部、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第三军王均部、新编第一军邓宝珊部及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等位于川甘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堵截红军主力北上。据此，红二十五军决定立即进入甘肃，袭击天水县城，以威胁敌人后方，策应红军主力北上。

八月三日，红二十五军攻占甘肃省两当县城，歼守敌一部，接着转向西北，翻越麦积山。九日晚，攻占天水县城北关，歼敌一部，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红二十五军西进，使蒋介石大为不安。最初连电国民党部队加强西安、宝鸡、汉中碉堡封锁线，防止红军进入甘肃，后又命令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命令第五十一军，“派一部向凤〔县〕徽〔县〕方向轻装截堵”。当红二十五军到达天水附近时，蒋介石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各抽一部兵力，归朱绍良统一指挥，“围剿”红二十五军。未待敌军部署就绪，红二十五军已离开天水北上。

八月十一日，红二十五军北渡渭河，进占秦安县城。接着，经魏店北进，威逼静宁县城，切断了敌人西兰公路交通，十七日，攻占隆德县城，歼守敌一个营大部。尔后，继续向东挺进，翻越六盘山，在瓦亭附近击破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一部的截击，占领瓦亭、三关口、嵩店。十九日，逼近平凉县城。二十日，由平凉县城以东四十里铺附近南渡泾河，沿公路进至白水镇。此时，敌第一〇五旅一部尾追而来，红二十五军冒着大雨返回到马莲铺以东，抢占打虎沟高地，歼其一个多营，将追敌全部打垮。二十一日，红二十五军由白水镇东进，经泾川县四坡村，南渡讷河，部队刚过一半，山洪暴发，河水陡涨，红二十五军直属队与担任后卫任务的部队被阻于河北岸。此时，敌第三十五师二〇八团千余人突然袭击，红军后卫部队与敌展开激战，全歼该敌。在四坡村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

四坡村战斗的胜利，使敌人暂时不敢向红二十五军逼近。红二十五军为继续牵制敌人，即在崇信、灵台之间积极活动。这时，由兰州增援的敌第六师第十七旅已进至泾川县城，第三十五师继续向泾川附近移动。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由凤翔、清水向北推进到陇县、马鹿镇一带。敌第三军一部由武山、甘谷向华亭开动。中共鄂豫陕省委考虑一时难以获知红军主力的消息，而敌军又步步紧逼，红军无后方依托，行动异常困难，便决定立即北上进入陕甘苏区，同西北红军会师。

八月三十日，红二十五军经华亭县安口镇北上，由平凉县城东的四十里铺再渡泾河，向东北前进。九月三日，进抵合水县板桥镇，途中两次打败敌人骑兵的尾追。四日晨，红二十五军离开板桥镇时，后卫部队又遭敌骑兵袭击，损失二百余人。此后，红二十五军沿陕甘边境人烟稀少的山区继续北进，于九月七日到达陕北苏区的保安（今志丹）县豹子川。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治委员、代理省委书记。九日，红二十五军进至永宁山和陕甘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在沿途受到陕北人民的热烈欢迎。九月十五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十五军历时十个月，途经鄂豫陕甘四省，转战近万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原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并改组了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将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九月十八日，红十五军团在永坪镇召开成立大会，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依次编为红军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九月，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对陕甘地区红军的“围剿”。这时，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个师又两个团已进至延安，其另两个师又一个团仍驻于洛川、鄜县、甘泉地区，兵力比较分散。红十五军团决心抓住第六十七军兵力比较分散，立足未稳的有利战机，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主力进至甘泉以北大小劳山隐蔽集结，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法，准备歼灭由延安南援甘泉之敌。随后红十五军团从延川永坪地区出发，经三天急行军，进至甘泉县王家坪地区集结。二十八日，红军第八十一师一部佯攻甘泉，二十九日，军团主力进入大小劳山设伏。十月一日，敌第一一〇师主力由延安增援甘泉，当敌进入劳山地区时，红十五军团突然发起进攻，激战半日，歼敌大部，俘敌二千余人，击毙师长何立中，缴获战马三百余匹和大批武器、装备。随后红十五军团主力南下，于十月二十五日，对榆林桥守敌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和第六二一团第二营发起进攻，全歼守敌四个营，俘团长高福元以下一千八百余人。劳山、榆林桥两次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但并未粉碎敌人的“围剿”，军事形势仍很严重。

第八章 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到达陕甘

第一节 张国焘擅令右路军南下

一九三五年八月，包座战斗胜利后，红军完全控制了班佑、巴西地区。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上陕甘，急令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绕道文县开往西固堵截。胡宗南心有余悸，畏于被歼，不敢孤军北出，请求位于平武、广元、昭化一线的薛岳部先到南坪、松潘接防，尔后他再率本部北进西固。此时，甘南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县广大地区敌人兵力不多，碉堡封锁线尚未筑成。从包座到西固、岷县，只有五六日行程，而且交通便利，粮秣充足，迭部县洛大以东又是汉族居住区，群众条件甚好。这是红军北上陕甘、发展革命的有利时机。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北上班佑、巴西的途中，及时将上述情况电告张国焘。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电示张国焘：“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县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今麦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九月一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同右路军靠拢，“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九月三日，张国焘 ^[11] 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并且借口噶曲河涨水，说什么“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九月五日，张国焘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九月八日，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部队扣留中央纵队；同时，致电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指示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徐、陈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进行了讨论，决定要张国焘率部北上。八日二十二时，七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摩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可是张国焘却一意孤行，竟然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

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脱离险境，单独北进。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时的形势是十分紧张的。毛泽东在讲到这件事时，曾说：“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12]

九月九日二十四时，张国焘在命令右路军南下之后又致电党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声称：北上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红军南下“丹巴、甘孜、道孚、天〔全〕、芦〔山〕均优于夏、洮，邛〔崃〕、大〔邑〕更好”，提出“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打”的建议，仍然坚持其南下的错误主张。

第二节 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凌晨，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由阿西地区北进，并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告同志书》最后说：“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央同时致电张国焘，详述南下的种种不利条件，劝他迅速率队北上。电报指出：“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电令张国焘率部北进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之。”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再一次致电张国焘：“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不但置若罔闻，反诬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北上是逃跑。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时，红四方面军中，曾有人主张派部队拦阻，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为维护红军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月十二日，张国焘致电红一、红三军领导人并徐向前、陈昌浩称：“（甲）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企图诱使红一、红三军背离中央，破坏红军北上行动。

是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举行扩大会议，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朱瑞、罗瑞卿、袁国平、张纯清、李德等。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已经采取的步骤和今后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党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分歧。张国焘对目前全国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西北创造新的根据地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地区退却。决定还指出，张国焘之所以搞分裂，还因为他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不要党对军队的领导。“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集团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决定深刻地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有其长远的历史根源，他在中国共产党内多次犯过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斗争，他的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他离开党。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为了给张国焘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在全党公布，仅发给中央委员传阅。为了减小目标，精简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便于作战指挥，俄界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党中央、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

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由俄界地区继续北上。这时，甘南之西固、岷县、临潭一线，只有国民党甘肃军阀鲁大昌部一个师，兵力比较薄弱，西固至岷县的封锁线尚未筑成。因此，中共中央于十四日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但是张国焘仍然置之不理。

九月十六日，红一方面军在北进途中击退鲁大昌部第六团的拦阻，俘敌百余人，缴获战马五十余匹，逼近川甘边界的重要关隘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境，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山口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上架有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对岸筑有坚固工事，并有鲁大昌部两个营凭险扼守。红军要北上甘肃，除通过腊子口，再无别路。红一方面军先头红四团，在腊子口前进行了深入动员，决心迅速夺取腊子口，为红军北上打通道路。九月十六日晚，红四团以部分兵力从正面向腊子口守敌连续发动几次进攻，均未奏效。十七日，该团经过充分准备，以第六连在正面采取小群动作轮番攻击，疲惫与消耗敌人；以第一、第二连从腊子口左侧攀登悬崖陡壁，突袭守敌侧背。经过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敌人在我军两面夹击下迅速被歼，红军夺占天险腊子口，从而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门户。九月十八日，红军乘胜占领哈达铺，使蒋介石利用雪山草地阻止红军前进的阴谋破产。这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又一个重大的胜利。在哈达铺关帝庙里，毛泽东向团以上干部作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到陕北去。

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按照党中央俄界会议的决定，正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第一军改称第一纵队，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辖五个大队；第二军改称第二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辖四个大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称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同时，党中央还把进入甘肃后的胜利和各方面的情况电告张国焘等，希望他们立即率队北进，同陕甘支队会合。张国焘则继续坚持反党分裂活动。九月中旬，他在阿坝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公然诬蔑党中央北上方针为“机会主义”，而把自己南下退却逃跑的方针美化成“进攻路线”；并且胡说红军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煽动红军对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怀疑和不满。还宣称，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给予“纪律制裁”。

九月二十三日，陕甘支队以一部兵力东进闾井镇，佯攻天水，调动敌人向天水集中，主力乘机北进，以一天一百二十余里的速度急进，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北渡渭河，并于二十七日占领榜罗镇、通渭城，顺利地通过了敌人渭河封锁线。在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常委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大的根据地和一支人数众多的红军等情况，决定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陕北去，同当地红军一起，巩固与扩大陕甘苏区。

榜罗镇会议后，部队进一步作了去陕北的政治动员和物质准备。随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翻越六盘山，通过回民区，连续穿过敌人两道封锁线，在青石咀地区消灭敌人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一部，缴获战马百余匹，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接着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尾追之敌骑兵二千余人，迫使国民党“追剿”部队停止了对中央红军的追击。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向蒋介石报告中说：“我各师连日追剿，……居民逃避一空，给养采购无从，日行数十百里，不得一饱，且时届严寒，棉衣已追发不及，饥寒交迫，疲惫已极，因而卧倒路旁及落伍者，沿途皆是。” ^[13]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宣告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破产。

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的历史任务。在一年的时间内，纵横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一路上，斩关夺隘，抢险飞渡，克服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战胜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到达陕甘苏区。

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贾拓夫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会议指出，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已经完成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陕西、甘肃、山西三省是红军发展的主要区域；具体计划是先以约二十天时间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的地区整顿部队，扩大红军，进行群众工作，以后向南寻机歼敌，待黄河结冰后再向东发展。从此，党中央领导红军开始了实现新的战略任务的伟大斗争。

第三节 陕甘支队同红十五军团会师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陕甘苏区人民和红十五军团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就在反“围剿”斗争紧张进行并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中共陕甘晋省委中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领导人，开展了错误的肃反，乱捕乱斗。从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他们逮捕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造成了陕甘苏区人人自危、军心涣散的混乱局面。这种外有强敌“围剿”，内有错误路线干扰破坏的严重情况，使陕甘苏区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苏区后，立即派出代表去陕甘晋省委，制止错误的肃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人释放出来，予以平反，恢复其工作。从而稳定了内部，挽救了陕甘边苏区的危局。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进行了短期休整，十月底经保安东进，于十一月初到达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甘泉县的下寺湾，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甘边苏区政治、军事情况的汇报，接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以及王稼祥、刘少奇、凯丰、彭德怀、李维汉、林伯渠、李德等，会议着重研究党政军工作分工问题，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凯丰分别负责军事、组织、工会、少共工作，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长，并确定了军事委员会名单。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14] ，任命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后来，又增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军委委员。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任命彭德怀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任命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任命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全军共五个师又四个团，一万多人。十一月五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成立，周恩来兼主任，聂洪钧任副主任，张云逸任参谋长，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武装部、动员部、政治部及红军学校。

第四节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两支红军胜利会师，对国民党是一个巨大威胁，陕北苏区成了革命的中心，也成了敌人“围剿”的重点。国民党“西北剿总”决定重新调整部署，以五个师首先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水的南北封锁线，尔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步向北压缩的方针，将红军消灭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十月二十八日，西线之敌第五十七军四个师由庆阳、合水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于十一月一日占领太白镇，南线之敌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由洛川北进鄜县。

根据上述敌情，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敌之“围剿”，并向洛川、中部（今黄陵）、宜君、宜川、韩城以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十一月六日和七日，红一军团由甘泉以西定边集、下寺湾，先后进抵鄜县西北之秋林子和甘泉西南的老人仓地区；红十五军团攻占了直罗镇以东的张村驿、东村等据点，并以一部兵力加紧围攻甘泉，以调动敌人东进。

十一月十九日，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以一个师留守太白镇，主力沿葫芦河向直罗镇、鄜县前进，其先头第一〇九师进至直罗镇西北的黑水寺等地，军部及另两个师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乘敌第一〇九师麻痹骄纵和比较冒进的有利时机，求歼该师于直罗镇西北地区。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敌人第一〇九师在红军警戒部队节节抗击下被诱入直罗镇。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鄜县道路上一个较大的集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南北群山连绵，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谷地，大部队展开比较困难。这是一个有利于红军、不利于敌人的良好战场。敌人占领此镇后，一面向上级报捷，邀功请赏，一面杀鸡宰羊，大吃大喝。红军乘其立足未稳于当晚将其包围。

二十一日拂晓，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对被围之敌展开猛攻。敌人从睡梦中惊醒，十分慌乱，左冲右突，均不得脱。激战至下午二时，红军将敌大部歼灭。此时，东西两路援敌迫近。红军遂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攻第一〇九师残部，并阻击由鄜县西援之敌第一一七师，集中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之敌第五十七军的主力两个师。第五十七军见势不妙，惧怕被歼，于二十三日下午沿葫芦河西撤，红军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其一个团，余敌仓皇退回太白镇。第一一七师见第五十七军主力后撤，亦急忙逃回鄜县。第一〇九师见待援无望，收拾残兵败将五百余人，于二十三日晚向东突围被全歼。此役，红军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五千三百余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边苏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红军的行动，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第五节 巩固扩大陕甘苏区

直罗镇战役前后，全国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为独占中国，日益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卖国内战政策，先后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 ^[15] 、“何梅协定” ^[16] ，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面前，更加咄咄逼人，得寸进尺。他们大肆收买汉奸，发动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管辖，而实行由它控制的所谓“独立”。国民党政府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答应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上承认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变相的“自治”。

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在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及时地提出继续北上，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战略方针。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倡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又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又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的面前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重申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愿与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队伍、社会团体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正确主张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冲破了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李维汉、杨尚昆、郭洪涛和于十一月间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等十余人。会议着重地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同中国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抗日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会议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或支持反日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转变。

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应当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的正确主张，和后来概括为“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地指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总任务之下，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应以山西和绥远为主要方向。决议还提出：要使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发挥其削弱和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作用；要使长江南北的游击战争恢复到发展的形势；要在日本占领区、“自治区”及其附近省份，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一切游击队都应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决议重申：不论防御或进攻，基本地是打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阵地战；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实行战略上的一个拳头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实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外线作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反对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击溃战；指挥上要有通盘计划，反对走一步看一步，并容许统一决策下的独立指挥。这些政策和原则对于红军的战略行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实现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革军委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渡黄河东征抗日的方针，下达了《四十二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下，陕甘苏区军民周密地进行了东征作战的各项准备。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万三千人，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领下，开始东渡黄河作战。至五月五日，历时两个半月的东征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消灭敌人约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各种枪四千余支，火炮二十余门，并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扩大新兵约八千人，筹款三十万元，并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这是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的重大胜利。

正当红军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侵略军直接作战之时，国民党蒋介石竟抽调十多个师进入山西，协同山西守军阻止红军东进。为保存国防力量，为履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的觉悟，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五月五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中国共产党考虑到中日民族矛盾已经特别尖锐，其他矛盾已经下降到次要地位，为了适当地调整、缓和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在这个宣言中，放弃了“反对蒋介石”的口号。但是，蒋介石却无视中共中央这一提议及红军主动撤回黄河以西的诚意，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仍企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并着手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为保卫西北，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全国性的对日作战，并打通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的联系，决定举行西征战役。

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部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五月下旬，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至七月下旬胜利结束。此役，给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等部以很大打击，俘敌二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战马五百余匹，开辟了纵横二百余公里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新根据地，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财。与此同时，陕甘苏区军民，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东线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配合了红军主力的西征行动；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所有这些，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并为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第九章 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

第一节 绥崇丹懋战役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鼓吹“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声称“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接着命令左路军先头纵队第五军和第九、第三十一军各一个师，以及右路军之第四、第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冒着凛冽的寒风，不顾饥饿和疲劳，再次通过渺无人烟的水草地，许多英勇无畏的干部、战士，被艰苦的生活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九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全部返回党坝、松岗、马塘等地区。

十月五日，张国焘公然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打出反党旗帜，宣布另立“中央”，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并通过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这样，张国焘就公开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与张国焘的这种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这时，川敌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两个旅已进至大金川沿岸之绥靖、崇化、丹巴一线，其主力位于金汤、雅安、汉源、西昌一带；杨森部第二十军四个旅又一个团，进抵小金川沿岸之懋功、抚边一线，一部位于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第四十五军一个团进至抚边以东的日隆关等地，其主力位于邛崃、大邑、水磨沟一带；第二十一、第二十三、第四十四军和薛岳部主力，布防于成都以北的岷江、嘉陵江之间地区。

张国焘为了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于十月七日以“中革军委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将部队分成左右两个纵队，以第五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为右纵队，沿大金川西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第四、第三十、第三十二军及第九军第二十七师主力为左纵队，在大金川以东地区进攻，夺取崇化、懋功；以第三十三军及第二十七师一个团，留守马塘、梦笔山地区，掩护后方。

十月八日，左、右两纵队开始行动。右纵队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在绥靖西北强渡观音菩萨河受阻，方面军遂以左纵队第四军从翼侧强渡大金川。十一日，第四军渡河成功，并沿大金川右岸疾进，接着攻克绥靖，击溃守敌刘文辉部两个团，继续向南发展，十六日又攻克丹巴县城。左纵队第三十军于十一日渡过党坝河，向敌第五十三师攻击，十五日占领崇化；第二十七师向南急进，于十五日夜对绥靖以东的两河口守敌杨森部第七旅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将其全部击溃，继克抚边，十九日夜袭占达维，击溃杨森部第四旅。二十日，左纵队第三十军一部攻克懋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向夹金山以南仓皇逃窜，第二十七师主动截击，俘获甚多。接着第二十七师迅速向东发展，连占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等地。至此，历时十余日的绥崇丹懋战役胜利结束，南下红军攻克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击溃川军第二十、第二十四军共六个旅，歼敌三千余人。

第二节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

绥崇丹懋战役后，川敌为阻止红军攻势，急忙调整部署，以第二十四军约八个团防守金汤、汉源、雅安一线，第二十军约十个团防守芦山、宝兴至大硗碛一线，第四十五军约十四个团防守邛崃、大邑、双河场、大川场一线，模范师九个团驻守天全；另由新津、绵竹、广汉地区抽调十八个团，西进名山、邛崃、雅安地区待机。

在敌人大军云集、严阵以待的情况下，张国焘不顾敌情变化，不考虑红军两过草地，减员很多，十分疲惫的实际情况，又于十月二十日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将部队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以第四、第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以第三十军及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为中纵队，首先夺占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以第九军第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扩展，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另以第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第三十三军为左支队，驻守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番，占领威州。

十月二十四日，红军南下部队越过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十一月一日，中纵队击溃敌人三个旅，攻占宝兴，乘胜进占灵关镇。接着打垮刘湘教导师一个多旅的阻击，直逼芦山城下。同时，左纵队和右纵队也从两翼兼程疾进。十一月七日，左纵队攻占大川场，歼敌邓锡侯第七旅一部，前锋逼近邛崃县境；右纵队在攻克金汤镇以后，继下天全以西之紫石关、大岗山，击溃刘湘部模范师一个旅，于十一月十日攻占天全县城，随即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刘湘为解芦山之围，急调其独立旅由名山地区增援。第九、第三十军各一部遂分路迎击该敌，将其歼灭，继克五家口镇，又歼敌一个团。十一月十二日，芦山守敌在红军猛烈攻击下弃城逃跑，该城遂为红军占领。红军经十余日英勇作战，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歼敌五千余人。

这时，敌人第二十一、第二十三、第四十四军各一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东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连同原在当地的部队共计八十多个团，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决战，并阻止红军东进成都平原。另外，敌第四十一军十六个团正向新津、洪雅地区星夜赶进，以策应主力作战；薛岳部主力亦集结成都待命。

张国焘无视敌情的严重变化和红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的客观情况，仍然命令红军继续竭尽全力进攻名山、邛崃，企图与刘湘主力决战，向川西平原发展，威胁成都。

十一月十三日，张国焘以第四军配属中纵队，集中十五个团的兵力，由五家口向朱家场、太和场之敌发起攻击，十四日击溃敌人两个团，占领朱家场、太和场。十六日，红军攻占名山东北百丈镇，接着打退敌人六个旅的反扑，沿百丈通邛崃大道攻击前进，并相继攻占黑竹关、治安场、王家店子。十九日拂晓，敌人十多个旅的兵力在航空兵和地面炮火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百丈地区疯狂反扑。红军在无后方作依托，粮弹不继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同优势之敌浴血奋战七昼夜，虽歼敌一万五千余人，但自己亦伤亡近万人，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只好撤至名山西北地区转入防御。与此同时，右纵队第三十二军和第四军一部，分别在天全、飞仙关渡过青衣江南进，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克荥经，继占汉源，歼守敌一部。十二月初，敌薛岳部由洪雅向荥经发起进攻，红军在予敌人一定杀伤后，于中旬撤出荥经、汉源地区。至此，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即告结束，红军陷入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进退失据的不利地位。

百丈战斗后，川敌主力集中于雅安、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六个师由成都、新津向洪雅地区推进，李抱冰部第五十三师位于康定、泸定地区，准备伺机进攻。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多属藏族聚居区，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竭力煽动与胁迫群众反对红军。红军在这一地区虽尽很大努力，先后建立了一些中共地方组织、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但由于藏、汉民族隔阂较深，终究未能建立起一块可以依托的根据地。同时，该地区地广人稀，粮食缺乏，经济文化落后，语言不通，红军数万大军转战于此，人员、物资补充日益困难，部队冬装亦无着落。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早先提出的“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的警告是正确的。但是，张国焘仍坚持错误，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十二月五日，他竟以“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狂妄地宣布：“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以后不能再用。”等等。

第三节 南下部队西进甘孜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敌人经过周密准备之后，集中薛岳部六个多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张国焘在其南下行动碰壁的情况下，决定以主力转向西北，进入西康省境，夺取道孚、炉霍、甘孜，相机占领康定，争取在这一地区进行休整补充，待机行动。至此，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宣告失败。

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红军相继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地区向西转移。这时，正值风雪严寒，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战胜了高山缺氧、冰雪风霜、衣食不继等严重困难，翻过了海拔五千多米终年积雪的折多山。至四月上旬，先后占领了道孚、炉霍、瞻化（今新龙）、甘孜等地，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迄甘孜、北连草地、南达瞻化和奉宁的广大地区，暂时避开了敌人的进攻。

从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广大指战员经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仍然不能在川康边立足，被迫西进甘孜，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受到极大削弱。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第三十三军同第五军合编为第五军。辖两个师，每师两个团。四月初，部队又进行了缩编，第四、第九军各辖四个师，师直辖营；第三十、第三十一军各辖两个师，每个师三个团。总计连同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在内，共二十八个团四万余人，同南下时的人数相比，减员达一半以上。

在此期间，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南下部队十分关怀，经常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陕甘后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全国大好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敌军情况等电告红四方面军总部，希望他们迅速北上同党中央会合。在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情况后，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致电张国焘，劝其取消非法组织，并于一月二十二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即《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让广大党员了解事情真相，以便同张国焘的错误划清界线，增强党性。”

一月二十四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已取得伟大胜利。同时，劝告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南局。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希望他放弃第二党，以实现党内统一，团结对敌。南下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对南下川康边有切肤之痛，他们从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中逐渐认识到，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符合当时全国形势和人民愿望的，是完全正确的，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越来越不满，要求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呼声日益增长。

张国焘无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继续坚持分裂主义错误。他在三月十五日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和四月一日的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上，继续攻击中央，吹嘘南下“正确”，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并且蛮横地压制部队对他的批评，气势汹汹地声称：“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但是，张国焘的花言巧语和恫吓打击，都不能改变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同党中央会合的正当愿望。这时，红军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正从黔滇边北进，准备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更加振奋了全体指战员。张国焘在南下方针失败，川康边难以立足的情况下，开始接受北上的要求。四月初，红四方面军制定了《四、五两月战斗准备工作计划》，接着便在“迎接二、六军团”，准备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展开了整训、筹集物资等工作，为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和共同北上创造了条件。但张国焘这时提出的向西北转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还不是同中央会合，而是继续向青海、甘肃、新疆等边远地区退却。

第十章 红二、六军团长征

第一节 向湘黔边转移

红二、红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活动，给湘鄂两省敌人以极大震动。一九三四年冬蒋介石集中正规军十一个师又四个旅共十万余人，编成六个纵队，加紧部署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

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对红二、红六军团的反“围剿”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指示规定，在湘鄂川黔苏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等为委员，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

二月初，敌军采取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法，开始向湘鄂川黔苏区进攻。红二、红六军团按照党中央规定的作战方针，在为时半年多的反“围剿”作战中，依托根据地，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先后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的胜利，共歼敌两个师又一个旅，击毙敌八十五师师长谢彬，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缴枪八千余支、轻重机枪一百多挺、火炮二十多门，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区，发展了革命武装，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长征。

蒋介石对湘鄂川黔苏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接着又于一九三五年九月纠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方针，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了新的大规模“围剿”，企图将红军压缩和消灭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地区。其具体部署：以湘军何键部和鄂军徐源泉部在大庸、永顺、龙山、来凤、鹤峰、走马坪一线构筑碉堡固守，从苏区的南、西、北三面限制红军机动；以新调来的第二十六路军、樊嵩甫纵队和汤恩伯纵队共九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从津市、澧县及其以北地区由东向西逐段筑垒推进。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苏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九月初，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津市、澧县，返回桑植地区，准备依托根据地，在内线寻机歼敌，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由于敌人行动谨慎，每天仅前进三五里，而且兵力密集不易分割，红军多次寻战未成，敌人堡垒封锁线却越来越紧。同时，苏区还很不巩固，地主武装和土匪活动猖獗，物资供应亦十分困难；军团同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联络早在六月二十二日已经中断，得不到中央红军主力行动的消息和党中央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以红十八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则向湘黔边转移，同主力会合；主力采取逐步转移的方法，由苏区西进，向湘黔边转移，争取在敌人兵力薄弱之贵州的石阡、镇远和黄平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新的根据地。

转移前，部队深入地进行了政治动员，积极地筹措了给养，妥善地安置了伤病员。同时还大力精简机关勤杂人员，充实连队，并将地方武装组成第五、第十六两师，分别编入红二、红六军团序列，使两军团各辖三个师，共一万七千余人。

十一月十九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由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水獭铺（今瑞塔铺）地区西进，向湘黔边转移，开始了长征。部队为了迷惑敌人，故意向东南进击，经过两日急行军，于二十日黄昏到达了大庸和溪口之间的澧水北岸张家湾附近。此处的澧水河宽一百多米，水深流急，不易徒涉；对岸由国民党军李觉部第十九师部队防守，沿河构筑许多碉堡，严密封锁水面，红军不易展开渡河。当晚，红六军团前卫第四十九团突击营进行偷渡未成，随即转为强渡，占领了一小段滩头阵地。与此同时，第四十九团主力在强渡点下游四五里的地方徒涉成功，并会同突击营，打下了张家湾附近渡口之碉堡三十余座，歼灭了守敌。接着，又打垮敌人一个营的援兵，胜利地突破了敌人澧水封锁线。

红二、红六军团渡过澧水后不顾疲劳，向沅江兼程前进，十一月二十一日晚，经一百五十里急行军，进抵沅江渡口洞庭溪。由于红军动作神速，这里的守敌刚从睡梦中惊醒即被红军俘虏了。这时，由上游乘船赶来加强防堵的一个营的敌军，以为渡口还在自己部队手中，便贸然靠岸，还没有弄清情况就成了红军的俘虏。与此同时，红军另一部也袭占了洞庭溪渡口上游的大宴溪渡口。至此，红军又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沅江封锁线。随后，红军分兵两路向湘中广大地区展开，至十一月二十八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占领溆浦、辰溪、浦市和新化、蓝田（今涟源）、锡矿山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部队，筹措资财。

第二节 转战湘黔滇

蒋介石发觉红二、红六军团突围以后，除留一部兵力对付红十八师外，集中五个纵队共十二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分路追击，企图将红军消灭于沅江和资水之间地区。十二月八日，李觉纵队三个师袭占溆浦，樊嵩甫纵队四个师由东坪（今安化）向新化前进，陶广纵队两个师和郭汝栋纵队一个师又一个旅沿沅江向南推进，汤恩伯纵队两个师经岳阳、长沙向宝庆（今邵阳）急进。

在敌人重兵向我分路进逼的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决定退出湘中，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十二月十一日，为了调动敌人主力远离石阡、镇远地区，红二、红六军团由溆浦附近出发，连续九天向东南方向疾进，造成东渡资水的态势，将追击之敌全部吸引过来。二十一日，红军进到湘南的高沙市、洞口地区，又突然掉头西进，南取武阳，在绥宁以北的竹舟江、麻塘西渡巫水，接着又转向北进。时值严冬大雪，地处高山峻岭，红军广大指战员忍饥耐劳，兼程急进，在江西街和托口渡过清水江，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进至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由于红军时东时西，忽南忽北，使“追剿军”扑朔迷离，一无所获。这时，追敌除陶广、李觉两纵队离红军稍近一些，其余均被抛在四天行程之外。

一月三日和四日，红二、红六军团以一部兵力西取晃县和玉屏作为临时后方，以少数兵力向北活动，迷惑敌人，主力则集中在晃县、龙溪口地区，寻机打击尾追之敌。五日，红军由龙溪口、晃县地区出发，在便水地区同敌人李觉纵队一个旅遭遇，随即展开攻击，经一天多战斗，歼敌一部。敌人后续部队两个师又一个旅已接踵赶到，红军即于七日拂晓撤出战斗，继续向北转移。接着在田心坪歼灭黔军一个营，击破了敌人的拦阻，于一月九日和十二日先后占领了江口、石阡，进入黔东地区。红二、红六军团主力转移后，留在苏区内的红十八师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打走走，同七个师又三个旅的敌人进行了一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战斗，在龙山以南的招头寨附近突出了敌人的重围，进到黔江、酉阳地区。后来，该师根据军委分会的指示，经秀山、松桃县境，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到达江口，同主力胜利会合。

红二、红六军团进至石阡、江口地区后，了解到该区人口稀少，粮食困难，不便于建立根据地，而敌人各纵队又采取北截、西堵，以及从东、南两面进攻的部署，正向红军进逼。在这种情况下，军委分会决定，放弃在该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西渡乌江，争取在贵阳西北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

一月二十日，红二、红六军团开始西进。二十一日，在龙溪附近突破敌人第二十三师的封锁线后，立即转兵向南，连克瓮安、平越，并在马场坪以北击退敌人第九十九师的截击，接着西取洗马河，袭击龙里，前锋逼近贵阳。这时，敌人主力全被抛在红军东、北两面。蒋介石深怕红军夺取贵阳，急令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三师向贵阳收缩，同时调郝梦龄纵队向湄潭集中，准备南渡乌江截击红军。根据上述情况，红军立即绕过贵阳，向贵阳西北急进，袭占修文、扎佐，造成了经息烽北渡乌江之势。敌人以为红军北取遵义，慌忙在乌江北岸加强布防。红军乘机秘密西进，于二月二日全部渡过鸭池河，并进占黔西县城。接着，按照预定计划，展开于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从事根据地建设工作。在二十多天内，扩大红军五千多人。团结与争取了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知名人士周素园先生，由他出面团结毕节各界人士筹建了以周素园为司令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当红二、红六军团北上时，周素园先生毅然跟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到达延安。

二月上旬，敌人除以川军一部向川南的高县、叙永和川黔交界的赤水地区赶进，滇军一部进至昭通、宣威一线，防止红军北渡长江和西进云南外，还调集万耀煌、郝梦龄、樊嵩甫三个纵队经遵义、三重堰等地，李觉、郭汝栋两纵队分别经织金、贵阳等地，向红军进逼。红军以主力进至打鼓新场和三重堰以北地区，寻机歼敌未成，而敌人万耀煌纵队一个师却乘虚于二月十四日袭占了黔西县城，继又侵占了大定。不久，各路敌人纷至沓来，红军被压缩于毕节狭小地区，已经失去了继续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活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军团总指挥部当机立断，决定退出毕节，沿毕（节）威（宁）大道西进，然后转向东南，到安顺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二月二十七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毕节地区西进，转入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区。敌人以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尾追，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分别由织金、大定向水城、威宁拦截，企图在川、滇两军配合下，围歼红二、红六军团于毕（节）威（宁）大道或其以北地区。

三月二日，红二、红六军团进到赫章以东之野马川地区，由于去安顺的道路被敌人截断，便继续西进，拟经威宁以东的妈姑地区向南，进入滇黔边的南、北盘江之间地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原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在野马川地区不幸牺牲。四日，红二、红六军团进到妈姑地区，而敌人李觉、郭汝栋两纵队已进抵水城、威宁之间，堵住了红军南进的道路。因此，红军又改向西北的奎香、彝良方向前进，以调动敌人北向。此时，敌人判断红军将经彝良、盐津北渡金沙江，以三个纵队急忙转向西北追击，以两个纵队经威宁迅速北进。三月八日，红二、红六军团由奎香突然折转南进，在威宁以北的以则河歼敌一部，接着又回头向北经乌沙寨转向东进，拟从镇雄以南突破敌人包围，尔后再向东进至安顺地区。敌人又急忙将其“追剿军”全部东调，跟踪尾追。十二日，红二、红六军团在镇雄西南的得章坝歼敌一部，但因援敌赶到，遂撤出战斗改向西进。十四日，红二、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在赫章以北的财神塘地区与敌人郭汝栋纵队遭遇，尾追之敌郝梦龄、万耀煌两纵队已与红军后卫部队接触。同时，北面有敌人樊嵩甫纵队的堵击，南面有李觉纵队的拦截。在四面受敌的危急关头，军分会领导人沉着冷静，大胆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率领部队从敌人郭、樊两纵队间隙突出敌人包围，又一次进入奎香地区。接着掉头南进，于三月二十三日在宣威以北的来宾铺地区击破滇军两个旅的阻击，二十八日进占了盘县、亦资孔地区。至此，红二、红六军团在乌蒙山区历时一个月、转战一千多里的回旋战胜利结束。

经过四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作战，敌人被拖得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低落，不得不暂时转入守势，进行休整。而红军虽也相当疲劳，但是由于沿途群众不断加入红军，部队仍拥有从桑植出发时的实力，士气颇盛。同时，盘县、兴义地区属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和经济条件较好。因此，军委分会准备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

第三节 北上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红二军团总指挥部接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关于要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去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指示。 ^[17] 于是，军委分会决定放弃创建新苏区的计划，北上甘孜。

三月三十一日，红二、红六军团撤离盘县地区，在平彝附近冲破敌人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后，分两路向云南中部疾进。红二军团于四月六日攻占寻甸，八日进抵普渡河；红六军团则经白石岩、羊街、可朗等地，向普渡河前进。

红军出敌不意进入云南，敌人大为恐慌。蒋介石随即任命龙云为滇黔“剿匪”总司令，指挥李觉、郭汝栋、樊嵩甫、孙渡等四个纵队，继续“追剿”红二、红六军团。四月八日，红军先头团刚刚渡过普渡河，孙渡纵队一个旅就赶到河边，封锁了渡口，企图迟滞红军行动，待其他各路追敌到达后，围歼红军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地区。

为粉碎敌人的企图，红二军团第五、第六师于四月九日由可朗折回六甲地区，反击孙渡纵队，经一天激战，击退敌人两个旅的进攻，阻止了敌人的前进。接着，两军团由普渡河南下经富民以东转向西进，准备在丽江的石鼓一带北渡金沙江。

此时，龙云急令孙渡、李觉、樊嵩甫三个纵队倾全力尾追，郭汝栋纵队从元谋以北渡过金沙江，向华坪、永北（今永胜）急进，抢先控制金沙江北岸，企图前堵后追，围歼红军于金沙江南岸之鹤庆、丽江地区。蒋介石曾飞赴昆明督战，亲自召见“追剿军”将领面授机宜，又是巧言“勉励”，又是重金“嘉奖”，并飞临“追剿军”行军纵队上空盘旋，表示“慰问”，为其“追剿军”鼓气。

为了争取时间，迅速北渡金沙江，红军不顾疲劳，冒着敌机的袭击和轰炸，分两路向滇西兼程疾进。左路红二军团连克楚雄、镇南（今南华）、祥云、宾川等地；右路红六军团先后占领盐兴、牟定、姚安、盐丰。四月二十日两路军在宾川会合后，于二十三日占领鹤庆，二十四日占领丽江县城，进到金沙江边的石鼓镇，将追敌远远抛在后面。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石鼓、巨甸两处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从而粉碎了敌人将红军消灭于金沙江南岸的计划，摆脱了敌人重兵的追堵，取得了主动地位。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即沿着金沙江东岸之雪山北进，于四月三十日到达中甸，进入藏民区。在这里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由于红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严明的纪律，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不少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五月五日，红二、红六军团分两路继续北进。红二军团经得荣、巴塘、白玉；红六军团经定乡（今乡城）、稻城向甘孜前进。广大指战员以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克服了严寒、缺氧、缺粮等困难，胜利地翻越了几座人迹罕至、鸟兽绝踪的大雪山。六月三日，红六军团到达理化（今理塘）以南的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会师；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在绒坝岔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师。七月二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胜利地完成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

七月五日，红二、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所辖第二、第六军团建制不变，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第二方面军建制。后来，又将第二军团的第五师改编为第三十二军之第九十六师。

第十一章 红二、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第一节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甘南

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时，红一方面军的东征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西征战役正在发展，先后攻占了定边、环县、豫旺、盐池等城镇，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人，开辟了纵横各二百余公里的新苏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党在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中的统战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对其他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之中。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扩大对华侵略和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抗日的呼声中，国民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地方当局领导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发动了“两广事变”，于九日出兵湖南。蒋介石迫不得已将陕甘“剿匪”主力军胡宗南部调往湖南，对付两广军队。甘南地区敌人兵力，顿呈薄弱。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一面连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乘胡宗南部南调之机，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建造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促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现。一面指示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保卫陕甘宁苏区，主力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作战。

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张国焘在南下失败，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反对他的分裂活动，南下部队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等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并于十日复电党中央，表示同意北上。但是，他所说的北上，并非是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而是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独树一帜，继续同党中央对抗。六月十九日，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并任弼时指出，红二、红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二十六日，红四方面军派李先念率先遣军到阿坝，为后续部队筹粮。二十九日，红四方面军颁布第二次北上的政治动员令。

七月初，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到达甘孜后，张国焘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和攻击党中央及中央领导人，企图欺骗拉拢红二方面军同他一起反对党中央。张国焘的分裂活动，遭到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的抵制和反对。在此之后，任弼时等曾多次单独同张国焘交谈，为加强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七月上旬，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上。左纵队经西倾寺、阿坝，中纵队经查理寺、毛儿盖，右纵队经卓克基、马塘，一齐向包座、班佑前进。红二方面军分为两个梯队，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开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和不怕艰苦、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战胜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通过数百里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八月上旬胜利到达班佑、包座地区，歼敌一部，取得了北上同党中央会合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个胜利。

这时，国民党军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布防于岷县、临潭、西固地区；王均第三军正向文县、武都、天水、西固地区前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也由秦安、天水、甘谷西移陇西、定西地区。敌人企图构成西固至临潭、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阻止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共同北上，给予极大的关怀，在部队通过草地时，即不断地通报敌情，给予许多重要指示。七月十三日，党中央电示红二、红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步芳）、打毛（炳文）、打王（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势。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七月二十二日，更进一步指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局面。”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八月一日，党中央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祝贺包座战斗的胜利，并及时指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州）西（固）线，北出发生困难。”党中央的指示和关怀，有力地鼓舞了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对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北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八月五日，中共西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敌兵力分散、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夺占岷州、临潭、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其部署为：以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组成第一纵队，其主力由包座、俄界经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岷州城，一部取道白骨寺、爪咱，相机夺取西固，并向武都佯动；以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组成第二纵队，夺取洮州旧城，尔后主力向临洮方向发展，一部向夏河、临夏活动，保障左侧安全；以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出哈达铺，策应第一、第二纵队的行动。

从八月五日开始，红二、红四方面军各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向甘南前进。第一纵队于九日抢占天险腊子口，十日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包围了岷州城，二十六日攻占渭源。第二纵队于八月二十日攻占洮州旧城，歼敌一个营，接着击退了敌人马步芳部一个旅的进攻，九月七日攻占通渭。第三纵队经救济寺、腊子口，于九月初进至哈达铺地区。接着东进，占领礼县，继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控制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八座县城和岷州、陇西、临洮、武山、礼县等县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有利态势。

第二节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继炮制伪“蒙古军政府”之后，又策动和协助伪蒙军对绥远省发动进攻。全国人民以支援绥远抗战为契机，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入人心，对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两广事变”后，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到达陕甘宁苏区，要求同中共订立抗日协定；四川刘湘等地方军政当局领导人也日趋赞同抗日反蒋；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领导人宋哲元、傅作义等也相继开始同中共中央商谈抗日问题。世界进步力量也同情和支持中国对日抗战。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抗日和主张联日的两派斗争更加剧烈，中间派愈益动摇不定。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保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以及林伯渠、李维汉、张浩、林彪、杨尚昆、吴亮平、陆定一、周兴、李克农、李德、潘汉年等。会议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把开展统战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同时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正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确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同时继续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谈判，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乘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暂时无力北顾之机，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出兵绥远，同日伪军作战，以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实现。中共中央经与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协商后，于八月十二日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是：红军同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 ^[18] 红四方面军在九月底以前尽可能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以有力一部，攻击陇西和临夏，调动毛炳文、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的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十月和十一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西（安）兰（州）公路会师，完成进攻宁夏的准备；十二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对付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期过黄河，消灭马鸿逵部，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抗击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把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蒋介石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并进一步控制东北军，调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返，抢占西（安）兰（州）公路静（宁）会（宁）定（西）段，以切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路，豁断东北军主力同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系；命令位于定西、陇西、武山地区之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向陇西集结，命令位于秦安、天水、西固、武都地区之王均第三军以主力向武山地区集结，命令川军孙震第四十一军由绵阳、碧口等地向北推进到武都、西固一带，以上各部协同青海马步芳部进攻红四方面军；命令第二十五、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一四〇师以及第三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一部，向陕甘边境南部之成县、凤县、略阳、康县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命令宁夏马鸿逵部向中宁以南推进，固原及其以北地区之何柱国、马鸿宾部向北推进，以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贯彻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于九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决定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待占领宁夏并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攻取甘肃西部。同时，决定先组织以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的静（宁）会（宁）战役，并提前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接着，中革军委对三个方面军的具体任务作了指示：红一方面军以打击何柱国和马鸿宾、马鸿逵部为主，并确保定边、盐池、豫旺等要地于红军手中，为下一步进攻宁夏创造有利条件，另以一部向西兰公路静宁、会宁段挺进，配合红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红四方面军以主力抢占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在敌胡宗南部向该线进攻时，坚决消灭其一部；红二方面军在加紧巩固和发展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占领区域的同时，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阻滞胡宗南部西进，为红四方面军抢占西兰公路的隆德至定西段争取时间。

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固原以北地区积极行动，打击敌人，并占领了静宁西北的界石铺；红二方面军在进占徽县、两当后，随即以红六军团向宝鸡方向前进。

在此关键时刻，张国焘继续坚持其分裂主义，九月十三日，张国焘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称：“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并督令红四方面军加紧进行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的准备，以实现其在西北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的主张。

九月十九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明确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还针对张国焘分兵西进的主张，指出：“因马鸿逵有二十余团，汤恩伯、高桂滋、何柱国、高双成等军在我侧后，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地区，会合毛炳文部，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被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力量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并强调：夺取宁夏，对于发展西北和全国大局“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

在此期间，中共西北局在岷州城附近召开会议，讨论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朱德、陈昌浩等西北局多数成员，拥护中央的指示。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党中央会合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总部于九月十九日晚下达了要红四方面军向西兰公路静（宁）会（宁）段前进的命令。但是，张国焘于二十日到达漳县后，又召集在前方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会议，推翻了中共西北局的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掉头西进，准备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向青海和甘肃西部前进；同时为了对党中央封锁消息，指令红军总部机关，所有未经他签署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朱德总司令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于二十二日，一面将此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并明确表示要坚决维护静会战役计划，一面致电张国焘，对其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表示反对；同时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时停止一切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四方面军行动方针问题，表现了共产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原则立场。

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六日，张国焘又以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名义连电党中央，主张红一方面军单独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另创一个局面，认为“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红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可接通外蒙和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并可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

党中央和军委于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接连复电张国焘，反复强调：“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党中央指出：宁夏人口在一百二十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分则两处均难占领，并且尔后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党中央强调“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牵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

经过党中央和军委的耐心说服，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从九月三十日起红四方面军分为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

为了接应红四方面军北进，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指示红一军团以第一师（欠第十三团）附骑兵第二团一部组成特别支队，由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经硝河城向西兰大道挺进；红十五军团以七十三师一个团和骑兵第三团组成特别支队，向靖远方向挺进。九月十二日，红一军团特别支队攻占海原县郑旗堡，击溃敌人三个骑兵营，十四日占领将台堡，十八日占领隆德县的界石铺；九月十四日，红十五军团特别支队占领打拉池。九月二十八日，军委决定：“第二师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中间的战略支队。”九月三十日，红一方面军以红一军团第二师附骑兵第二团为左纵队，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为右纵队，分别经硝河城、郭城驿向隆德、静宁、会宁出动，接应红四方面军北上。十月二日，红一方面军一部占领会宁城。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完成了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任务。

十月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十师在会宁的青江驿、隆德的界石铺同红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九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受到红一方面军迎接部队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十日，在会宁城召开了盛大的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联欢会。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电》，热烈祝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经党中央和军委批准，于十月四日由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经过艰苦的行军作战，二十一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隆德西北的平峰镇同红一军团领导人会合，二十二日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历尽艰辛，胜利地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终于实现了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接着，红军三大主力在中革军委领导下进行了山城堡战役，一举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军一个多旅，停止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以及其他爱国军队、爱国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不久，全国内战基本结束，中国革命进入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新时期。

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和敌人重兵围攻的情况下，依靠当地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及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战胜了重重困难，在八省十五个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从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保存了革命骨干，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结束语

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从一九三四年秋开始，各路红军先后离开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苏区胜利会师为止，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走过了由挫折转向胜利的曲折历程。长征初期，红军处境十分困难，中央红军且一度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从此，红军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扭转了被动局面，冲破了敌人严密封锁的无数道江河天堑和峭壁险关，战胜了国民党政府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跨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纵横十多个省，行程数万里，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的历史任务。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红军在广阔的大地上，广泛地宣传了党的主张和政策，播下了革命种子。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反革命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志，推动了抗日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长征的胜利，使党和红军从危难中挽救了自己，保存了红军基干和大批经过千锤百炼的革命干部；长征的胜利，使红军主力从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到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把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为党和红军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红军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人民群众积极支援下英勇奋战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

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克服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全党从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吸取了经验教训，使自己更加成熟起来，特别是党中央和它的领导成员，开始自觉地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经过长征，红军虽然在数量上减少了，但是在质量上提高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不是减弱而是更加强大了。

长征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必须实行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的根本原则，正确的政治领导是党对军队实行坚强领导的重要方面，是军队战斗力、凝聚力的可靠保证，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首要条件。长征中，红军处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境，外有几十万敌军的追堵，内有错误路线的干扰，自然环境恶劣，物资供应困难，其局面之险恶，矛盾之复杂，斗争之激烈，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极端重要。没有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不把党的路线搞正确，革命就没有正确的方向，党和红军就无法胜利地进行长征，就有被敌人打垮和消灭的危险。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中共中央实行“左”的错误的路线，采取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结果红军苦战一年，损人失地，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黎平会议前，博古、李德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经常处于敌军的追堵之中，被动挨打，继续遭受损失。挫折和失败，使党和红军许多高级干部逐步认识到改变路线和领导，是挽救党挽救红军的唯一出路。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从此以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政策，团结了多数同志，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

二、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

战略方针正确与否，关系着战争的全局，影响着战争的进程。长征是红军在内线不能打破敌人“围剿”，被迫实行的战略退却。红军要从这种被动态势中争取主动权，军事上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包括战略退却方向、手段和目的。战争的指导者应该统筹全局，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并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适时改变战略方针，才能战胜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达到战略转移的目的。

长征初期，“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惊慌失措，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一味消极避战。中央红军打的一些仗，差不多都是被动的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仅在两个来月通过四道封锁线的行动中，就使部队损失过半。渡过湘江之后，他们不顾国民党军在红军前进方向集中兵力布阵以待的严重情况，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不懂得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在党和红军面临覆灭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正确主张得到党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赞同，使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避免了可能被消灭的厄运。

攻占遵义后，党中央曾设想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到达川西北以后，根据当时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正在高涨的形势和川西北的地理、居民、经济条件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的情况，确定了北上川陕甘的正确方针，并不顾张国焘的反对和阻挠，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党中央在甘南获悉陕北还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后，当即决定到陕北去，和当地红军一起巩固与扩大陕北苏区。随后，在吴起镇，则进一步确立了“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战略方针，并以陕甘晋三省为主要发展区域，迅速打开了局面。而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川康边的错误方针，使南下红军受到严重损失，无法立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率部北上。实践证明，正确的战略方针来源于对全国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科学的分析，而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改变原定的方针和行动，使之适合新形势，则是战略指导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必须灵活用兵，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

灵活用兵，机动作战，是战略转移中争取主动地位的重要的战法。长征途中，敌人依仗其优势兵力，总是多路出动，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于运动之中。红军经常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随时有被合围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作战指导者指挥艺术的高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胜败的决定因素。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善于灵活用兵、机动作战是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长征途中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红军行动稍一迟缓，敌人即蜂拥而至。红军要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关键是在指导思想上，要有坚决战斗的准备，并且密切注意敌我态势的变化。正确处理走与打的关系，建立能走能打的行动部署；要在根本战略方向不变的情况下，经常变换作战方向，使敌人摸不清红军的意图；要善于采取一切巧妙的方法，去引诱和迷惑敌人，借以调动敌人，创造战机；一旦出现战机，就应迅速集中兵力，歼灭敌人。如果情况不利，就应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转移位置，以求摆脱敌人。这样才能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掌握军队行动的自由权。

遵义会议之前，“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放下行李再打仗的思想支配下，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中央机关携带的大批辎重，成了红军的负担，队伍拥挤，行动缓慢，削弱了部队机动作战能力，以致在湘江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改变了以往战术呆板，动作迟钝的情况，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适时地迅速地运用兵力，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即打即离，忽而穿插迂回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忽而突击孤立、薄弱的敌人，取得了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役战斗的胜利，在战争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从而扭转了战争的危局，从被动中夺得了主动，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灵活用兵、机动作战的光辉典范。

四、必须加强革命的团结

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团结，是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力量源泉，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它关系着党和红军的生存与发展，关系着革命事业的成败。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现了全党全军和沿途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长征中，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红军高举团结的旗帜，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得红军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各路红军之间和红军同少数民族之间，实现了革命的大团结。

在极其艰苦的长征过程中，在同敌人和大自然的殊死搏斗中，红军的干部战士都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顾大局，讲团结，以革命为家，把战友当亲人，一事当前先替别人着想，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在困难和危急时刻，将方便和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困难和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两支红军的革命团结是十分感人的。当时，红一方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已经过一年多的征战，减员甚大，物资匮乏，红四方面军就抽调部队，筹集衣服、鞋子、粮食支援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则抽调一批干部支援红四方面军，组织慰问团慰问红四方面军。住在一处或驻地邻近的部队则举行联欢，互相访问，互赠物品，互相交流经验，增强了两军之间的了解和革命团结，到处洋溢着兄弟般的团结友爱和相互学习的热烈气氛。尽管张国焘使尽卑劣伎俩想破坏这种团结，然而两军广大指战员之间始终存在着深厚的阶级情谊。

在加强部队内部团结的同时，各路红军十分重视加强军民之间特别是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广大干部、战士自觉执行红军的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关心群众利益，帮助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建立少数民族游击队，没收国民党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财物，分配给贫苦的群众。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兄弟，帮助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彝民沽基支队，得到了彝民的信任与帮助，顺利地通过彝族区，并有部分彝族青年参加红军。红军爱护群众，群众拥护红军，他们帮助红军筹粮筹款，烧水送饭，传送消息，掩护伤员，当向导，抬担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支援红军作战，并把自己的子弟送入红军。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十多天即扩大红军四千余人。红军长征的胜利证明，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以及党和军队与各族人民的团结，上下之间，左右之间，同心同德，奋力拚搏，那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会无往而不胜。

五、必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共同对敌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对敌，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长征中，敌情十分严重，党内又有错误路线干扰，矛盾尖锐，情况复杂，稍为不慎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坚持团结，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妥善处理党内矛盾，调动积极因素，共同对敌，至关重要。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党中央由于实行错误的战略指导，使红军继续遭受巨大损失，党和红军处于危险之中。为了纠正党中央的错误，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耐心说服、疏导，以理服人。同时，根据当时的环境和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首先解决党中央在军事上的错误，对政治路线问题则留待以后时机成熟再逐步解决。这样做的结果是，既端正了党的指导路线，又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和红军的团结，从而使党和红军得以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擅令红四方面军等部南下，直至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党中央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 ^[19] 一面同其反党分裂的行径作不懈的斗争，一面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并作了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对张国焘错误的批评，相当一段时间只限制在党中央的范围内，在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造成分裂以后，党中央仍只将俄界会议的有关决议下发中央委员，甚至在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以后，党中央除严肃批评，令其立即取消外，仍然对他采取争取的方针，尽力使矛盾不致发展成对抗性，这就团结了绝大多数，挽救了极少数犯错误的人，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事实证明，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是党和红军兴旺发达、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

六、必须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

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是人民军队的本色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巨大力量。红军长征中，敌情异常严重，行军和作战十分紧张，斗争和生活极其艰苦，所过之地又多系偏僻山区，经济文化落后，民族隔阂很深。因此，红军衣食无着，枪弹不继，兵员匮乏，药物奇缺，其处境艰难为中外历史上所罕见。

困难吓不倒英雄汉。红军广大指战员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解放的崇高理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以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战胜了无法想象的困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他们没有粮食，就以野菜、野果、草根、树皮充饥；没有房子宿营，就在树丛茅草中栖身；没有药品，就采集中草药治病疗伤；没有子弹，就用刺刀、石块杀敌。在鸟兽绝踪的皑皑雪山，在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红军广大指战员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忍受着饥饿和病痛的煎熬，战胜了严寒、缺氧、缺粮等困难，在海拔五六千米的冰雪世界上留下了英雄的足迹，在沟渠纵横，沼泽密布，气候恶劣的“绝地”上开辟了通路。

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的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被人们概括为“长征精神”，即：对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这样的信念、气概、品德和思想，是红军的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传家宝。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邓小平提出的“五种革命精神”，即“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精神，来自各级党组织的培养，来自党员和干部的言传身教，来自革命政治工作的加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长征精神，曾鼓舞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前仆后继地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在和平时期，在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斗争中，长征精神，仍然是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中国人民奋勇拚搏，去创造新的业绩。“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已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动力。在今天，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对于深化改革，振兴中华，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水平，具有深远的意义。

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红军在长征中创建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在长征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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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5月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2]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九月下旬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即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通称临时中央。

[3]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五中全会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博古任总书记。临时中央结束。

[4]《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5]《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6]《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7]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9册。

[8]引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

[9]引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

[10]蒋介石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在贵阳的讲话。

[11]一九二五年八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红军总部同中共中央分开行动，朱德一直是拥护党中央的方针，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在此期间，用朱德、张国焘联名发出的电报很多，其中有一些电报朱德是不知道或不同意的。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指出：“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张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九日，朱德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到阿坝时，张国焘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队伍调回南下，我不同意，没有签字。”

[12]一九三七年三月在中共中央“延安会议”上的发言。

[13]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9册。

[14]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行使中革军委的职权，是实际上的中革军委。

[15]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委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方代表土肥原签订的协定。规定撤退察哈尔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和国民党军队，解散抗日团体，撤销察省主席宋哲元的职务，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等。

[16]一九三五年六月初，国民党政府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进行秘密谈判。七月六日，何应钦致函梅津，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答应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禁止抗日运动等。后来，人们称为“何梅协定”。

[17]张国焘于九月三十日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同二、六军团建立了联系。直至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六军团始终把红军总部发来的电报认为是中共中央的指示。

[18]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是中共中央当时的主张。同年九月，中共中央为实现全国一致抗日，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方针，代替了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的主张。

[19]引自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