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收藏
正文
第一章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第七军团北上和第六军团西征
第一节 第五次反“围剿”前的形势和敌对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第五次反“围剿”前的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后，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纵容下，一九三三年初，开始向中国华北地区入侵。一月侵占山海关，三月占领热河 [2] 省会承德市。接着，又向长城各口发动进攻，在占领察哈尔 [3] 东部的多伦、张北等七个县和长城各口后，于五月逼近通州（今通县）、北平（今北京）和天津。在平津危急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再次妥协投降，五月三十一日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热河的占领，并把绥东、察北、冀东 [4] 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
在日军加紧入侵，华北日益危急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发布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六月一日，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反对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塘沽协定》，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为收复失地、保卫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人民群众，纷纷集会，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和准许组织抗日团体。许多地区的工人节衣缩食，捐款购买飞机，支援抗日。海外侨胞也通电呼吁出兵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部分官兵也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全军北上抗日的要求，并组织了“援热先遣队”，从漳州等地出发，取道粤汉路入湘，准备北上抗日。蒋介石拒绝第十九路军的正当要求，并严令“援热先遣队”火速回闽。对此，第十九路军广大官兵极为愤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中共党员）等爱国将领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更加不满。他们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表示愿意合作抗日，并在党组织帮助下，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六月二十日，同盟军兵分三路出师抗日，到七月下旬，先后收复了康保、沽源、多伦，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并在张家口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 [5] 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对日作战。但是，蒋介石不仅不允许抗日同盟军抗日，而且以“破坏整个国策”的罪名，调动十余个师的兵力入察，包围了抗日同盟军，并与日军勾结，搞垮了抗日同盟军。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入侵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大力支援红军和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的抗日反蒋行动。形势的发展对中国革命是十分有利的。
二、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准备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调集部队进攻红军。四月七日，他在临川向国民党军将领训话时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共产党，要“专心一志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十日，他又在南昌举行的扩大纪念周上说：“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撤销了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并在美、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的各项准备：
第一，继续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实行军政一体化。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就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围剿”方针，要求“围剿”军一方面以军事力量来进攻红军，另一方面更要注意运用政治力量来摧毁苏区。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蒋介石在《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中，又强调：“剿共”必须继续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军队所到的地方，其政治、社会、教育，甚至产业，统统要军事化”；“党政军一定要整个的相辅为用，通力合作”；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来摧毁共产党的“所有一切的组织及在民众中的一切潜势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设法改变”。为推行这一方针、原则，蒋介石举办了党政人员训练所。同时，加强特务活动，规定各县厉行保甲制和“连坐法”，编组保甲，训练民团，改组反动的地方武装队伍，建立保安队、壮丁队、铲共义勇队，强化各级反动的政治机构，让各地方的土豪劣绅回乡主持地方行政，直接协助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行动。
第二，推行“堡垒政策”，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封锁。一九三三年六月八至十二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会议，讨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问题。反动军官柳维垣等人向会议提出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主张构筑碉堡，侧重据点战”， [6] 以此作为防御和进攻的手段。蒋介石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南昌行营内设立了碉堡专课（即第六课），专门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七月签署颁布第六课拟定的构筑碉堡的具体办法和规定，要求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并称：中央苏区面积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如每日进展一公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7]
蒋介石还把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划分为八个筑碉区，又将抚、赣两河间划分为七个碉堡群区，并分别派员“选筑碉堡”。据统计，一九三三年十月以前江西全省有碉堡一千一百五十七座，到一九三四年二月增至六千零五十三座（包括碉楼、堡垒、桥头堡、扩路堡、圩寨等）；到同年十月，已增至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四座。
与此同时，还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的封锁，把江西全省划为封锁区域，在各县城、重要村镇，均设封锁机关，在所有的关隘津卡，构筑碉堡，密布巡探，严加盘查，断绝行人，切断苏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严禁苏区的粮食、钨砂等输出，严禁国民党统治区的食盐、布匹等日常必需品输入。厉行粮食、食盐、食油等配给制，断绝苏区的物资接济。并颁布了严格的法令，禁止商人同苏区人民进行贸易，凡查获商人私运者，即以“通匪”论罪，处以极刑。此外，还组织大批反动武装，毁苏区的青苗，割苏区的谷子，企图使苏区人民“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 [8] 以“促其内溃”。 [9]
第三，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提高军官反共的信心和作战指挥能力。蒋介石鉴于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决定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委任陈诚为团长，聘请以原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为首的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其目的是：“根本改造” [10] 其部队，“转移其风气，振奋其精神”， [11] 使各级军官打破害怕红军的心理，而养成不怕红军、恨红军、仇红军、找红军打、与红军拚的战斗精神。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蒋介石在对军官训练团各教官及顾问训话时说：这次训练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红军；一切的设施，皆要以红军为对象，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共”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红军的实际情形与中央苏区的实地的地形来作想定，并实施训练。他还特别强调“此次训练，对于山地战术格外要注意”。南昌行营还印发了蒋介石的《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以及《民众组训》、《战时政治工作》、《曾国藩剿捻实录》等小册子，作为训练教材。军官训练团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起至九月十八日结束，历时二个月，共办三期，训练军官七千五百人，对参加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排长以上军官都轮训了一遍。
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极为重视。他亲自坐镇，亲自训话、讲课达二十余次，除讲述战略战术外，还灌输反共思想，传授“剿共”方法，要求受训军官效法曾国藩“忠诚朴拙”的精神，树立反共勇气和“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此外，他还竭力宣扬“礼义廉耻”之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三民主义的中心原则”，要其下级军官对他绝对“服从”，为他的“剿共”事业卖命。
第四，同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勾结，乞求援助。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在财政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他为了筹措第五次“围剿”的经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周游欧美，以出卖中国的权利为条件，取得了美国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以及四千万美元的航空借款。根据航空借款协定，美国计划卖给国民党军用飞机八百五十架，在第五次“围剿”开始时已有一百五十架飞机运到中国。此外，还取得英国五百万英镑的军械借款，法国一千万元借款，德国二千万元借款，以及其他许多秘而不宣的借款。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同蒋介石签订了所谓“北方休战条约”，以便蒋介石能够把一切军队动员去“围剿”苏区和红军；另一方面向蒋介石提供“围剿”红军的军火。
第五，改编部队，适应山地作战。蒋介石认为前几次“围剿”的失败，是部队原来的编制不适应中央苏区山地作战。七月，他在南昌行营召集师参谋长以上人员开会，决定“将以往师辖两旅、旅辖两团或三团的编制，一律改为师辖三个团，减去旅指挥阶层”； [12] 团以下各级部队力求充实，以便长久保持战斗能力；团以上各级部队，均增设侦探队，扩大运输队编制，以加强搜集情报和提高运补能力。至八月底，“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多数部队先后改编完毕，大致分为三团、四团、五团制三种师。蒋介石以改编后的三团制师和整理过的五团制师为进攻红军的主力，人员武器补充充足；把新调至江西的部队加以重新整理，改编训练成“剿共”的基本队伍；以湘军及未改编的部队为筑垒守碉部队等。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新兵一百五十至二百个团，以不断补充其“围剿”军主力。
蒋介石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围剿”准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特别是大力推行堡垒政策，给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增加了困难。但是，他仍然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
首先，财政状况拮据，人民反对内战。多年来，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一再妥协投降，对内连年用兵，使国民党的财政收入每况愈下，民族工业纷纷倒闭，对外贸易急剧下降，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广大工人、农民日益陷入失业、失地、饥饿的悲惨境地。但是，蒋介石为了继续“剿共”，竭力推行“变态财政”，对外乞求大量借款，对内扩大税收，进行横征暴敛。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的统计，国民党区域内捐税共有一千七百五十六种之多。而四川的田赋预征到了一九八七年，陕西的田赋比国民党统治前增加二十五倍。国民党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抗日反蒋运动逐步走向高涨。
其次，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恐惧情绪与日俱增。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军中充满了惧怕红军的心理。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承认：“现在有许多官兵在精神上已被土匪征服了，只知道死的呆的守着一个地方，连动都不敢动，不仅不能去进攻土匪，甚至怕和土匪见面。”他虽然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颁布种种法令，进行奴化教育，但是这种状况并未能根本改变。
再次，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上升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广大爱国官兵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日益不满。他们有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的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有的公开投入红军，参加抗日反蒋斗争。
第四，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其他各派军阀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粤军陈济棠、桂军李宗仁等，都与蒋介石矛盾很深，他们害怕蒋介石的吞并，力图自保，对“剿共”战争并不积极。另外，援助蒋介石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在华利益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剧。
所有这些，对于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围剿”都是不利的。
三、中央苏区反“围剿”前的基本情况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虽然调集了五十万兵力，但与前几次“围剿”敌对双方的兵力对比相差不大，红军打破其“围剿”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苏区人民和红一方面军有多次打破其大规模“围剿”的丰富经验，并对打破这次“围剿”亦充满信心。特别是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苏区在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都为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一，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形势。苏区面积扩大到约六万平方公里，拥有三百万人口。为加强中央苏区的建设，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临时中央政府）重新划分为四个省三十余县，即江西省的瑞金、雩都、杨殷、兴国、万泰、公略、胜利、永丰、新淦、龙冈、洛口、宜黄、乐安、崇仁、赤水、广昌、南丰、石城、太雷、长胜、博生等县；福建省的长汀、汀东、上杭、武平、永定、连城、龙岩、新泉、代英、兆征、宁化、清流、彭湃等县；粤赣省的会昌、西江、门岭、寻邬、安远、信康等县；闽赣省的黎川、金溪、资溪、建宁、泰宁、光泽等县。与此同时，政权建设得到加强，整个中央苏区建立和健全了苏维埃领导机关，进行民主选举，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 [13]
第二，苏区的经济建设得到发展。为加强苏区的经济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发布《夏耕运动大纲》，大力推广瑞金县武阳区关于发挥各级群众团体搞好生产的经验，推动了苏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同年八月十二至十五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著名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中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猛力开展经济建设运动，要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看成为粉碎五次‘围剿’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供给革命战争一个必不可缺少的物质上的条件。”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作出《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的决议》。八月二十至二十二日，又在博生县召开中央苏区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先后召开的这两次会议，号召苏区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增加财政收入，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
在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苏区经济建设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九三三年的农业生产较一九三二年增产百分之十五，有些县增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超过了历年生产最高水平。
随着农业的发展，苏区的工业和手工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公营工厂发展到三十二个，规模也逐渐扩大。中央兵工厂（即官田兵工厂）由最初六七十人，发展到四百余人，下设造弹、修机二个分厂。中央印刷厂发展成为一个石印厂、一个铅印厂。中央钨砂公司发展为四个分矿。烟草、制糖、织布、烧石灰、造纸、制药等手工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与此同时，苏区对外贸易也逐步开展起来。一九三三年二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立对外贸易局。此后，又在邻近地区的一些县设立贸易分局、采办处、代办处或采购站等。为鼓励商品输出输入，还规定在中央政府法令许可的范围内，商人可以自由贸易。这对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苏区的财政、金融、医药、卫生等事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第三，红军和地方武装得到迅速发展。为了巩固和扩大红军力量，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优待红军的法令，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给予红军战士一切可能与必要的优待，分配外省区红军以土地，作为红军公田，并发动群众代替他们耕种。还颁布了优待红军家属的法令，规定：“为每一个红军战士的家属很好地耕种土地，实行消费合作社对于红军家属百分之五的廉价，实行为红军家属开办供给日用必需品的专门的商店，实行在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盈利中抽出百分之十供给红军家属，号召群众为红军家属的疾病困难募捐接济，号召群众对于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慰劳。” [14] 同时，改进参军参战的动员方法，废弃一切强迫命令，进行充分的宣传说服，制裁破坏扩大红军以及策动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等。通过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和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拥军参战的积极性。他们把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看作是自己的神圣责任，积极要求参军参战。如江西的长岗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四百零七人中，参加红军和革命工作的三百二十人，留在家乡的八十七人，参加红军和革命工作的与留在家乡的比约为四比一。福建上杭的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五百五十四人中，参加红军和革命工作的四百八十七人，留在家乡的只有六十七人，参加红军和革命工作的与留在家乡的比约为七比一。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中央苏区扩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据统计，从一九三三年五至十月，参加红军的有六万余人，十一至十二月有二万五千余人。从而，使红军迅速发展到十万人，并不断得到兵员的补充。
在此期间，地方武装也得到加强。各军区根据中革军委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的命令，重新划分作战分区，建立和健全各级指挥机关，充实和加强各分区的独立师、团、营，并对赤卫队、游击队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演练，准备随时补充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
与此同时，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他们为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竭尽全力，乃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
所有这些，对于红军反“围剿”斗争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果继续采取毛泽东为红军制定，并被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是有可能的。
四、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完全统治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全面推行，使红军和苏区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一九三三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加紧推行“进攻路线”，命令红军和地方武装“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对于革命的进攻”，并说：“这是我们党根据目前政治形势所确定下的基本的总路线。” [15] 同时，要求苏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 [16]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博古等人反对毛泽东关于在反“围剿”胜利后，苏区军民必须抓紧时机，进行休整，巩固苏区，筹措给养，补充兵力，准备迎击敌人新的“围剿”的正确主张，命令红一方面军进行不停顿的进攻。这种错误战略不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也完全脱离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因而遭到苏区广大党员、干部的反对和抵制。一月下旬，中共闽粤赣省（即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接连给省委写信，并报中共临时中央，反映上杭、永定、龙岩等地区自从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后所取得的胜利和经验，并对“左”倾错误政策提出不同的意见。
中共临时中央感到毛泽东虽然离开了党和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中的影响还很深，威信还很高，是他们全面推行“左”倾路线的一大障碍。为了扫清这一障碍，使他们的路线在中央苏区取得完全统治，他们对此展开了全面的斗争。
首先，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二月十五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提出“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说这条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的共同点，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逃跑退却路线。同年三月，中共临时中央又开展了反对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在第五次反“围剿”陷入被动时，又在红军中开展了反对所谓“军内罗明路线”的斗争，开除了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的党籍、军籍，并判处五年徒刑。所谓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等，实际上是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的继续，其实质主要是为了全面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其次，大力推行“左”倾土地政策。随着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发展，中共临时中央竭力否定和反对毛泽东关于“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17] 的正确主张，认为这是“富农路线”、“非阶级路线”，要求苏区“马上发动群众，重新分田”， [18] 全面推行他们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消灭富农经济的过“左”的土地政策。在中共临时中央的威逼下，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出现了许多“左”的东西，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扰乱了阶级阵线，搞乱了社会秩序，挫伤了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这时，毛泽东已被排斥在党和军队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用极大的精力，采用各种办法，尽力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把“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在运动开始前，他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运动的试点，并取得划分地主与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界限的重要经验。同年六月，在叶坪主持召开瑞金、会昌、博生、雩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各县区以上苏维埃政府主要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并作报告和结论，说明查田运动的目的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并规定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和方法步骤，撰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提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随后，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作为划分阶级和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的标准和依据。从而，逐步纠正了查田运动中的错误，澄清了阶级阵线，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热情。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又被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所破坏，苏区的经济建设又遭受很大损失。
第三，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并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职务。实际上由博古等把持军委大权，在瑞金发号施令，指挥部队作战。六月十三日，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临时中央又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危机中的帝国主义的出路的斗争，即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在最短促的历史时期之中。”因此，决议提出了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反“围剿”方针，要求苏区各级党组织，立即动员群众在“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口号下，积极参加战争，保卫苏维埃；“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党的各级组织，要立即组织群众，举行示威、抗议、罢工、游行、集会，阻止国民党军进攻苏区，企图在新的反“围剿”作战中，“御敌于国门之外”。
为了推行这一错误方针，中共临时中央命令东方军在福建不停顿地向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实施进攻；中央军在江西积极开展活动，钳制和打击敌人，掩护东方军的行动，企图先剪除红军的翼侧威胁，“以便将来独立对赣敌作战”。 [19] 九月十三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要求“结束东方战斗，迅速北上”，“与中央军会合，共同消灭宜〔黄〕抚〔州〕南〔城〕三角区的敌军，而最后取得南城。”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仍坚持“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战略，不同意东方军迅速北上。十四日，中革军委电复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滕代远，命令东方军继续攻打顺昌或将乐。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红一方面军主要在福建同第十九路军作战，使蒋介石一面从容地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与其高级将领和外国军事顾问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调兵遣将，补充物资，构筑堡垒，准备新的进攻。当第五次“围剿”开始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才命令东方军仓促北上御敌。这是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
另外，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熟悉中国国情，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领导人，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博古、李德 [20] 控制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取消了军委的集体领导。他们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不考虑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情况，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照搬苏联红军作战的经验，制定了一整套所谓新的战略战术，极大地限制了红军的机动性，迎合了国民党军堡垒主义的需要，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另一重要原因。
第二节 国民党军“围剿”开始，红军实行进攻作战。红军第七、第九军团的成立
一、国民党军“围剿”开始。硝石、资溪桥战斗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集中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实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 [21] 的作战原则，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依托碉堡逐步紧缩中央苏区，消耗红军有生力量，尔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这次“围剿”，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其部署是：以驻赣、粤、闽、湘、鄂各省部队分编为北路、南路和西路军。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线总指挥，下辖三路军，共三十三个师另三个旅，是“围剿”中央苏区的主力。该路军的编成和任务是：以四个师另二个旅编为第一路军，顾祝同兼总指挥，刘兴为副总指挥，配置于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逐步向中央苏区推进，并阻止红军向赣西北前进；以六个师编为第二路军，蒋鼎文兼总指挥，汤恩伯为副总指挥，配置于崇仁、腾桥、金溪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逐步向中央苏区推进，并阻止红军向赣东北前进；以十八个师另一个补充旅编为第三路军，陈诚为总指挥，薛岳为副总指挥。第三路军又以十四个师编为机动作战的第五、第七、第八纵队，以四个师一个旅编为守备队，集结于南城、南丰地区，沿抚河两岸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三路军是北路军中的主力，其任务是：在第一、第二路军的配合下，依托碉堡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此外，北路军总司令部还直接指挥第二十三、第二十八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封锁赣江，阻止红一方面军主力西进。第十三、第三十六、第八十五师为总预备队，置于抚州附近地区。
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粤军十一个师又一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并逐步向筠门岭、会昌地区推进，协同北路军作战。
第十九路军等部共六个师又二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浙赣闽边区警备部队五个师另四个保安团，“围剿”闽浙赣苏区，并配合北路军第二路军，阻止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发展。
空军五个队，配置于南昌、抚州、南城等地，掩护和支援地面部队，特别是北路军的作战。
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湘军九个师另三个旅，“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并相机东进，阻止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
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北路军第三路军第八纵队周浑元部第五、第六、第九十六师由南城出发，经硝石进攻黎川，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出金溪、资溪，战略地位重要，由闽赣军区部队防守。但是，闽赣军区的部队几乎全部被调去配合东方军作战，防守黎川的兵力只有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力量十分薄弱。第五次“围剿”开始前，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曾建议，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翼侧打击进攻黎川之敌，而不死守黎川。毛泽东亦认为应该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要部队死守黎川，不能丧失苏区的一寸土地。当他们发现国民党军三个师由南城，经硝石向黎川进攻时，才急命红一方面军总部“应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企图拒国民党军于苏区之外。但是，红一方面军的东方军正在围攻将乐、顺昌，中央军正在永丰、乐安地区作战，一时难以赶到黎川。二十七日，中革军委又仓促命令东方军迅速从将乐、顺昌北上泰宁地区，“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河〕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二十八日，国民党军先红军占领黎川。
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加速构筑工事，巩固黎川与资溪桥、硝石之间的联络，以全力完成其由吉水到黎川的“全线封锁”。周恩来、朱德根据上述情况，判明敌军已开始大举进攻中央苏区，遂就方面军新的作战部署连电中革军委和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红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和强攻黎川都处不利”。周、朱建议待东方军集中后，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该敌；主力突击飞鸢敌之侧背，“并以二十师突入金溪、浒湾之间，以调动敌于运动中给以各个消灭”。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朱的建议，而急于恢复黎川。他们命令第三师二个团、第十五师一个团和第三军团教导营，迅速赶到黎川西南之龙安镇、弋阳隘地区，阻止黎川地区之国民党军向南推进；集中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三、第十五师（欠一个团）和第十九师，“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之敌”；中央军第一、第二、第十四师及独立第四团等，由永丰、乐安等地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开进之国民党军，以保障东方军的行动。
飞鸢、洵口战斗 九月二十九日，东方军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由福建北上。部署是：以第十三、第六师（欠第十七团）为左纵队，由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率领，经将乐县的高滩、积善，向泰宁县的大田地区集中；第四、第五、第十九、第十五师（欠第四十五团）和第十七、第六十一团为右纵队，由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率领，取道大干、桥头、泽坊，向泰宁县的新桥地区集中。东方军沿途翻山越岭，兼程疾进，于十月四日在泰宁地区集中完毕。接着，又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于五日从泰宁地区出发，向黎川以北的硝石地区前进。
六日，东方军进至飞鸢，先头部队第四师突然与敌第六师第十八旅等部共三个团遭遇。经激战，将其二个团击溃，歼其一部，另一个团退守洵口，同第十七旅之一个团会合。是日二十一时，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谢溥福率其第五七三、第五七六团，由黎川出发，星夜驰援洵口。七日，东方军第三、第十三师切断洵口与黎川之间的交通，把援洵之敌第九十六师第五七三、第五七六团阻击于白沙地区。第四、第五、第二十师乘机由飞鸢、磜原和杨关出发，向洵口之敌发起猛攻。经数小时激战，将敌大部歼灭。
飞鸢、洵口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一次不预期遭遇战，共歼敌三个团（欠一个营），俘旅长葛钟山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余人，缴各种枪一千一百余支（挺）、迫击炮二门、无线电一部。东方军伤亡七百余人。蒋介石受此打击后，即命其各部队，加强守备，严防红军进攻硝石等地。
硝石战斗 硝石，位于黎川、南城之间，扼黎南大道，地位重要。早在九月二十九日，陈诚即命第二十四师由南城进至硝石，筑碉固守。至十月上旬，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在硝石已构成了第一、第二线阵地，形成坚固的支撑点。洵口战斗后，敌判断红军将有“进犯硝石企图”， [22] 即令第二十四师收缩兵力，以第七十二旅担任第一线阵地守备，第七十旅担任第二线阵地守备。此外，在黎川有国民党军三个师，南城、南丰各约四个师，均可迅速支援硝石。在国民党军重兵猬集的情况下，红军进攻硝石是极其不利的。
但是，为了恢复黎川，“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无视战场情况的变化，强令红军夺取硝石。东方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确定进攻硝石的部署如下：以第四、第五师为右纵队，由寒丰桥（当地称韩公桥）从北向硝石攻击；第十三师为左纵队，由陈坊向硝石攻击；第十九师进攻洪门，切断国民党军向南城退却的归路；第二十师以一部兵力切断百顺与硝石之间交通，大部集结杨坪、潭头地区，阻止黎川之国民党军北援，掩护东方军主力行动。与此同时，中央军按照方面军首长的指示，以一部兵力出新丰街地区，钳制和消灭该地区之国民党军，“以配合东方军作战”。十月九日，东方军开始进攻硝石，连续攻击五日不克。十三日，敌第九、第十一、第十四、第九十四师，由南城进抵硝石；第九十、第六十七师等部进驻新丰街；第八纵队一部兵力由黎川向硝石开进。这时，东方军已处于敌军“包围的威胁之下”，中革军委被迫放弃进攻硝石的计划，命令东方军“从现在的地域南移至新桥、东山、金坑的地域”。当晚，东方军撤出战斗，返回到洵口、莲塘一线。这样，红军“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 [23]
资溪桥战斗 十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训令，要求“围剿”中央苏区的各路军本着“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原则，继续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并强调：“今日剿匪，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忧匪之难觅，而在吾各将士忍性坚心，……应以占领匪所必争之要地为目的，……使匪不得不来争为最大任务。”为此，陈诚命薛岳率部进占资溪桥，首先完成黎川、硝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尔后吸引红军进攻，企图把红军歼灭于资溪桥、硝石地区。是日，薛岳率第九、第十一、第十四、第九十四师等部，由硝石地区推进至潭头市，次日其先头部队进占资溪桥。与此同时，周浑元亦奉命以第六师第十八旅驻守黎川，亲率第五、第九十六师和第六师主力，开进至资溪桥地区，归薛岳指挥。这样，陈诚在硝石至资溪桥不到二十公里宽的地区就集中了七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构筑堡垒，准备同红军决战。
这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仍无视国民党军已在资溪桥地区集结重兵的实际情况，继续命令红一方面军深入堡垒地域间隙中去消灭国民党军，并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是拒绝战斗。” [24] 十月十八日，他们命令第一军团“向黎川东角移动”，作为第二梯队，随东方军“向北移动”，准备在资溪桥地区同国民党军决战，并由彭德怀、滕代远统一指挥。部署是：以第三师（欠第七团）和第十三师为右翼队，由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指挥，由资溪桥以北进行连续的猛烈袭击，以求牵动国民党军；第十五师为左翼队，位于资溪桥、潭头市以南，切断资溪桥、黎川之间的交通，掩护右翼队的行动；第三军团为突击主力，配置于洵口、石峡一线，准备突击被牵动之国民党军；第一军团为预备队，控置于湖坊地区，准备增援第三军团的行动。二十二日，红军开始向资溪桥发起攻击。但是，薛岳、周浑元十分谨慎，坚守阵地，很少出击。结果，红军连续进攻四日，未能牵动国民党军，也未能占领资溪桥和潭头市，反使部队暴露于国民党军堡垒之间，日间不断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晚上露宿旷野，部队实力消耗很大，仅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就减员过半。在这种情况下，红一方面军首长于二十六日决定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国民党军决战的计划，命令第一军团经八都开至黄元川地区，第十九、第二十师仍回金溪地区，第三、第五军团等部退至石峡、洵口、湖坊地区，或构筑支撑点，或准备截击敌军。
二、红军第七、第九军团的成立
资溪桥战斗后，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受到很大削弱。按编制，红三军团尚须补充一万一千人，第一、第五军团共缺额一万人，第十九、第二十师共缺额四千人。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不注重加强和充实主力军团，而不适当地强调创建新的军团、新的师。十月二十八日，他们正式宣布成立红军第七、第九军团，并任命寻淮洲为第七军团军团长，萧劲光为政治委员（后为乐少华），郭如岳为参谋长（后为曹里怀），邓乾元为政治部主任，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三十四师和一个独立团；任命罗炳辉为第九军团军团长，蔡树藩为政治委员，张翼为参谋长（后为郭天民），李湘舲为政治部主任（后为蔡书彬），辖第三、第十四师和独立第一、第四团。这样做，在形式上红军增加了二个军团，但总的战斗力并未增加多少。
三、浒湾、八角亭战斗和云盖山、大雄关战斗
浒湾、八角亭战斗 第七、第九军团成立后，中革军委将其分别划归东方军、中央军指挥，并命令东方军、中央军继续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方针，进攻堡垒地区之敌，企图调动国民党军，以恢复“赤色黎川”。十月二十九日，中革军委作出《各部队之部署、任务的决定》，命令第七军团伸入金溪、抚州地区活动；第五军团和第九军团第三师主力，在黎川、资溪桥和康都地区牵制国民党军，并阻止其南进；第三军团位于资溪桥以北地区，突击资溪桥、南城之间移动之国民党军；第一军团经康都西渡抚河，会同第九军团主力，进攻抚河以西之国民党军。
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东方军陆续向指定地区开进。十月三十一日，第七军团北移至金溪地区，袭击敌第四师未果。十一月二日，方面军首长命令第三军团北上，会同第七军团，在金溪地区消灭敌第四师，以震动南城、抚州，“变更战局，求得全部决战”。据此，东方军首长决定：以第七军团袭取浒湾，牵动金溪及南丰、南城之敌各向西北增援，以便东方军主力会同中央军乘机夹抚河而进，寻歼运动之敌。七日，第七军团开始北移。十一日，第七军团在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地区遭到由浒湾和金溪、琅琚出击之敌第四、第八十五师和第三十六师一部的夹击，遂以主力在八角亭、大仙岭、高山岭一线构筑阵地，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第三军团闻讯，立即赴援。这时，国民党军以一部兵力在八角亭以东阻击红三军团，集中兵力向红七军团猛攻。十二日，红三军团主力多次向敌阵地攻击，不仅未奏效，反而遭受重大伤亡，被迫于十三日上午撤出战斗。红七军团亦在阵地被敌突破后而撤出战斗。
浒湾、八角亭战斗，历时近三天。红军虽予敌以一定的杀伤，但自身却伤亡一千一百余人，红四师政治委员彭雪枫负伤。第十九、第二十师因伤亡过大，合编为第十九师，作为发展游击战争的基干，留在资溪、光泽、黎川地区活动；第三军团及第三十四师，经资溪桥、黎川以东地区向南移动，继续突击堡垒间移动之敌；第五军团仍留在黎川、资溪桥地区活动，以牵制国民党军，掩护第三军团等部的行动。至此，以第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番号实际上取消了。
云盖山、大雄关战斗 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之中央军亦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于十一月三日，以第九军团第三师主力在南丰、黎川、新丰街三角地域活动，掩护主力部队的行动；第一军团由上杭圩、东坪圩地区西移，准备会同第九军团第十四师等部，进攻里塔圩、枫林等地的筑垒之国民党军。六日，国民党军在棠荫、见贤桥、麻坑至里塔圩之间的堡垒封锁线完成后，留第九十七、第四十三师守备，以第三、第九十、第九十九师等部先后向里塔圩至上杭圩地区移动，继续筑垒。十五日，中央军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第十四师由神岗地区出发，从见贤桥、麻坑之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北进。蒋介石、顾祝同判断红军有“策应浒湾附近之战斗” [25] 的企图，遂急命第三路军第七、第五纵队共十个师，从南城、南丰地区出发，向里塔圩等地集中；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主力向宜黄、棠荫地区集结，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封锁线外。中央军判明敌军企图后，即于十六日折回，并先敌占领了云盖山阵地。
十七日，国民党军第五纵队五个师进到株良、路口、石坪等地，第九十九师主力推进至新丰街，一个团进至上杭圩，第七纵队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九师进至 
这时，中央军已进至神岗、党口地区，并以一部兵力占领了大雄关及其以西高地。但是，由于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再加沿途山高路险，协同配合十分困难等，未能先机占领大雄关以东之木鱼嵊、西山岭高地，受到先占此地的国民党军第九师及其后续部队的直接威胁。中央军首长为夺取木鱼嵊、西山岭高地，保障翼侧安全，决定向国民党军第九师发起攻击。部署是：以第九军团第十四师从神岗正面出击，吸引国民党军的后续部队，掩护主力进攻；集中第一军团主力，向占领木鱼嵊、西山岭之国民党军发动猛攻。十九日十一时战斗发起后，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与敌展开殊死搏斗，特别是模范的第二师第五团，先后两次打退了敌军的反扑，夺占木鱼嵊高地。但是，在敌军的猛烈炮火轰击下中央军遭受较大伤亡，遂于黄昏撤出战斗，第一军团向南转移至朱坊、沙坪上及新丰市一线，第十四师留在罗坊、白舍圩地区。至此，以第一军团为主组成的中央军的番号亦实际上取消了。
大雄关战斗，是第一军团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打得最艰苦的一仗，第一、第二师师长负伤，第二师政治委员胡阿林负重伤后，于十二月七日牺牲。
在此期间，中革军委以工人师（欠一团）和独立第二、第三、第十三团等部组成西方军，由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在中央苏区的西北战线，阻挡敌北路军第一路军的进攻，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西方军成立后，在陈毅等指挥下，紧密依靠当地地方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不断打击敌人。独立第二、第三团，在新淦、崇仁之间的七琴地区，击溃敌保安第二师，活捉其师长李向荣，缴获无线电台和大量枪支等军用物资，并调动了抚州、崇仁之国民党军第八十一、第八十九师。因此，中革军委授予独立第二、第三团“挺进游击队的模范”奖旗，以资鼓励。
从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恢复黎川，御敌于苏区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在国民党军堡垒之间，连续寻战近二个月。先后进行了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多次战斗，不但未能恢复黎川，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的境地。实践证明：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必须依托苏区的有利条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军力，准备反攻。“若不退后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26]
第三节 中共临时中央处理“福建事变”中的错误。红军的作战行动
一、“福建事变”和中共临时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错误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正当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之国民党政府决裂。
第十九路军是在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一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参加过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混战和对中央苏区的第二、第三次“围剿”，为蒋介石出过力。但是，从“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他们对蒋介石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他们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更加愤慨，同蒋介石的矛盾日趋尖锐。蒋介石为了解除这个肘腋之患，决定把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至福建“剿共”，企图借刀杀人。一九三二年六月，第十九路军入闽后，采取了消极反蒋的方针，企图保存和扩充实力，在福建搞个“模范省”，尔后联合广东、广西军阀，割据福建。但是，自从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入闽给其重大打击后，蒋光鼐、蔡廷锴痛切地感到：他们处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如同红军作战，胜亦削弱力量，败则无法存在。因此，他们改取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并派代表陈公培同红军进行谈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推动他们抗日反蒋，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十月，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到达江西瑞金，同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进行反日反蒋谈判，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条件，于十月二十六日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疆界，恢复贸易，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十一月二十日，福建人民政府发表宣言和政纲，提出“取消党治，还政于民反对以法西斯为灵魂的国民党”；“反对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政府”，以及“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等主张。这些政治、经济主张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反映了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情况下国内中间阶级的要求。虽然这些主张仍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他们确实与蒋介石集团公开决裂了，公开地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开火了。这是国民党营垒中的一次分裂，对红军反“围剿”作战是十分有利的。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为了镇压第十九路军，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十一个师（包括在江浙一带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编成“入闽军”，由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率领，分由江西、浙江进入福建，“讨伐”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还亲自坐镇闽北建瓯（一说浦城）指挥，而对中央苏区则暂取守势。这样，中央苏区的压力大为减轻，红军可以乘虚打出去，依托闽浙赣苏区向外发展，有可能迅速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因为，在第五次“围剿”开始以来，蒋介石几乎把他的全部兵力都投入到中央苏区，后方十分空虚，“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以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 [27] 威胁其后方。
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周恩来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中革军委，报告了“福建事变”后的敌情变化，指出蒋介石延缓进攻中央苏区，正调集兵力入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建议红三、红五军团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红军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抓住“福建事变”这个有利时机，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28] 这一建议是极有见地的。它不仅能够有力地支援第十九路军，解福建政府之围，推动全国抗日反蒋形势的发展，而且可以调动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回援，进而打破其第五次“围剿”。后来，毛泽东曾说，他这个建议就是和国民党军“换防”，国民党军要到中央苏区来，红军就让给他，红军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革命根据地。当然，国民党军是不会同意的，必定回防其根本重地，红军就由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国民党军则变成战略防御了，不但国民党军的碉堡主义将失去其作用，而且红军还可以发挥特长，在运动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必定能够恢复。这一点，国民党军的有识之士，后来也是认识到了的。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在闽变发生之时，全般情势已有重大变化，为了利用此种情势，改变原来的作战方针，由战略守势，改为战略进攻，其进攻目标，指向国军必救之地。如匪果真照此行动，诱使国军调离江西的可能性，不能说全无”。如果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作，“战力至少可增一倍，在无碉堡地区采取运动战，作战线指向苏、浙要地，可能吸引国军调离江西，而减轻对赣南围剿的压力。” [29]
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拒绝采纳毛泽东这一正确建议。他们既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而丢失中央苏区，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国民党军后方打去的进攻，又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已经引起中国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国民党营垒的分裂，仍然坚持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的信条，继续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策，不愿与第十九路军建立真正的联合。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在同第十九路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派潘汉年、黄火青入闽，准备就建立“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问题，同第十九路军继续进行谈判。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却不同意进行这种谈判。他们“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 [30] 而只把签订协定看作为暂时的休战，以便集中兵力对付蒋介石在北线进攻的“迫切危险”，并没有打算同第十九路军进一步联合，建立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
第二，对福建人民政府一味进行“无情的揭露”，不予积极的支持。福建事变表明，福建人民政府和第十九路军与国民党反动派是有区别的，并“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应该予以支持。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却认为福建人民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政府一样，都代表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反动统治的一派”，必须公开进行“揭露”和“打击”。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临时中央在苏区出版的《斗争》第十八期发表了《福建的事变与我们的任务》的社论，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揭破他们的阴谋”，“把我们党的立场在群众中清楚地与‘人民政府’对立起来。”十二月五日，中共临时中央又发表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进一步指责福建人民政府的一切主张和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并断定福建人民政府“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他们“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第五次‘围剿’”。 [31] 这种对福建人民政府的不合作政策，实际上把自己孤立起来。
第三，“福建事变”开始时，第十九路军已经拥有正规军三十三个团，共七万多人，战斗力比较强。另外，还有四万多人的地方武装，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如果红军能出兵支援第十九路军，同他们并肩作战，不但可以消灭蒋介石军队一部或大部，粉碎其第五次“围剿”，而且可以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始终认为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总不肯予以支援。特别是当蒋介石大军压境，福建人民政府派第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到苏区求援时，他们仍主张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去同蒋介石部队作战，而命令红一方面军西进永丰地区，继续攻打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企图调动国民党军，以转变战局。这样，蒋介石便无顾忌地放手镇压第十九路军。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错误，使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又转移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这样，红一方面军不仅丧失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良机，而且日益陷入不利的境地。
二、“福建事变”期间红军的作战行动
团村战斗 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时，为保障其进攻第十九路军部队的翼侧安全，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决定以北路军第三路军主力向黎川地区集结，尔后向德胜关、泰宁方向推进，阻止红军东进。十一月三十日，第三路军主力开始向指定地区集结。至十二月十日，其第八纵队周浑元部第九十六、第六、第五师集中黎川地区，翌日向团村、东山、德胜关推进；第五纵队罗卓英部第九十四、第六十七、第十四、第十一师集中在三都、横店和黎川附近地区，策应第八纵队的行动。
红一方面军总部为截击国民党军第八纵队，阻止其向南推进，决定第三军团“以突击周纵队为当前最急任务”，“不论周纵队向北、向东、南、西南，三军团均须不失时机的施行突击。但这一突击是迅速短促的侧击，打破和消灭周敌一部，不是与其全部决战。”第五军团第十三师主力“须尽一切断敌交通，扰乱堡垒等，可能时以战斗引敌向北出”，力求配合第三军团于一二日内达到“突击周纵队之目的”；第五军团第十五师主力和第九军团第三师一个团，“以最高度积极行动”，钳制和消灭黎川以南钟贤之国民党军，并诱其向龙安镇方向前进，“以使我三军团转移侧击”。
彭德怀、滕代远按照方面军首长的指示，于十二月十日部署如下：以第五军团主力坚守团村等阵地；第九军团一个团向黎川西南端及石峰山以南佯攻，迷惑敌军，主力集结于高溪、李家、饶家以西山地隐蔽，准备同第三军团夹击进占东山、团村之敌；第三军团全部集中在团村以东长丰源、大原地区，准备由东向西侧击进占东山、团村之敌；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部占领高家洲东侧高地，准备侧击向东山前进之敌的后尾，配合红三军团作战。
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军第八纵队开始向红军团村阵地攻击前进。其部署是：以第六师经余庆亭、谢家排、五都围，向李家洲前进；第九十六师经鲤潭桥、大芸以及新嶂、三都、团村，向东山前进；第五师随第九十六师后跟进。当第九十六师等部进到团村地区时，红军第九军团、第五军团主力和第三军团，向敌发起攻击。但是，由于各军团部队协同不够，兵力又不集中，且突击过早，打成了击溃战，杀伤国民党军近千人，红军亦伤亡一千零七十四人，第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牺牲，第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吴高群负重伤，于二十四日牺牲。
团村战斗后，周恩来、朱德鉴于“敌以全力集中抚东及闽北，赣、抚之间已无突击集团”，十三日向中革军委提议：“立即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德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争取消灭其一二个师，“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便我战略转移。”同时强调指出：“因不如此，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常付出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同意周、朱的建议，急于西进永丰地区，遂行其反攻计划。二十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转移突击方向和组织三个军及各军动作的指示》，指出：目前，敌以第八纵队三个师在德胜关附近暂时钳制红军，处于守势；第五纵队四个师向东进攻，企图与其邵武地域之部队切取联络。东北方已被敌切断，西方的永丰、古县是敌“最弱的地位”。因此，应该转移突击方向，“消灭乌江以南及以北的敌人部队和恢复我们的苏区”，迫使敌人改变部署，转变战局。并决定：以第五、第七军团及独立第六十一团和东北各地方部队编为东方军，留在建宁、泰宁、黎川、光泽、金溪一线，开展游击战争，钳制和消耗东线之敌；第九军团及独立第一、第四团编为中央军，在第五军团左侧前牵制和消耗敌人；第一、第三军团及独立第二、第三、第十一、第十三团编为西方军，转移到永丰地区消灭敌税警总团，并相机消灭第九十三、第二十七、第十三师等部队。警卫师仍在永丰地区活动，“并以自己的动作”掩护西方军。
二十二日，第一军团开始西移，至二十四日到达水东、鸡田、坑口、遇元、七都地区；二十五日，第三军团亦开始西移，途经建宁、三坑、双溪口、上保田、黄泥铺、白水镇（今赤水镇），至二十七日到达广昌以南之头陂地区集结，准备继续西进。
丁毛山战斗 这时，永丰地区的国民党军防守得仍较严密。北路军第一路军，以骑兵第一旅驻守丰城、清江一带；“剿共”第二纵队驻守吉水；美械装备的税警总团驻守新淦及永丰、乐安地区；第九十三师驻守大桥、藤田一带；第二十七师驻守乐安；第四十六师驻守凤冈。这个地区堡垒林立。特别是税警总团一部和第九十三师防守的藤田至永丰之线，构筑碉堡共二百三十余座，平均二公里左右一座。其中圩寨三个，连碉五座，排碉四十二座，班碉一百八十座，石碉占总数约百分之三十八，火力配系比较周密。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无视这种情况，要求西方军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的新战法，消灭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师等部。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西方军（欠第三军团），在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下，开始向永丰以南之丁毛山地区发动进攻。部署是：以第一军团第一师担任主攻，第二师负责向永丰、江口警戒，警卫师及独立第十三团担任助攻，协同第一师首先突破大桥至永丰间之敌人的封锁线，切断敌第九十三师同永丰间联系，尔后由大桥向古县方向筑垒前进，压迫敌第九十三师收缩于瑶田、荇田一线，聚而歼之，或迫其撤退而在运动中加以歼灭。十二月二十五日，西方军发起攻击，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与敌人浴血奋战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攻占了上坑两翼高山，占领了上州附近的敌人堡垒，切断了敌人永丰至大桥、古县间的联系，包围了敌第九十三师。但是，红军缺乏重武器，不但无法消灭龟缩在堡垒内之敌人，反而在敌人的强大火力射击下，遭受较大伤亡，第一师第三团的九个连队，有十三名连级干部阵亡，被迫于四日黄昏撤出战斗。后在大旅与敌对峙三日，寻战未果，于八日东进至大湖坪地区。至此，“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西进永丰地区的反攻计划化为泡影。
沙县城战斗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第三路军主力乘红军主力西进之际，先后占领了团村、东山、德胜关、黄土关等要点，尔后，以一部兵力构筑黎川至光泽、邵武，乃至德胜关间的封锁线，一部兵力推进至泰宁以东之金坑地区。这样，就限制了红军东方军的活动，并使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的左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蒋介石的“讨伐”军亦占领邵武、顺昌等地，逼近南平、水口、古田，直接威胁到福州。第十九路军为了保卫福州，即收缩兵力，坚守防御。这样，中央苏区的翼侧也受到国民党军的威胁。中共临时中央为保卫中央苏区的翼侧安全，争取第十九路军左翼部队，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日决定：“第三军团明三号开始向沙县地域移动，并应于十号协同第七军团遂行进攻卢兴邦旅 [32] 及占领沙县的任务。”一月三日，第三军团由广昌以南的头陂地区出发，经白水镇、泉上，于八日进到归化地区。是日，第三军团军团长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下达“向沙县前进的命令”。十日，部队到达沙县城西北的富口、夏茂地区。
沙县城是闽中的重镇，位于沙溪左岸。该城由卢兴邦部和地主武装共约二个团凭坚固守。卢兴邦原是福建地方武装，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当蒋介石的“讨伐”军逼近南平时，倒戈投靠蒋介石，部队改编为新编第五十二师，卢兴邦任师长。十一日，红三军团开始包围沙县城。部署是：第五师担任主攻，进至沙县城西北之半岭地区，待命攻城；第六师担任助攻，集结富口地区，并与第五师保持密切联络；第四师担任掩护任务，前出至沙县城东北的青州地区，阻击由南平方向可能来援之敌。十二日七时，红军开始攻城。第五师等部在火力掩护下，架云梯登城，向国民党军实施攻击。但是，由于城墙高而厚和国民党军的强大火力压制，攻击受挫。十时停止强攻，改取坑道爆破。
这时，国民党军第四师由南平出发，驰援沙县。十五日，红四师将该敌阻于青州地区，并毙伤其二百多人，其余部退守青州，红四师乘胜夺取了尤溪湆头的卢兴邦部兵工厂，缴获全部弹药和器械。十六日，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新任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决定以第四师扼制敌第四师前进，集中主力先期攻取沙县城，尔后准备不失时机地侧击援敌。各部队奉命后，加强了攻城作业突击队，加紧攻城作业准备。在“争取时间”、“早日夺取沙县”等口号下，突击队员们发扬了不怕疲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提前完成了巨大的攻城坑道作业。接着，军团调整了部署，以第四师担任主攻，第六师担任助攻。二十五日五时，红军攻城部队引爆沙县城西门坑道内的炸药，将城墙炸开二十余米长的缺口。第四师第十团乘机攻入城内，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防御工事，第十一团从右翼扩大战果，攻占了沙溪西岸的炮楼，控制了制高点。接着，第六师第十七团从西门登城。攻入城内的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霎时间，枪声、喊杀声，震撼了沙县城。经三小时激战，城内国民党军大部被歼，城外沙溪南岸碉堡内的国民党军纷纷投降。至此，红军胜利攻占沙县城。
沙县城战斗，是红三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继洵口战斗后取得的第二个胜仗。共毙伤国民党军七百余人，俘一千三百余人，缴获各种枪约一千五百支，炮八门、子弹十万八千余发、炮弹二万余发、无线电一部和大量食盐、粮食、布匹等。红三军团还利用缴获的无线电台和密码，以卢兴邦的名义要求蒋介石火速增援。二十六至二十七日，蒋介石派飞机连续空投了大量的弹药、布匹、钞票等，均为红军所获，这批缴获物资，对于缓解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局部胜利，并不能扭转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
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其所属部队再次改称中央红军，直属中革军委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指挥。二月三日，中革军委进行了局部改组，朱德仍任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实际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李德手中。
第四节 国民党军重新发起进攻，红军实行节节抵御
一、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重新发起进攻，红军转战黎川、南丰、泰宁地区
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后，即重新调整其军事部署，以入闽“讨伐”第十九路军的主力为基础，编为“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委任蒋鼎文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前线总指挥，下辖第二、第五路军和总预备队，共十六个师另一个旅、二个团。顾祝同仍任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线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下辖第一、第三、第六、第二十、第二十六路军和总预备队，共二十五个师另二个旅、一个支队和三个团。蒋介石调整部署之后，命令东、北两路军重新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一月二十五日，陈诚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率领北路军第三路军主力，向建宁方向发动进攻。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首先向黎川以南的樟村、横村红军阵地实行猛烈攻击。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但要求中央红军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战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而且经常轻率地命令红军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致使中央红军不断遭到严重的损失。
樟村、横村战斗 为阻止国民党军向建宁方向发动进攻，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欠第三十八团）、第十五师坚守樟村、横村一带阵地，迟滞敌人前进；红一、红九军团迅速向建宁以北地区集结，并在红五军团协同下，反击由黎川地区向南推进之敌。
一月二十五日，红五军团广大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抗击敌人的进攻。但是，由于防线太宽，兵力薄弱，樟村、横村当日即被敌人占领，红军退守寨头隘、邱家隘一线。二十六日又退守将军殿、勾桥地区。次日，红一、红九军团赶到建宁东北地区，并准备由邱家隘东南地区向敌人实施反击。这时，红三军团第四师亦奉命由沙县出发，向泰宁地区开进，协同红一军团等部阻击敌人，并归红一军团指挥。
二十八日，陈诚发现红一、红九军团等部已集结邱家隘东南地区，并得悉红三军团等部亦由沙县西移，有进攻黎川之企图，决定暂时放弃进攻建宁的原定计划，以第七十九师防守寨头隘、邱家隘等阵地，其余兵力向横村、樟村、西城桥地区集结，准备由樟村西向南丰，构成樟、南间横的封锁线，巩固其后方，尔后待东路军西进至闽赣边界地区时，“再用交互前进法，向建宁进展”。 [33] 二月三日，蒋介石批准陈诚的作战方案，并令东路军第十纵队向南平集中，尔后“向沙县、泰宁推进”。 [34]
坪寮战斗 二月一日，红一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向敌实施反击的命令，向坪寮之敌发动进攻。坪寮，位于寨头隘东北约五华里处，地形高而险。在这里，敌已构筑了坚固的堡垒阵地，并以第七十九师主力坚守。是日拂晓，红一军团以一部兵力钳制寨头隘之敌，主力由溪口、朱潭地区出发，向坪寮之敌发动猛烈进攻。激战至十四时，红军攻入敌阵，歼守敌第七十九师第四七〇团大部。但是，由于援敌第六师一个旅进至岩前，第九十四师一个团和第七十九师补充团进至李岭下，对红军进行钳击，红军遂主动撤出战斗。二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乘雷雨交加之际，再次向坪寮之敌发动猛攻，激战至十一时，攻占了敌人的多处据点。雨过天晴后，敌向红军实施猛烈反扑，红军遭受较大伤亡，被迫放弃占领的阵地，仍退至溪口、朱潭、大岭、上坪一带，集结待机。
鸡公山战斗 坪寮战斗后，国民党军进一步巩固了占领区。二月九日，按照既定计划，由樟村、横村地区向南丰筑垒推进。其部署是：以第十一师向宜古坳、坪上圩之间地区推进；第九十四师向西城桥、坪上圩之间地区推进；第十四师主力向西城桥推进，并以一个团经孔岩，向河桥前进，钳制红军，掩护其主力前进；第六十七师为预备队，控置于梅源附近地区。为阻止敌人前进，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在苏家洲、窑下和芦坑、五通桥以及樟坊、增坊构筑三道防御阵地，分别以一个团防守，主力集结于五通桥地区，准备突击敌人。
九日九时许，国民党军开始对红军第一线阵地实施猛烈的攻击。不久，红军第一线阵地被敌摧毁，坚守阵地的部队被迫退守第二线阵地的鸡公山。鸡公山位于西城桥以西地区，是扼制西城桥的要点。是日十二时，国民党军以第十四师为左翼，第九十四师为右翼，同时向鸡公山发动猛攻。坚守阵地的红三师第七团同敌人展开顽强的拚搏，特别是该团第一营营长岳忠山，当敌人迫近阵地时，他以手榴弹杀伤敌三十余名，接着，跃出阵地，用马刀砍死敌人十余名。全营指战员在他的率领下，多次同敌人肉搏，接连打退敌人数次冲锋。但是，红军由于兵力薄弱，弹药用尽，战至十九时许，岳忠山等指战员英勇牺牲，鸡公山阵地被敌第九十四师占领。
三甲嶂战斗 在鸡公山战斗期间，红一军团首长为支援红九军团，命第一师第一团为先头，由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符竹庭率领，于九日傍晚，冒着绵绵细雨，踏着泥泞道路，向鸡公山地区疾进，是日夜先敌占领了三甲嶂（今三家帐）。广大指战员不顾疲劳和满身的泥水，连夜构筑工事，掩护军团主力开进。
三甲嶂是一座土石山，高约五百米。山虽然不大，但地势比较险要，易守难攻。
十日拂晓，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师开始向三甲嶂阵地进行猛攻。红一团广大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接连打退敌人数次攻击。十四时许，敌第九十四师在第六十七、第十四师等部的增援下，再次向红军发起攻击。红一团广大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坚守主阵地的第二营，在营长陈正湘率领下，顽强战斗，英勇杀敌。四连战士梁署科在全班只剩他一人的情况下，仍毫不动摇，坚守阵地，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二班长杨初根，在子弹打光后，带领全班战士用石头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全营打得只剩一百多人，但阵地仍岿然未动。是日傍晚，红一军团主力赶到后，红一团协同主力，将敌第九十四师等部全部击溃。为表彰红一团的顽强战斗精神，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为《红星》报撰写了一篇题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起来》的社论，提倡学习红一团敢打敢拚的战斗精神。
三甲嶂战斗后，红一军团并指挥红三军团第四师，从二月十五日起，又进行了凤翔峰、乾昌桥、司令岩等战斗，其中主要的是凤翔峰战斗。
凤翔峰战斗 凤翔峰，耸峙于宜古坳、乾昌桥以西，扼制国民党军由樟村向南丰筑垒推进的去路。
中革军委为阻止敌军推进，命令红一军团由三甲嶂地区兼程西进，先敌占领凤翔峰，求歼推进之敌。红一军团首长按照军委的指示，确定部署是：以第二师第六团坚守凤翔峰制高点，主力隐蔽集结于凤翔峰西南面待机；第一师主力位于凤翔峰东南面隐蔽集结，待第二师发起突击时，由右翼突击敌人，切断其向乾昌桥之退路，并消灭之；第四师控置于凤翔峰东南地区，集结待命。
十五日，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主力进至宜古坳地区后，发现红军已进占凤翔峰高地，即于是日九时半，在第六十七师一部的配合下向凤翔峰阵地发起猛攻。红二师第六团等部沉着应战，歼敌第四七〇团第一营，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与此同时，红四师在凤翔峰东南地区击溃由封家湾增援之敌一个多团的进攻，保障了第六团等部的作战。敌人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后，接着又以第七十九、第六十七、第八师等部，向红军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红军奋起抗击，激战至十九时半，由于伤亡较大，并发现敌人约六个团分三路向侧后迂回，遂主动撤出战斗，转移至沙洲、丹阳、康都地区。
在此期间，红三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将沙县城交由红七军团防守，主力西进，配合红一军团等部在建宁以北地区作战。二月二十五日，红三军团主力到达江西南丰以南的石嘴地区，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这时第四师归还红三军团建制。
蒋介石鉴于北路军第三路军已完成樟树至南丰的封锁线，第六路军占领了沙溪；东路军第十纵队占领了沙县城，即命东路军、北路军分别占领将乐、泰宁和南丰以南地区，尔后协力“进剿”广昌、建宁，“会师赣南”。
三溪圩、三坑战斗 三月一日，陈诚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以第四十六、第五十三师和地方保安团担任宜黄、南丰、黎川、光泽、南城等县的守备任务，第五、第四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七师和第五纵队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四、第九十八师，进占根竹、古城冈、荷田冈、双田圩一带，构筑沧浪、杨林渡间碉堡，向南丰以南地区筑垒推进，并限八日占领枫林圩、京溪山、三溪圩、三坑，并控制三仙殿、三四一九高地、石鼓山、五都寨、东华山一带高地，构筑堡垒，准备在该地区同红军进行决战；第三纵队第七十九师占领泊港、杨林渡、乌牛寨，协同第五纵队的行动；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进占党口地区，保障第五纵队侧后安全；第九十六师开进龙安寨，第八师一部进驻南丰，集结待命。
在各路国民党军筑垒推进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仍命令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及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由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统一指挥，向进占三溪圩、三坑地区之敌进行反击，企图阻止敌人南进。十日，彭德怀、杨尚昆决定：“以深远迂回三溪圩敌侧背而歼灭三溪圩、三坑地域敌人”。部署是：以第九军团、第五军团第十三师为右翼队，担任攻占敌东华山阵地的任务，并以一部兵力占领三六七五高地以北高地及灵凤山、福善山，钳制石鼓山、杨林渡之敌，把敌人主力吸引于正面，以便第三军团突击；第三军团为中央队，担任攻占敌五都寨阵地任务，并突击该阵地东南敌之有生力量；第一军团为左翼队，占领石岭、尖岭及三六八八高地，截击由西而东增援之敌，并协同中央队攻占五都寨；特科队和迫击炮连在塔岭附近占领阵地，掩护中央队攻击。
十一日拂晓，中央红军主力向敌五都寨、东华山阵地发起攻击。广大指战员不顾连日来急行军的疲劳和狂风暴雨的袭击，与敌展开激战。战至十七时，红三军团击溃敌第九十四师，歼其第五六一团大部，占领了五都寨等阵地，并协同红一、红九军团攻占了东华山。接着，又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向敌纵深之石鼓岭、立壁岭、三坑等阵地发起多次攻击，均未奏效。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应有舍心”， [35] 主动撤出战斗，以保存实力待机破敌。但是，中革军委却“把敌人看的太笨”， [36] 仍命红军坚守占领区，准备向敌人发动新的进攻。
十三日，国民党军集中十个师的兵力，开始向中央红军实施全线反扑，企图将红军全歼于三溪圩、三坑地区。当日下午，国民党军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向东华山、五都寨等处阵地实施猛烈攻击。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抗击，多次打退敌人的攻击。但是，由于连日恶战，红军伤亡已达二千二百六十七人，被迫于十四日撤出战斗，逐步退至罗里石一带休整。至十七日，国民党军先后占领了白舍圩、甘坊、宝石等地，开始构筑堡垒封锁线，准备向广昌推进。
新桥、太阳嶂战斗 在国民党北路军向南丰以南地区进攻的同时，其东路军也加快了“围剿”中央苏区的步伐。其第十纵队从三月七日进占将乐县城后，十五日又乘红军主力在南丰以南地区作战之际，兼程向泰宁推进。中革军委对敌军的这一行动却无动于衷，仍命令红一、红三军团等部在甘坊、朱坊地区寻战。十七日，当敌占领马岭，逼近泰宁城时，才仓促决定：红一、红三军团等部迅速东移，向敌第十纵队实施反击。十八日，红一、红三军团等部，从洽村等地兼程东进。当红军进至建宁地区时，敌已于十九日攻占泰宁城。红军第三十四师被迫撤退至大田市等地。敌东路军第十纵队占领泰宁后，即以第八十八师守备泰宁城，第四、第八十九师向北推进，与由德胜关向南推进的北路军第三纵队采取南北对进的策略，向新桥、太阳嶂等红军阵地发动进攻，企图首先完成泰宁至德胜关间封锁线，尔后进攻建宁。
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为阻止敌军的推进，于二十日二十三时许，由大田市出发，经新福庵、罗米岭，于二十一日十五时到达新桥，并以第三十八团前出至盐隘、无廖、大湾一线，构筑工事，阻止敌第三纵队由德胜关南进。随后，红一、红三军团亦进至新桥、太阳嶂地区，准备向该地区之敌实施突击。
二十三日，国民党军第三纵队由德胜关出发，向盐隘、无廖等地发起攻击。红军第三十八团奋起抗击。但是，多于红军六七倍之敌，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先后占领盐隘、无廖阵地，第三十八团陆续退守大湾、新桥一带。
二十四日，国民党军第十纵队第四师四个团进至新桥地区，二十五日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十三师主力协同红一军团奋起反击。经激战，将敌击溃，并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八百余人，俘敌一百七十余人，缴获各种枪二百余支、子弹八十余万发、手榴弹四百余枚，以及大量其他军用品。红军伤亡七百余人。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第二营和师侦察队，依托太阳嶂阵地，击溃敌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五旅三个团的进攻，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俘敌副团长以下官兵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支、迫击炮四门、轻重机枪二十挺、子弹十万余发。二十五日上午，红三军团在磜头村召开祝捷大会，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亲自将“铁的红五连”锦旗，授予第十二团第五连，以表彰其在这次战斗中的功绩。
新桥、太阳嶂战斗后，国民党军又于二十九、三十日两次向红军发动更加猛烈的反扑，先后占领新桥、太阳嶂等阵地，红军被迫撤退至建宁以北地区，隐蔽待机。至此，从泰宁至德胜关一线阵地全部被敌人占领，红军在东线亦陷入被动。
二、国民党军向广昌、建宁发动进攻，红军实行保卫战
蒋介石在南丰、泰宁地区作战得手后，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初按照既定的“会师赣南”计划，命令北路军、东路军协力“进剿”广昌、建宁；南路军攻取筠门岭，向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的行动；空军第三队进驻南城，就近支援广昌、建宁地区的作战。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由陈诚统一指挥，计划先取广昌，尔后协同东路军攻取建宁。陈诚按照蒋、顾的命令，决定分三期向广昌筑垒推进。第一期占领甘竹市附近地区，第二期占领长生桥、饶家堡、高洲塅一带，第三期攻占广昌及其附近地区。其部署是：以第五纵队五个师为河西纵队，担任主攻，由罗卓英指挥；第三、第八纵队和第九十七师共五个师为河东纵队，担任助攻，由周浑元指挥。两纵队进攻正面约五公里，采取梯次配置，夹盱江交替筑垒推进。第四十三师为预备队，随河西纵队跟进。第七十九、第九十八师工兵营随河东纵队跟进，准备随时在盱江架桥，保障两岸部队机动。陈诚亲率特务团、迫击炮营（欠一个连）、山炮营、别动队等部，随后跟进。
广昌，位于盱江西岸，是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保卫广昌，中革军委早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即命令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在该地区构筑工事，进行设防。十一月二十三日，又命令红九军团第十四师移至白舍圩地区，整顿和完成广昌工事第三阶段的任务，并令江西独立营移至广昌，构筑第四阶段的工事。十二月十三日，中革军委再次要求加强广昌地区的防御工事，准备在该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等情况，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从福建建宁地区迅速回师江西，会同新从龙同地区调来的第二十三师、原在广昌地区的红九军团共九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所谓“正规战争”，保卫广昌。同时，另组临时司令部，朱德兼司令员、博古兼政治委员；实际上由博古、李德决定一切，指挥一切。
四月十日六时，敌人开始向广昌实施第一期进攻。敌河东、河西两纵队分别从河东罗家堡和河西白舍圩、辽陂（即瑶陂）地区出发，沿盱江两岸向饶家堡、甘竹市地区推进。为阻止敌军进攻，中革军委以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坚守盱江东岸之大罗山、延福嶂（即连福峰）、白叶堡等阵地，抗击敌河东纵队；红九军团和第二十三师等部，坚守百子岭、刘家堡、将军渡等阵地，抗击敌河西纵队。
十一日，国民党军河东纵队第六师向白叶堡发起攻击。红三军团第五师广大指战员，在中共中央“武装保卫赤色广昌，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号召下，依托阵地，向敌人实施“短促突击”，接连打退敌人两次进攻，歼敌第三十三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官兵一百二十余人。
国民党军河东纵队前进受阻后，陈诚即改取以河东纵队在河东钳制中央红军主力，掩护其河西纵队推进。博古、李德无视敌情变化，仍令中央红军主力坚守阵地，与敌河东纵队对峙。四月十四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指出：“这种对峙距敌愈近愈能引起敌人的谨慎，而采取更短距离的堡垒推进，这就愈使我们失去无堡垒的较长距离的消灭敌人的机会，并反被敌人监视与钳制了，而失去秘密与迅速去消灭在其他方面采取跃进或急进的敌人的机会。这种对峙最疲劳兵力，消耗弹药和有生力量，有时却收不到什么好的结果。”并建议：红军主力应尽量避免与敌人长时间的对峙，而应采取运动防御，机动地消灭敌人。但是，博古、李德拒不采纳这一正确建议，致使战场局势日趋不利。敌河西纵队从十二日起，逐段突破红九军团等部的防御阵地，至十七日，先后占领了百子岭、刘家堡、将军渡、仙山嵊、咸水岩、甘竹市等，完成第一期进攻计划。
四月十九日，国民党军开始向广昌实施第二期进攻。敌河东纵队第七十九、第六师，在数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大罗山、延福嶂等红军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中革军委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会同坚守阵地的红三军团第六师为右翼队，继续坚守阵地，并从右翼向敌人进行反击；红三军团主力为中央队，向大罗山及其以北地区之敌反击；红一军团为左翼队，向大罗山以南六子岭、锅铁坑之敌反击。是日四时，红军各部队由石咀、千善、苦竹地区出发，兼程北进。十九时，红军左翼队第一军团向占领大罗山以南阵地之敌第六师发起猛烈的反击。激战一夜，予敌以大量杀伤，毙敌第三十六团团长李芳等人，恢复了大罗山以南阵地。次日拂晓，敌第六师在第七十九师和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红一军团猛烈反扑。由于红军其他部队尚未进到指定位置，红一军团陷入孤军奋战，经多次肉搏，阵地得而复失，被迫撤出战斗，退至饶家堡地区与红三军团会合。
大罗山战斗后，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继续推进。二十日十三时，其先头部队第二三五旅附补充团，进至饶家堡附近地区。红一、红三军团乘敌立足未稳之机，从三面围攻该敌。当敌第二三五旅处于危急之时，其后续部队第二三七旅、第九十七师赶到，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并力突破红军的包围，占领了饶家堡、前排等阵地，与红军对峙。是日二十时，彭德怀、杨尚昆亲率红三军团主力冒雨向该敌进行反击。红三军团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六次与敌争夺饶家堡阵地，终因缺乏火力，得而复失，被迫于次日拂晓撤出战斗，退守云际寨等阵地。二十一日十四时，敌后续部队第九十六师向云际寨阵地发起攻击。红三军团一部协同坚守阵地的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奋起反击，连续打退敌人两次进攻。次日拂晓，敌人改取迂回侧击战术，首先攻占红军官府岭、张家山等翼侧阵地，接着又向云际寨主阵地攻击。红军鉴于态势不利，主动放弃阵地，转移至杨家庙地区。敌人占领云际寨阵地后，继续向前推进，接连突破红军的防御，先后占领香炉峰、高洲塅一线阵地。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河西纵队为协同河东纵队进攻，以第十一师向长生桥阵地实施攻击；第九十八师向沙家陂、砖头岭实施攻击。敌人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连续突破红九军团等部的防御，至二十三日，先后占领长生桥、伞盖尖等阵地，逼近广昌，完成了第二期进攻计划。
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博古、李德等人仍企图以阵地防御和短促突击保卫广昌，阻止敌军前进。四月二十一日，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守备队“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突击部队应努力隐蔽接敌，“进行出于敌人意外的突然的攻击。”并强调：“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全力保卫广昌。”
但是，广昌不利于坚守。其附近地区大部系开阔地，便于大兵团运动作战；红军虽然构筑了许多“永久”工事，然而经不住敌军飞机和大炮的轰击。彭德怀“再三说广昌不能固守”，“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37] 但是，博古、李德仍然要坚守广昌，并于四月二十六日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坚守广昌的作战命令》，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守广昌。”并以红九军团第三师、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组成东方集团，由罗炳辉、蔡树藩统一指挥，在盱江东岸抗击敌河东纵队，掩护红军主力的行动；红一、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三师组成西方集团，由军委直接指挥，担任保卫广昌任务；红九军团第十四师和总部高射机枪连组成广昌支点地域守备队，坚守广昌，并规定“只有受命后才能撤退”。同时，将西方集团具体任务区分为：红三军团主力集结于广昌西北的新人坪地区，准备反击南进之敌；第六师第十八团会同第二十三师，坚守马脑、印南坑、摇篮寨、西华山等阵地，并准备协同红三军团主力反击南进之敌；红一军团集结于广昌以西的蕉坑、上西之地区，阻止敌人沿盱江南进，并协同红三军团向西北方向反击。
四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军集中十个师的兵力，开始会攻广昌。其部署是：以第五纵队五个师，加强山炮一个连，迫击炮二个连，为右纵队，担任主攻任务，由伞盖尖、长生桥之线出动，同时向巴掌形、摇篮寨、西华山、清水塘、莲花山等阵地展开攻击；以第八纵队三个师，加强山炮一个连，迫击炮一个连，为左纵队，担任助攻任务，由高洲塅之线出动，攻击乌溪、藕塘下、桃牌洲一线阵地；第三纵队二个师为总预备队，控置于长生桥、樟树下、苦竹坑一带。是日拂晓，敌右纵队第十一师，在飞机的支援下，以猛烈的火力，向巴掌形阵地实施攻击。红三军团主力冒着敌人的炮火，依托阵地，向敌人进行反击。经约四小时激战，连续打退敌人十多次冲锋，并予敌以杀伤后，于十时左右南撤至西华山，巴掌形阵地即被敌人占领。十一时，敌第九十八师向西华山阵地进行猛烈攻击，红三军团主力与敌展开了激战。战至是日傍晚，多次打退敌人的冲锋，牢牢地控制着西华山阵地。在此期间，红三军团第四师会同红一军团，向进占清水塘阵地之敌第六十七师进行反击，歼敌一部，恢复了部分阵地。随后，该敌在第七十九师和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再次向红军进行反扑。红军主动撤出战斗，向进攻莲花山阵地之敌第十四师发起反击，予敌以较大杀伤。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河东纵队接连突破红九军团等部的防御，先后占领了桃牌洲、藕塘下一带阵地，并与河西纵队取得联系，准备二十八日向红军进行全线攻击。
这时，广昌已处于敌人的东、北、西三面包围之中，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转移至头陂、白水镇地区集结待命。二十八日，红军退出广昌。至此，广昌保卫战结束。
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中央红军毙伤俘敌共二千六百二十六人，自身却伤亡五千零九十三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红三军团伤亡二千七百零五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第六师政治部主任曹其灿牺牲。这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它给红军尔后的作战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对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和部队的重大伤亡，红军广大指战员强烈不满。彭德怀在广昌战役结束时，当面批评李德的瞎指挥。他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他还气愤地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38] 在后方的毛泽东也对广昌保卫战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曾经支持“左”倾错误主张的一些同志，也公开批评广昌保卫战“同敌人死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 [39] 开始认识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
三、国民党军转兵东进。红军在建宁地区的作战
国民党军攻占广昌后，开始部署东路军和北路军会攻建宁。
中革军委为保卫建宁，命令红一、红九军团由尖锋、白水镇地区出发东进，会同在建宁地区的红五军团（欠第十三师）、红七军团，组成东方集团，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阻止敌第八、第十纵队向建宁推进；红三军团和第十三、第二十三师及独立第四团，组成中央集团，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在新安、头陂、郎君桥、巴口桥等地区活动，钳制敌北路军第五、第三纵队，阻止其向广昌以南前进，并掩护东方集团的行动。从四月三十日起，红一、红九军团先后东进，至五月四日，陆续到达建宁地区。红一军团首长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广昌保卫战的教训，于四日给中革军委写信，提出《关于作战问题的建议》。信中说：根据敌人的行动计划，“判断敌每次前进通常至少要走十五里至二十五里，甚至三十里，在这种距离内完全容许我们进行运动战。”“我们仍然有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充分机会。”我军主力“宁可多走点路，宁可万一扑空，只要时间上赶得上则应当去赶那个机会”；并说：“我主力兵团可以取得胜利的仗不应放过，对于得不偿失的仗，对于胜利条件不大足的仗，则不应以主力进入战斗。”应切忌“过去那样以主力逼近敌人，与敌对峙”的方法，消耗兵力和弹药，陷于被动。信中还说：“地形条件对于作战有很大的决定意义，战胜敌人时的兵力对比的少不成为重要因素，在山地战为尤然。如地形条件适宜和战术运用巧妙等，是能少胜众的，至少能消灭敌之一部。”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建议。但是，博古、李德却拒绝采纳这一建议。他们在复信中说：“人们不能迷信地形，在任何战斗中谁也无法事先确认一定能取得胜利。” [40] 仍命东方集团继续采用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法，同敌人拚消耗。
十二日，国民党军第八纵队突破红五军团第十五师的防御，攻占了安寅一带阵地。这时，敌第十三师奉命开进该地区，加强了进攻力量。第十纵队突破红五军团主力的防御，于十四日占领距建宁城五公里的武镇岭阵地。这时，东方集团首长以红七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五师第四十三团，坚守建宁城；红一、红九军团和第十五师第四十五团，依托马元桥、同元桥一带阵地，抗击敌第八纵队南进；红五军团主力坚守建宁城以东阵地，从正面阻止敌第十纵队西进。十五日，敌第八纵队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突破红一、红九军团的防御，逼近建宁城。十六日，敌第八、第十纵队共八个师，开始会攻建宁城。红军广大指战员依托阵地，进行反击，经四小时激战，打退敌人数次冲锋，予敌以较大杀伤，但自身亦付出较大代价，遂于十时左右主动放弃建宁城，向宁化地区转移。
在此期间，国民党第六路军共五个师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底在永丰地区集中后，即向沙溪、龙冈方向推进，以策应第三路军的行动。至五月一日，先后占领沙溪、藤田和龙冈。南路军一部占领筠门岭等地。
至此，中央苏区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均被敌人占领。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
第五节 国民党军向苏区中心区进攻，红军实行全线抵御。红军第八军团的成立
一、国民党军向苏区中心区进攻，红军实行六路分兵抵御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建宁等地后，蒋介石为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发动全面“围剿”，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一面命令各部队加紧筑垒、修路，巩固占领区；一面重新调整部署：以北路军第八纵队六个师由泰和向兴国方向推进；第六路军第七纵队四个师由龙同向古龙同方向推进；第三路军第五纵队四个师首先进占头陂等地，尔后集中第三、第五纵队和东路军第十纵队共九个师，向宁都、白水镇、驿前、小松市、石城方向推进；东路军第二路军六个师由朋口、连城向汀州方向推进；南路军三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雩都方向推进；另以三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七月上旬，上述各路军完成筑垒、修路等任务后，即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实施全面进攻。
这时，经过近十个月的战争，苏区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部队供应和人民生活已十分困难。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 [41] 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虽然有所考虑，曾请示过共产国际，但仍然继续采取单纯防御战略，同敌军拚消耗，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及一切地方武装，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企图以此制止敌人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部署是：一、以红三军团第六师和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团、赣江独立团（即江西第四团），抗击向兴国推进之敌；二、以第二十三师及江西地方武装抗击向古龙冈推进之敌；三、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抗击由头陂向宁都推进之敌；四、以红三军团（欠第六师）、红五军团（欠第十三师）抗击向石城推进之敌；五、以红一、红九军团和第二十四师抗击向汀州推进之敌；六、以第二十二师抗击向会昌、雩都推进之敌。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指导下，红军开始了更加艰苦的全线防御作战。其中主要的是：
（一）宁都方向防御战 七月三日，国民党北路军第三路军采取二公里半一推，五公里一进的办法，开始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发起进攻。是日拂晓，敌第十四、第九十四师先后向五陵山、头陂进行炮击，接着，发动进攻。坚守该阵地的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第一〇一团，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稍事抵抗，即撤至五龙山和大寨脑地区，继续抗击。五陵山、头陂等阵地被敌人占领。这时，国民党东路军第十纵队第四、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从建宁到达广昌地区集结，协同第三路军作战。
九日，陈诚按照原定计划，以第五纵队第九十四师担任头陂守备任务，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师由头陂地区向东推进；第十纵队三个师由广昌地区出发，沿新陂、巴口桥，向南推进，与第五纵队主力会攻白水镇。是日，敌在炮火的掩护下，接连突破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的防御，先后占领了新安镇、白水镇，红军退守中司一带。
十四日，国民党军第十纵队向大寨脑推进，二十日进至曾岗岭、天子峰一带。二十二日拂晓，第四、第八十九师，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向大寨脑、鸭子岭阵地进行猛攻。红三十四、红十五师奋起抗击。战至十二时，由于火力不足，被迫向驿前方向撤退。随后，红十五师奉命东进，至八月七日到达福建连城东北之洪田地区，归还红一军团建制。国民党军占大寨脑后，就地转入构筑堡垒，巩固占领区，暂时停止向前推进。
（二）驿前、石城方向防御战 八月初，国民党军第三、第五、第十纵队共九个师，开始向石城发动进攻，计划第一期攻占驿前，第二期攻占小松布，第三期攻占石城。这是其进攻的主要方向。其部署是：以第十纵队汤恩伯部第四、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为左纵队；第三纵队樊嵩甫部第七十九师和第六十七、第八师（该师后奉调守备建宁），并指挥第十一师为右纵队。两纵队夹广昌至石城大道，交替掩护，逐步向南推进。第六、第十四、第九十四师，随后跟进，担任占领区的守备任务。
高虎脑战斗 为保卫石城，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奉命在高虎脑、半桥、万年亭到驿前约十五公里纵深内，构筑了五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阵地编成是：以画眉寨、良田以北高地及高脚岭、赖禾岭（当地称赖禾嵊）为警戒地带，高虎脑、半桥西北高地、鹅形、香炉寨为主要防御地带。兵力部署是：以红三军团第五师坚守高虎脑及半桥北端阵地，阻止敌人推进，师指挥所在曾家排；第四师位于第五师的右翼，配置在老寨、保护山（当地称宝峰山）、蜡烛形一带，突击进攻高虎脑之敌，师指挥所在麻坑；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驻守画眉寨、良田以北高地、高脚岭、赖禾岭等警戒阵地，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并吸引敌人向红三军团主力突击地域高虎脑、半桥北端阵地前进，师指挥所在高脚岭附近。为坚守高虎脑、半桥北端一带主阵地，广大指战员不顾疲劳，昼夜突击加固高虎脑、半桥北端及其西北端鹅形、香炉寨等主阵地，并在阵地前构筑了副防御设施，埋设了部分土制地雷，决心同敌人血战到底。
八月五日拂晓，国民党军左纵队第四师向红军警戒阵地发起攻击。红军第三十四师一部且战且退，吸引敌人追击前进。但是，当敌人占领画眉寨、中沙排阵地后，却暂时停止前进，开始筑垒，并掩护其右纵队第六十七师向高脚岭等阵地发起攻击。红三十四师第一〇一团冒着敌人的强大火力，顽强抗击。经三小时激战，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冲锋后，主动撤出战斗，退守来往亭阵地，与敌对峙。不久，来往亭阵地亦被敌人占领，高虎脑、半桥北端高地等主阵地受到敌人的直接威胁。红三军团主力按原定部署迅速进入高虎脑、半桥北端阵地，准备抗击敌人进攻。
六日拂晓，国民党军左纵队第四、第八十九师开始向红军高虎脑等阵地发动攻击。敌先以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接着又用数十门大炮进行猛烈射击，尔后以密集队形，连续向红军阵地进行猛攻。霎时间，阵地上浓烟滚滚，炮声隆隆，断木碎石像暴雨般倾泻而下。但是，坚守阵地的红五师第十三团，在团长黄珍、政委苏振华指挥下，冒着敌人的炽盛炮火，沉着应战，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冲锋。第十四团在团长姚喆、政委谢振华指挥下，密切协同第十三团，由右翼向北突击敌人，保障高虎脑阵地的翼侧安全。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在红五、红四师的坚决抗击下，进攻失败，部队“伤亡甚重”， [42] 后在第八十八师的掩护下，撤出战斗。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沿着赖禾岭山岭缓慢地向红军鹅形阵地推进，每一跃进只几十米，尔后再向前推进。当第八十九师攻击失利后，第七十九师即停止前进，并于是日傍晚龟缩赖禾岭以南阵地据守。
彭德怀、杨尚昆判断敌左纵队进攻受阻，将会调整部署，再行反扑。遂以红三军团第四师一个团，加强一个侦察连，控制高虎脑东南至中沙之线，掩护高虎脑侧背，主力隐蔽集结于刘家坑，准备协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突击进攻香炉寨之敌；第五师第十五团分守高虎脑、半桥北端高地及其西端鹅形三个支点，主力隐蔽集结褚水坑地区，准备向司岭排方向突击进攻之敌。
果然不出所料。七日八时，国民党军以右纵队一部兵力由赖禾岭、高脚岭地区向红军半桥西端运动，以钳制红军，掩护其主力行动；主力向鹅形阵地进行猛攻。红军依托阵地，进行反击。战至十三时，枪弹用尽，被迫撤出战斗，鹅形阵地即被敌人占领。这时，敌左纵队第八十八师乘机攻占中沙以南阵地，高虎脑、半桥北端阵地陷于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杨尚昆命令红三军团撤出阵地，退守万年亭，第三十四师坚守香炉寨，掩护红三军团撤退。敌人占领高虎脑、半桥北端高地后，于十三日又向香炉寨攻击，红三十四师主动撤退至万年亭地区，香炉寨亦被敌人占领。
高虎脑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恶的一仗。敌人投入六个师的兵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各种炮弹约二千发（包括飞机投弹三百多枚），手榴弹五千余枚。经过三天激战，虽然夺占了高虎脑以北红军阵地，但却使其第八十九师丧失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敌自称这是“进剿”以来“未有之牺牲”。 [43] 由于实行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红军也受到不少损失，部队伤亡一千六百余人，其中包括团以下干部三百四十二人。然而，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是可歌可泣的。战后，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写了《高虎脑战斗》之歌，热情歌颂这种革命精神。
万年亭战斗 八月十四日，国民党北路军第三路军开始向红军万年亭阵地发起进攻。其部署是：以第六十七师为中央纵队，担任主攻；第八十八、第七十九师等部为左、右纵队，担任助攻。是日拂晓，敌先以飞机、大炮向红军万年亭阵地进行猛烈轰击，掩护其步兵实施冲锋。坚守阵地的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第三营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抗击，先后打退敌人两次进攻，共击溃其三个团。敌人进攻受挫后，以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改向翼侧第二营阵地攻击。第二营指战员沉着应战，接连打退敌人四次冲击，阵地岿然不动。敌人进攻失利后，一面以猛烈的炮火压制第二营阵地，一面集中兵力向第三营主阵地左侧猛攻，情况危急。师长李天佑立即命令第二梯队第十五团和第十四团各以一部兵力由万年亭阵地西北向敌侧后进行反击，再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稳住了阵地。十六时，敌人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撤至半桥地带据守。至此，万年亭战斗结束。
万年亭战斗，红军再次予敌以重创。后来，陈诚在总结这次战斗时称：两团部队陷入火网之中，“在鹿砦外者，被侧射而死伤过半，在鹿砦之内者，无一生存。” [44] 敌受此打击后，即暂时停止进攻，转入筑路和休整，并调集重炮，准备新的进攻。这次战斗，红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部队也遭受很大伤亡，第五师政治委员陈阿金、红三军团卫生部长何复生牺牲。
驿前战斗 万年亭战斗后，红三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在驿前至万年亭一线构筑三道防御地带，继续采取节节抵御的阵地战，抗击敌人新的进攻。为加强驿前以北地区的防御力量，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奉命接替第三十四师防务，属彭德怀、杨尚昆指挥。部署是：以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坚守蜡烛形阵地及其左右支点，第十二团坚守保护山阵地及三百高地以右，第十一团为突击队，集结下庄附近；红五师第十三团坚守三百高地至万年亭大路以左，第十四团坚守万年亭至龙坑西北支点大岭格，第十五团为突击队，集结沙洲附近；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以第三十九团坚守铁掉山以北至刘桂峰以东阵地，第三十八团坚守刘桂峰阵地，第三十七团为突击队，集结铁掉山附近。
国民党军北路军第三路军为突破红军驿前地区的防御，集中七个师的兵力，二十多架飞机和近一百门火炮，于八月二十八日拂晓向红军发起全线攻击。红军广大指战员抱定“为保卫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坚强决心，同敌人展开激战，特别是蜡烛形、保护山的战斗，尤为激烈。蜡烛形阵地左翼的红十团第三营，在营长张震指挥下，奋起抗击，用手榴弹、刺刀杀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战至中午，敌以二个团的兵力再次发起冲锋。第三营第七、第八连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实施反冲锋，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拚杀。手榴弹、子弹打光了，就同敌人进行肉搏，一直血战至下午，守住了阵地。但部队伤亡过半，第八连仅剩二十余人。与此同时，敌第十一师向保护山阵地实施猛攻。坚守阵地的红十二团顽强抗击。由于敌人火力炽盛，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全军团闻名的“以少胜众、顽强防御模范连”第五连，大部壮烈牺牲，红十二团被迫撤出战斗。保护山阵地被敌人占领后，蜡烛形阵地亦陷于孤立，红十团遂奉命撤出阵地，向第二防御地带转移。敌占领蜡烛形阵地后，即以第十一师协同其右翼队第七十九师，向万年亭阵地实施猛攻。坚守阵地的红十三、红十四团，奉命主动放弃阵地，退守黄土门、其形、金鸡寨等第二防御地带。敌人占领红军第一防御地带后，即以第八十八、第六十七、第七十九师，乘红军撤退之机，发起追击。不久，红军第二防御地带亦被敌人占领，红三军团被迫退守驿前及其北端的第三防御地带，与敌形成对峙。
在此期间，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以一团兵力占领刘桂峰、木斜、南脑等侧面阵地，取运动防御态势，与敌保持接触；师部率一个团集结于中罗附近，以一个团坚守西华山至平公寨之线阵地，阻止敌人推进。二十九日，敌以第六十七、第七十九、第十四师和第六师第十八旅等部，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向红军第十三师阵地发起攻击。红军顽强抗击，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但是，由于红军阵地不坚固，缺乏火力，部队伤亡近三百人，遂于当晚撤出战斗，经赖家地、雷公坑、马泥坑、中罗，转移到瑶坊地区。并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于三十一日西进高兴圩地区，阻止敌第八纵队推进，保卫兴国。
国民党军占领驿前以北阵地后，继续向前推进。三十日，第五纵队并指挥第六师第十八旅，乘夜暗将部队预先运动到红军驿前阵地前沿前三百至四百米处隐蔽集结。次日拂晓，利用其火力突击效果，突然向红军发起攻击，首先攻占红三军团第五、第四师防守的宝峰山一带阵地。接着，以一部兵力和火力钳制和压制红军两翼部队，主力沿广昌至驿前大道直进，至中午，占领驿前街。红四、红五师和前来增援的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等部，退守驿前以南的桐江、小松市一带。至此，驿前保卫战结束。
驿前保卫战，打得十分激烈。经过了三天搏斗，红军再次遭受很大伤亡，其中红三军团和第十五师就伤亡干部四百五十二人、战士一千九百余人，并消耗了大量弹药。实践再次证明：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单纯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术，是不能阻止敌军推进的，它“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45]
（三）汀州方向防御战 在国民党第三路军主力向驿前进攻的同时，东路军李延年第四纵队等部，由连城出发，向汀州推进，企图先占领汀州，尔后会同北路军、南路军总攻瑞金。红一军团主力、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按照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指示，在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温坊（今文坊）地区求歼该敌，以阻止其推进。
温坊战斗 温坊，位于福建连城以南白衣洋岭山麓，是李延年部等由朋口进占汀州的必经之地。朋口距温坊十公里，沿途系谷地，两侧高山连绵，温坊村落附近较平坦，但南北均系山地，可以隐蔽较大部队。八月二十六日，朱德得悉敌李延年纵队“定三十号集中朋口、碧〔璧〕州地域，准备向河田、汀州进攻”，即命红一军团（欠第十五师）会同第二十四师，“在朋口以西地域抗击李纵队，并以九军团为预备队”。红一军团首长遵照上述指示，决定以第二十四师伪装为地方部队，在猪鬃岭、肖坊、桥下一线迅速构筑工事，诱敌深入；红一、红九军团由安砂、宁化地区出发，秘密南进，至二十九日先后到达南山、大田屋和童坊地域，隐蔽集结。
八月三十日，国民党军李延年等部四个师集结于朋口、莒溪、璧州、洋坊尾一带，准备向汀州筑垒推进。其部署是：以第三十六师守备连城、朋口封锁线，集中第三、第九、第八十三师，经温坊、河田，攻占汀州。林彪、聂荣臻为诱歼该敌，命令红二十四师以一部兵力继续构筑工事，诱敌深入，主力会同红一军团第二师为突击队，分别隐蔽集结于八前亭、上莒溪之间和桥下、中屋村地区；红一军团第一师为右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上莒溪附近；红九军团为左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连屋冈、邓坊、肖坊之线；红一军团指挥部设置于温坊以西之松毛岭。三十一日前，各部队秘密进至指定集结位置，占领有利阵地，待机歼敌。
八月三十一日，李延年部第三师第八旅三个团，由朋口地区出发西进，至十三时许，进到温坊地区，并以二个团占领温坊及洋坊尾附近村落，一个团在曹坊至洋贝间地区，抢占要点，构筑堡垒，准备向汀州攻击。该敌孤军深入，远离其堡垒地区。林彪、聂荣臻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歼灭该敌。部署是：以第二十四师由集结地域出发，分经中隘嵊和王坑、中田之道，隐蔽迂回至洋坊尾、马古头之间，切断敌人的归路，并由西北向东南攻击敌之右翼。红九军团“以轻装出发，迅速经大坪坝、白菴子、吴家坊，向曹坊攻击前进”，保障第二十四师左翼安全，并协助该师进行突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由集结地域出发，向八前亭、王沙坑、洋贝攻击前进，切断曹坊、温坊之间敌人的联系，保障第二十四师右翼安全；军团主力由西、南两面向东、北方向突击进占温坊之敌。是日二十一时许，各部队以肃静、秘密、迅速的动作，将敌包围，并向其发起突然攻击。激战至翌日拂晓，将敌歼灭，仅红一军团就俘敌一千六百余人。
李延年部第三师第八旅被歼后，蒋鼎文受到很大震动，立即命令第九师并指挥第三师余部共八个团为主攻部队，第八十三师为预备队，由朋口向温坊进行反扑。九月三日八时，第九师先头部队第五十团进至温坊，其余部队抢占温坊两侧有利阵地，企图与红军决战。
林彪、聂荣臻根据敌军深入的情况，决定乘敌立足未稳，集中兵力歼灭敌第五十团。部署是，以红九军团切断敌向洋坊尾退路，并向马古头实施攻击。红一军团第一师切断敌温坊和洋坊尾之间联络，阻止和打击援敌；第二师和第二十四师担任主攻，分别从八前亭、马古头两个方向夹击温坊之敌。是日九时，红军各部队按计划发起攻击，广大指战员大胆插进敌人部队中间，猛打猛冲，红二师第四团第一营连续冲锋六次，占领八个山头和三座未修完的碉堡；第三营连续攻占敌人六个据点，成为连续冲锋的模范。激战至十六时，歼敌一部，战斗胜利结束。
温坊两次战斗，红军仅以七百人的伤亡代价，毙伤敌二千余人，俘敌二千四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一千八百支（挺）、迫击炮六门、各种子弹四十四万余发、迫击炮弹三百四十一发、手榴弹三千余枚、骡马五十匹、西药十一担，以及各种通讯器材等，给敌东路军以沉重的打击，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少有的胜利。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枪毙了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并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林彪、聂荣臻在报告中说：“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 [46] 但是，温坊战斗的局部胜利，已经改变不了红军的被动局面。
（四）兴国方向防御战 在国民党北路军主力向宁都、石城方向进攻时，第八纵队亦向兴国方向推进。红三军团第六师和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团等部，在陈毅、袁国平等指挥下，在沙村及其以北地区连续进行了十多次反击战斗，部队伤亡共达二千余人，未能阻止住敌军的推进，被迫退守万安、老营盘一线，沙村等阵地均被敌军占领。八月二十八日，敌第八纵队又向老营盘进攻，红军又受到一些损失，陈毅负伤。不久，老营盘被敌占领。在此期间，红二十二师在会昌以南地区进行防御作战，虽予粤军以打击，但未能阻止其向北推进。
至此，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以为“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二、红军第八军团的成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八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颁发《关于成立第二十一师的命令》，决定：以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团和由赣江独立团改编的第六十三团合编为第二十一师，任命周昆为师长，黄甦为政治委员，唐濬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全师共四千三百余人。九月八日，该师正式成立。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合编为红军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黄甦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二十一师政治委员，唐濬任参谋长兼第二十一师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红八军团司令部由第二十一师司令部代理。其任务是：以运动防御，阻止由龙冈向古龙冈方向推进之敌第六路军第七纵队的前进，为中央红军主力准备突围争取时间。此外，九月十五日还成立了教导师，张经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
九月上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占领驿前后，以第五、第十纵队筑垒修路，巩固占领地区；第三纵队继续向小松市筑垒推进，遂行其第二期进攻计划。第八纵队占领老营盘后，加速向兴国方向推进。第七纵队亦加快向古龙冈推进。东路军第四纵队在温坊地区受重创后，暂取守势，而南路军却继续向会昌地区逐步深入。十月六日，国民党军占领石城，并拟于十四日总攻瑞金、宁都。这时，国民党军的行动仍十分谨慎，不敢长驱直入。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对于石城之失惊慌失措，他们没有足够的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冒进的时机，对部队进行必要的动员教育，然后突破其包围圈，寻机作战；也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湖南，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而是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匆忙决定退出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在转移中，他们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红军又遭受严重的损失。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不久被敌人全部占领。中央红军和苏区人民苦战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
第六节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赣皖边。红军第十军团的成立
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编成和作战行动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苏区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同时规定红七军团的行动计划为：第一步，由瑞金出动，经连城以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州、南平之间的闽江地域，并在红九军团的配合下北渡闽江；第二步，渡过闽江后，经古田、庆元、遂昌向浙西前进，在有利的条件下，协同红十军消灭浙赣边地区的敌人；第三步，八月下旬，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维埃根据地。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派曾洪易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如联络长期中断时，则由中央代表与军团长、政委三人组织七军团的军委”，统一领导党政军工作。
七月初，红七军团由福建连城地区回到瑞金，进行短期的休整，部队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师，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并突击补充了二千多名新战士，全军团共计六千余人，一千二百余支枪和六门迫击炮。
红七军团出发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接见了军团的领导人，进一步明确了红七军团北上的任务，要求在一个半月内赶到皖南地区，发动、组织和武装该地区的群众，建立小块苏区，以推动该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强调指出：要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央还在印刷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赶印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及《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宣传材料，共一百六十万份，供红七军团北上沿途宣传和散发。
出师瑞金，进攻福州 七月六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县境，于七月下旬，进占闽中大田县城。随后进到尤溪地区。二十九日，红七军团一部攻占闽江南岸的尤溪口，缴获日本制造的炸药五百余箱及大批炮弹。三十日攻占尤溪口以东的樟湖坂，歼敌保安团二个连，俘一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一百余支（挺）。当日晚，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从樟湖坂偷渡闽江，迅速占领了闽江北岸要点黄田和谷口，并击溃该地区敌保安师的守备部队，俘获人枪近百，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计划。
部队渡过闽江后，按预定计划应经古田、庆元、遂昌北上浙西、皖南。但是中革军委却突然改变原定计划，命令红七军团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企图调动和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回援。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主力改向水口、福州方向前进，一部兵力继续北上。驻守水口之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四个营惧怕被歼，连夜逃去。八月一日红七军团主力进占水口，逼近福州；北上的部队占领古田城。是日，红七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正式向部队宣布：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并进行攻打福州的战斗动员。
红军突然逼近福州，使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其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匆忙从漳州飞抵福州，急令驻闽东宁德、福安、霞浦等地的第八十七师主力回防福州，并派兵至闽江上游堵截红军。同时，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由长江航运东进，经上海驰援福州。
八月二日，红七军团从水口绕道大湖向福州进发，七日进抵福州西北郊，当晚对福州发起攻击，以求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下攻占福州。但是，由于守敌预有准备，中共地下党组织力量太弱，未能起到预期的配合作用。加之红军缺乏攻坚装备，猛攻一昼夜，仅占领城郊部分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部队受到较大损失，遂撤出战斗，转移至北石岭、桃源地区。九日晚，敌第八十七师一个团尾追而来，突入红军警戒阵地。在这危急情况下，乐少华、粟裕亲率红七军团第二师将敌击退至降虎、茶亭、汤岭等地。接着，第二师由正面，第一、第三师由翼侧，再次向敌人发起攻击。激战至十日黄昏，与敌形成对峙。当敌援军逼近时，遂撤出战斗。
红七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攻打福州，虽给予敌人一定的打击，但也遭受很大损失，给尔后的北上行动带来很大困难。
进入闽北，挺进浙西 八月中旬，红七军团由桃源地区北上，进入闽东游击区，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协助下，安置了七八百名伤病员，并得到一些补充。为打通宁德、连江等游击区的联系，于八月十四日凌晨，一举攻克罗源县城，全歼保安第十一团第三营及县警备队共千余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支、轻机枪三挺，狠狠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闽东游击区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
十五日晚，红七军团依照北上浙西的原定计划，由罗源出发向北转移，在闽东独立团及游击队的积极配合下，于二十二日攻克福安县的穆阳镇，消灭敌新编第十师一个营，缴获大批资材，筹得现洋三万余元。二十三日，经寿宁西南的平溪，沿闽浙边境向闽北苏区转移。二十七日，翻过洞宫山进入浙江庆元县境。二十八日，攻克庆元县城。三十日，由庆元出发继续向闽北苏区挺进，在竹口附近与浙江省保安纵队第二、第四团各一部遭遇。红军立即抢占有利阵地将敌击溃，俘敌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一百余支、轻机枪十余挺、迫击炮三门。红七军团进入浙江首战告捷，声威大振。九月一日，红七军团由竹口出发，经龙泉县的小梅镇、查田，进抵八都。随后西进，翻越高山密林，进入福建浦城之党溪，三日到达闽北苏区。尾追红七军团之敌第四十九师慑于红军声威，遂停止在渔梁一带，未敢冒进闽北苏区。红七军团利用此一时机，在闽北苏区进行休整、补充。
九月四日，中革军委致电红七军团，对原定的第三步行动计划作了补充指示：第一，“继续彻底的破坏进攻我红十军及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第二，“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并要求在遂行上述两项中心任务时，“首先破坏龙泉、浦城，浦城、广丰，广丰、玉山间的汽车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等”；“其次破坏兰溪、衢县，玉山、江山间的铁道车站及车头、〔车〕箱等，并破坏玉山、常山，江山、常山间的公路”，同时，要求向主要行进道路两侧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有良好群众条件的地区可留下干部在当地工作。在此期间，红七军团领导人从实际出发，曾向中革军委建议，利用闽北苏区的有利条件，逐步向外发展，进而连接闽东，创造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九月七日，中革军委电复红七军团，不同意依托闽北苏区向外发展的建议，并要求立即执行四日电示。
九日，红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由浦城西北的古楼地区出发，沿闽浙赣边境北上，向浙西挺进。十二日，经浦城的五显殿穿过江山浦城公路，经浦城的王村，进入浙江江山县境。随之经二十八都、仙霞岭、石门，到周村、黄倚一带。十三日，出敌不意地袭占清湖镇，开展群众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没收土豪的粮食等财物，镇压国民党反动官员和恶霸。当地群众欢欣鼓舞，踊跃参加红军。
十四日，红七军团以部分兵力向江山城方向警戒，主力前往江山、衢县间，执行破路、炸桥任务，未果。十五日，浙江保安纵队第三团和第四、第六团各一部共七个连的兵力由江山向大陈推进，企图增援常山。红七军团当即以第五十六、第五十七团各二个营阻击该敌。激战至傍晚，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七团另一营从翼侧向敌阵地攻击，敌见势不利夺路退守江山县城。十六日，红七军团教导队、侦察连、工兵连等部伪装国民党军接近常山县城，乘敌不备突然向常山守敌发起猛攻，敌惊慌溃逃，红军趁势占领常山县城，俘敌数十名，缴获各种枪近六十支，和一批物资、现款。当敌浙江保安纵队第二团向常山城反扑时，红军主动撤离常山。
这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得悉红七军团在浙西开展活动，急命各县加强防守，并要求浙江保安纵队急驰遂安堵截，第四十九师加速追击，企图把红七军团消灭在浙西地区。红七军团为摆脱不利态势，决定北上皖赣边，寻机发展。十六日，红七军团渡过常山港后，进到芳村。
西进皖赣边 九月十八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暂定以遂安为中心，主力应迅速占领遂安城。尔后在浙皖边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并向歙县（即徽州）、屯溪地域发展。同时指出：要继续完成破坏铁路、公路的任务。
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七军团于十八日由芳村向遂安开进，二十日进至上方镇。这时，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和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分左、右两路尾追不舍。其左纵队第四十九师，于二十一日进至开化、马金镇等地，其右纵队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由衢县向上方镇逼近。此外从江西临川调来的补充第一旅进至上饶。敌声称：在三日内将红七军团全部消灭。红七军团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和寻求新的发展，决定：放弃袭取遂安和在遂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迅速摆脱敌人，改向皖赣边前进，并将在皖赣边发展的有利条件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二十二日，红七军团由上方镇地区出发，经横沿镇，次日到达遂安西南的鲁村。随后向安徽休宁县的程家墩以南之哨天龙前进。
九月二十四日，中革军委不顾实际情况，批评红七军团“在浙境放弃了一切作战行动而向皖省的逃避，这很明显的不仅是没有执行军委的命令，而且对于军委给予的任务和对自己力量不可容忍的无信心”。并命令“七军团应即转回至遂安西的地域，并消灭敌左纵队一团至二团的兵力”，“在遂安地域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逐步向浙皖边境发展。二十五日，国民党军左纵第四十九师和补充第一旅进至遂安西北地域，红七军团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的计划无法执行。三十日，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之婺源县以北的段莘地区，得悉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决定遵照原计划，暂在皖赣边活动。十月四日攻占查湾，消灭了当地的地主武装。部队在查湾休整三天后，在向西转移的路上，与中共皖赣边特委书记柳真吾和军区司令员周成龙等领导人相遇，随后在皖赣边红军的协同下攻占敌别动队和地方武装所盘踞的流口。九日，敌新编第七旅向流口逼近，第四十九师一部进至查湾附近。红七军团当即由流口向鸦桥方向转移，准备诱敌至鸦桥附近地区而消灭之。十四日，当敌军进入鸦桥地区时，红七军团即向敌发起攻击。但由于红军兵力分散，动作不一致，又未能控制制高点，致使敌反扑时，被迫撤出战斗。十五日，红七军团转移到东至县南部的黎痕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全军团已不足二千人，在中共皖赣边区特委协助下，补充新战士约五百人，并安置了伤病员。
十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逐步向闽浙赣苏区转移。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经浮梁、德兴间的山地，通过敌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十一月初，在葛源以北重溪等地，同红十军会合。
红十军是闽浙赣苏区的主力，是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一支重要力量。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同时，以五个师和四个保安团“围剿”红十军和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在苏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奋起抗击，并乘敌集中兵力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之机积极袭扰敌军后方，先后取得上饶罗桥、枫岭头和横峰姚盘山等战斗的胜利，歼敌二个多团，缴获大批冬装，有力地支援了红一方面军的行动。之后，红十军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以阵地防御战结合“短促突击”阻止敌人的推进，同优势的敌人拚消耗，受到很大损失；闽浙赣苏区也进一步缩小。红七军团的到达，增强了闽浙赣苏区的武装力量，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和慰问。红军在这里进行短时间休整。
二、红军第十军团的成立及其作战行动
红十军团成立，分路北上 红七军团同红十军会合后，闽浙皖赣地区的敌情日益严重。敌军第五十五师驻乐平，第五十七师驻贵溪，新编第七旅驻浮梁，独立第四十三旅和闽粤赣湘桂五省“剿共”预备军总部特务团驻婺源，第二十一师驻横峰，第十二师驻上饶，在一些地方团防武装配合下担任“驻剿”任务，蚕食、压缩闽浙赣苏区。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在浙赣边和浙皖边之玉山、开化、常山、遂安等地；安徽的第十五军之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师在皖赣边之歙县、屯溪、休宁、祁门等地，防堵红军北上；第四十九师、第七师之第二十一旅和补充第一旅等继续担任“追剿”任务。
十一月四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二十师政治委员；寻淮洲任第十九师师长，聂洪钧任政治委员，王如痴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后改任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同时规定红十军团的任务是：“十九师于整理后应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二十师则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并决定：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后改任红十军团参谋长）。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中共闽浙赣省委、省军区和红十军团统受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设立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直接领导与指挥。
红十军团编成后，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第二十师和由地方武装组成的第二十一师（胡天桃任师长），留在闽浙赣苏区坚持斗争；第十九师向东北出击。十一月十八日红十九师由苏区出发，经上饶的石人殿、白沙，进至玉山的叶家桥，迅速地突破敌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向浙皖赣边挺进。敌急调浙江保安纵队一个团由玉山“追剿”，令驻常山的浙江保安纵队的部队进行堵截。红十九师打退敌军的追堵后，于二十五日进驻上方镇，二十七日渡过新安江，二十九日在分水（今武盛）附近再次击溃追敌，经河村（即合村）进入安徽歙县境。后经绩溪县境，于十二月六日一举攻克旌德县城，接着向泾县、宣城间挺进。
在红十九师出动当天，中央军区致电红十军团，认为：“二十师留在苏〔区〕活动将受限制与不利，应全部立即从玉〔山〕常〔山〕间挺进铁道以北，集结主力坚决的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为了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决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五同志组织军政委员会，并以方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按照这一指示，方志敏、刘畴西等于十一月下旬，率领军团部和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由重溪出发，通过德兴、开化间的敌封锁线，经大畈、龙湾向皖南挺进。十二月十日，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同第十九师会合。
谭家桥战斗 红十军团主力会合后，敌“追剿”部队分数路向红军逼来，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团一个加强营已由歙县进至汤口附近；第四十九师正由婺源、休宁地区向北推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由北向太平推进。红十军团首长根据敌军态势，决心集中兵力消灭孤军突入汤口之敌补充第一旅。部署是：以第二十、第二十一师在乌泥关以北设伏，第十九师控制乌泥关以南高地，待机歼敌；皖赣地方武装钳制第四十九师、第二十一旅，配合军团主力的行动。
十四日上午，当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前卫第二团及旅直属队刚进入乌泥关红军设伏地区后，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突然向其实施猛烈攻击，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敌为挽回不利局面，集中兵力进行反扑。红军广大指战员奋勇抗击。但是，由于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缺乏坚守阵地的作战经验，加之第十九师增援不及，未能阻止住敌军的进攻，乌泥关以北及谭家桥东端一带有利阵地被敌抢占，红军陷于不利地位。为夺上述阵地，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冒着枪林弹雨，亲自率领部队，勇猛冲杀，夺回了乌泥关阵地。但部队遭受较大伤亡，寻淮洲身负重伤，不久牺牲。红十军团被迫撤出战斗，向北转移。
红十军团北移后，敌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及一些地方部队分三路进行追堵。为了摆脱敌人，红十军团经泾县、太平、青阳等县境，于十二月二十日进入皖南苏区之柯村地区。此时，皖南苏区已遭敌人严重摧残，不能立足，遂决定返回闽浙赣苏区。二十三日，红十军团由镗金街经兰渡转向北进。二十四日，进至休宁之兰田，随后向东急进。二十六日进至歙县之许村。此时，敌第四十九师由歙县追来，红十九师为掩护军团主力向西北转移，二十七日在歙县之汪满田附近与追敌激战半日。三十一日，红军进至谭家桥、汤口以南地区时，与敌补充第一旅之先头部队遭遇，将敌击溃。红十军团主力摆脱敌人后，向西转移。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又转向黟县，经官路下转而南下，二日进至祁门之凫峰、溪口一带地区。接着，继续南下，进至婺源之沱口附近，调头东进裔村。五日，红军在裔村至塔坑间与追敌再次遭遇。战后转向北进，当晚进至休宁之上溪口附近地区。红十军团为避开敌人的阻截，六日由上溪口转向东进，七日经休宁之山斗、璜源（今称璜川）急转南下，翻越几座高山，进入开化境内的西坑口，折转向北，八日经遂安之樟村，向闽浙赣苏区前进。十日，红十军团在开化之大龙山突破敌第二十一旅的阻拦，继续南进。十二日，分二路先后到达开化、婺源、德兴苏区东北边缘之杨林地区。
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旬以来，红十军团遵照中革军委和中央军区的指示，在皖浙赣边十余县转战近两个月，作战十余次，减员达三分之一以上，仍然难以立足，被迫回师闽浙赣苏区。
怀玉山战斗失利 红十军团到达杨林地区时，敌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及第二十一旅已追至东坑口、杨林、上庄、下庄、潘田等地，浙江保安纵队第五团抢占了王坂、徐家村一带有利阵地，对红军形成包围之势。
在这种形势下，方志敏、粟裕率领红十军团先头部队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进至靠近闽浙赣苏区的港头一带地区。十六日，他们商定先头部队立即突破敌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派人通知刘畴西、王如痴率军团主力同时行动。但是，刘畴西、王如痴顾虑部队疲劳，且又下起了大雪，要求就地休息一夜。方志敏鉴于主力部队仍在后面，决定自己留下来随军团主力行动，要粟裕与负伤的乐少华、刘英率先头部队先行转移。
当晚，粟裕等率先头部队乘夜暗顺利通过敌独立第四十三旅的陇首封锁线，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坪、小坪、黄石田地区，等待军团主力。
在红十军团先头部队突围期间，敌人加紧了对红十军团主力的封锁和包围。部署是：以第四十九师进至宗儒、暖水一线，构成西面的封锁线；以补充第一旅进至王山村、港头一线，构成北面的封锁线；以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位于白沙关、杨林、徐家村一线构成北面第二道封锁线；以第二十一旅在分水村、寨门一线构成东面的封锁线；独立第四十三旅坚守陇首一带，构成南面的封锁线。敌人完成了对红军的四面包围后，即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组成多路“搜剿”队纵横穿插于包围圈内，将红十军团主力分割成数段。红军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予敌以很大杀伤，但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只有少数人员突出重围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或皖南地区；多数人被围困在崇山峻岭之中，坚持斗争。时值严冬，雨雪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尝，多以草根充饥，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广大指战员坚持战斗，至一月下旬，大部壮烈牺牲。刘畴西、方志敏等先后在怀玉山东麓陇首村被捕。他们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方志敏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八月六日，方志敏、刘畴西在南昌英勇就义。
突围回到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指示，同红三十师一个团组成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于二月二十七日，由上饶灵山地区出发，向闽浙边地区转移，继续坚持斗争。
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十军团的失败，虽然客观上存在着敌强我弱的严重不利条件，但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指导。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形势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派遣红七军团北上，企图以几千人的行动来调动敌人，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上部署的变更”，这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同时，在作战指挥上，中革军委对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的行动限制太多，使其缺乏应有的机动权。然而，红军广大指战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转战闽、浙、皖、赣广大地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怕苦，不怕死，英勇无畏，坚持斗争，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为人们永世铭记。
第七节 红军第六军团配合红军第一方面军反“围剿”和西征
一、红军第六军团成立和配合红一方面军反“围剿”作战
一九三三年春，中革军委为实行湘赣和湘鄂赣两苏区红军的统一领导，决定将湘赣苏区红十七师（由红八军改编）和湘鄂赣苏区红十六师（由红十六军改编）、红十八师（由红十八军改编）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团。七月，红十八师（当时只编有第五十二团）南渡袁水到湘赣苏区，同红十七师会合。红十六师仍留在湘鄂赣苏区活动。红六军团成立时，实际上只辖第十七、第十八师，没有成立军团领导机关，暂由红十七师师长萧克、政治委员蔡会文统一指挥。
湘赣、湘鄂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战略翼侧。红六军团成立前这两个苏区的红军，在反“围剿”中，总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同时，自己也在反“围剿”中得到发展。湘赣苏区红军发展到一万三千余人，并建立了湘赣省和永新、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余县的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分配土地的斗争；湘鄂赣苏区红军发展到一万六千余人，并建立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创建了以小源为中心的万（载）宜（春）萍（乡）浏（阳）苏区，以幽居为中心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苏区，以黄沙港为中心的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苏区，以龙港为中心的鄂东南苏区和若干小块苏区。一九三三年春，在反对敌军第四次“围剿”中，两区红军分别取得莲花县九渡冲、棠市和宜丰县港口、万载县株木桥等战斗的胜利。
红六军团成立后，即奉命配合红一方面军反对国民党军即将开始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中革军委在作战纲领中要求红六军团首先在赣江以西打击“围剿”中央苏区之西路军，于九月底以前消灭其第一纵队第十五、第十六、第六十三师等部。与此同时，中共湘赣省委作出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紧急任务的决议：动员和武装群众，配合红军积极进攻，求得在短时期内，首先消灭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夺回莲花、宁冈、茶陵、攸县，恢复上（犹）崇（义）苏区，巩固与扩大湘赣苏区，使之与中央苏区和湘鄂赣苏区成为一片，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显然，这对红六军团来说，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红六军团为完成中革军委和中共湘赣省委赋予的作战任务，从八月上旬到十月上旬，先后深入到茶陵、莲花间，茶陵、攸县及茶陵、宁冈间地区，与数倍于己的敌军频繁作战，虽给敌军以一定的打击，但未能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
十一月初，国民党西路军为配合“围剿”军主力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大举进攻，对湘赣苏区和红军发动新的“围剿”。十一月八日晨，敌第十六师和第十五师之第四十五旅，在第六十三师和第十五师主力策应和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永新县境梅花山一带的红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坚守梅花山阵地的茶陵独立团等部队，顽强抗击，浴血奋战，牢牢守住阵地。后在红十七师的支援下，打退敌之进攻。午后，敌第十六师组织“敢死队”向五佛山红军阵地攻击。坚守阵地的红十七师第五十团一部，奋力抗击，英勇拚杀，将敌击退，并果敢地实施反击，在其他红军部队协同下，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此役，红军击溃敌军五个团，歼敌近千人。
十二月中旬，红六军团奉命护送湘赣苏区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万安县北部的花生渡东渡赣江，赴中央苏区开会。十四日，当红六军团主力到达潞田地区时，驻雩田圩之敌第七十七师第四六一团二个营向潞田进逼，寻红军作战。红六军团首长鉴于敌军兵力不大，孤军深入，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求歼该敌于潞田地区。十五日，敌第四六一团进至圩口，红六军团主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将敌合围，迅速歼其大部，并迫其一部投降，俘敌团长以下六百余人，毙百余人，缴各种枪五百余支（挺）。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以红十七师会同湘鄂赣苏区红十六师，破坏南浔铁路，威胁南昌，吸引赣江以东敌军，配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作战。一月二十六日，红十七师在萧克率领下，由分宜县东部的萧公渡渡过袁水，开始北上作战。二月三日，在奉新县黄沙地区击溃堵截之敌第十八师二个旅，歼其一个营，于当晚在黄沙同红十六师会合。两师领导人分析情况后决定：隐蔽迅速地向南浔路挺进，尽快完成破路任务，力避与敌主力纠缠。两师集中后的行动，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由红十七师首长统一指挥。
六日，红十六、红十七师由黄沙北进。十日渡过修水，十五日进至瑞昌县大坳、小坳地区，准备寻机破路。敌军发觉红军向南浔铁路进逼，急令暂编第四旅、独立第三十六旅和第四十三旅加强九江至永修段铁路的防守；令第二十六师和第五十师各一个旅布防修水南岸，防堵红军南下；集中第十六师、第二十六师二个旅及第五十二、第一八四、第一八五旅共八个旅的兵力，寻求红军决战。红十六、红十七师在南浔铁路以西、修水两岸及湘赣边界北段转战一个多月，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广大指战员紧密团结，英勇奋战，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时东时西，忽南忽北，与敌周旋，牵制了赣江以西湘赣边、湘鄂赣边敌军四十余团，破坏了数百座碉堡，消灭了许多地主武装，并一度进抵马回岭车站附近破路。但是，由于红军力量不大，又远离苏区，在敌重兵追堵下，难以立足。三月十七日，红十六、红十七师领导人在浏阳县浏阳坳开会，决定红十六师暂回幽居地区，坚持湘鄂赣苏区的斗争；红十七师返回湘赣苏区。红十七师经艰苦转战，冲破敌军重重封锁，于二十五日回到湘赣苏区，在安福县洋溪地区与在艰苦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红十八师会合。
四月四日，红六军团首长获悉敌第十五师准备于次日经沙市向黄江、花溪一带红军进攻，当即决定在沙市、澧田大道以北地区设伏歼灭该敌。当日，红军连夜由黄江、花溪地区秘密开进到设伏地区。这一地区南临禾水，北靠大山，丛林密布，便于隐蔽。五日十时，敌第十五师前卫第四十三旅进入红军设伏地区，红六军团以一部阻击敌后续部队，集中主力对敌前卫旅进行猛烈突击，将该旅分割成数段，激战至十五时，全歼该敌，毙伤俘敌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挺），活捉其旅长侯鹏飞，给进攻湘赣苏区之敌以严重打击，迫使敌人抽调第五十三师、独立第四十六旅等部到湘赣苏区作战，减轻了对中央红军的压力。
沙市战斗后，中革军委要求红六军团以阵地战保卫湘赣苏区，挫败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中共湘赣省委根据上述指示，提出“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并动员全区军民，在永新的花溪、松山、石灰桥及其附近狭小地区内修筑碉堡工事，准备同优势敌人打阵地战。
六月三日，国民党军第十六师三个旅在第六十二师一个旅的策应下，由永新县城出发，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永新以东的红军金华山阵地发起猛攻，并占领了前沿阵地。红六军团乘敌立足未稳，集中三个团的兵力向敌发起猛烈的反击，毙敌副旅长以下三百余人，迫敌退回东华岭。此后，红六军团以阵地战同敌人相持二十余日。二十四日，敌第十六师除留一个旅控制禾水南北地区外，以二个旅与第六十二师的一个旅改向金华山以北攻击，企图迂回金华山阵地侧后，切断金华山与石灰桥之间红军的联系。该敌于当日攻占仰山、埠前和虚皇山等阵地。与此同时，由赣江以东抽调来的敌第五十三师为配合其行动，向怀忠、桂林坊地区进攻。红六军团以第十八师坚守金华山等阵地，第十七师北进，转移到怀忠、桂林坊之间的松山、神功山一带阻击敌人。七月一日，敌第五十三师在飞机、大炮的猛烈火力支援下，接连对神功山、松山、香炉山红军阵地发起攻击。红军节节抵御，给敌一定杀伤，但在敌人轮番强攻下，被迫撤出战斗，返回金华山、梅田地区。四日，敌第十六师等部由北、西两面再次向金华山发起进攻，红军处境十分险恶，主动撤出阵地。至此，红军全部阵地被敌占领。敌军已深入到湘赣苏区中心区域。红六军团为保存有生力量，于当天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和津洞地区，准备恢复并依托井冈山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金华山、松山等战斗历时一个多月，虽然红六军团广大指战员不畏牺牲，英勇奋战，给敌以重大杀伤，但由于战略指导上的单纯防御，使根据地一步步缩小，形势日趋严峻。
二、红军第六军团西征，同红军第三军会师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敌人占领后，红六军团被敌人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地区的牛田和碧江州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艰险。这时，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已开始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中央红军在苏区内战胜敌人已不可能。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于七月二十三日给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下达训令，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认为：“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着很大的限制。”为“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迫使敌人变更战略计划，因此决定红六军团“转移至更加广大与有自由机动可能的地区作战，并创造新的苏区”。同时指出：“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大地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并要求红六军团“鼓动与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发展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彻底的土地革命，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团（即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训令对预定转移方向和计划作了如下具体指示：红六军团第一步应到达湖南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第二步到达新田、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新的苏区；第三步渡过湘江，向新化、溆浦两县间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络。训令还就湘赣苏区的留守工作、转移的准备工作和组织领导等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要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训令，秘密地进行了转移准备：政治动员，军事训练，调整干部，精简机关，充实部队，加紧准备干粮、草鞋，补充弹药等。同时决定由陈洪时（后叛变）、谭余保、彭辉明等分别组成中共湘赣省委临时常委会、省苏维埃政府和新的湘赣军区领导机关，领导湘赣苏区军民，继续坚持斗争。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为顺利完成突围任务，经缜密研究，决定由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粤军和湘军的接合部五斗江到白牛岭地段突破封锁线，然后西进。八月初，红六军团以独立第五团一部伪装军团主力在牛田、津洞一带活动；以该团另一部进至万安县下东、沙塘一带佯作东渡赣江，迷惑和牵制敌人。八月七日，红六军团率第十七、第十八师和红军学校共九千七百余人，告别了休戚与共的湘赣苏区人民，在地方独立团的配合下，从衙前、五斗江之间通过敌人封锁线，开始西征。接着突破敌人在遂川至黄坳间、遂川至七岭间的封锁线。这时湘军第十五、第十六师尾追而来。红六军团不顾酷暑炎热，饥饿疲劳，昼夜兼程，九日又突破敌人寒口（即寨口）至广东桥间的封锁线，于十一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城以南寨前圩。
八月十二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誓师大会，进一步进行战斗动员，并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原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十七师辖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团；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政治委员，该师辖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团。
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为防堵红军深入湖南，急令第十五、第十六师加紧追击；湖南二个保安团在郴县、桂东间构筑防堵线，一个团在汝城地区构筑屏护阵地；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及二个保安团在郴县和资兴之间地区，作为机动部队，企图在北上粤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郴县、汝城和桂东地区。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为争取先机，决定放弃在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原定计划，把原定的三步并作一步走，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和湘江防御还较薄弱之际，迅速越过郴县、宜章公路，经新田至零陵附近地区抢渡湘江，尔后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为此，先派红十八师第五十三团向西前出侦察，扫除障碍，后派独立第四团，经桂东县四都圩到资兴县东江附近地域牵制敌人，保障主力部队的右侧安全。十二日晚，红六军团甩掉突围时携带的部分笨重物资与器材，由寨前圩地区出发，经汝城县田庄圩、资兴县滁口、郴县走马岭、桂阳县长塘铺西进，二十日袭占新田县城，二十三日二十四时赶到零陵东北湘江右岸，准备抢渡湘江。
当红六军团准备渡江时，敌军九个团已先红军进到湘江沿岸，封锁了零陵至祁阳一线。同时，桂军二个师正分路向零陵、道县方向开进；尾追之敌第十五师已进到阳明山西南，第十六师正乘汽车向常宁急进；敌独立第三十二旅，也正向零陵和东安方向开动；敌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集中祁阳为机动部队。这时，敌重兵云集，加之湘江上游连降暴雨，江水陡涨，江宽流急，船只又都被敌人拉到对岸，红军要在零陵地区渡过湘江，极为困难。
红六军团首长当机立断，决定放弃由零陵渡江计划，迅速转移至零陵东南的阳明山地区，采取与敌人兜圈子的战术，寻机西渡湘江。二十六日，红六军团由阳明山地区先向东北进至白果市，接着急转南下。二十九日，经嘉禾、宁远间西进道县，徒涉沱水（即潇水上游），经湘桂边境的永安关，于九月一日进入广西灌阳东北地区。何键判断红军将在全县西北的黄沙河附近西渡湘江，急调独立第三十二旅及补充第一总队和四个保安团到黄沙河地区展开，令第十六师并电请桂军第十九师继续尾追红军，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沙河地区。红六军团首长得悉敌上述企图和部署后，决心避开黄沙河地区，拟出敌不意地在全县以南的界首地区抢渡湘江。九月三日，红六军团在灌阳县文市附近击溃尾追之敌，于四日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五日进占西延县城。随即按照中革军委电示在该地区转入暂时休整。
九月八日，中革军委下达补充训令，指出：“七月训令中关于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在目前是不利的。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要求六军团“最少要于九月二十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以后则转移到湘西北地域，并与红二军团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对九月二十日以后的行动，中革军委规定沿湘、桂边前进，经绥宁、通道进至贵州的锦屏、天柱、玉屏、铜仁转向湘西之凤凰地区前进。随后“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因此，中革军委补充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以积极行动，牵制更多的敌人，直接配合即将突围的中央红军的行动。
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于九日率部向西北急进，十一日到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接着，继续西进，准备在绥宁（今寨市镇）地区打击湘敌，但未能得手。十四日，红军进至绥宁高工山地区，遭到桂敌第十九师一个团的堵击。此时，湘桂两省敌军主力已进到绥宁、靖县地区，阻止红军北进。在此情况下，红六军团首长当机立断，转兵南下，于十七日乘虚袭占通道城（今县溪镇）。
红军袭占通道后，湘、桂敌军判断红军将去黔东地区，会合红三军，于是除以一部继续尾追外，其主力经靖县、广坪向贵州省的锦屏地区急进，企图沿清水江展开，拦截红军北进。这时，黔敌也向黔东调动。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首长认为，如继续活动于城步、绥宁地区有陷入敌人重围之危险，因此决定迅速西移，向贵州前进，并于十八日进到靖县西南部的新厂地区。这时，湘军补充第二总队二个团由靖县以南中央桥抄小路追来。十九日拂晓，该敌由五里庙分路向新厂东北岩崖山发起攻击。红六军团鉴于该敌态势突出，兵力不大，决定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歼灭该敌，尔后向黔境转移。红军经一天激战，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给敌以沉重打击。
新厂战斗后，红军继续向西北挺进，二十日进入贵州境内清水江流域。这一地区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红军认真地宣传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到兄弟民族的拥护。二十三日，红六军团在苗、侗族同胞的帮助下，由剑河南加堡渡过清水江，准备按预定计划经铜仁、江口与活动在德江、印江、沿河一带的红三军会合。但是，敌人先红军赶到 
红六军团为了迅速摆脱敌人，于十月一日在施秉、黄平间突破黔军防线，乘虚袭占老黄平（今旧州）。四日，进到瓮安县猴场（今草塘镇）。接着，按中革军委电令向江口前进。七日，在石阡西南甘溪街与桂军第十九师遭遇，军团前卫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各一部被敌截断，主力被迫向东南转移。九日，军团主力在施秉大庆地区遭敌拦击，后卫第五十团又被敌人截断。这时，部队减员很大，伤员增多，加之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四个团加紧围堵和“搜剿”，情况十分严重。红六军团首长为避敌锋芒，保存有生力量，于十月十日决定，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随后，红六军团主力在石阡、施秉、余庆间的高山密林中与湘、桂、黔二十四个团的敌军周旋。这一地区，人烟稀少，无法得到粮食和物资补给，部队往往一天连一餐饭也吃不上，许多战士赤着脚行军、作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十八日进至石阡城以南三十五公里的冷家榜地区。军团主力转战期间，在龙塘、关口地区再次遭敌截击。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被敌截断。该团在师长龙云的率领下与敌浴血奋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大部损失。师长龙云被俘，后被杀害于湖南长沙。
被敌截断的红四十九、红五十一团各一部和红五十团，经过艰苦转战，冲破重重封锁，先后于十月十五日和二十三日，分别在沿河县铅厂坝地区和印江县木黄同红三军会合。
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在得知红六军团的情况后，亲率红三军主力沿梵净山西麓南下接应。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经过艰苦转战，克服了种种困难，在石阡以南突破敌人封锁线，到达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二十六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会师后，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七、第九师分别改编为第四、第六师，共约四千四百人；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暂时编为三个团，共约三千三百人。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红二军团指挥部统一指挥。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完成转移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并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
小结
一九三三年九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持续了一年之久，中央红军虽然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同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上百次战斗，予敌以很大杀伤，但由于战略指导的错误，部队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虽然有客观上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错误指导的结果。他们完全否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并被战争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仓促撤出中央苏区，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一、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围剿”准备。反“围剿”作战是红军战争的主要形式。在优势敌人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围剿”面前，红军必须充分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这是战胜敌人的重要保证。如果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促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按照毛泽东历来的主张，在敌人进行“围剿”准备的同时，红军应该进行反“围剿”准备，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和训练自己的工作上，使红军休养生息，准备迎击敌人新的“围剿”。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却竭力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反对红军进行必要的和充分的反“围剿”准备。当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准备时，他们仍命令红军主力红一、红三军团分开，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上发动进攻，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结果，使红军在反“围剿”一开始，就陷于仓促应战的被动地位。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必须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坚持从实际出发指导战争，是夺取反“围剿”胜利的根本条件。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新战略，企图逐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和物质资材，紧缩中央苏区，尔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应该继续运用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充分地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以保存军力，准备反攻。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不了解和不承认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实际，而是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经验，命令红军实行冒险进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从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苦战近二个月，先后进行了哨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和大雄关等战斗，不但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反而使红军遭受很大损失。这对尔后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必须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红军作战的根本原则。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我兵力对比仍然十分悬殊。敌人五十万，红军只有十万，敌处于战略外线的进攻地位，红军处于战略内线的防御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各个歼灭敌人，才能不断削弱敌人的优势，逐步转变形势，变被动为主动，争取反“围剿”的最后胜利。“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 [47] 弱小的红军所以能够接连粉碎敌人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基本上靠集中兵力的一着”。 [48]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懂得这个根本原则，而是采取分兵作战的原则，实行消极防御，企图抵御各个方向上敌人的进攻。结果，使红军经常处于分散作战的不利境地。新桥、太阳嶂等战斗，都是由于兵力不集中而未能全歼敌人。这是分兵作战、消极防御的结果。
四、必须实行运动战。运动战可以充分发挥红军的优长，是红军反“围剿”作战的主要形式。“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无用的。”“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49]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机械地看待敌人在第五次“围剿”中的堡垒主义，以为在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条件下，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其实，运动战的机会依然存在。如洵口、团村、建宁等战斗，都有进行运动战的战机。温坊战斗，就是战场指挥员违背“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指示，进行运动歼敌的成功战例。然而，“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畏敌如虎，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出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是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际上，就是硬要较弱小的红军同优势的敌人在固定的阵地上拚消耗。广昌一战，红军伤亡达五千余人，不但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保住广昌，反而使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形势急剧恶化。
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红军应该及时转变战略，转移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以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进而打破敌人的“围剿”。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没有胆略转变战略，而是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继续同敌人拚消耗。他们一面命令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 [50] ”，阻止敌人占领兴国、石城、长汀、会昌；一面命令红七、红六军团先后北上和西征，企图以此调动敌人，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
五、必须充分发挥广大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在作战中，充分发挥红军广大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是争取和掌握主动，夺取反“围剿”胜利的重要条件。战争指导者的主要任务是把握战争全局，制定战略方针，实施正确指导。而对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战场情况的处置，应由战役战斗的指挥员，依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着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灵活处置。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实行了军事指挥上的绝对集中主义，部队的战略行动、战略战术行动，甚至每门炮摆放的位置，都要由他们亲自决定。“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 [51] 这给部队作战行动造成极大危害，“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52]
六、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53] 这不仅是争取革命胜利，而且也是争取反“围剿”作战胜利的重要条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发生的“福建事变”，是红军打破敌人“围剿”的难得良机，是历次反“围剿”中所没有的。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极其有利的时机，建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党政府的根本重地，调动“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回援，在广大无堡垒地区求歼运动之敌，以打破其“围剿”，并援助第十九路军。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拒绝采纳这一正确的建议，他们既不敢打到敌人后方去，又未能积极支持第十九路军的反蒋义举，反而把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蒋介石在镇压了第十九路军之后，又重新调整部署，向中央苏区发动新的进攻。这样，不仅使红军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良机，而且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仅拒绝争取和利用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而且在中央苏区接连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反对所谓“军内罗明路线”的斗争，大力推行“左”的土地政策，大搞宗派主义，破坏内部团结，全盘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等等，也都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苏区
第一节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
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和部署
一九三四年四月底，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腹地，形势日趋恶化，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曾讨论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并把这一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随后，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六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复电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54]
博古、李德等人研究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通过主力红军的顽强抵抗，和“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55] 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对战略转移的问题没有提及。“《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要求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 [56] 继续与敌人拚消耗，而忽视了有生力量的保存，使红军又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九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的进攻已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于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沿红六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去” [57] 同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尔后实行反攻，以粉碎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
根据这一决定，中革军委从九月八日起，开始部署战略转移。首先，要求红军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在战斗的间隙“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其次，命令各军团在十月一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再次，要求把敌人占领县区的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并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作上述改组。”从组织上对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坚持苏区的斗争作了初步安排。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决定接受“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建议，同其进行停火谈判。九月，朱德致信陈济棠，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的罪行，并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等问题愿与粤军进行秘密谈判。十月五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在此期间，地方党、政各级机关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亦加紧进行突围准备。九月十九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取消了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而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并规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维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s负责去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维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销毁”，“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下级机关在“同上级领导机关脱离交通关系时，依然能够去进行工作”。这一指示信，对战区、边区在“万一”失陷情况下的苏区工作作了布置。二十九日，张闻天又在《红色中华》报第二三九期上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一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在中央红军加紧突围准备之时，国民党“围剿”军主力于九月二十六日发起总攻。其第三、第十、第五纵队共六个师向石城攻击，第八纵队向兴国攻击，第七纵队向古龙冈攻击，第四纵队向长汀攻击，南路军向会昌进逼，并拟于十月十四日总攻瑞金、宁都。
这时，中央苏区还有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瑞金、会昌、雩都等县之间地区，中央红军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之间隙，让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和动员教育，然后突破敌人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但是，博古、李德却被敌人气势汹汹所吓倒，决定率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对于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命运以及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虽然进行了一些准备和部署，但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中没有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教育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58] 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都不知道，对于战略转移没有思想准备或者说准备很不充分；部队未进行必要的动员和休整，新征集的三万名新战士尚未完全集中和进行必要的训练，有些新兵在开始转移后，才陆续补入部队。表现了不应有的仓促从事。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集中瑞金、雩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九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军委总部第一、第二、第三局及无线电三台、电话一排、通讯队、警备连、工兵连、运输两排组成，负责人彭雪枫；第二梯队由军委总部第四、第五局及总政治处、警卫营、红军总政治部、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负责人罗彬；第三梯队由军委工兵营、炮兵营、运输一大队、附属医院组成，负责人武亭；第四梯队由干部团、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负责人陈赓、宋任穷。其中干部团是由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毕士悌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营，第一、第二营为步兵营，第三营为政治营，第四营为特科营。另有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分指挥科、政治科等，属干部团指挥。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
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后为张经武、姚喆代理，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纵队行动。
以上两个纵队和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共八万六千余人，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前，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
二、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西渡桃江
十月十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县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
十月十六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即贡水）以北地区集结完毕。十七日，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分别从雩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咀）、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十个渡口南渡雩都河，向突围前进阵地开进。十九、二十日，中央红军主力先后到达国民党南路军阵地前的仁风圩（街）、双芫（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完成了突围准备。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先后派凯丰、刘少奇、陈云为红九、红八、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以加强对这些部队的领导。
这时，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部为配合北路军、东路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赣州以东，沿桃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折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阻止中央红军进入广东。其第四师驻赣州、南康，第二师驻信丰、王母渡，第一师主力驻古陂、新田、重石、版石等地，独立第三师驻韶关、乐昌、连县、南雄等地，第二独立旅驻安远。
根据上述敌情，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的封锁，向湘南前进。部署是：红一军团为左路，攻歼新田、金鸡之敌，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红三军团为右路，攻歼韩坊之敌，占领古陂，向坪石、大塘方向发展；红九军团随红一军团后跟进，掩护左翼安全；红八军团随红三军团后跟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
十月二十一日，各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开始突围。红一军团攻占金鸡、新田，红三军团攻占百室、韩坊、古陂。军委总部进至合头地区。国民党南路军稍加抵抗，即从重石、新田、古陂、韩坊全线撤退，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红军主力随即向信丰东南地域前进。二十二日，左路红一军团与由重石、版石向安西撤退的粤军二个团遭遇，激战数小时，将其击溃，乘势向安西发展。右路红三军团进占坪石。红八军团由王母渡渡过桃江，向坳头、大垄方向前进。二十三日，左路红九军团监视安西之敌，红一军团绕过安西向桃江发展。右路红三军团向大塘铺前进。二十四日，红一军团主力占领铁石口等地，红三军团主力占领大塘铺等地；两军团的前锋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当晚，各路先头部队开始西渡桃江，抢占河西要点，掩护主力渡河。红三军团第五师占领江口等地，前锋进至梅岭关、中站，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广东的乌径方向前进。二十五日，军委第一、第三纵队和红军其他部队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在此期间，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张宗逊继任师长。
三、通过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
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陈济棠已把其主力撤至大庾、南雄、安远等地，取守势，以防红军进入广东。何键部队正处于分散“清剿”状态，湘中、湘南仅有一些地方部队防守。国民党“中央军”还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岗、石城等地，短期难以赶到湘南和粤北地区。
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敌军尚未弄清红军意图之际，沿赣粤和湘粤边界，迅速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边境的城口方向前进。并规定：第一步进到西江、大庾、南雄地域，主力则于大庾、南雄之间西进；第二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并相机占领汝城。
当晚，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仍以二个军团在左，二个军团在右，军委二个纵队居中，一个军团在后的甬道式的部署西进。由于中央机关把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都带上了，有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只走十至十五公里。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主力红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地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当中央红军迫近湘南时，蒋介石“追剿”红军的主力周浑元、吴奇伟二个纵队还远在湘赣边地区，汝城只有地方部队二个团和新调来的第六十二师一个旅，第六十二师主力尚在桂东；仁化地区仅粤军一个旅，其主力仍在粤赣边地区。这时，中央红军如能抓住敌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创造战机，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是有可能的。但是博古、李德等急于夺路西进而采取了避战的方针，使红军不仅对可以消灭的敌人据点，没有夺取的计划，而且对于前进道路上能够消灭的敌人，也采取避战方针。
十一月五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分三路纵队，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由汝城至大坪间通过，向百丈岭、文明司前进；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一部为中纵队，由新桥经界头、九峰山向九峰圩前进；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九军团等部为左纵队，由城口、思村向岭子头前进。五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继续西进，至八日，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继续向宜章方向西进。九日，红一军团改向九峰东北地域转进，红三军团第五师攻占良田，第六师于十一日攻占宜章。十三至十五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红三军团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勇往直前，受到中革军委的表彰。十一月十一日，中革军委曾致电各军团首长，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红军进入湘南后，进行了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建立赤卫队，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革命者和无辜的群众，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穷苦群众。红军的行动，鼓舞了湘南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主动为红军送粮、带路、照顾伤病员，还有四五百穷苦的青壮年自愿参加了红军。特别是茶园、黄茅、桃花垄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贫苦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照料红军留下的几百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痊愈后，同当地的红军游击队一起，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在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并于十一月十二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中薛岳、周浑元两部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令陈济棠部四个师北进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广西（桂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令贵州省“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59]
十三日，何键发布了“追剿”计划，将所属部队编为五路“追剿”军：以第十六、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和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补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和保安第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团编为第一路军，刘建绪任司令，其主力集结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协同，堵击红军西进，并以一部兵力沿湘江碉堡线布防；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和一个支队编为第二路军，薛岳任司令，其主力集结于零陵附近地区，与第一、第三路军联系，堵截红军北进和西进；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九师编为第三路军，周浑元任司令，继续向道县前进，尔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红军；第二十三、第十五师编为第四路军，李云杰任司令，与第三路军联络，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追红军；第五十三师为第五路军，李韫珩任司令，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临武、水口、永明（今江永），尾追红军，并以航空兵实施侦察和轰炸。
国民党五路“追剿”军和粤、桂军虽有二十五个师的兵力，但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各有打算。其中何键的湘军行动比较积极；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两部虽然装备好，战斗力比较强，而何键则对其指挥不灵。粤、桂两军则在其边境防堵，只求自保。湘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群众基础较好，敌人力量不强，又属于无堡垒地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毛泽东曾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薛、周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60]
但是，博古、李德“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61] 他们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一味向西退却，消极避战，以致丧失了红军在湘南歼敌的良机。
四、湘江战役，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
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各路敌军开始向湘南地区开进。十一月十四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指出，敌人向湘南地区开进的主要企图，“是在从两翼截击我军之后续部队，以后则向我主力两侧后行并行的追击。”因此，决定中央红军“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前出到临武、嘉禾、蓝山地域”。并规定：“三军团应占领嘉禾城，一军团应占领临武及蓝山城。”部署是：以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由秀凤圩等地出发，经保和圩、青和圩，向嘉禾方向前进；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由宜章、坪石地区出发，经梅田，向临武、蓝山前进；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第五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各纵队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于十五日继续西进。十六日，红一军团占领临武城。这时，桂阳之敌二个团已到嘉禾，强攻对红军不利。十七日，红三军团以红六师从嘉禾南面扼制该城之敌南进，以保障红一军团攻占蓝山。十八日，红九军团占领蓝山城。接着，中央红军继续西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第五团，以日行五十余公里的速度，长途奔袭，于二十二日攻占道县城，消灭守敌一部。二十四日，红四团一部占领水口，并在西元地区击落敌机一架。二十五日，红军从道县与水口间全部渡过潇水。
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命令何键的“追剿”军与粤、桂军相配合，凭借湘江险阻，从四面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其部署是：以第一路“追剿”军日夜兼程，开赴广西全州沿湘江布防，与在灌阳、兴安以北的桂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第二路“追剿”军沿湘桂公路对红军进行侧击，并防止红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第三路“追剿”军占领道县，继续尾追红军；第四路“追剿”军与第三路“追剿”军相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尾追红军；第五路“追剿”军协同粤、桂军，向水口、永明尾追红军；桂军五个师仍在灌阳、兴安以北至全州地域集结，堵截红军西进。中央红军为了调动敌人，寻机渡江，以一部兵力西进永明。李宗仁、白崇禧误认为红军要夺取桂林，匆忙将桂军主力由全州、兴安一线撤向龙虎关、恭城一带堵截，以阻止红军西取桂林。这样，兴安、全州一线敌军防守的兵力比较空虚。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战机，迅速从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冲出敌军的重围。这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
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七时，中革军委下达关于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强渡湘江的作战命令，规定第一步进到湘江地域。部署是：以第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第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和第五军团（欠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尔后则依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第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第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前进，相机占领该城，以后则向兴安前进；第八、第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如不能占领永明，则从北绕之）、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同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我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指出：“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优势兵力及其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的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并要求中央红军“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
这时，何键的“追剿”军二个师正由东安向全州、咸水一线急进；第二路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进至潇水以东之道县地区；第四、第五路则由宁远向东安集结；桂军见红军主力未经永明西取桂林，由全州、兴安南撤的部队约四个师重向灌阳及其西北前进，企图配合“追剿”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形势十分严峻。
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昼夜兼程向湘江急进。二十七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顺利地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二十八日，红一军团主力经鞍山坝到达石塘圩。同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先头第十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光华铺、枫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军委纵队已进到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八十多公里，如果采取轻装急进，可迅速渡过湘江，减少损失。但是，部队仍带着那么多“坛坛罐罐”，行动迟缓，每天只走二三十公里，致使湘江两岸的部队为了掩护全军渡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十一月二十九日，敌第一路“追剿”军一部由全州向脚山铺的红二师发起进攻，一部向黄沙河开进；其余几路“追剿”军正分别向道县、文市等地红军后卫部队进攻。桂军李宗仁、白崇禧将其主力分两路，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进攻；一路由兴安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于是，在湘江两岸，红军与各路敌军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决战。是日，红一军团主力由石塘圩、太平圩渡过了湘江，占领了界首、绍水，第二师前进到朱塘铺，一部向全州迫近。红三军团第四师主力过江后，占领光华铺、界首之间地区。红五军团仍在蒋家岭一带扼阻追敌。红八、红九军团到达水车。野战军司令部、军委第二纵队之一部在官山。三十日，红一军团在湘江西岸之脚山铺与敌第一路“追剿”军激战终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在湘江西岸之光华铺及其以西抗击由兴安北上之桂军，掩护军团主力渡过湘江。红五军团主力由文市渡过灌江，进占王家湾。红八、红九军团由水车附近渡过灌江，到达青龙山、石塘圩地域。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进到界首附近的王家。野战军司令部渡过湘江后进到界首西北的大田。
这时，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渡过湘江的部队正在同截击的敌军顽强拚搏，滞留湘江以东部队的困难更多。当日夜，军委命令红一军团，在原地阻击全州之敌的进攻，无论如何要控制西进道路；红三军团集中二个师以上兵力，“有向南驱逐光华铺之敌的任务，并占领唐家市及西山地域，六师之部队应留河东岸，有占领石玉村的任务，并掩护我五、八军团及六师切断的部队通过湘水。”“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固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的地域。”红五军团“主力应向麻子渡前进，并有扼阻桂军及周敌追击的部队之任务。被切断的部队应自动地突围，向麻子渡前进”。十二月一日三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致电第一、第三军团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这一仗，“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
十二月一日的战斗最为激烈。北上的桂军和“追剿”军主力，向中央红军各部队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不顾一切牺牲，同敌军展开激烈拚搏，用刺刀、手榴弹打垮敌军整连、整营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经过整日的浴血奋战，终于阻止住敌军的进攻。至十七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并于十二月三日进入西延地区休整。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以东，与围攻之敌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的一仗。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身精神，与优势敌军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保护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第二节 黎平转兵，占领遵义
一、翻越老山界，占领黎平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急忙调整部署，以原“追剿”军第一、第四、第五路军等部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第二、第三路军编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两兵团分别由黄沙河、全州一带向新宁、城步、绥宁、靖县、会同、芷江地区开进。同时，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以一部兵力对红军实行尾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的途中。
在上述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仍然于十二月四日决定红军“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准备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五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阻击追敌，主力分左右两路，沿湘桂边界继续西进。这里山岭连绵，道路崎岖。但是，红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冒着敌机的威胁和民团的袭扰，越过了越城岭（即老山界）。越城岭，海拔二千多米，险峻异常。这是红军从江西出发以来最难行的一段路程，由于山高路陡，大军拥塞，行动非常缓慢。在险峻的雷公岩下，摔死了不少骡马。当晚，红军指战员只得就地栖息在山壁弯曲的小径上。经过广大指战员的奋力攀登，终于第二天下午胜利地越过了越城岭，进入龙胜县境。
龙胜属广西，境内居住着苗族、瑶族和侗族。该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红军来到这里时，由于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的造谣，不少群众逃到山上，给红军增加了困难。十二月十日，红军在龙坪、广南城、平溪和流源等地宿营时，潜伏的特务纵火烧毁房屋，并嫁祸于红军。红军广大指战员奋不顾身，扑灭了大火，并对受灾的群众进行救济和帮助。在救火中，红军抓获了几个纵火犯，经公开审判，揭露了国民党派遣特务的罪恶行径，使广大群众明白了事情的真象。当初害怕红军而逃进山里的群众纷纷返回村庄，许多青壮年还积极参加红军。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十二日，第一军团主力和第九军团集结通道及其附近地域；第三军团主力进到长安堡地域；第五、第八军团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线西移；野战司令部、军委纵队到达芙蓉镇。
这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其中“追剿”军第一兵团之陶广部主力“向临口、通道方向寻觅红军主力截剿”，李云杰、李抱冰师进驻绥宁策应；第二兵团薛岳部先头已抵洪江，周浑元部续向洪江前进；桂军到达马蹄街、石村、独境山一带；黔军已到锦屏、黎平一线。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个严重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军决战。红军这时已空前减员和极度疲劳，如果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势必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这对红军十分不利。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中，黔军最弱，武器装备差，部队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黔军内部派系多，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等部各据一方，矛盾重重，红军可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争取主动。第三，可以打乱敌军围歼红军于出湘西途中的计划，而且可以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红军尔后的战略发展。
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十三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十四日，又在给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命令红二、红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十三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十五日，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和老锦屏。十六日，红一军团前出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沿湘黔边界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十七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
在这期间，中革军委为充实作战部队，撤销了红八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其余人员编入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和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工作，任命陈伯钧为红五军团参谋长，曾日三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中革军委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钟伟剑任参谋长。辖第一、第二、第三梯队，纵队首长兼第一梯队首长，何长工任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维汉任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除“三个梯队外，另以干部团、保卫团为独立的作战部队，归军委纵队司令部直辖”。
二、黎平会议。红军改向黔北进军
中央红军占领黎平时，王家烈部退向施秉、镇远、台拱地区；“追剿”军正开始向铜仁、玉屏、天柱之线前进，企图拦截中央红军北上；桂敌一个师向榕江前进，企图向红军续行侧击。
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坚决主张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建议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周恩来等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 [62] 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并“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并为以后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创造了条件。
十九日，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路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前进。二十日，右纵队红一军团由柳霁、南加堡地区出发，经剑河西进，于二十五日攻占镇远，二十六日占施秉。红九军团由老锦屏出发，随红一军团后跟进，由剑河北渡清水江，配合红一军团夺取镇远，并警戒红军右翼。左纵队红三军团由黎平西北地区出发，经南加、南哨地区，于二十四日进占台拱以南地区。军委纵队由黎平出发，二十四日进到剑河。红五军团随军委纵队之后，于二十四日到达南哨地区。
三、突破乌江，占领遵义
红军西入贵州，大出敌军意外。蒋介石、何键原定在湘西同红军决战的计划落空，被迫改变部署。令“追剿”军第一兵团主力，由湘西经剑河向施秉方向尾追，二十八日该部进驻锦屏；“追剿”军第二兵团主力由芷江、洪江地区，经晃县、玉屏向施秉、炉山方向追击，二十七日该部吴奇伟纵队向镇远进攻；黔军王家烈部集中六个团于施秉、黄平地区布防，阻止红军西进贵阳。
中央红军为了争取先机，决心消灭黔军一部，迅速抢渡乌江。十二月二十八日，右纵队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余庆，第二师进占老黄平。左纵队红三军团占领黄平，军委纵队进到施秉、黄平之间地区，红五军团进到台拱。二十九日，红一军团分两路进逼乌江，红二师三十日进占猴场、陈家寨，三十一日进至木老坪及其东北地区。红一师由余庆出发，三十日到达龙溪。三十一日十五时，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猴场。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决议，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野战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定指出：“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得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为坚决实现这一决定而斗争。”
这时尾追红军之敌薛岳部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已进占施秉，周浑元纵队四个师已进占施洞口，正向新、老黄平逼近。中革军委为执行猴场会议的决议，决心在薛岳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抢渡乌江，向遵义地区前进。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河流，江面宽二百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难以攀登，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乌江对岸有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守。从回龙场到茶山关对岸有敌三个团，企图阻止红军北渡乌江，并配合“追剿”军薛岳部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
中革军委为打破敌人的企图，规定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红军的行动如下：红一军团以第二师加强军委工兵二个连，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侦察对岸敌情。如无敌，应即派兵一团过乌江北岸，占领阵地，向珠场侦察、警戒，并掩护工兵架桥，以便第二师主力及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由此渡江；第一师进至回龙场及其附近地域，以一个团占领乌江北岸阵地，向湄潭警戒，并指挥一军团二个工兵连实行架桥，以便军团主力由此渡江。红九军团应在回龙场、袁家渡及其以北地区掩护红一军团之侧后，并受红一军团指挥。红三军团第四师应于一日经前川进至龙场坝、又洲地域，于二日前进至清水口渡河点之茶店地域，并派部队侦察清水口渡河点，向开阳警戒，准备三日拂晓架桥。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一月一日由龙溪到达回龙场渡口，对岸守敌一个营立即向红军开火。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立即组织火力压制敌人。此处两岸悬崖陡壁，又无渡河工具，他们紧急动员起来，赶制竹筏，于当日下午以八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乘竹筏偷渡，没有成功。接着，又乘夜暗，在乌江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组织强渡。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竹筏一个接着一个地渡过乌江，消灭和驱逐对岸守敌，占领滩头阵地，并掩护后续部队渡江。至四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残敌向湄潭方向退却。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带领第四团为前卫，于一月一日逼近江界河渡口。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为了解对岸敌情，进行火力侦察，发现渡口大道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工事较多。渡口上游五百米处，有一条小的横路与大道相通，勉强可以行人，敌人对此处疏于戒备。因此，师、团领导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的小道。开始由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七位水性好的战士泅渡，打算拉绳索架桥，由于绳索被敌人炮火炸断，没有成功。晚上，部队又组织十八位勇士乘竹筏偷渡，只有以毛振华为首的五名勇士所乘的竹筏划向对岸（当时领导并不知道毛振华等已偷渡成功），其余两只竹筏都被急流卷了回来。二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赶到第四团，向师、团领导说明追敌薛岳兵团已离这里不远，军委要求第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有背水作战的危险。该团遵照军委的指示，紧急动员，绑扎了六十多个竹筏，组织强渡。当日九时许，强渡乌江战斗开始。除继续对大渡口组织小部队佯攻外，主力在渡口上游实行强渡。突击队乘坐竹筏，在炮火掩护下，奋勇前进，在竹筏接近对岸时，在对岸石崖下潜伏了一夜的毛振华等五名勇士，适时地向敌人发起攻击，接应强渡的部队登岸，打垮了守敌。此时，敌人的预备队赶了上来。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地形对红军十分不利，第一营被迫退守江边。在此紧急时刻，军团炮兵连连长、神炮手赵章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连打三发迫击炮弹，命中目标，压住了敌人的反扑势头，红军乘机反攻，敌人全线溃退。工兵部队迅速架起浮桥，至三日，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由此相继渡过乌江。
一月五日，红三军团由马场及其以西地区进至茶山关渡口，先头部队第十团开始渡江。此处的敌人得知回龙场、江界河渡口已经失守，不战而逃。六日，红三军团全部渡过乌江，并向遵义及老君关前进。至此，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乌江天险。敌人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授予红四团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红星奖章一枚，奖给红四团第一营营长罗有保，机枪连连长林玉式，二连连长杨尚坤、政治指导员王海云、青年干事钟锦友、班长江大标，红二师师部王家福，红四团王友才、唐占钦，红六团赖采份、孙明以及曾传林、刘昌洪、钟家通、朱先宣、林文来（新战士）、刘福炳、罗家平、丁胜心等， [63] 每人军衣一套。
一月五日晚，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首长，部署过江后的行动。电报指出：过乌江后，“我野战军仍分三路前进，坚决并迅速消灭阻我前进之黔敌，并实行追击。”电报规定：红一军团（欠二师）及红九军团为右纵队，攻占湄潭后，红一军团主力向虾子场集中，必要时协同红二师攻取遵义，红九军团留湄潭、牛塘地区；红五军团、军委纵队、红二师及干部团为中央纵队，以红二师及干部团主力攻占遵义消灭黔敌，军委纵队进至团溪，红五军团集中珠场，以一部兵力扼守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三个渡河点，阻敌北进；红三军团为左纵队，以一个师进占镇南关，控制乌江北岸，主力集中尚嵇场地域。
六日下午，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亲自率领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冒雨攻占了离遵义十五公里的外围据点深溪水，全歼守敌一个营，并从俘虏中得悉遵义城有敌军三个团，对红军主力的神速行动尚未察觉。为减少部队的伤亡，刘伯承批准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王集成的建议，以先头分队化装成敌人溃军，智取遵义。七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叫开遵义城门，接着主力进入城区。守敌三个团乱作一团，慌忙弃城而逃，红二师顺利地进占了遵义城。九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以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红一军团第二师推进到娄山关、桐梓地区，第一师集结在遵义东北之新街，第十五师在老蒲场；红三军团在遵义城以南的刀靶水、尚嵇场、懒板凳，控制遵义通往贵阳的公路，扼守乌江北岸；红九军团在遵义东北的湄潭；红五军团在遵义东南的珠场；干部团驻在遵义城担任警卫工作。
第三节 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一、遵义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城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意义的一次会议。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包括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领导这一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因此，他们坚决主张端正党的路线，恢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又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以上按姓氏笔画为序）；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64]
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决定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客观的困难，把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革命运动和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配合薄弱，而对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没有认识。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分析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报告中为其错误所作的辩护，具体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65] 会后，中共中央又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成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按照遵义会议委托，审查和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决议全面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地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决议强调指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第五次反“围剿”中，在敌人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正好实现了敌人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的。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这就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没有适时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战略方针，继续与敌人拚消耗，从而造成了红军的重大损失。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决议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恶劣的作风，明确指出：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的”。 [66]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认识尚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做适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的团结。
在遵义会议期间，黔军王家烈部集中力量向位于遵义以南刀靶水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发动突然袭击。彭德怀由遵义赶回前线，指挥部队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红一、红五、红九军团分别集结在桐梓、松坎、懒板凳、珠场、湄潭等地，各以一部兵力阻击敌人，掩护主力休整和开展群众工作。在红军总政治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军团都派出许多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护理伤病员，踊跃参加红军，在短短的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四千余人加入红军使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了补充。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向各军团、军委纵队传达会议精神，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 [67] 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
二、一渡赤水，改向扎西
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除以湘军、鄂军各一部围攻红二、红六军团，以川军、陕军各一部对付红四方面军外，集中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其部署是：以薛岳兵团周浑元、吴奇伟二个纵队共八个师，尾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在控制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后，继续北上。黔军王家烈两个师向刀靶水、懒板凳，一个师向湄潭进攻。川军以潘文华为总指挥，调集十多个旅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分路布防，阻止红军进入川南，其教导师第一旅开赤水协助黔军布防；教导师第二旅开叙永布防；总预备队教导师第三旅和独立第四旅由江津、白沙直趋黔北温水，与到达松坎北面的模范师第三旅相呼应；第五师开赴合江待命。湘军刘建绪四个师进至黔东石阡、印江、思南、沿河一带，沿乌江东岸布防；鄂军一个师另一个旅沿乌江下游布防，防止红军东返。滇军孙渡部三个旅和一个团向昭通、毕节地区开进，防堵红军西进。桂军廖磊部二个师进到贵州的独山、都匀一带，以图策应。上官云相部正从河南向川东开进，并经重庆，向綦江地区推进，以阻止红军北进。
以上敌军总兵力共约四十万人。中央红军只有三万七千万余人。在此严重情况下，中央红军为摆脱敌军的围攻，按照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
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南北地区开始北上。二十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实现上述方针，计划规定红军当前的任务是：“一、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二、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三、在尾追之敌紧迫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四、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
同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各军团：“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4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
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 [68] ，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
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右纵队红一军团突破黔军侯之担部约三个团的拦阻，于二十四日攻占土城，其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中央纵队红五、红九军团攻占三元场、习水（东皇殿），二十五日，红五军团一部在梅溪击退川敌二个团；左纵队红三军团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在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二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旺隆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红军北进；总预备队二个旅积极尾追红军，其先头已到土城以东地区；模范师第三旅随后跟进；另一部一个团占领习水。
中革军委为击破川军的追堵，一月二十七日决定乘薛岳兵团主力远在乌江南岸，黔军侯之担部又遭红军击败的有利时机，以红一、红九军团各一部阻击由赤水、习水南进之川敌，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红军的四个团，以保障红军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部署是：“一、我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应以迅速干脆的手段，消灭进占枫村坝、青㭎坡之敌，其具体部署及战场指挥统由彭、杨指挥令行；二、我九军团及第二师应担任这一战斗预备队的任务……一军团之第二师应开至水石坝地域待命，并限十三时前赶到；三、一军团之第一师仍继续担任钳制赤水、旺龙场之敌的任务，敌如向我猛进，应利用葫芦老至猿猴场之间隘路，节节阻敌，直至二十九日，使敌不得占领猿猴地域；四、军委纵队仍留土城、猿猴地域。”
一月二十八日晨，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从南北两面向进占枫村坝、青㭎坡之川军模范师、独立第四旅各三个团发起进攻，经过激战，虽击溃川军一部，但其主力仍在顽抗。为加速战斗进程，红一军团第二师也投入战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拚搏。战至黄昏，红军虽给予敌军以重大杀伤，但未能全歼，形成对峙状态。这时，敌后续部队独立第三旅迅速增援上来；教导师第二旅由古蔺向土城方面迂回截堵；赤水的第五师二个旅及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也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中革军委鉴于敌情的急剧变化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等情况，认为再战对红军不利。因此，果断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中央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纵队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红一、红九军团和军委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上干队为右纵队，统归林彪指挥，由猿猴场渡河，转向古蔺以南前进；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及第五师为中央纵队，由土城下游浮桥过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及头场坝前进；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直属队及第四师为左纵队，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由土城上游浮桥渡河，取道头场坝向太平渡前进。为轻装前进，中革军委决定把一部分大炮沉入赤水河。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右纵队改向叙永、古蔺间的两河镇方向前进，中央纵队、左纵队经古蔺以南向川滇黔三省边界的扎西（即威信）地区前进。二月二日，右纵队红二师进攻叙永城不克，即撤出战斗，继续西进，于四日同中央纵队、左纵队会合。这时，川敌共五个多旅向古宋、叙永地区集结，阻止红军进入长宁、兴文、珙县、筠连、高县、庆符等县；郭勋祺指挥三个旅（欠一个团）向古蔺急进，尾红军追击。红军各纵队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急行军超过侧击之敌，向长宁以南、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中央红军西出川南后，蒋介石指令川军倾全力阻止红军入川，并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规定金沙江上起滩头下至宜宾，长江上至宜宾下达江津，沿江北岸均“赶筑工事，并于各要点构筑碉堡”； [69] 在宜宾至江津段，以军舰及装甲商船日夜游弋江面，严防红军偷渡。同时令潘文华以一部兵力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止红军渡江，主力向川南追击。
二月二日，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以“追剿”军第一兵团改为第一路军，何键为总司令。其任务是：以一部兵力控制乌江东岸沿河、印江等地，防止中央红军东进；主力留湘西“围剿”红二、红六军团。“追剿”军第二兵团和滇军、黔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四个纵队：吴奇伟为第一纵队司令官，下辖四个师；周浑元为第二纵队司令官，下辖四个师；滇军孙渡为第三纵队司令官，下辖三个旅另一个团；黔军王家烈为第四纵队司令官，下辖五个师。其任务是，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在川军协同下，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
五日，薛岳令孙渡纵队由毕节、昭通向盐津“追剿”；令周浑元纵队二个师由修文、扎佐向古蔺、叙永“追剿”，另一个师由龙里、贵定向川南开进；令王家烈纵队由遵义、桐梓向土城集结，然后向川南“追剿”；令吴奇伟纵队暂驻黔西、贵阳一线待命。与此同时，潘文华部三个旅正向高县前进，另三个旅正向洪县、高县前进。范子英率二个旅在后跟进。
在各路敌军逼近川南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原定在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按照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扎西地区集中。九日，中央红军各部先后到达扎西地区。
二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据此，中央红军各军团先后进行了精简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二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整编后，部队精干了，许多师、团干部自觉服从决定，改任团、营或更低的职务。中央红军经过精简和整编，进一步充实了连队，使红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增强，为尔后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还扩大红军三千余人。
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派红五师政治委员徐策、干部团上干队政治委员余鸿泽等人组成川南特委，并从中央红军中抽调几百人在石坎子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在红军主力北上后，他们仍留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
三、二渡赤水，再占遵义
蒋介石发现红军在扎西集结后，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急调滇军孙渡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南之大湾子推进；川军潘文华部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红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洪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地区向古蔺、叙永追击，企图聚歼红军于扎西地区。
二月十日，正当国民党军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时，中革军委决定，为迅速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部署是：以红三军团及红一军团一部为左纵队，经扎西、双河场向摩泥前进；军委纵队及红一军团主力为中央纵队，经大河滩、石坎子向石厢子及其以东地域前进；红五、红九军团为右纵队，担任佯攻和迷惑滇军，以掩护红军主力向东南转移，然后向水田寨、水潦前进。十一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十五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河，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寻机消灭黔军。
十六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解释了暂时放弃原定北渡长江、向川西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原因。指出：由于敌人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布防，拦阻我军北进，更由于党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定在云贵川创立根据地。同时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加强政治工作，并号召全体同志：“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同日，中革军委电告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由于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使我野战军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军委决定我野战军仍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二月十八至二十一日，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接着，以红一、红五、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一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和迷惑追敌。二十四日，红一军团第一团占领桐梓县城。中革军委决定，乘追敌尚在川南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拦阻，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城，以争取主动。中央红军回师黔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慌忙由扎西地区回头向东追击；黔军王家烈急忙抽调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第一纵队的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也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地区。
二十五日，中革军委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迟滞川军，集中主力南取娄山关。娄山关是大娄山脉的主峰，是川黔之间的重要隘口，地势险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黔军杜肇华旅和第十五团防守这个地区。
当日拂晓，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之黔军发动猛攻，经激战，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敌人为夺回失去的主阵地，调集约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接着，红一、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从正面钳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余敌惧歼，仓皇夺路南逃。
当时，毛泽东即兴赋词《娄山关》：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词热情地歌颂了红军广大指战员藐视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娄山关战斗后，红一、红三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二十六日，红三军团在董公寺、高坪、大桥等地击溃黔军第六、第十五、第九团的拦阻。接着，于二十七日在遵义城西北的石子铺（今十字铺）等地，又将黔敌第一、第五、第八团击溃，进到遵义城下。黔军残部退入遵义城，固守待援。是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不顾疲劳，奋力发起攻城战斗，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遵义新城，王家烈慌忙率黔军第一、第六团弃城向南溃逃。二十八日晨，红三军团经三四个小时激战，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
在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于二月二十七日光荣牺牲。
这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军吴奇伟纵队第九十三师已进入忠庄铺，一部前出到遵义城南二公里半的洛江（枫落）桥；第五十九师已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开进，企图向遵义进行反攻。其部署是：以第五十九师第五五三、第五五八团和第九十三师一个团为主攻，经桃溪寺向遵义城南之红花岗、老鸦山攻击；黔军二个团由忠庄铺向北攻击，配合第五十九师行动；第九十三师主力和第五十九师第五五五团在忠庄铺地区为预备队。二十八日十四时许，吴奇伟以一个团攻占红军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向老鸦山，经过激战，攻占了该山制高点。但黔军因屡遭红军的打击，畏缩不前。
中央红军乘吴奇伟部孤军冒进，黔军畏缩不前，尾追之川军又被阻于桐梓以北地区的有利时机，即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红一军团主力从水师坝突破黔军阵地直插忠庄铺吴奇伟之指挥部，求歼该敌。这一出敌意外的打击，使王家烈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约一个团向懒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当即派红二师，奋力猛追，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了懒板凳，主力插至乌江岸边。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立即砍断浮桥，尚未过江的千余人和大批辎重物资被红军俘获。滞留在老鸦山地区的第五十九师被迫转入防御。黄昏，红军干部团投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回了老鸦山制高点，歼敌大部，残敌向八里水、鸭溪方向逃窜。至此，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中央红军在五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二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二千四百余人，俘敌三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四、三渡赤水，调动国民党军西进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于三月二日飞抵四川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新围攻。他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三日，他向各军宣布：“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 [70] 并要求各部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不久，中央红军主力向遵义以西地区集中，蒋介石又判断红军的行动方向有二：“甲、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其原来目的；乙、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 [71] 因此，他命令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上官云相部二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作战；第二纵队周浑元部主力三个师进到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取守势；第三纵队孙渡部到大定、黔西地区，第四纵队王家烈部一部集结打鼓新场、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吴奇伟部四个师（其中二个师已受重创）位于乌江沿岸待机，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三个师沿乌江东岸布防，阻止红军东进，企图把中央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 [72] 地区。
为了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于三月四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五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区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主力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域，趁吴奇伟纵队新败逃向乌江以南之机，寻歼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周浑元纵队，力争再打一个胜仗。六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长干山、白腊坎以西开进，准备突击周浑元纵队，由于周纵队畏歼不进而未果。接着，红军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红军多次寻战，均未达到目的。但这一行动，却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认为红军徘徊此地，乃系大方针未定之表现。即令各路人马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叫嚷“残匪西窜是我围歼唯一良机”。 [73] 据此，各路敌军继续向前推进。十一日，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占领遵义；周浑元纵队主力集结鲁班场地区；吴奇伟纵队一部已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
根据上述敌情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依据这个方针，中革军委于十三日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是日晚，红三军团于平桥、泮水地区，击溃黔军第三旅犹禹九部，残敌向打鼓新场溃退。十五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枫香坝东南地区之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带之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纵队三个师猬集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敌第十三师由鲁班场北出，企图侧击红军攻击部队，吴纵队已进到枫香坝，川军郭勋祺部也由东面的两河口向坛厂、鲁班场转进，企图夹击红军。鉴于以上情况，中革军委乃决定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转兵西进，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机动。十六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十八日，红军警卫营防空排击落敌机一架。十九日，红军攻占镇龙山，击溃川军一个团的拦阻，进到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摆脱了敌人。
五、四渡赤水，威逼贵阳
中央红军再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令周浑元纵队主力和吴奇伟纵队二个师向古蔺追击；令孙渡纵队在毕节、王家烈纵队在打鼓新场以北截击；令川军潘文华部五个旅在叙永、古蔺防堵，另一部由茅台西渡尾追；并加强泸州东西长江防线。同时，他还严令各纵队赶筑碉堡，形成碉堡封锁线；令第五十三师由石阡向遵义推进，企图把红军聚歼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蒋介石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74] 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75]
正当敌军再次扑向川南而尚未形成包围之际，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回师东渡，以摆脱敌军的围攻。三月二十日，中革军委为了迷惑敌人，以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由铁厂、两河口地区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以吸引川、滇军向西，掩护红军主力东渡赤水。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中央红军以隐蔽、神速的行动，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接着，经临江场、楠木坝、花苗田（今花茂）等地挥师南下。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河，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认为，红军又将进攻遵义，于是，急令上官云相所部在遵义、桐梓、松坎等地严阵固守；令第五十三师陆续赶到遵义，协助第四十七师防堵；令周、吴两纵队星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厂一带，并着周纵队先头二个团或三个团，兼程分往鸭溪、白腊坎、枫香坝等地固守，并令何键加强乌江之守备，阻止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
根据上述情况，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迅速突出敌军的合围，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向南发展。二十七日，中央红军以红九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伪装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以吸引敌人北上，主力乘机继续向南急进。二十八日，红军主力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人封锁线，冒着狂风暴雨，进入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地区，并于三十一日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歼灭守敌和援敌各一个营，进至息烽西北地区，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把敌人重兵甩在乌江以北地区，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包围圈”彻底宣告破产。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任务后，转移到沙土附近地区，准备南渡乌江时，敌人已控制了渡口，被阻于乌江北岸，开始独立活动。
四月二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狗场地区，前锋逼近贵阳。这时，贵阳附近的国民党军主力只有郭思演部第九十九师四个团，兵力单薄。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慌恐惧，急令其第二路“追剿”军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并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还准备了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
当各路敌军奔向贵阳时，中央红军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于四月五日进到开阳县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派出小部兵力和工兵，分别在水尾、中渡、小河口等地的清水江上架桥，伪装东渡的模样，主力集结待命。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东进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于是急调湘军三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令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国民党“追剿”军几十万人，被红军牵着鼻子东奔西走，一再扑空。
六、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示形于东，意在西进。当各路敌军增援贵阳，特别是滇军孙渡纵队调往贵阳以东后，云南境内敌军主力大部被调，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76] 的有利情况。四月七日，中革军委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定向云南进军。并命令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总的方向应速向毕节、大定前进。四月八日，红军分为左、右二个纵队，由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人防线，越过湘黔公路，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分两路经青岩、广顺、鸡场、定番、长寨、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急进，使蒋介石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云南后，又慌忙调整部署，急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和第五十三师掉头西进，沿黔滇公路在红军右侧追击；令孙渡纵队尾红军实行追击。但敌军由于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低落，行动缓慢。
四月十八日，中央红军主力乘胜在白层、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随后占领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城镇。被滞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以积极的行动牵制敌人，曾于四月四日（一说四月一日）在打鼓新场以东的老木孔击溃黔军柏辉章部五个团的进攻，随后又经茅坝、瓢儿井和大定以南，进到黔西的水城地区，同红军主力南北呼应。
中央红军占领兴仁、兴义地区后，分三路西进：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平彝（今富源）、沾益前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向曲靖前进；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向益肠营方向前进。二十四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
在此期间，蒋介石错误判断红军主力必经平彝北进会合红九军团，然后再渡金沙江，或转赴毕节入川南，北渡长江。于是连电龙云、薛岳，命令周、吴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北向宣威、威宁推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黔军在黔西地区堵截红军北去，孙渡纵队尾追红军，川军一个师集中毕节机动。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敌向北；主力则以神速动作向西挺进。二十七日，红军占领马龙，接着攻占寻甸、嵩明，一部进至杨林，前锋威逼昆明。二十八日，红九军团占领宣威县城。至此，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的计划落空。
红军在向马龙的进军途中，缴获龙云送给薛岳的十万分之一的云南军用地图二十余份，以及宣威火腿、云南白药、普洱茶等土特产。这些军用地图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方便。
红军逼近昆明，震动云南全境。这时昆明城内及其周围兵力空虚，龙云除向蒋介石紧急呼救，急电孙渡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外，同时又调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强渡金沙江，北上川西造成了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适时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四月二十九日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条件。”“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部署是：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等地，夺取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水流湍急，难以徒涉，是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这时，川军已把船只掳往对岸，控制了渡口，阻止中央红军北上。
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路由寻甸、嵩明地区向金沙江急进。左纵队红一军团前卫第四团，为争取时间赶到金沙江畔，先头分队化装成执行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军。五月一日，当先头部队到禄劝时，国民党禄劝县县长把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的红军迎接入城，热情款待，并交出了“云南省政府”交办的全部军粮款。第四团轻取禄劝后，又袭取了武定和元谋县城，直趋金沙江畔。
与此同时，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在军委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以一昼夜行进一百公里的速度，于五月三日晚，赶到皎平渡口，缴获二只木船，巧渡金沙江成功，俘虏守敌川康边防军一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接着干部团第二营翻过中武山（一说狮子山），打垮凭险阻击的敌人一个营，直插通安镇地区，并击溃敌人的援兵二个营，直趋会理城下，为红军主力渡江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红一军团主力经武定、元谋，于五月四日到达龙街，因此处江宽水急，敌机经常低空袭扰，架设浮桥没有成功。后奉命沿江而下，到皎平渡过江。为了迷惑敌人，红一军团留下少数部队和工兵，继续架设浮桥，作渡江姿态。龙云、薛岳根据这一情况，断定红军要在龙街渡江，一面派飞机轰炸，一面限令其主力于五月八日前赶到金沙江边“歼剿”红军。孙渡曾在当时的《云南日报》发表对记者谈话，吹嘘将把红军“追至江边解决”。红军本来就没有架成的浮桥，被说成“完全炸毁了”，飞行队长还得到蒋介石一万元的奖金。
在此期间，右纵队红三军团抢占了洪门渡口，因船只少，水流急，不能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遂按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十三团在洪门渡过江外，红三军团主力改由皎平渡过江。
六日，追敌先头部队一个师进到团街附近地区，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广大指战员，在军团长董振堂指挥下，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并连续三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圆满地完成了保障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
在皎平渡，红军一共找到六只木船。中央红军二万多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等直接指挥下，在当地船工大力支援下，昼夜不停地来回摆渡。至五月九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
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完成了牵制任务后，也在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并沿金沙江西岸布防，阻止敌人渡江，掩护红军主力集结会理地区休整。
五月十一日，敌第二路军薛岳所部第十三师先头别动队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进到会理地区集结休整，追敌只有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渡过金沙江后，黄镇等创作了题为《破草鞋》的活报剧，满怀激情地歌颂了红军巧渡金沙江的胜利，辛辣地讽刺了敌人追击千里，只捡到红军丢下的几只破草鞋的可悲结局。红军指战员看了红五军团“猛进”剧团演出的这个活报剧，个个捧腹大笑。
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在这一行动中，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扬运动战的特长，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断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从而，使中央红军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机动作战，调动和打击敌人，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这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第四节 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同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
一、中央红军一部围攻会理，主力进行休整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三军团与干部团围攻会理，其他部队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
会理位于今四川省西南部，金沙江北岸，为川滇交通要邑，由国民党川康边防军第一旅防守，阻止红军北进。部署是：会理东路至宁南一个团，会理西路的姜驿、黎溪一带一个团，旅部率另一个团（欠一个营）驻会理。会理守敌加上民团共有三千人，机枪六挺、迫击炮三门。环城有已建成和正在建的大小碉堡二十余个。
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野战军司令部致电各军团首长，命令：红九军团向蒙姑、巧家之线开进，破坏沿江船只，扼阻东岸追敌。红三军团（欠一个营）及干部团继续围攻会理，消灭敌第一旅。若十日强攻不成，应加紧进行坑道作业，于十二日炸城；对城外一个团，应坚决消灭之。红一、红五军团消灭敌增援部队于会理以北地区。这时，川康边防军第一旅驻会理西路姜驿、黎溪的部队向会理增援，进至城西高地，红三军团以一部围城，主力向该敌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该敌一部被击溃，大部窜入城中。这样，城内守敌增加到二个多团，由西昌增援会理之敌一个旅正在南下。
根据以上情况，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红一军团绕过会理城，开至会理以北之五里牌、大湾营、大桥、白云岩地域，向西昌侦察、警戒；红五军团取捷径集结会理城东北之交户保、杉松坡地域，向东、北两方侦察，并受林、聂指挥，打击由西昌增援之敌，保障红三军团进攻会理；干部团仍集结金庄庙、沙坝一带，派队分向白沙、大拦河两方侦察。十二日，红三军团采用坑道爆破方法，对会理发动总攻，未克。同日，中革军委又致电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指出：“我军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上胜利和进入川西的有利条件。现追敌正企图渡江跟追，但架桥不易，至少需四五天，西昌来援之敌前进甚缓，并企图从两翼迂回。同时，爆炸会城亦须十四号始能完成坑道作业。”因此，“我野战军以扼阻追敌、打击援敌，并爆炸会城之目的和部署，决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十五号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与补充，如情况变化，当缩短此停留时间继续北进。”同时，要求各军团以备战姿态在部队中进行军政教育，加紧扩红、筹款及做地方工作等。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三军团继续围攻会理，其他军团就地转入休整。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会理郊区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广泛实行机动作战的经验，批评了林彪企图改变中央领导的严重错误，统一了战略思想，增强了团结，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二、正确执行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族区
在红军围攻会理期间，国民党“追剿”军先后到达金沙江南岸。五月十一日，蒋介石令其迅速过江，在川康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并规定各部任务如下：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以有力部队固守会理、西昌待援，主力应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楼，严防红军北进；孙渡纵队进驻盐边、盐源，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阻止红军西进；薛岳部各纵队迅速渡江，解会理之围，进至西昌筑碉，左与盐边、盐源之孙渡纵队，右与昭觉之川军连成封锁线，严堵红军南返。十五日，蒋介石委任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以巩固雷波、马边、峨边、屏山四县防务，保障川南。并以清代四川总督骆秉章击败太平军骁将石达开相勖勉，鼓动杨森卖命。
十四日，红三军团再次总攻会理不克。同日，中革军委为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放弃对会理城的围攻，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以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部署是：红一军团由公田营、白果湾之线各前进三十公里，并准备十六日拂晓相机消灭德昌之敌；红五军团随一军团跟进；军委纵队由朱家坝、铁厂地区出发，经大湾营前进至白果湾、益门之线，干部团取捷径开至益门南之大湾子、上村地域，归还军委纵队指挥；红三军团仍留会理城附近，准备十六日晚北进；红九军团尽力扼阻敌李抱冰、周浑元部于金沙江东岸，完成阻敌任务后为右翼纵队，经葫芦口、披沙、普格之线向西昌前进，保障主力翼侧之安全。
五月十五日，中央红军第一、第五军团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十六日，红三军团撤会理之围北进。同日黄昏，红一军团先头第一团在半站营、八斗冲一带击溃国民党川康边防军一个旅的拦阻，并乘胜追击，于十七日占领德昌，俘敌二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当天，红一军团前卫第一师全部到达德昌，并向西昌派出侦察部队。红五军团进至高桥附近。
西昌为会理至雅安之间的一个重要城镇，刘元璋的川康边防军司令部驻此，有四个团及彝兵二千至三千人固守。这是刘文辉阻止红军北进的一个重要据点。为阻止红军攻城，刘元璋下令纵火，把距城垣较近的西街和鱼市街全部烧毁，使西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
根据以上情况，中革军委于十九日决定：以红五军团监视西昌之敌，主力绕过西昌城向礼州北进。二十日，红一军团攻占礼州，当晚进至泸沽地域并向冕宁侦察。红五军团监视西昌的任务交红三军团后，北进溪龙地域。次日，右纵队红九军团进至礼州，与红三军团部队会合。
二十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指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但由于我军渡过金沙江的胜利及经会理北上，敌人已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现时敌人的布置，在利用大渡河的天险，大、小桐〔相〕岭及梁〔凉〕山等的阻隔，夷〔彝〕民与红军的隔阂，企图以刘、蒋 [77] 两部突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所部在北岸层层扼阻，破我渡河计划。”依此情况，“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军作战、机动，争取赤化〔四川〕，为战略上基本方针。”同时，要求各军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敌如固守工事据点，则绕过之；对追我之蒋敌中央军，应尽力迟阻之；如逼我过紧，使我不便过河或迂回，则应坚决回击，以消灭其一部”。
二十一日，中央红军从冕宁县泸沽地区分兵两路北进：主力为左路，经冕宁县的大桥、拖乌等地，通过彝族聚居区，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抢渡大渡河；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为右路，由军团参谋长左权、该师政治委员刘亚楼率领，沿西昌至雅安大道前进，经越巂县向大树堡（今属石棉县）前进，以迷惑和钳制大树堡对面富林之敌。此外，以红三军团一部阻击从西昌尾追之敌。
二十二日，右路红二师第五团攻占越巂，歼敌一个营，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在县衙里的彝族群众数百人，并前出到大树堡渡口，伪装主力红军由此北上，牵制对岸富林之敌。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经冕宁北进。为顺利通过彝族区，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和一个工兵排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开始向大凉山西部彝族区进军。
彝族主要聚居中国西南地区。他们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以及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他们对汉族不信任，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如今，红军要从这里过路，困难是很大的。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彝族人民的支持，成为红军继续北进的关键所在。总政治部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强调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连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
在进入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布告内容是：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同时，各部队普遍进行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的教育，要求指战员尊重彝族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以模范的行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二十二日，先遣队从冕宁县的大桥镇出发，进入彝族地区。当部队行至冕宁北二十五公里处之袁居海子（今彝海子）地区，遭到彝族罗洪、老伍、沽基（鸡）等家族的拦阻。红军先遣队一面向彝族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一面派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按照各家族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受国民党蒙蔽，对红军政策不了解的老伍家族则说服其保持中立。对受国民党利用同红军对立、并截去红军器材及枪支的罗洪家族，则采取政治上争取、军事上予以打击的政策。对同红军比较友好的沽基家族，采取热情友好、赤诚相待的态度，争取其支持。刘伯承按照彝族习俗，同该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并赠送武器、弹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从而，争取了大多数彝族同胞站在红军一边，化干戈为玉帛。当晚，刘伯承邀请小叶丹等同返大桥营地，给予热情款待，并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正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从此之后，这支武装一直在彝族地区活动，坚持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五月二十三日，中央红军先遣队由小叶丹带路，再次进入彝族区，受到彝族同胞的热烈欢迎。为感谢彝族兄弟的支援，红军指战员每人准备一件礼物赠给彝族兄弟。红军所到之处，充满彝汉兄弟团结的欢声笑语，彝族同胞到处传颂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的动人事迹。在广大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区，并吸收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中共中央民族政策的胜利，使蒋介石企图利用彝族同胞阻止红军前进的阴谋遭到破产。
三、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正当中央红军越过德昌向大渡河兼程疾进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五月二十一日，他给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下达手令，其要点是：此时主要战略，一是防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防止中央红军西进西康。现在不必防红四方面军东回，而应防其“南下”。应令川军第五路军、第三路军主力限期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移动，而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应急派队布防，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同时，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杨森第二十军主力及第二十一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蒋介石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丛山耸立，河道陡峻，险滩密布，水流湍急，素称“天险”，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曾率领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重要渡口安顺场，北渡未成，陷入清军的重围而全军覆没。
五月二十四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冒着大雨兼程北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经过八十多公里的急行军，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歼灭守敌二个连，缴获渡船一只，控制了渡口。安顺场一带大渡河宽一百多米，水深流急，高山耸立。在红军到达之前，川军第五旅第七团一个营抢占了这一地区，正在构筑工事，凭险防守。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
五月二十五日，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战前，先遣队首长亲自向领导交代任务，一起制定渡河方案，并强调这次渡河，关系全军成败，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上午七时，红一团第二连连长熊尚林率领的渡河奋勇队的十七名勇士， [78] 在团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的火力掩护下，乘小船由安顺场驶向对岸，一场惊心动魄的渡河战斗开始了。勇士们乘坐小船，在船工的帮助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力拚搏，战胜了惊涛骇浪，冲过了敌人的重重火网，终于登上对岸。敌人见红军冲上岸滩，慌忙把手榴弹、滚雷像冰雹似地往下扔。智勇双全的勇士们，利用又高又陡的台阶死角作掩护，沿台阶向上猛烈冲杀。经过激烈战斗，击溃守敌，控制了对岸渡口，巩固了滩头阵地。从而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路，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此处水深流急，不便架桥，找到的四只渡船，只有一只是好的，其余三只尚需修理。全军数万人马，要在几天内靠仅有的几只渡船由此全部渡过大渡河是不可能的，而且此时尾追之敌薛岳部已过德昌，正向大渡河昼夜赶进，情况十分紧急。二十六日，中革军委为迅速渡过大渡河，“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部署是：红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刘伯承、聂荣臻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红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红三、红九军团和红五团随左纵队跟进。
二十七日拂晓，左纵队先头红四团，在团长黄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下，从安顺场出发，不顾饥饿，不怕疲劳，踏着泥泞的道路，冒着暴风雨的袭击，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昼夜兼程，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经过一百六十公里的急行军，于二十九日晨赶到泸定桥附近，并袭占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位于今四川省泸定县，是中国著名的铁索桥之一，扼川康要道，座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桥长一百多米、宽二米八，由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铁链九根平行系于两岸，上铺木板，以作桥面；桥栏左右铁链各两根作为扶手，人行于上，摇摇晃晃，险要异常。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城内驻有川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一部，旅部在泸定城南的冷碛地区，另有二个旅正向泸定城增援。在红军到达前，敌人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十三根铁链横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
二十九日十六时，红四团经过紧张的准备，发起夺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一起吹响冲锋号，轻重火器一齐开火，由第二连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登着悬空的铁索链，向对岸冲去。第三连指战员在连长王友才的率领下，每人扛着木板，跟随在突击队后面，一面铺桥，一面前进。当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在桥头突然点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但是，英雄的红军突击队员们面对熊熊烈火，毫不畏惧，勇往直前，胜利地抢占了大桥，迅速歼灭守桥之敌，并掩护后续部队占领了泸定城，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的功勋。
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也日夜兼程向北急进。红三团的五个连和红二团一个营于二十九日十四时由冷碛一直打到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右岸红四团的行动。至六月二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胜利地通过大渡河。敌人向天全溃退，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彻底破产。
四、翻越夹金山，同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中革军委于六月二日决定兵分三路迅速夺取天全、芦山，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其部署是：以红一军团（欠第五团）及红五军团为右纵队，归林彪、聂荣臻指挥，取道胡庄街、凉风顶、牛屎坡（今建黎）、石坪（今泗坪）、小河子（今荥河）及其以西平行路，向芦山前进；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第五团为中央纵队，以战略姿态取道化林坪、大桥头、水子地向天全前进；红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泸定直向天全前进。六月三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继续北上。七日，红九军团先头二个营，在红三军团的策应下，占领天全；红一军团在始阳坝击溃川敌第六旅一个团，接着，乘胜于八日进占芦山。
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第一、第二纵队正由西昌北进，李抱冰第五十三师已到冕宁，杨森第二十军集中于雅安地区，原驻天全的一个旅已调往荥经，奉命加强芦山防御的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尚未到达。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八日决定：中央红军迅速突破芦山、宝兴敌军防线，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争取早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决定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要求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说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
中央红军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号召，纷纷展开革命竞赛活动，决心以英勇战斗的实际行动，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实现同兄弟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六月八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随后，经宝兴的盐井坪、崔店子，进到夹金山脚下的大硗碛地区。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越过这人迹罕至、禽兽无踪的大雪山，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于六月十二日，从大硗碛地区出发，开始向夹金山进军。先头分队冒着随时有滑下雪崖、葬身雪窟的危险，为大部队开道。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饿了啃干粮，渴了饮雪水，艰难地向前迈进。为了不使战友们掉队，指战员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互相搀扶着，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在快接近山顶时，忽然天空乌云翻滚，刹那间，狂风大作，大雪夹杂着鸡蛋大的冰雹倾泻而下。有的伤病员经不住风雹雨雪的煎熬而倒在雪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长眠雪山，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征服了“神山”，跨过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
这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军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师各一部，在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和第九军军长何畏率领下，已攻占懋功，前锋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
六月十二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军指战员们相互握手、拥抱，欢呼跳跃，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当日晚，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热忱欢迎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川西，并请求中央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十六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指出：“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十八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二十一日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举行了联欢会，热烈庆祝两军会师的胜利。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朱德等在会上讲了话，指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会师后的光荣任务。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使两支各自为战的英雄部队第一次会合在一起，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中央红军各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捐钱捐物，编歌曲，排节目，热情慰问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自动开展向红四方面军学习的活动。中央红军“坦克”部队一次就捐款八百多元，“太阳”纵队“三科和野战医院为最多，刘光甫同志一个人捐了二十元”。 [79] 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对中央红军也进行了热烈的慰劳。仅红三十军部队捐赠的慰劳品，就有衣服四百九十五套零十九件，草鞋一千三百八十双，毯子一百条等。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驻地，到处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感人场面，到处洋溢着《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歌》的歌声。这充分体现了两支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之间的良好关系。
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粉碎了蒋介石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两军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五节 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的决定，胜利到达陕甘苏区
一、两河口会议，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确立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分析形势和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制造了“华北事变” [80] ，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面“围剿”红军和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六月十日，颁布《敦睦邦交令》，宣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七月六日，全部承诺日本帝国主义于六月九日提出的“觉书”要求，达成“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同时，按照日军的要求，把驻河北省的东北军于学忠等部调往西北“剿共”。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抗日反蒋运动迅速走向新的高潮。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以来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已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工农红军虽然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遭到严重损失，但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化险为夷，夺取了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万余人，士气旺盛，战斗力大为增强。红四方面军主力正位于岷江两岸之镇江关、片口、北川、茂县等地，可随时向东向北出动。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西北红军在陕甘苏区的反“围剿”作战都已取得了胜利；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创建了新的苏区，并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留在长江中下游各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游击战争。他们吸引和钳制了大量敌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蒋介石尽管还在竭力策划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但是，追击中央红军的几十万军队，经过半年多的长途追击，已远离中心城市，减员很大，补给困难，士气颓丧，战斗力大为下降。同时，川陕甘地区之国民党军派系庞杂，内部矛盾重重，协同作战十分困难。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形势正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现红军所在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围的川西北地区，高山穷谷，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又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存在着复杂的民族问题，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发展，不适于建立根据地。因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定的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以推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就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红四方面军全部及中央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十七日，张国焘、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提出“首先集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者“南下川、康边的方针”。
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张国焘：“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 [81] 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
二十日，张国焘坚持己见，再次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略天、芦、灌、邛、大、名 [82] ”的主张。并声称“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
是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中央要求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等。会议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一致认为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开创新局面是有可能的。同时强调说，夺取松潘，打击胡敌，是实现中央战略方针的枢纽。战略方针的实现，主要靠打胜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强调两军统一在中革军委的指挥下，对实现战略方针是极端重要的。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决定规定：“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还强调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建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确定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行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为解决两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实现中共中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保证。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一部，由懋功、两河口地区出发，翻越梦笔山雪山，于六月二十九日到达卓克基地区，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前出到马塘、康猫寺等地。
二、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一方面军主力经草地到达巴西地区
六月下旬，蒋介石以川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共九十余团，固守江油（不含）、威州地带，阻止红军东进；胡宗南所部共二十七个团，固守文县、松潘、平武、江油地区，阻止红军北上；杨森、邓锡侯等部共约五十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北筑垒推进，阻止红军南进；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向绵阳集中，并策应川军的行动；刘文辉、李抱冰部共十五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万耀煌部留清溪、雅州筑垒待机，企图把红军歼灭于懋功、理番、威州地区。但是，敌军近二百个团的兵力中，其主力薛岳部已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急需休息和补充；胡宗南部仍分散在松潘、平武、文县地区，尚未集中；四川军阀部队屡遭红四方面军打击，士气低落。这对于红军主力夺取松潘，迅速北上甘南，实现中共中央确定的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是有利的。
根据上述敌情，中革军委于六月二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心集中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并以十二个团组成岷江支队、懋功支队。从六月二十九日起，两支队分别集中岷江东岸平夷堡、大石桥和清夷堡、懋功地区，钳制东、南两面之敌，掩护主力北进和后方安全。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编为左纵队，林彪任司令员，彭德怀任副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杨尚昆任副政治委员，由卓克基、康猫寺、马塘等地出发，向松潘西北黄胜关、两河口地区开进，协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攻松潘。七月二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一部翻越长板山雪山，进至芦花、黑水地区。接着，翻越打鼓山、拖罗冈（又名仓德山）雪山，于十日进到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并于十一日攻占哈龙，十六日攻占毛儿盖，歼敌胡宗南部第一师补充旅约一个营，俘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二十余支（挺），电台一部。与此同时，红三、红五、红九军团进至黑水、党坝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也由卓克基到达芦花地区。这时，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出现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态势。
松潘，是四川西北部的重要城镇，控制着由四川北出甘南的交通要道。红军占领这个地区，可以不经川西北的茫茫草地，直出甘南。这对于红军主力迅速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十分有利。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并声称中央不解决这些问题，便“无法顺利灭敌”。
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关于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但对其错误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希望他能够觉悟，服从中央领导，加强两支主力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共同北上。七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致电张国焘，指出：“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提出：“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地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朱德仍任总司令，陈昌浩任中革军委常务委员，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七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决定，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第一军，林彪任军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彭德怀任军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曹里怀代理参谋长；第三十二军，罗炳辉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黄火青任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还决定，中央红军抽调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李荣等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职。红四方面军也根据红军总部的决定，抽调三个建制团共三千七百余人支援中央红军。两大主力红军指战员的交流，促进了两军的团结和部队建设，增强了中央红军的战斗力。
七月十九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计划指出：“依据目前敌情的变化，证明军委六月二十九日松潘战役计划中关于敌情的判断，是完全正确和适用的。”然而，“由于我军调动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亦尚未完全协调。”计划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和一个支队，继续北进，夺取松潘。
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到达毛儿盖，同红一军等部会合，准备继续北上。
这时，敌军胡宗南部的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薛岳部已由雅安进抵平武地区，同胡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了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正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同时敌人利用土司番兵阻止红军北进；加之红军粮食给养困难，中革军委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八月三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计划指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计划规定：中央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共二十个团，编为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以主力一部迅速经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消灭番兵马队。阿坝攻下，则应急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兵力打通阿坝到墨洼路，以接引右路我军”，另以一部兵力在抚边、党坝“坚守要点，积极打反，以掩护我军主力转移，同时川敌如进，应坚决扼阻，在有利时机应集中兵力一部，实行回击而消灭之”。计划规定：中央红军第一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共十二个团，编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经竹勋坝向班佑、阿细〔西〕侦察，准备走此路遭遇和消灭胡敌一部，然后向北转移，以争取进占夏河流域的先机。”“万一由阿细北进无路，则再改经阿坝前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第十一师和第三十五团共七个团，为钳制部队，“沿小姓沟至羊角塘钳制松潘之敌，以掩护我左右两路军及一切后方前进。”中央红军第三军和第二六九、第二十九团共六个团，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并首先打通茨坝、杂窝到波罗子道路，以便在有利时机，经此路循右路军后北进”，归右路军指挥。计划还规定：后方地区以杂谷脑、卓克基、阿坝为中心，“目前仍以卓克基地区为总后方，一切器械资材及伤病员统向该方转移。党及苏维埃工作应在这一地区特别加强，首应准备迅向阿坝开展。”同时，提出“整顿和补充一方面军”。
八月四至六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与面临的任务。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钟等人。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全面分析了全国政治形势，指出：“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且继续发展着。”“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强调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它的模范的作用，给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经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集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
决议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蒋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追击、截击与堵击，完全没有休息的长途行军，历尽艰难困苦与饥饿寒冷。然而，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与军委领导之下，始终以惊人的英勇与坚决，同敌人作无数次的血战，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击败了敌人的追击、截击与堵击，消灭了蒋介石等军阀的许多部队，渡过了天险的湘江、乌江、金沙江与大渡河，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决议特别强调指出：“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决议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完成创建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
会议拒绝了张国焘提出增补红四方面军干部九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八人）的意见，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此，中央红军改称为红一方面军。
八月十一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恩来致电红一、红三军首长，指出：“依据总司令部夏洮战役计划，我军前进道路，一经阿坝，一经班佑。阿坝情况尚不明，但由班佑到夏洮，行程约十二日，我军主力有出右路的极大可能，一、三军应准备在七天到十天内经班佑前进”。同时规定：红一军应集结波罗子、杂窝之线，红三军集结芦花、亦念之线，抓紧最近七天时间，定出整理计划，详细解释与讨论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提高部队战斗情绪，肃清散漫松懈现象。并要求：加紧对骑兵战斗及平原战斗的教育与训练；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广大番民群众；努力筹食，改善给养，每人带足十五天粮食；收集番布、羊毛，每人有皮衣，每连有帐篷。按照这一指示，红一方面军主力展开了经草地北上的必要准备。
八月十五日，左路军先头纵队红一方面军第五军等部，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前进。是日，中共中央针对张国焘坚持红军主力经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的主张，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两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并强调指出：“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但左路军后续部队却迟迟未动。
八月十八日，右路军先头部队三个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和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领下，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前进。
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以及徐向前、李富春、林彪、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周恩来因病，朱德、张国焘、周纯全因随左路军行动而缺席。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即岷县）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同时指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该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物资匮乏，民族矛盾不易解决，大部队长期在那里活动，将遇到极大困难。红军一旦深入之后，敌人将在黄河东岸构筑重重封锁线，红军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联系，“将遭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
同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恩来、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发出《红一方面军北进前政治工作的指示》，指出：“争取洮夏战役 [83] 的胜利，是赤化川陕甘的关键。”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在北进前，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必要的物质补充”。同时要求各部队召开班以上干部会和给战士上政治课，“深入解释北上过草地的意义与过草地的战斗准备，以及必要的物质携带和防空问题。”
二十一日，林彪率领红一军第二师从毛儿盖地区出发，经腊子塘、色既坝等地，向班佑开进。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与前敌总指挥部随第三十、第四军北上。二十三日拂晓，红一军主力北上；军委纵队、红三军、红军大学随后跟进。
从毛儿盖到班佑，要经过数百公里的茫茫草地。这一地区，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忽而迷雾重重，忽而风雨交加，忽而骄阳似火，忽而漫天飞雪；草地上既无道路，又无人烟，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表面十分松软，人在上面行走，“噗哧噗哧”作响，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潭，不能自拔；沿途虽然沼泽遍地，可水质恶劣，不能饮用。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右路军广大指战员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发扬吃大苦耐大劳、团结战斗的优良传统，顶风雨，战严寒，忍饥耐渴，不怕苦，不怕死，吃野菜，啃皮带，经过六七天的艰苦跋涉，终于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于八月底走出了茫茫的大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
八月二十九日，右路军以红三十军、红四军一部，对包座地区守敌发动进攻，红一军为预备队，集中班佑、巴西地区待机。经三天激战，歼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四十九师大部，取得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
三、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继续北进，突破腊子口到达甘南地区
包座战斗后，右路军红一军由阿西进到拉界地区，红三军位于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红四、红三十军位于求吉寺、上包座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驻潘州，一面休整，一面等待左路军向班佑地区集中，共同北上。
但是，张国焘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主力走班佑，直出甘南的决策。他率左路军先头部队到达阿坝后，遂按兵不动，左路军大部队仍在卓克基地区。
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主要精神。电报指出：“我军到达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线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区域，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二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若以红军主力向洮河以西，“敌沿洮河封锁，致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的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一半，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经营，尤为彰明较著。”
右路军到达巴西地区后，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其第四十九师大部被歼，持重不出。蒋介石令其绕道文县开赴西固堵截红军，胡宗南则要求待薛岳部到达松潘、漳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开动。这时，于学忠部尚远在陕甘交界的徽县、两当地区。甘肃南部之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红军从巴西地区到西固、岷州仅五天行程，沿途多为汉人，路大、粮多、房多。
根据上述情况，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于九月一日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敌情，再次要求左路军迅速东进，向右路军靠拢。电报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一般空隙〔虚〕，无多敌，仅十二师及鲁大昌部或在此，但碉堡未成。”“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置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候左路〔军〕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九月三日，张国焘复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同时，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五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五日，又命令位于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前进，就地“筹粮待命”。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恩来同红三军领导人彭德怀、李富春 [84] ，于九月六日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一军主力应集结鹅〔俄〕界，派队向罗达（今洛大）侦察前进。”八日七时，林彪、聂荣臻致电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说：“我一师昨已占莫牙，该地到罗达一天，到岷州三天。”“军直属队及二师今日仍在原地未动。”并说：“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即乘岷、西敌防薄弱之时突出为妥。”
九月八日九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敌情和红一军的位置，请示“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并说：“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同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张国焘还命令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
八日二十二时，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七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并详述了向南行动，在敌情、地形、给养、居民等方面均对红军不利，且无战略退路。“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同时指出：“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可是张国焘却一意孤行，仍坚持其“乘势南下”的错误主张，并于九月九日，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阴谋危害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在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立了大功。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红三军驻地阿西紧急磋商，为贯彻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和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十日凌晨，红三军及军委纵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阿西北上，向红一军靠拢。彭德怀、李富春电告红一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中央今日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拿〔拉〕界，明日到鹅〔俄〕界。”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北上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同时致电张国焘：“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时，红四方面军中有人不明真相，提出是否派部队拦阻。总指挥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为避免武装冲突，维护红军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刘少奇、何克全、邓发、凯丰，以及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并“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他“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同时，成立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五人团领导红军的工作。会议还决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是：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以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休养兵力，扩大部队，创建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
同日，张国焘致电红一、红三军领导人，煽动他们背叛中央，率军南下。红一、红三军领导人及时向中央作了报告。张的阴谋没有得逞。
十三日，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编入左路军的红五、红三十二军，尔后随红四方面军行动。
这时，甘南之西固、岷州、临潭一线，只有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以及王均的第三军第十二师，兵力比较薄弱，西固到岷州的封锁线尚未筑成。红一方面军主力乘虚疾进。十六日，击溃新十四师第六团拦阻，逼近要隘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境，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素有天险之称。隘口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要想通过腊子口先得过这座桥。桥头筑有碉堡，敌鲁大昌部在这里布置了二个营的兵力。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州，纵深配置三个团的兵力，严密封锁红军的去路。
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一军第四团，奉命迅速夺取腊子口，为红军北上打开一条通路。当晚，第四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遂即调整部署，改以第六连在正面轮番攻击，疲惫与消耗敌人；第一、第二连从侧面攀登悬崖陡壁，迂回到隘口背后奇袭敌人。红一军首长批准了这一作战方案。迂回的部队在一名苗族战士带领下，攀登峭壁到达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进攻的部队对守敌发动猛攻。负隅顽抗之敌在红军前后夹击下大部被歼。十七日晨，第四团占领天险腊子口，纵深守敌闻讯逃窜。红军乘胜追击四十五公里，占领了大草滩，又歼敌一部。这次战斗，缴获大批粮食和一千公斤食盐，这对刚出草地的红军真是无价之宝。
聂荣臻对攻占腊子口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都走活了。” [85] 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
毛泽东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写下了不朽诗篇《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诗，热情地歌颂了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充分表达了夺取长征胜利的无比喜悦心情。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为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于九月十四日再次致电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于他们的北上。”“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但张国焘仍然坚持错误，并于九月中旬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再过草地南下。十月五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即足木脚，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宣布另立“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
红一方面军攻占大草滩后，继续北进。九月十八日，先头部队占领哈达铺，主力随后跟进，并在该地区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下辖三个纵队：原红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副主任，下辖五个大队；原红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司令员（十月由彭雪枫接任），李富春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副司令员，萧劲光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大队；军委纵队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蔡树藩任政治部主任。全支队共七千余人。
四、到达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
陕甘支队进驻哈达铺后，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惊。他害怕红军东进天水威胁西安，遂将其主力向天水集结，并以一部兵力占领渭河附近的武山、漳县两城，防红军东进。九月二十六日又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剿共”作战。
九月二十三日，陕甘支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哈达铺地区出发，以一部兵力东进闾井镇，佯攻天水，以调动敌人向该地集中，主力乘机以急行军突然折向西北，摆脱敌重兵阻击，通过了敌武山、漳县间的封锁线，并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渭河，于九月二十七日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常委会，根据从国民党一部分报纸上了解到在陕北尚有相当大的根据地和人数众多的红军，决定率领陕甘支队迅速北上，同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二十九日，陕甘支队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新方针，由榜罗镇地区出发北进。当日，攻占通渭城。十月二日，在静宁以西击溃敌人一部，缴获汽车十余辆。三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静宁县的界石铺。五日，陕甘支队到达隆德县的单家集，击溃敌人一个营，进抵六盘山麓。
六盘山，位于宁夏、陕西和甘肃三省交界地区，海拔二千九百二十八米，南北走向，逶迤二百四十余公里，为陕北和陇中两高原界山，渭河和泾河分水岭。旧时山路曲折，盘旋六重始达山顶，故此得名。十月五至七日，陕甘支队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越过六盘山，第一纵队在固原县的青石嘴消灭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第七师二个连，缴获战马一百余匹。并以这批战马装备了一个侦察连，从此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接着，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向环县与庆阳间前进，十九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
这时，敌骑兵三个团追了上来，其一个团向吴起镇以北迂回，主力在二道川的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陕甘支队为了不让该敌跟进陕甘苏区，决心集中兵力歼其一部。二十一日早晨，陕甘支队利用吴起镇一带的有利地形，在塬上深沟设伏，并以第二纵队在左翼，第一纵队在正面，向迂回吴起镇西北之敌骑兵团发起进攻。经数小时激战，将敌击溃，随后又在杨城子以西的齐桥、李新庄之间，分别击溃敌另二个骑兵团，从而迫使国民党“追剿”部队停止追击。
吴起镇战斗，击溃骑兵三个团，俘其约七百人，缴获战马一千匹。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从此，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陕甘晋宁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新局面的伟大斗争。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宣告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从而完成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任务。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狂妄计划破产，充分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的结果。
第六节 红军第十五军团的成立。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和直罗镇战役
一、西北红军的创建和陕甘苏区的形成
陕甘苏区地处陕西、甘肃省边界地区，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两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苏区革命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谢子长逝世后，红二十六和红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六座县城，两苏区联成一片，成为红一方面军和其他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开展新局面的出发点。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织和领导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枸邑（今旬邑）起义，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在陕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十二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初期只编第二团），杜衡任军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开始了创建苏区的活动。至一九三三年春，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基本形成。
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军分四路“进剿”照金苏区。红二团在杜衡的率领下，撤出苏区，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新苏区。这里地处陕甘交通要道，靠近陕西省城西安，敌人的统治力量较强。红二团在临潼、蓝田地区，被国民党军打散。中共陕甘边特委另以渭北、富平游击队为基础，在照金苏区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继续坚持斗争。十月上旬，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共六千余人对照金苏区再次发动“进剿”。中共陕甘边特委以游击队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红四团转至甘肃省合水、庆阳一带打击敌人。十月十七日，攻占合水县城，歼敌一部。十一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将所辖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治委员。不久，刘志丹、杨森分别接任师长、政治委员。红四十二师成立后，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破敌人的多次“进剿”，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纵横各七十多公里的陕甘边苏区。十一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任主席。
在陕甘边苏区创建的同时，陕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也逐步发展起来。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共延川县委领导的延川游击队成立，四月改编为西北先锋队，十一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一九三三年四月改编为红军陕北游击第一支队。同年八月至一九三四年七月，在陕北地区又相继成立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支队，并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治委员，贺晋年任参谋长，统一领导陕北地区的游击战争。一九三四年八月，在陕甘边红军的支援下，打破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创建了安定、绥（德）清（涧）、葭（县）吴（堡）、神（木）府（谷）等苏区。九月成立了红一团。接着，又成立了红二、红三团。至年底，成立了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
革命斗争形势的蓬勃发展，引起敌人的震惊。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令高桂滋率其第八十四师进入陕北，会同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共四万余人，对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并以陕北苏区为进攻的重点。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中共陕甘边和陕北两特委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在赤源（今属子长）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苏区和红军的斗争。同时，决定集中红军第二十六军一部、第二十七军主力在陕北苏区作战，首先打击深入陕北苏区中心区的敌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打通与陕甘边苏区的联系，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
五月一日，红二十六军主力与红二十七军于赤源县白庙岔会师。四日，在秀延县玉家湾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接着，西北军委制定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和处决土豪劣绅的规定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
从五月上旬至六月下旬，红军和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首先在吴家寨子、马家坪、张家圪台三战三捷，共歼灭高桂滋部二个营又二个连，解放了安定县城。接着，转入外线作战，攻克延长县城，歼灭高桂滋部一个骑兵连和该县民团。延长县城解放后，延川守敌极为恐慌，弃城逃往清涧。红军进占延川县城。随后，红军南下甘泉，西进下寺湾，包围高桥镇，守镇民团向红军投降。红军乘胜攻占国民党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接着又拔除敌军在陕甘边与陕北苏区来往必经路上设置的李家塔据点，解放了安塞全县。部队稍事休整后，即转兵北上，奔袭靖边，经过反复争夺，全歼守敌高双成部一个营，解放靖边全县。保安县城的守敌闻讯后仓皇逃跑。至此，第二次“围剿”被打破。
这次反“围剿”作战，西北红军共歼敌三千余人；巩固与扩大了苏区，使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连成一片；红军发展到约五千人，装备得到改善，并建立了红军医院和修械厂、被服厂，成立了红军干部学校，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五年七月下旬，蒋介石集中近十万人的兵力，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方针，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东线晋绥军约五个旅在山西榆次集中，先头部队第二〇六旅进至宋家川（今吴堡县城）、枣林坪一带，阻止红军东渡黄河；北线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据守横山、神木、绥德等地，阻止红军北上；西线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等部队分布于合水、庆阳、环县、盐池一线，阻止红军西进；南线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为“围剿”军主力，在洛川以南地区集结，准备向延安方向推进。
西北军委根据上述敌情，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先打东线之敌，再打北线之敌，然后寻歼南线之敌，以打破敌军“围剿”。
八月一日，西北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主力乘敌第三次“围剿”部署尚未就绪和东线晋绥军态势孤立之机，于清涧县袁家沟、花岩寺一带集结，组成精干部队轻装北上，秘密进至吴堡、宋家川地区，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以一部兵力进攻慕家塬守敌，主力进至慕家塬以南地区隐蔽待机，求歼援敌。十一至十八日，红军在吴堡慕家塬和绥德定仙墕歼敌第二〇六旅一个团又四个连，俘敌一千八百余人，迫使敌晋绥军主力退回黄河以东。此后，红军以一部兵力南下鄜县（今富县）、甘泉，钳制南线之敌，主力北上袭击横山之敌，从而巩固了苏区的后方，为尔后集中兵力打破敌军“围剿”创造了条件。
二、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于十一月决定，以留在苏区的红七十五师为基础重建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红二十五军组成后，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先后取得了郭家河、长岭岗、斛山寨等战斗的胜利，部队曾发展到一万二千余人。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以及敌人残酷的“围剿”，苏区形势日益恶化，红军损失日益严重，部队减少到三千多人。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二十五军，“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可以进行战略转移，建立新的苏区。八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并带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精神，决定：（一）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造新苏区而斗争；（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三）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领导一部分武装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十三日，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撤销师一级编制，军直辖第二二三、第二二四、第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共二千九百八十余人，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戴季英任参谋长、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十七日，在罗山县朱堂店附近击退敌人的拦阻，越过平汉铁路西进，经青石桥、黄龙寺、月河店、金桥等地，进入了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该地区东靠平汉铁路，南临汉水，回旋范围小，不便建立根据地，省委遂决定继续西进，挺进伏牛山区。途中进行了独树镇战斗，给追堵之敌以沉重打击。
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发现该地区地主围寨多，反动统治严，建立苏区有困难，遂决定向陕西省南部转移。十二月五日，红二十五军绕过敌第六十师封锁线，经卢氏城南西进。八日，在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铁锁关、三要司，先后击溃反动民团和歼敌正规军一个营，进入陕西省东南部地区。
十二月十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召开常委会，研究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问题，并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正在这时，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突然从庾家河东北方向奔袭而来，省委立即停止开会，指挥部队反击。恶战半日，经过二十多次反复冲杀，毙伤敌三百余人，溃敌向卢氏方向逃窜。庾家河战斗的胜利，为红三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开辟新苏区奠定了基础。
十一日，红二十五军在雒南县蔡川进行整编，撤销第二二四团番号，部队分别编入第二二三团和第二二五团。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从此，开始了创建鄂豫陕边新苏区的斗争。至一九三五年五月，红二十五军经过近半年的斗争，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的胜利，歼灭陕军二个旅大部，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在鄂豫陕边十个县境内，建立了村、乡、区苏维埃政权和鄂豫陕苏维埃政府。地方武装发展到二千人，红二十五军发展到约四千人。五月上旬，蒋介石对鄂豫陕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红二十五军按照省委的指示，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作战方针，以地方武装在苏区内迟滞与疲惫敌人，主力积极向外发展，先后取得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并于七月十三日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迫使进攻鄂豫陕苏区的敌人后撤，从而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
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从敌方报纸上得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合，并有可能北上。同时，原鄂豫皖省委的交通员也从上海带回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继续北上的消息。根据上述情况，中共鄂豫陕省委于七月十五日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留下一部武装，坚持鄂豫陕苏区的斗争，省委率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迎接党中央，和陕甘红军会师，共同发展西北地区的革命力量。会议决定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组成鄂豫陕特委，郑位三任书记，统一领导鄂豫陕苏区的党政军工作。
七月十六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地区出发西进。三十一日，攻占宝（鸡）汉（中）公路要点双石铺，歼敌一部，俘敌少将参议一名，缴获一批文件、报纸，进一步证实主力红军正在北上，敌军各部正在川甘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部署堵截。据此，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进入甘肃，袭击天水县城，以威胁敌人后方，策应主力红军北上。八月三日，红二十五军攻占甘肃省两当县城，歼敌一部。九日，攻占天水县城北关，歼敌一部，缴获一批军用物资。
红二十五军占两当、袭天水的胜利，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他急令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各抽调一部兵力，归朱绍良指挥，围歼红二十五军。
十一日，红二十五军北渡渭河，攻占甘肃省秦安县城。接着，转向北进，威逼静宁县城，切断西（安）兰（州）公路。十五日，红二十五军进至回民聚居的兴隆镇。部队在此休息三天，向回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做好继续前进的准备。
十七日，红二十五军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攻占隆德县城，歼守敌第十一旅第二团第一营大部，并于当晚翻越六盘山，继续沿西兰公路东进。次日，于瓦亭附近与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一部遭遇，将敌击退，并乘机占领瓦亭、三关口、蒿店，逼近平凉县城。二十日夜，在平凉县马莲铺附近击溃尾追之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一部，歼其一个多营。接着继续东进，于二十一日经泾川四坡村，南渡汭河，部队刚过一半，突然山洪暴发，河水陡涨，红二十五军机关、直属队与后卫第二二三团被阻于河北，遭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四旅第二〇八团的突然袭击。红二二三团和军部交通队、学兵连等奋力反击，将该团一千余人全部歼灭。在这次战斗中，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壮烈牺牲。
四坡村战斗胜利后，红二十五军在灵台与崇信之间的上良镇、梁原镇与赤城镇等地回旋驰骋十多天，积极探听有关主力红军北上的动向。
此时，各路敌军正向红二十五军进逼。中共鄂豫陕省委在主力红军北上的消息不明，而敌军又在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决定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北上，进入陕甘苏区，同西北红军会师。八月三十一日，红二十五军由平凉县城以东渡过经河向东北前进。九月四日，后卫第二二五团在合水县板桥镇遭到敌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的袭击，损失二百多人。战后，红二十五军沿陕甘边界人烟稀少的山区继续北上。七日，进入陕甘苏区保安县的豹子川（今属华池县）。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并代理省委书记，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次日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十五军历时十个月，行程近万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全军从长征开始的二千九百余人，发展到三千四百余人。
三、红军第十一军团组成。劳山、榆林桥战斗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原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会议还决定：红二十五军与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下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和第八十一师。第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编成，张绍东任师长，赵凌波任政治委员；第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编成，杨森任师长，张明先任政治委员；第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编成，贺晋年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全军团共七千余人。十八日，在永坪镇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和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
劳山战斗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国民党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由中部（今黄陵）向北进犯，军部率第一〇七师进驻洛川，其第六一九团一个营进占羊泉；第一一〇师、第一二九师（欠六八五团）沿洛川至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第六八五团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为了打破敌军的进攻，红十五军团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围点打援的战法，歼击孤军冒进之敌。九月二十八日，红十五军团以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围攻甘泉县城，吸引延安之敌增援，主力进至甘泉以北之大、小劳山隐蔽集结，准备歼灭由延安增援甘泉的敌人。
劳山南距甘泉十五公里，北距延安三十公里，东西群山矗立，地势险要，为延安至甘泉必经之地，是理想的设伏地域。十月一日，敌第一一〇师由延安沿公路南下，增援甘泉，途中留第六三〇团于四十里铺以为策应，师长何立中率第六二八、第六二九团沿公路两侧向南搜索前进。当日十四时，其先头部队进至红军设伏地区，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一团突然向敌开火，堵住敌前进道路。同时，位于阳台（劳山北三公里）之红七十八师骑兵团，适时出击，断敌退路；红七十五师和红七十八师主力从公路两侧山地向敌行军纵队发起猛烈冲击，将敌分割在榆树沟口和小劳山地区，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该敌。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千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三千七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千余支、轻重机枪一百八十余挺、炮十二门、战马三百余匹和电台一部。
榆林桥战斗 敌东北军遭打击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对陕甘苏区实行严密封锁，企图逐步缩小苏区，最后消灭红军。十月二十日，敌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并加强第六二〇团一个营进驻榆林桥。红十五军团决定乘敌构筑工事未成，立足未稳之机，消灭该敌。于是，仍以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继续围困甘泉之敌，主力由王家坪地区南下，经道佐铺向榆林桥逼近。十月二十五日拂晓，红军乘晨雾茫茫、视度不良之机，由东、西两面对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经反复争夺，全歼守敌四个营，俘敌团长高福元以下一千八百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为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四、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直罗镇战役
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时，陕甘苏区和红军在反对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的同时，对内开展了错误的肃反。从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逮捕了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等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严重破坏了党和红军内部的团结。这种外有强敌“围剿”、内有错误肃反的严重情况，使陕甘苏区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中共中央了解到上述情况后，立即派代表去瓦窑堡帮助陕甘晋省委纠正错误，把刘志丹等大批领导干部释放出狱，予以平反，恢复其工作。从而稳定了内部，挽救了陕甘苏区的危局。
与此同时，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进行短期休整后，于十月底经保安东进，十一月初，在甘泉地区的下寺湾同红十五军会师。十一月三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86] ，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后来，又增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军委委员。同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原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三团。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全军共一万余人。
十一月五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成立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主任、聂洪钧任副主任、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兼后方办事处参谋长。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和两支红军的胜利会师，对国民党的统治是一个巨大威胁。十月二十八日，国民党西北“剿总”决定重新调整“围剿”的部署，以五个师的兵力，分别由鄜县、合水东西对进，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围歼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其部署是：以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地区，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第六十七军之第一一七师由洛川北进鄜县，尔后西进，首先打通由合水至鄜县的交通联系，以实现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的第一步计划。十一月一日，第五十七军在军长董英斌指挥下，采取稳扎稳进、步步为营的方针，由西向东推进，其先头第一〇九、第一一一师于当日进占太白镇，第一〇六、第一〇八师随后跟进；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在军长王以哲指挥下，于六日由洛川到达鄜县。两路敌军总兵力三万余人，红一方面军只有一万余人，敌军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都占很大优势。
中央军委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敌人新的进攻形势是严重的，敌军兵力近三倍于红军，如果让敌人构成合水至鄜县、鄜县至延安的东西、南北封锁线，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便不易打破，而且现有的苏区也不能巩固，中共中央在陕甘地区立足也是困难的。这是对红军不利的方面。同时，也存在有利条件：东北军受蒋介石集团驱使参加“剿共”作战以来，广大官兵对蒋介石对日妥协、积极“剿共”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士气低落；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极大地鼓舞了陕甘苏区全体军民的胜利信心，增强了反“围剿”的军事力量，红军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涨，一致要求以打胜仗来庆祝陕甘支队同红十五军团的胜利会师；广大群众拥护红军；直罗镇地区的地形对红军作战有利。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抓住葫芦河这一战略与战役枢纽，集中全军大部兵力，力求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至二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敌之“围剿”，向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以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十一月六日和七日，红一军团由甘泉以西的定边集、下寺湾，先后进抵鄜县西北之秋林子和甘泉西南的老人仓地区；红十五军团攻占了直罗镇以东的张村驿、东村等据点。
十一月初，敌第五十七军到达太白镇地区后，犹疑徘徊，停止不进达半月之久。方面军首长决定加紧对甘泉之敌的围攻，以造成敌人判断失误，调动第五十七军东进。敌西北“剿总”果真上当，即命令第五十七军立即东进。十一月十七日，第五十七军以一个师留守太白镇，主力继续沿葫芦河向鄜县方向前进。十九日，敌第一〇九师并指挥第一一一师第六三二团进至黑水寺，军部及第一一一师主力、第一〇六师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
根据敌军进展情况，方面军首长决定主力集结待机，红十五军团派一个营连夜平毁直罗镇东南端之土围子，防止敌人利用；以一个连在阎家村北山担任警戒，与敌接触后，节节抵抗，把敌人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引进直罗镇，求歼该敌于直罗镇地区。十九日下午，红一军团进至直罗镇东西的石咀、凤凰头、上下莫河地区集结，并于安家川、直罗镇以北山地设立观察哨，直接观察敌人行动。方面军指挥所进至张村驿。
十一月二十日晨，敌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在飞机掩护下，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在阎家村北山担任警戒任务的红军部队节节抗击下，于十六时进入直罗镇，军部率第一〇六、第一一一师进至黑水寺地区。敌军开始行动比较谨慎，一路未遇抵抗，逐渐松懈。到达黑水寺、直罗镇后，杀鸡宰羊，大吃大喝，疏于戒备。
同日十时，方面军首长定下“二十一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师至两师”的决心，具体部署如下：
红一军团于二十一日拂晓前到达袁家山附近展开，首先以二个师自北向南进行主要突击。第一步攻占直罗镇北山，歼灭该处之敌，尔后协同红十五军团夺取直罗镇。另以一个团在直罗镇东北，协同葫芦河以南之红十五军团一部，阻止敌军沿葫芦河东窜；以一个团进至老人山方向，断敌先头师与安家川后续部队的联系，阻敌西逃，并打击可能来援之敌，以侦察连向黑水寺佯动。第二步视战役发展情况，准备歼敌后续部队。
红十五军团主力（欠第八十一师）于二十一日拂晓前到达直罗镇以南地区展开。第一步自南向北进行突击，歼灭直罗镇南山敌人后，立即向直罗镇发起进攻，协同红一军团歼灭该敌。第二步视情况发展，准备协同红一军团作战。
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除以第二四一团及军团一个骑兵连，继续围困甘泉之敌外，师部率第二四三团在中（部）宜（君）独立营、地方游击队配合下，积极钳制鄜县、中部等处之敌，阻止东路敌军之可能增援。方面军指挥所进驻吴家塔。
二十一日拂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师主力和第十三团自北、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对直罗镇之敌展开猛攻，第四师一个团插向安家川以东高地，断敌退路，第一团位于直罗镇西北高地，担任军团预备队。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个团及第七十八师一个团为第一梯队，自西南、南、东南方向分三路向直罗镇之敌发起进攻。
敌第一〇九师在红军的突然打击下，从睡梦中惊醒，左冲右突，均不得脱。激战至十二时，该敌大部被歼，师长牛元峰率残部五百余人，退入镇东南之土寨内，固守待援。方面军首长决定红十五军团以一部兵力予以包围，待敌逃跑时于运动中歼灭之；主力部队立即集结，准备打敌增援部队。
在红军围攻直罗镇期间，敌第一一一师第六三一团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当该团进到安家川以东地区时，即为红一军团第一团及第四师第十团击退，连夜逃回黑水寺。
二十一日二十二时，敌西北“剿总”决定：以第五十七军率第一一一、第一〇六师速向直罗镇增援，以解第一〇九师之围；令由鄜县西进的第一一七师加紧向羊泉镇、张村驿前进；令中部地区的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进至公家原、丁家原，策应第五十七军及第一一七师作战。
二十二日上午，敌第一一一师开始沿安家川北山再次向红军发动进攻；第一〇六师由黑水寺沿老人山向红军右翼实施迂回；其余两路敌军未按计划行动。
方面军首长决心抓住敌军协同较差，便于红军各个击破的有利战机，集中主力，坚决歼灭西线增援之敌。敌增援部队第一一一师在安家川以东地区遭到红一军团的迎头痛击，立即向西溃退。红军求歼援敌的计划未能实现。
方面军首长根据两天来的战况，认为应迅速抓住战机，乘胜扩大战果，决定以“包围黑水寺，整个解决董英斌” [87] 为基本方针，确定了下一步作战部署：红一军团主力于二十三日下午进至黑水寺东北之韩家河、甘沟门、王家庄地区，准备对黑水寺实施进入，以第一团、第十二团及军团侦察连，由聂荣臻政治委员率领，由北面实施迂回，进至黑水寺以西的龙益湾、王家角以北地区，阻敌西逃，并打击由西来援之敌。红十五军团部队控制黑水寺至太白镇之间二十至三十公里地区，断敌退路和阻敌援兵，确实孤立董英斌部。另外，以羊泉镇、道佐铺两游击队逼近鄜县，佯称红军即打鄜县，以牵制、迷惑敌人，袭扰敌第六十七军的后方，阻止其可能的西援。
正当红军调整部署时，董英斌率第一〇六、第一一一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立即分三路追击。二十四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歼敌第一〇六师第六一七团，其余敌军退入太白镇。
从二十一日起，一直被红军包围在直罗镇土寨内之敌第一〇九师残部，见增援无望，于二十三日午夜突围，围困残敌的红军部队立即发起追击，全歼残敌，师长牛元峰被击毙。
二十四日下午，董英斌已集中全力固守太白镇。该地工事坚固，红军一时不易攻克。毛泽东指示聂荣臻在前线释放几个俘虏军官让他们转告东北军领导人，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反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的人枪，可以如数归还。随后，方面军主力撤出战斗，挥师向东，寻歼第一一七师。
在红军东进途中，敌第一一七师于二十六日退回鄜县城。至此，方面军主力集结羊泉镇以北地区转入休整，战役遂告结束。
直罗镇战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一个师另一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团长石世安、郑树藩以下千余人，俘虏五千三百六十七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挺）。被俘人员经过教育被释放回去后，对红军以后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在战斗中，原红八军团政治委员黄甦英勇牺牲。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第七节 红军第二十四师等部坚持游击战争，大力配合方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在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领导下，红二十四师（辖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团）和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团以及赣南军区、江西军区、福建军区、闽赣军区地方武装，共一万六千余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在闽浙赣地区坚持斗争。
一九三五年春，中央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领导红二十四师、各独立团及各军区地方武装，突围转移，分散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与此同时，在闽浙赣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十军团（由红七军团、红十军合编），在敌军重兵“围剿”下，也受到很大损失，部队先后分散到浙南、皖浙赣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部队，以后成为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武装力量。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他们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紧密依靠群众，艰苦奋战，战胜敌人的连续“清剿”和种种诡计，克服重重艰难困苦，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和基本阵地，并在战略上钳制大量敌军，配合了红军主力的行动，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接替主力防务，坚持苏区斗争
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各独立团，接替红军主力防务，掩护各军团向集结地区转移。八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央分局的训令》，指出：“现在敌人占领了石城，东、西〔北〕两路的敌人正向着汀州、兴国前进。”“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中央苏区党的一切组织，在中央这一总方针之下，自己各种工作所环绕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组织大的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
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二十四师和各地方部队先后接替了红军各军团的防务，在长汀、雩都、宁都、兴国地区开展斗争，掩护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央红军主力开始突围时，按照中央军区的指示，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独立第六、第十四团等部，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突围。当粤军从重石、版石、新田、古陂、韩坊一线撒退后，独立第十四团进占韩坊、古陂，独立第六团主力进占安远城，独立大队与江西独立营进占重石、版石和龙布一带，保卫队和独立第六团一个营进占新田地区，继续钳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十一月初，粤军由南雄、大庾、横江、铅厂地域向红军主力追击，信丰、南康、安远等地敌军兵力甚为空虚，独立第六、第十四团又深入到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钳制粤军追击，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为保卫中央苏区，策应中央红军主力西进，中央军区命令红二十四师在汀州以南阻止河田之敌前进；江西军区独立团阻滞广昌之敌前进；独立第十三团监视兴国之敌；独立第七团阻滞石城之敌前进；赣南独立第六团配备大部工作人员随中央红军主力之后跟进，一面掩护主力红军侧后安全，一面沿途收容主力红军的伤病员，并担任主力红军的后方运输任务。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围剿”军以主力一部向西追击，其余部队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军第九师占领汀州，十日占领瑞金，并掩护第三师向会昌推进。为阻止敌军前进，中央军区首长决心集中红二十四师和几个独立营在谢坊地区设伏，求歼由瑞金南犯之敌第三师于运动中。
谢坊位于瑞金城南，距会昌城约十公里，其西侧是起伏的山峦，东侧是瑞金河（即绵水），瑞金通会昌城的大道由此经过，是设伏的理想战场。按照中央军区的命令，红二十四师配置在谢坊附近的湾塘岗西侧，担任主攻；会昌独立营位于正面钳制敌军，掩护红二十四师攻击；福建独立营配置于瑞金河左岸，钳制和打击可能增援之敌。
十一月二十一日，红二十四师在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杨英率领下，进入阵地。二十二日，敌第三师主力沿瑞（金）会（昌）大道南进，以一个营沿瑞金河左岸与其主力平行推进，以掩护其主力的左翼安全。是日中午，敌先头部队进入湾塘岗地区时，红二十四师立即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敌遭此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激战半小时，敌先头旅被歼一半，残部夺路溃逃。此役是红二十四师等部坚持苏区斗争以来取得的重大胜利，对策应红军主力西进和鼓舞中央苏区的军心、民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暴露了红二十四师的实力。
谢坊战斗后，国民党军发现中央苏区仍有正规红军，即由急进改为缓进，一面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对苏区内实行分割包围，一面集中主力寻找红二十四师决战。在这种敌强我弱的严重情况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没有利用敌人不敢长驱直进的有利时机，适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而是命令红二十四师等部，继续实行阵地防御，节节抵抗，同敌军拚消耗。到十一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陷入敌手，红二十四师被限制在雩都以南的宽田地区，活动范围越来越小。
十二月初，国民党军以二十多个师对中央苏区进行划区“清剿”，其余部队则在占领区内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组织地主武装，建立反动的保甲制度，捕杀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实行白色恐怖。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陈毅曾建议尽早将部队分散，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中共苏区中央分局领导未能接受，继续以大兵团作战方式进行阵地防御，致使部队受到严重损失。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粤军第二师向江西省赣县的牛岭地区开进，中央军区决定集中红二十四师和独立第三、第十一团在这一地区以伏击或袭击方式，求歼该敌于运动中。当红军赶到牛岭附近时，得悉粤军一个营已到牛岭，其后续部队尚距较远，这是一个有利的歼敌机会。可是，红二十四师前卫团指挥员求战心切，不顾部队急行军的疲劳，亦未作好周密的部署，就轻率地发起攻击。战斗发起后，敌人以村落为依托，以逸待劳，顽强抵抗。当红军冲到面前时，敌人突然发起反冲击，将红军先头团冲散。随后，敌军三个营增援上来，乘势追击，将红二十四师等部冲垮，师长周建屏负伤，幸得师政治委员杨英率师直属队顽强奋战，才将敌军击退。此役红军伤亡和失踪约六百人。
牛岭战斗失利后，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机关和红二十四师等被围困在雩都东南部的壬风山狭小地区。中央分局同所属各地区的联系基本中断。
二、实行战略转变，分散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中央苏区的形势更加严重，红二十四师和各独立团减员很大，苏区遭到极大破坏，各级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党、团组织大都被破坏，在苏区内坚持斗争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分局在雩都县黄龙的井塘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何叔衡、谭震林、毛泽覃、邓子恢、汪金祥、李才莲等。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一致同意突围转移，但对突围方向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向西突围，转移至井冈山地区另图发展；有的主张背靠雩都向南发展。二月四日和五日，项英连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请求指示。
二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并中央分局，指出，政治局认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是，“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革军委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英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军委分会讨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再次电示中央分局，对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中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游击队应紧密地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而斗争”，使游击队在群众中站稳脚跟，取得给养；要缩小或取消庞大的机关，领导人“随游击队行动”，把“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恢复党组织，加强地方武装，并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中共中央这些指示，对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坚持，具有重要作用。
中共苏区中央分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二十四师等部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部署是：红二十四师首长率领师部和第七十团，随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机关和项英、陈毅、贺昌等行动；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经信丰、大庾，向湘南转移；陈潭秋、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四个连去闽西，同张鼎丞等领导的部队会合，在闽西地区坚持斗争；李天柱率红二十四师四个连，依托寻邬南部游击区向赣粤边发展；毛泽覃率红二十四师一个连突围到闽赣边开展游击战争。独立第六团在中共赣南省委、省军区的领导下，在雩都南部开展游击战争；独立第七团从会昌穿过敌军封锁线转向闽赣边发展。从二月中旬开始，经过短时间的准备，红军各部队分路突围。但由于国民党军的包围已经形成，突围部队几经战斗，大部遭到损失，少数部队转移到赣粤边、湘南、闽赣边、闽西地区，会同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游击战争。随部队突围转移的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何叔衡、阮啸仙、贺昌、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等相继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入狱，不久英勇就义。
项英、陈毅等于三月底到达油山地区，同中共赣粤边特委、军分区会合。中央分局的电台在战斗中被毁坏，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
三、各地区游击战争的坚持与发展
一九三五年春，蒋介石为彻底消灭由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和其他各苏区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先后调集数十万国民党正规军，会同各省的军阀、地主武装，采取“竭泽而渔”的手段，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对红军和游击队实行严密封锁和连续的“清剿”。在军事上，大力构筑堡垒封锁线，控制交通，扼守渡口，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驻剿”、“堵剿”、“搜剿”和“追剿”；在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限制人民群众的活动自由，千方百计地离间人民群众同红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并颁布“自新自首条例”，企图利用叛徒从红军和游击队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在经济上，强迫移民并村，实行计口购粮和配给日用必须品，企图困死饿死红军和游击队。
在国民党军的严密包围下，红军和游击队被围困在穷山野岭之中，失去了一切正常生活的条件，衣、食、住、行都遇到了极端严重的困难。一九三六年夏，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真实、生动地描写了这一情景：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
但是，由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突围的红军和游击队广大指战员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必定胜利，坚信红军主力一定能够回来。他们突围后，分别在下列地区内，同优势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赣粤边游击区 赣粤边游击区位于江西省南部和广东省北部的边界地区，包括江西省的信丰、南康、赣县、大庾、上犹、崇义、龙南、虔南（今全南）、定南和广东省的南雄、仁化等县的边境地区。中心区域在信丰、大庾、南雄三县交界的大庾岭的油山地区。项英、陈毅和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等率领三百余人的部队，先后从原中央苏区突围到达这个地区，同以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为副书记的中共赣粤边特委和以李乐天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赣粤边军分区所率领的游击队会合，两部共千余人。
一九三五年四月初，粤军三个师和江西省一部分保安团共约四万人，开始对赣粤边地区进行大规模“清剿”。为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项英在大庾县的长岭召开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毅、蔡会文、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即刘建华）等人。项英、陈毅讲了话。他们分析了中央红军长征后的形势，总结了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说明了坚持斗争的光明前途。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斗争方针，具体规定了游击战争的战术和各种斗争策略，并对下一步的斗争作了如下部署：蔡会文率赣南军区部队到湘东南的桂东、汝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设法与湘赣省委及先期从中央苏区突围到湘南地区的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取得联系；其余部队分成五部分：一部到大庾、南雄两县交界以帽子峰为中心的北山地区，一部到大庾、信丰、南雄三县边界的油山地区，一部到以信丰县上乐为中心的信康赣地区，一部到信丰、南雄、虔南、龙南等县边界的南山地区，一部到上犹、崇义地区，依靠当地群众，同“清剿”之敌进行坚决斗争。项英、陈毅在北山地区指导各区工作，积极建立交通线，保持与各方面的联系。
这次会议，为实现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坚持长期的斗争，统一了思想认识，对赣粤边游击战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会后，各部队分别到达指定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并结合组织群众进行合法的和隐蔽的斗争，红军和游击队初步站稳了脚跟。
在此期间，进入湘南的蔡会文部与游世雄、贺敏学领导的北山游击队等会合。四月，又进到资兴、桂东的八面山、西边山，收容了湘赣独立第四、第五团被打散的部队，成立了湘粤赣游击支队，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游世雄任副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中共湘粤赣边特委，陈山任书记，统一领导湘粤赣边区的工作。
五月，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红七十一团突围后，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在郴县黄茅地区杀害红七十一团政委石友生，叛变投敌，被国民党军委任为“剿共”游击司令，带领三十多人枪，专门从事反共活动。十月，龚楚带领粤军二十多人，化装成红军，袭击赣粤边的北山游击区，妄图破坏中共赣粤边领导机关。红军识破敌人阴谋，领导机关安全转移，但游击队受到了严重损失。敌人得知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在赣粤边区活动，随即采取封山、烧山、抄山等手段，发动第二次大规模“清剿”，并强迫群众出山，以隔断群众同红军游击队的联系。赣粤边区领导机关转移到信康赣地区后，一面领导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一面派党员干部随群众出山，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并设法接济游击队，发动群众要求回山耕田，迫使敌人解除封山，再一次打破了敌人的“清剿”。
经过国民党军两次“清剿”，特别是第二次“清剿”，赣粤边中共地方组织受到很大破坏，李乐天等游击队的领导人不幸牺牲，游击队缩小到不足三百人。在湘东南活动的湘粤赣游击支队，在蔡会文牺牲后，同领导机关失去了联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独立地坚持斗争。
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后，陈济棠等打出“反蒋抗日”旗帜，粤军从大庾、南雄等地调出，准备参加反蒋战争。赣粤边的敌军仅剩下一些保安团等地方武装。项英、陈毅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等口号，宣传和组织群众，并将各区游击队适时集中起来，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先后攻克了大庾、信丰、南雄等县的许多乡镇集市，使赣粤边各小游击区连成一片，游击队扩大到五百余人。
闽赣边游击区 闽赣边游击区位于福建、江西两省交界的瑞金、会昌、长汀、石城之间地区。国民党军占领长汀、瑞金后，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于一九三五年一月，成立以赖昌祚为书记的瑞金特委，领导瑞金、西江、瑞西三县独立营和各区、乡游击队共千余人，就地坚持斗争，并配合红二十四师的作战行动。三月，国民党军以二个师的兵力，连续对闽赣边区发动“清剿”。在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下，各独立营和游击队奋起反击。经过二个月的反“清剿”斗争，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赖昌祚在战斗中牺牲，余部共三十多人，改称瑞金游击队，由少共特委书记钟得胜率领，转移至瑞金以北大柏地一带山区坚持斗争。
同年夏，闽赣边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先后调走，各县只剩下保安团等地方部队。瑞金游击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一面深入群众，恢复当地中共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公开和隐蔽的斗争，并对保甲长、联保主任和保安团进行争取工作；一面寻找战机，以伏击、袭击等战术打击反动分子和地主武装，曾在一次伏击中打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谢存道等人。到一九三六年底，游击队发展到五十余人；并在瑞金周围地区发展六百余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四个区委和几十个支部。
与此同时，由胡荣佳、彭胜标等领导的原属福建军区的陶古游击队，于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摆脱强敌的尾追，转至长汀、瑞金一带活动，改称汀瑞游击队，接连打下几个反动的联保办事处，逐步站稳脚根。
另外，刘国兴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在瑞金南部的武阳一带，坚持游击活动。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上述三支游击队建立联系，互相支援，共同战斗，先后取得了来山埔战斗、袭击蓝田联保办事处、三箭脑伏击战的胜利。
闽西游击区 闽西游击区以福建省西部的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漳平、宁洋、平和、南靖、长汀、清流、宁化、归化及广东的大埔、饶平等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这个地区的红军部队有：独立第八、第九团和几个独立营、游击队等，在张鼎丞等领导下坚持斗争。
一九三五年四月，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红二十四师一百余人到达永定大阜，同张鼎丞领导的部队会合，两部共一千五百余人。陈潭秋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代表名义，在永定县溪南赤寨主持召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会议，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出席会议。陈潭秋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转变战略方针的指示。会议确定了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保证各地领导骨干的安全与团结。”会议选举张鼎丞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谭震林、郭义为、方方等为委员，统一领导这个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同时，将闽西地区划分为四个作战分区：以红九团第二营和明光独立营组成第一作战分区，罗忠毅任司令员，方方任政治委员，在龙岩、连城、宁洋之间地区活动；红九团第一、第三营和永东游击队组成第二作战分区，吴胜任司令员，谢育才任政治委员，在永定、平和以及广东大埔、饶平开辟新区，并打通与闽粤边区活动的红三团的联系；红八团和龙岩游击队组成第三作战分区，邱金声任司令员，邱织云任政治委员，在龙岩、南靖、漳平之间活动；红二十四师百余人、卓林大队和永定、杭代、新汀杭等县独立营组成第四作战分区，由张鼎丞、谭震林直接领导，在永定、上杭地区活动。军政委员会各负责人分别到各分区指导游击战争。
会后，各作战分区的部队，按照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分别到达指定地区，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活动。经过半年多的英勇作战和艰苦工作，各分区部队不仅初步站稳了脚跟，消灭许多地主武装，摧毁敌人许多据点，打破敌人两次较大“清剿”，而且恢复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各县武装交通队。在此期间，除第一、第二两个分区的部队曾遭受较大损失外，其他部队都得到了发展，还收容了闽赣军区失散人员一百余人。
一九三五年底，闽西地区国民党军减少，情况有所缓和。同时，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也传到闽西地区。军政委员会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杭双髻山举行第二次会议，确定在闽西地区开展争取一切阶级、政党、团体、军队和个人加入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将闽西游击武装改称抗日讨蒋军，将原来的第一至第四作战分区所属部队依次改称为第一、第五、第三、第七支队，各县游击队改称为抗日义勇军。此后，各支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同时改变以往一些过激的做法，从而取得了当地部分中小地主以及区、乡、保长和民团的同情。在此期间，第一支队在消灭反动团匪，捣毁反动区公所的斗争中取得一些胜利，并在连城以东的一次战斗中全歼进攻之敌一个营，全部恢复和扩大了龙岩、连城、宁洋边界游击根据地。至同年八月，闽西游击区扩大到南靖、平和、大埔、蕉岭、武平、连城、宁洋等十余县的范围，游击武装发展到近二千人，并新成立了第二、第四两个支队。
皖浙赣边游击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十军团挺进皖浙边后，敌人以五个师的兵力向闽浙赣苏区进行“围剿”，到一九三五年一月，苏区全部被敌军占领。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红三十师及地方武装一千多人，受到很大损失。余部在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省军区司令员唐在刚率领下，由葛源转移到德兴和弋阳交界的磨盘山继续坚持斗争。至一九三五年五月，部队又受到严重损失，唐在刚在战斗中牺牲，关英等人率余部转向皖浙赣三省交界的鄣公山，与当地红军和游击队会合，继续坚持斗争。以后，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也先后转到这一地区。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在鄣公山召开扩大会议，确定闽浙赣省委改为中共皖浙赣省委，将皖浙赣边三十多个县的游击区划分为五个特区，分别成立特委，各领导一个独立营继续坚持斗争。同时，汇集在鄣公山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为皖浙赣独立团，在省委的直接率领下，开展斗争。至一九三六年底，游击区扩大到四十余县，红军和游击队由不足一千人发展到三千余人枪。
浙南游击区 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十军团突围出来的先头部队和红三十师一个团共五百余人，组成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率领下，转移到闽浙边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挺进师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采取“分散争取群众，集中应付敌人”、“分途出动，外线出击”、“声东击西”等灵活的游击战术，打破敌人的“进剿”，取得斋郎等战斗的胜利。至八月底，部队发展到五个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共二千余人，并开辟了以龙泉、遂昌为中心，纵横各一百余公里的游击区。十月，挺进师与叶飞为书记的中共闽东特委会合，组成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省军区，刘英任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司令员，统一领导浙南、闽东两游击区的斗争。不久，临时省委同闽东特委分开，仍各自独立地领导游击战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挺进师打破了敌人第一次大规模的“清剿”，部队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枪，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发展到数千人；中共县一级组织由三个发展到十一个（包括二个中心县委），党员发展到三千余人，地方工作干部有五百余人；游击区由闽浙边界东段向北推进到飞云江中游地区，纵横各二百余公里。
此外，留在湘鄂赣、湘赣、湘南和闽北、闽粤边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钳制和消耗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上述几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高举革命的旗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优势的敌人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克服了数不尽的艰难困苦，打破敌人多次“清剿”，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队伍，为继续坚持斗争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小结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直接指挥下，纵横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一路上，斩关夺隘，抢险飞渡，跨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作战三百八十余次，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了一座无畏的丰碑。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主要的是：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正确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和胜利的可靠保证。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处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境，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自然环境恶劣，物资供应缺乏，其困难之严重，生活之艰苦，斗争之紧张激烈，实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在这种情况下，红一方面军所以能拖不垮、打不烂，胜利完成长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使党和红军中的许多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步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坚决要求改变领导，恢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从此以后，红一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穿插于国民党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取得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贯彻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正确地处理了张国焘的错误，避免了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严重冲突，率领红一方面军中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胜利到达陕甘苏区，为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作出了伟大贡献。这是党对军队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红一方面军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的结果。
二、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正确与否，关系着战争的全局，影响着战略转移的成败。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而被迫采取的战略退却，是战略防御的继续。这是红军在优势敌军进攻面前，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战略步骤。正确地制定战略退却的方针，是实施战略退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通常包括战略退却的目的，战略退却的方向、终点，实施战略退却主要的战略战术。在退却过程中，要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适时地转变自己的战略方针，把战略退却导向战略反攻，以夺取战略转移的胜利，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长征开始时，博古等人决定中央红军向湘西转移、会合红二和红六军团的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消极避战，使红一方面军经常处于敌军的追堵之中，被动挨打，遭受严重损失。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后，他们不顾红军空前减员和蒋介石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预置重兵、准备围歼红军的实际情况，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北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改向黔北进军，从而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厄运。当方面军进到黔北后，国民党军从四面扑向遵义，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敌情和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地理、居民等各方面的情况，适时地放弃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方针，改向川西或川西北前进。进到川西北后，中共中央为了把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放在更加巩固、更加广大的基础之上，遂根据当时不断高涨的抗日形势和川西北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等情况，毅然决定北上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在张国焘分裂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下，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完成了伟大而艰难的战略转移任务，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三、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正确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广泛实施机动作战，正确处理走与打的关系，是战略转移中，争取主动，力避被动的重要战法。在长征途中，天上有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地上有国民党军的重兵围追堵截。在这种情况下，红军长征的道路只能是迂回曲折的，必须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正确地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
长征初期，由于博古等人不是把战略转移“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而是消极避战，一味西进，使红一方面军“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 [88]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下，一反“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的呆板做法，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长，在川黔滇广阔的战线上，大踏步地进退，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方面军一渡赤水后，抓住黔北地区敌军兵力空虚的有利战机，立即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二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接着，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难险阻，继续北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用兵的结果，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
四、以革命大局为重，加强革命团结。团结是胜利的保证，没有革命的团结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在长征过程中，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同敌人和大自然的殊死搏斗中，都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顾大局，讲团结，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他们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将方便和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困难和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团结战斗的赞歌。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支红军的革命团结、阶级情谊是十分感人的。经过长途艰苦转战的红一方面军减员甚大，物资匮乏，红四方面军抽调部队，筹集衣服、鞋袜、粮食，支援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支援红四方面军，捐献钱和物品，组织慰问团慰问红四方面军。二个方面军的部队以各种方式举行联欢活动，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从而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团结。尽管有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但是两军广大指战员之间的革命团结、阶级友爱是牢不可破的。这是完成长征，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还十分重视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团结。广大指战员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帮助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建立少数民族游击队，没收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财物，分配给贫苦的群众，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在通过彝族区时，广大指战员坚持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还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帮助其成立了工农红军彝民沽基支队，增进了民族团结，为红一方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和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政治思想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在长征中，敌情非常严重，行军和作战十分紧张，斗争和生活极为艰苦，红军广大指战员衣食无着，枪弹不继，药品奇缺，处境险恶。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能够取得长征的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发挥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紧紧围绕着战略转移这一中心任务，把政治思想工作贯彻到部队的行军、作战等一系列实际工作之中，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恢复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依靠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威力和干部的模范行动，进一步坚定了广大指战员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激发了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从而战胜了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谱写出人类历史上光辉的篇章。他们没有粮食，就以野菜、野果、草根、树皮、马皮等充饥；没有房子宿营，就在树丛茅草中栖身；没有药品，就采集中草药治病疗伤；没有子弹，就用刺刀、石块打击敌人。就这样，他们以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气概，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忍受着饥饿和伤痛的折磨，爬雪山，过草地，斗强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三章 发展与巩固陕甘苏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89]
第一节 一九三五年冬季的形势和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
一、一九三五年冬季的形势
一九三五年冬季，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其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攫取华北，并准备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险。
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步步入侵。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政府外务省公开声明要独占中国。一九三五年五月，驻华日军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调集大批军队入关，以武力相要挟。十月，日军指挥汉奸、流氓在河北省东部的香河等县暴动，成立汉奸政权——维持会；十一月，又策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占据冀东二十二县，脱离中国政府管辖。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90] 五省脱离中国，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继续推行卖国政策，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 [91] 和“秦土协定” [92] ，拱手让出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接着，又顺承日本的“华北特殊化”要求，答应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上承认了冀察两省变相“自治”。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面前，蒋介石还大唱“中日提携”、“敦睦友邦”，极力阻止和镇压各界人民团体和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同时，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集重兵进行反共内战。这就使民族危机陷于更加深重的地步。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国内各阶级、阶层和政治团体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站在抗日和反对卖国贼的前列，是抗日民族运动的中坚力量。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中央一再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领导东北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积极支持与组织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动员起来，为民族生存而战，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倡议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中央直接率领红一方面军，不顾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高举北上抗日旗帜，已进到接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再次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深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之苦和国民党压迫剥削之害，许多人失学、失业、破产，被迫流亡。他们极端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坚决勇敢地投入共产党领导的反日、反卖国贼的斗争，是抗日救国运动的主力军。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和镇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革命口号。这一英勇的抗日救国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迅速地扩展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得到广大爱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为援助北平学生运动告工友书，上海文化界二百八十余人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上海还相继成立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各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组织和团体，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北平、天津等地爱国学生深入工厂、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推动了广大城乡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形成了民族革命的洪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面临国亡家破的威胁，在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推动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已经表现出抗日反蒋的趋向，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依附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着不同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在日本推行独占中国的政策，威胁到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时，亲美、亲英派同亲日派之间的矛盾加深，明争暗斗加剧。亲美、英派有可能站在人民一边，加入抗日阵线，而亲日派则将站在日本一边，与中国人民为敌。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灭亡中国的政策，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的高潮，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正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
二、瓦窑堡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和军事战略。红一方面军面临的任务
中共中央为适应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制定新时期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于十二月十七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李维汉、杨尚昆、张浩、郭洪涛等。会议全面分析了政治形势，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二十五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在并吞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的特点。”同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重新推醒了全中国人民，懂得了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危险形势，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决议还明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并就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扩大与巩固共产党等问题，指明了党的方针与政策。会后，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并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当时，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还在长征中，红军主力尚未集中；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减员很多，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全军只有一万余人，亟待休整补充；而陕甘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土地瘠薄，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又受到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围困。红一方面军只有向外发展才是开创新局面的出路。这时，苏区周围的敌情和地理条件是：北面有陕北地方军阀第八十六师一部，兵力不强，但临近长城和长城外荒无人烟的沙漠。西面是宁夏、甘肃边境地区，敌人兵力总共不过二个师，但系地瘠民贫、人口不多的回民聚居区。南面的关中、渭北地区，物产、人口条件都比较优越，但靠近国民党军的西北大本营西安，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八个多师驻守，蒋介石的中央军一部正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红军发展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是日本急谋夺取的华北五省之一，是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重要通道；山西军阀阎锡山媚日反共，派出五个旅“进剿”陕北苏区，严重威胁着苏区的巩固；阎锡山虽拥有号称十万的晋绥军，但分布在晋绥两省，又缺乏同红军作战经验，只是东面有着天险黄河阻隔。红军向何方发展，是党的军事战略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瓦窑堡会议前，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围绕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曾提出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意见。有的主张，红军应“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南发展，寻求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战；有的主张，红军出宁夏或五原、包头，与日军争先机，并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毛泽东则主张，红一方面军应乘全国抗日高潮的形势，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毛泽东在阐述这一主张时指出，目前形势正处在全国大变动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苏区必须迅速向外发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而“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东征山西，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或东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争取对日直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走向新的高涨；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战，有利于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攻山西，威胁阎锡山的老巢，可以把入陕的晋绥军调回山西，以缓解对陕北苏区的军事威胁；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以及筹款和征集作战物资。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在中国红军和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时状况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决议还指出：“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同时，应估计到下半年红一方面军有可能和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争。”并要求红一方面军猛烈扩大到五万人。
为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决议着重对红一方面军的任务和行动步骤作出明确的规定，指出：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为此，红一方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确定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并分作三个步骤完成上述任务：第一步，在陕西，为巩固陕北苏区和确保东征山西时后方的安全，给北面和南面进攻的敌人一个打击；扩大红军五千人，组建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扩大整理游击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并着手组织骑兵旅、蒙古游击队；完成东渡黄河的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等。以上限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前完成。第二步，东征作战，准备以六个月完成下列主要任务：击破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消灭其一部；开辟晋西五县以上地区为初步的苏区；扩大红军，筹措资财；调动入陕之晋绥军回山西，恢复陕北苏区已失的土地；完成北出绥远的各项准备；保证必要时回陕所需的船只；加强对陕北与陕南等地的游击战争的指导，沟通与苏联和红二、红六军团的通讯联络。第三步，依日本帝国主义对绥远之进攻程度，决定红军由山西向绥远进军的时机。
决议还对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各地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作了充分估计；要求长江南北原有苏区的游击战争恢复到发展的形势，在日本占领区、“自治”区扩大与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规定“一切游击队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决议对于在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下，开展白军士兵革命运动，开展蒙古、回两个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执行“抗日联军”策略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决议并总结了九年来指导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决议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成的权力”。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适时地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确定了全党全军进入新阶段的基本战略方针，为红一方面军规定了战略任务，指明前进方向。从此，中国革命开始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
第二节 东征战役
一、战前敌对双方态势。方面军东征准备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在鄜县以西、羊泉镇以北地区进行休整，并派出一部协同陕甘苏区地方武装围攻甘泉、围困延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方面军主力进至洛河以东宜川、洛川之间，准备夺取宜川，赤化宜洛地区，相机打击运动之敌，使陕甘苏区向南扩展。国民党军西北“剿总”为了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以第十七路军第十七、第四十二师主力驻守宜川、韩城、白水地区；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据守延安、甘泉、鄜县、洛川一带，第五十七军驻守甘肃合水、太白镇地区并拟东调进入陕西黄陵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以陕北驻军第八十六师部署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一带，不断向南袭扰，企图夺占陕甘苏区的安塞、安定、瓦窑堡等地。另以第八十四师据守米脂、绥德和清涧地区；入陕“进剿”红军的晋绥军步兵四个旅、骑兵一个旅，分别部署在吴堡、义合镇和神木、府谷地区，以上两部敌人，从东北面对陕甘苏区进行封锁、围困，并对神府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清剿”。
在黄河东岸，统治山西二十四年的阎锡山对红军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甚为震惊，为维护其封建统治，阻止红军东进，进一步加强了反共防共的部署。他把全省划为十二个“防共自卫区”，制定了“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和“民众防共”等反动措施。阎锡山的晋绥军，共有步兵八个师另三个独立旅，骑兵一个军（辖三个旅）和炮兵八个团。在部署上，除派往陕北五个旅外，以四个旅一个团布防在黄河东岸黑峪口至禹门口之间三百多公里的地段上；以六个旅一个团驻防太原、汾阳、临汾等地区；另有步兵十二个旅及骑兵军主力则分散驻守在晋东南长治、晋北大同一带以及绥远境内。其中在黄河沿岸的具体部署是：第七十一师第二一六旅担任包括黑峪口、罗峪口、军渡等渡口在内的兴县、临县、离石三县河防，第二〇七旅担任包括沟口、河口对岸及三交等渡口在内的石楼、中阳两县河防；第七十二师第二〇九旅一个团担任永和及其以西河防；第六十九师第二〇三旅担任大宁、吉县、乡宁三县河防；另有第一〇一师第三旅二个团在离石县柳林镇（今柳林县城）机动。以上河防部队连同沿黄河各县的十二个“防共保卫团”，统归晋绥军前敌总指挥、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指挥。晋绥军还在黄河东岸构筑大量碉堡，部署各种火器，设置多层工事，并大力加强反动民团的组织与训练，妄图凭借黄河天堑和层层设防阻止红军东进。
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依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东征战略，签发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随后，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周恩来拟定了《第一步行动计划中的后方工作计划》。红一方面军在陕甘苏区党政军民的支持、配合下，按照军委的计划，对东征作战进行了多方面准备。主要内容是：
（一）扩大、充实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陕甘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至一九三六年一月，五千余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另有七百五十多名伤病员出院归队，一百八十四名军校毕业学员分配到部队，并争取了二千多名俘虏兵参加红军。在此基础上，红一军团以第一、第十三团为基础，加上新建的第三团，重建了第一师，其他各部也作了调整充实，使方面军实力增加到一万二千七百人。陕甘苏区的武装，在北线以陕北独立第一、第二、第四团为基础，组建了红军第二十八军，辖三个团一千二百余人，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在南线，以红军第一团及中宜、宜川独立营和华池等县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军第二十九军，暂编二个团，萧劲光任军长，朱理治任政治委员；此外，还整理与扩建六个独立营、十个基干游击队。这就使保卫苏区的力量大为增强。
（二）打击南北两线进犯之敌，确保红军东征后有个巩固的后方。十二月下旬开始，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军委骑兵团和红二十八军组成北路军，由刘志丹、宋任穷统一指挥，北出横山，向进犯苏区的敌第八十六师发动进攻，并包围了横山县城。方面军司令部移至甘泉附近，主力进到宜川、洛川之间，派第一、第十三团和第八十一师围攻甘泉，红一军团主力袭击宜川，均因城坚未克。随后，方面军在宜洛地区扫除了一些民团据守的围寨，开展群众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红十五军团部率第七十五师在洛生镇附近击溃东北军两个多团及第八十六师一个团，方面军首长派红四师进出于宜川、韩城、郃阳（今合阳）、澄城、洛川五县城之间，接取中共上海中央局送来的电台，并发动群众，扩大苏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在此期间，方面军经过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谈判，达成联合抗日、互不侵犯协议。红军为表示与东北军共同抗日反蒋之诚意，于一月中旬解除甘泉之围并由宜洛地区北撤，陕甘苏区南部得以巩固。
（三）组织地方工作队。从方面军及陕甘苏区抽调了三百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队，另组成山西游击队一个大队二百二十人，经过培训，准备随军东征，开展山西新苏区地方工作。
（四）筹集与制造渡河器材。根据军委后方工作计划，前后方大力收集各种造船材料，征调造船和划船工人三百名，加速建造渡河器材。至二月上旬，制成羊皮筏子一百只、大木船四只，陆续运往沿河集结地域；选调了一百名船工组成工兵连，准备随军行动。
（五）加强党的领导，进行东征作战的政治思想准备。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部署红军东征的会议上决定：中央政治局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另以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共西北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负责红军的后方工作，坚持陕甘苏区的斗争和开展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下达《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指出：在中国人民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严重时刻，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必须打倒蒋介石、阎锡山等卖国贼，打通抗日前进道路，以便对日直接作战。为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东征山西，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要求陕甘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支援前线，保卫后方。命令还要求东征的红军奋勇作战，集中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不侵犯革命人民一丝一粟”，联合革命人民和愿意抗日的敌方官兵，吸收他们到抗日红军中来。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在延长城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阐述了巩固与发展的关系，解除了一些同志怕红军主力东征影响陕甘苏区巩固的顾虑，批评了个别同志害怕红军转进到绥远、接近中蒙边境，会引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东征的战略思想，决定加紧做好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
二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各部逐步集中于永坪镇、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进行东征作战的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东进抗日行军中政治工作的指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陆续下达《关于东征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训令》、《关于东征中地方工作的指示》、《东征中对敌军政治工作之指示》以及《关于处理公共机关的决定》、《关于处理邮政电报局的决定》等文件。这些文件，对东征作战的意义和胜利条件作了阐述，对部队的思想动员和行动中的政治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并规定了对敌军、对战区地方工作的有关政策。各部队据此对指战员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和教育。
二月中旬，毛泽东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作了东征的政治思想动员。各军团还召开誓师大会，使全军上下明确任务，鼓舞斗志，增强了胜利信心。
（六）确定渡河方式和选定渡河点。东征作战能否越过黄河天堑，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是关系东征成败的关键。方面军首长曾经设想利用黄河结冰期从冰上通过，并派遣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进行了现地侦察。由于天气转暖、部分河冰开始解冻，并考虑东渡后与西岸的交通联络和准备必要时回渡，遂决定在河面较窄、地形较荫蔽的延水关至福禄坪地段上实施漕渡。
延长会议后，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亲自到黄河沿岸侦察渡河地点情况，最后确定了两军团起渡与突破的具体地点。二月十一日，彭德怀、毛泽东电令：“请林彪、海东二同志并两军团各一先头师师长，各一先头团团长来河口一带亲看地形。”渡河先头部队的各级指挥员，经过反复现地侦察，较详细地掌握了渡河点附近及突破点的敌情、地形等情况。
在此期间，各军团都以强渡江河的战术技术为重点，进行了紧张、艰苦的临战训练，提高了渡河战斗的战术技术水平。为了荫蔽战役企图，方面军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部队集结、开进、进入进攻出发地区等，都采取夜间行动，严密封锁消息，并提前派出地方独立营、游击队对渡河点附近敌军占据的清涧等城镇、道路，进行包围和封锁，控制来往行人，从而保证了战役准备的顺利进行和战役发起的突然性。
为了保障渡河时的指挥顺畅，行动有序，方面军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在各军团起渡点上，设立渡河司令部，负责指挥调度。
红一方面军经过近二个月的艰苦工作，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完成了东征作战的各项准备，为夺取东征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突破黄河防线，打退晋绥军第一次反击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至二十日，红一方面军下达东征作战命令和补充指示。命令规定，方面军第一步作战任务是：“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命令规定，红军分两路从陕西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一带渡河，首先占领山西中阳县之留誉镇、石楼县之义牒镇，并相机占领石楼县城。第一军团及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为北路，主力从沟口渡河，第八十一师之一部由马花坪渡河，另以小部队从福禄坪佯攻，保障主力渡河；第十五军团（欠八十一师）为南路，主力从河口渡河，一部由舍峪里渡河，另以小部队向辛关佯攻；方面军直属队随第十五军团从河口渡河。命令要求渡河先头部队采取荫蔽、偷渡的方式，以坚决敏捷手段突破敌军河防，抢占与巩固渡河场，保证后梯队渡河及与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不成，立即改为强渡。
二十日二十时，红一军团以第二师第五团为先头，红十五军团以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三团为先头，乘夜暗开始渡河。各先头团在船渡途中被对岸守敌发现，于是由偷渡转为强渡。各先头团突击队指战员冒着敌人炮火，奋勇前进，迅速攻占对岸敌人碉堡，突破了敌人沿河防线。至二十一日拂晓，第二、第七十五师全部渡河，占领了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石楼县贺家凹，并猛力扩大渡河场，以一部掩护后续部队渡河，主力分经小算镇、义牒镇向石楼前进。至此，黄河东岸贺家凹至三交镇一段晋绥军河防部队约二个团陷于红军的包围之中。在渡河战斗中，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悌，在率领先头团向敌滩头阵地冲击时壮烈牺牲。
至二十三日，红一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控制了辛关、老鸦关、转角镇、三交镇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五十余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区。方面军首长以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围攻晋西战略要地石楼县城，主力集结于留誉至石楼之间地区作短暂休整，准备再战。方面军渡河成功后，政治委员毛泽东及时布置了沿河占领地区的工作，指示“杨森、蔡树藩、赖传珠领导之游击队五六百人，由河口过河后，以义牒镇为指挥中心，其任务是：（一）维持石楼、义牒、河口间的交通；（二）拆毁沿河堡垒，消灭残敌；（三）发动辛关、老鸦关、清水关、义牒镇四点之间的群众斗争，组织山西本地游击队；（四）保持主要渡口”。 [93] 同时，还布置了陕北苏区沿河各县支援前线等方面的工作。
阎锡山对红军神速突破其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极为惊慌。他一面急电在陕北“清剿”的晋绥军四个步兵旅撤回柳林、离石、中阳地区，会同该地区的第七十一师等部堵截红军北进。一面调整晋绥军的部署：调驻长治、晋城地区的第六十六师北上介休；驻太原的第七十二师主力（一个旅另一个团）并指挥从轩岗调来的第六十八师一个旅前出汾阳；驻汾阳之独立第二旅前出关上村阻截红军东进；调驻临汾、襄陵地区第六十九师主力及驻大宁、吉县的一个旅，北出隰县阻止红军南进与东出。另调驻浑源、大同的第六十八师主力（二个旅）向岢岚集结；调驻大同、丰镇之骑兵军主力（二个旅）进驻崞县至忻县间，驻应县的独立第三旅进驻文水、交城地区，以拱卫太原。
为粉碎晋绥军的堵截，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红一方面军首长于二十四日下达训令。指出：“我方面军已胜利地渡过黄河，粉碎了阎锡山的封锁线，占领黄河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了东征战略之第一步任务。”“卖国贼阎锡山在战略的防御形势下，正在准备着战役的进攻，企图集中兵力打击我军，救援石楼城，驱逐我军于黄河以西。”“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为此，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之内的有利阵地，准备打击敌军的增援。要求各部队在进行战斗准备的同时，大力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尔后则是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
根据上述训令，红一军团集中在留誉、暖泉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准备打击援敌；二十五日，又奉令向吕梁山区中阳县关上村前进，控制东出要点。红十五军团主力向隰县进击，二十五日七时，其第二二五团在石楼以南歼灭从黄河边溃退之敌一个营。随后，军团主力在隰县西北之蓬门一带与前往救援石楼的晋绥军第六十九师第二〇三旅先头遭遇，当即先敌展开发起攻击，并以小部奔袭隰县城以阻敌主力出援。经一昼夜激战，歼敌一个营，击溃敌一个营，俘敌营长以下三百余人。随即向吕梁山区东进，二十七日，进占晋西交通要地隰县水头镇。
关上村战斗 在红军抢占有利阵地的同时，晋绥军独二旅抢先占据吕梁山东出要冲，防堵红军东进，其先头第四团加强一个炮兵连于二十五日黄昏进入关上村，主力集结于石板上。红一军团首长决心乘敌立足未稳，歼灭该敌。二十六日上午，红一军团以一部监视、包围关上村，并截断该敌与其旅部和第三团的联系。当日下午，以第一、第四师由西北向东南，第二师由南向北合击关上村之敌，经半日激战，全歼该敌，俘四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火炮三门。独二旅旅部和第三团向汾阳撤退，红一、红四师跟踪追击，于二十七日在距关上村约二十五公里之郭家庄附近将逃敌大部歼灭。随后，红一军团主力推进至关上村以东地区，一部前出到汾阳县三泉镇、孝义县兑九峪（今兑镇）地区；红十五军团主力集中于水头镇，一部东出灵石县双池镇。
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以来，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仅以伤亡三百余人的代价，歼灭与击溃晋绥军五个团，俘虏一千二百余人，夺取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这个战略、战役枢纽地区，给下一步作战与创造根据地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随军东征的中共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在以石楼为中心的广大占领区，深入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大力开展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为巩固、扩大胜利，争取打好第二仗，方面军首长于三月一日连电各军团首长和陕甘苏区后方周恩来副主席等，指出阎锡山在短期内必将以四至五个师的兵力向红军进攻，要求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分别在以关上、水头为中心的地区巩固阵地，抓紧时间休整与发动群众斗争，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要求方面军直属队等部切实作好石楼、永和两县占领地区的地方工作，巩固渡河点，确保后方联络线的畅通；请周副主席指挥红二十八军及陕北地方武装，乘晋绥军东撤，迅速收复吴堡、葭县、神木、府谷等地被占的苏区，使黄河东西两岸连成一片，并继续发展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保障红军巩固的战略后方。
阎锡山在晋绥军堵截红军的作战受挫后，一面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一面调集可机动的部队编组为四个纵队，准备对红军发动反击。三月二日，阎锡山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制定了实施反击的具体部署：第六十九师三个旅为第一纵队，杨澄源任司令，由隰县地区向北进攻；第六十六师三个旅为第二纵队，杨效欧任司令，由介休地区经孝义向西进攻；第七十二师二个旅（欠一个团）和第六十八师一个旅为第三纵队，李生达任司令，由汾阳地区经三泉镇西进；第一〇一师三个旅和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各一个旅为第四纵队，孙楚任司令，由中阳地区向南进攻。
兑九峪战斗 三月四日，晋绥军由北东南三面向红一方面军逼近。方面军首长决心采取“以关上、水头为枢纽，背靠石楼，集中两军团最大主力，以连续战斗，消灭其东面之两路或三路为基本作战方针”。 [94] 作战部署是：以红一军团第二师一部控制关上村，阻击由中阳向南进攻之敌第四纵队；以红十五军团一个营在隰县石口镇地区钳制由隰县城向北进攻之敌第一纵队；集中两军团主力，于兑九峪镇西南地区荫蔽待机，求歼进入兑九略及其附近地区之敌第二、第三纵队。七日，两军团主力向待机地域集结，红一军团主力集结于兑九峪以西之郭家掌；红十五军团主力集结于兑九峪西南之大麦郊地区；方面军首长抵达大麦郊指挥。
九日，晋绥军第二纵队由孝义向大麦郊、水头镇方向推进，主力进入兑九峪地区，一部前伸至阳泉曲附近；第三纵队由汾阳、三泉镇进至兑九峪西北之下堡镇一带，准备次日拂晓配合第二纵队向红军发起进攻。
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心集中两军团主力首先歼灭敌第二纵队于兑九峪、阳泉曲地区。十日凌晨，红一军团第一师位于郭家掌及其以东地区，军团主力进到兑九峪西北之张家庄一带，红十五军团主力进到阳泉曲、兑九峪以南之仲家山、孟家庄地区，对兑九峪之敌构成三面包围态势。七时，两军团同时发起攻击。担任正面进攻的红一师和右翼红十五军团主力迅速击溃敌人第一线部队，但敌主力部队占据有利地形，依托工事、山崖、窑洞顽强抵抗，敌军炮兵向红军阵地猛烈轰击，山头上黄土飞扬，硝烟弥漫。红军一部曾突进到第二纵队指挥部驻地，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敌纵队司令杨效欧急率卫队拚死反扑，红军被迫撤出。战至十三时，红七十五师占领西沟井西北高地，曾经几次猛冲，因为地形不好及敌火力猛烈，死伤六七十名，无法进攻，与敌形成对峙。红一军团主力，发起攻击后迅速突进到兑九峪西北约五公里处的原家庄、黄文村一带，不意受到敌第三纵队一部阻击。敌我双方在原家庄地区展开猛烈战斗，对每个山包、窑洞进行反复争夺，进展缓慢。
战斗发起后，阎锡山由驻太原王靖国部第七十师抽二个团火速增援，并派出战斗机飞临原家庄上空助战。这样，兑九峪战场上晋绥军兵力已增加到十三个步兵团另一个炮兵团，猬集一起，很难歼灭。激战至十五时，红军与晋绥军形成对峙状态，且晋绥军第三纵队一部正向红一军团主力侧后迂回。方面军首长决定撤出战斗，红一、红十五军团各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主力分别撤回郭家掌、大麦郊原阵地。当晚，晋绥军第二、第三纵队亦向兑九峪方向退走。兑九峪战斗，虽未达成全部预期目的，但也给晋绥军很大打击，使阎锡山的反击计划受挫，二个团受到重创，不得不撤到孝义、汾阳休整补充。
兑九峪战斗后，按照红一方面军首长的命令，由林彪指挥第一、第四师和第七十五师二个团乘胜东进，进至汾阳附近的南北马庄；由聂荣臻率领第二师等部向北迫退敌第四纵队；由程子华率领第十五军团主力控制于水头、大麦郊以南，迫退敌第一纵队。这样，晋绥军的第一次反击遂以失败而告结束。
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彭德怀、毛泽东于三月十日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布告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卖国罪行，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同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发布《中国抗日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布告》，十一日又颁布《没收暂行条例》。这二个文告，具体地阐述了红军东征的宗旨和政策，规定了在新区对日本及汉奸的资产，对反动政府、反动军队及其要员的财产，实行没收的政策和处理的权限、手续等。
三、分兵南下北上，发展胜利
蒋介石对红军东渡入晋，深为不安。他既怕红军出山西得到发展，扩大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影响，又怕红军东进冀豫等省，妨碍他推行对日妥协的卖国政策。为了达到消灭红军，又乘机将蒋系势力插入山西的目的，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要求，先后抽调驻河南、湖南等地蒋系中央军约十个师驰援山西，并委任陈诚为总指挥，协助阎锡山指挥“进剿”红军。从三月上旬起，国民党中央军一部陆续进入山西。其第二十五师从风陵渡北渡黄河，沿同蒲铁路进抵灵石；第三十二军主力（二个师）沿正太铁路向平遥、介休开进；第十三军（二个师）及第二十一师正准备从晋东南和风陵渡向侯马地区开进；第九十五师从豫北开向晋东南；另有第九十四师及第一、第二、第六师各部尚在调运中。初到山西的国民党中央军，行动比较谨慎。
晋绥军对红军的第一次反击失败后，其第二、第三纵队退驻孝义、汾阳及其附近地区；第一纵队一部退守隰县、一部撤至临汾；第四纵队主力仍驻柳林、离石、中阳，一部在关上村附近，准备再次向红军反攻。
红一方面军首长为打乱蒋阎军队的进攻部署，扩大占领地区，广泛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发展胜利，决定以方面军主力向汾河流域及同蒲铁路南段出击。三月十二日，方面军首长在大麦郊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下一阶段的行动。会议确定，以红一军团并指挥第八十一师（欠一个营）为一路（后称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尔后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并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第七十五师主力和军团直属队为一路（后称左路军），向灵石佯攻，掩护主攻部队的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第八十一师一个营和正在组建的第三十军（暂有六百人，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等部（后称中路军），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继续包围石楼，并派出一部控制吕梁山区石口、水头、关上等要点，钳制晋绥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
三月十六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行动。第一军团和第八十一师主力经双池镇分路向霍县南北地区进击。十七日突破汾河堡垒线，包围霍县城，占领了城北之道美村、南关村，歼灭守敌二个排。与此同时，第二师第五团沿同蒲铁路向赵城、洪洞方向进击，钳制敌军增援。第十五军团主力从双池镇以西云义镇出发，十七日进抵灵石以西地区，并以一部佯攻姚家山和灵石县城。
阎锡山为夺回被红军占领的沿河地区及渡口，命令晋绥军四个纵队于三月十七日再次向石楼方向展开全线进攻。
晋绥军四个纵队向石楼方向发动进攻，晋南、晋西北和太原地区的防守兵力大为减弱。据此，红一方面军首长果断决定：以叶剑英指挥的中路军，保卫占领地区，用游击战钳制晋绥军主力的进攻；以第十五军团主力为左路军，乘虚北上，威胁太原，尔后继续北进，向晋西北发展；以第一军团和第八十一师主力为右路军，乘晋南空虚之际迅猛南下，相机夺取赵城、洪洞、临汾，并向曲沃、闻喜、运城前进。这样，红军即可形成以小部兵力在中路钳制晋绥军的主力，主力分兵北上、南下发展进攻的有利态势。
遵照上述部署，左路军于十八日凌晨由灵石以西地区北进。当日，到达介休西南之南师屯、北师屯，一部东渡汾河袭击介休县城，并在介休城西南之义棠镇歼灭敌中央军第一四一师一个连。十九日，继续北上，途中派兵一部袭击文水、交城两县城，至二十二日进至太原以西的双龙、岔口镇地区作短暂休整。红军威逼太原，阎锡山十分恐慌，急令晋绥军第七十师和独立第一、第三旅加强太原城防；令第六十八师一个旅进驻太原、忻县之间，调中央军第一四一师进驻文水、交城，拱卫太原。
红军右路军主力于十九日由霍县地区南进，以红四师先后围攻赵城、洪洞未克，红二师主力围困临汾，其第五团沿铁路南进占领了曲沃、侯马。至二十三日，占领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曲沃等县的广大村镇，切断了同蒲铁路交通，并准备继续向南扩大占领区域。
中路军继续包围石楼城，控制黄河渡口，加紧造船，与陕甘苏区战略后方保持联络畅通，并以少量部队和游击队协同地方干部，在石楼县、中阳县南部、永和县北部、隰县东北部的占领区内，大力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准备同敌人的进攻作斗争。与此同时，派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的一个营与第八十一师的一个营，由宋时轮率领，在石口、水头、大麦郊、关上村、凤尾村等地，依托有利地形，采取运动防御和伏击、袭击等游击战法，迟滞与钳制晋绥军四个纵队的进攻。
三月二十五日，红一方面军首长针对阎锡山急欲夺回被红军占领的黄河渡口，将红军封闭在山西境内加以歼灭的企图，对今后行动作了部署：右路军主要在现地区扩大占领区域，尽可能延长占领时间，准备适时转向晋西南、晋西、晋中地区，摧毁反动基础，大力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摧毁永和以南的黄河堡垒线和同蒲、正太铁路线，尔后依情况或出河北，或出长治、晋城。左路军向以岢岚、岚县为中心的晋西北地区行动，创建苏区，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并协同在陕北神府地区活动之红二十八军，破坏黄河北段堡垒线并打通与神府苏区的联系。中路军的任务是：克服困难，努力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严密控制石楼通往水头、石口、隰县、永和、留誉五条要道，加强游击战争和进行坚壁清野，迟滞与疲困敌人。
按照方面军首长的部署，右路军于二十五日起，以第一师第一团在霍县以北退沙村阻滞敌中央军第二十五、第一四二师南下；以第二师第五团在侯马阻滞南面中央军第十三军北上；主力在临汾、洪洞、赵城各县机动，并派出一部兵力南下攻克襄陵县（今已撤销）城，同时派出多路小分队深入占领区广大村镇发动群众，摧毁反动势力，破坏铁路设施，组建抗日武装，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发展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大力扩大红军、筹集资材。左路军于二十五日以第七十五师一个团加强一个骑兵连，进袭太原西南之晋祠镇，威逼太原。二十六日，左路军全部北进至娄烦镇，二十七日攻岚县城，二十九日向兴县地区前进。中路军继续在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之间地区钳制敌人，迫使敌人每日只能前进二三公里。至二十五日，将敌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分别阻止在石口、双池、水头一带。
红一方面军分兵南下北上作战，各路军都获得很大战果。右路军东出汾河后，解放了南起闻喜、北至灵石的广大村镇，摧毁反动政权，建立秘密的共产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二百余人，成立河东抗日独立团，破坏同蒲铁路一百五十余公里，并扩大红军三千余人，筹集抗日经费七万余元。左路军占领了汾阳至太原公路，逼近太原，受到人民夹道欢迎，并扩大红军五百余人。阎锡山惶恐不安，急忙宣布戒严。中路军钳制晋绥军主力，有力地支援与配合了左右路军的行动，并在占领区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扩大红军五百多人。
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北上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三月二十至二十七日，在晋西地区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张浩、彭德怀，以及林伯渠、杨尚昆、陆定一等。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毛泽东作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分析了全国和华北的形势，指出，“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红军的战略方针应是“以发展求巩固”。报告指出：红一方面军“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我们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的形势好；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实行以多胜少，力求减少错误。会议确定，红一方面军当前的战斗任务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会议要求“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水平，保证红军战争中优秀的与坚强的领导”，“保证红军的统一与团结。”这次会议，发展了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了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和红一方面军的战斗任务。
四、抗击蒋阎军队“进剿”。方面军回师陕北
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山西后，加强了阎锡山“剿共”的力量。三月下旬，阎锡山与陈诚策划后，决定将入晋中央军编为第一路，由陈诚任总指挥，其第二十五师编为第五纵队，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一、第一四二师编为第六纵队，第十三军第四、第八十九师编为第七纵队，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二十一师及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师第六旅、第六师第十八旅等三个师另三个旅，分别部署在同蒲铁路南段和晋东南地区，主要“进剿”红军的右路军，并防堵红军向河北、河南转进。晋绥军各部为第二路，由杨爱源任总指挥，分别部署在晋西、晋西北地区，主要“进剿”红军左路军和中路军。蒋介石为策应山西的“进剿”，还命令驻陕西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进攻陕北苏区，从西面封锁黄河，阻止红军西返。蒋介石、阎锡山企图将红一方面军各个击破，分别围歼于山西境内。
三月二十六日，晋绥军第四纵队已进至留誉镇、三交镇地区；第一纵队从石口镇一带向石楼、义牒方向进攻。当日，第一纵队三个团进入石楼城，同原守军一个团会合。尔后第一、第四纵队分别向义牒镇、转角镇进攻。红一方面军中路军在叶剑英参谋长指挥下，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掩护物资特别是笨重物件西渡黄河。原围攻石楼的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二个营转进义牒，掩护辛关渡口；红三十军等部和山西游击队分别在石口镇、隰县城以东，三交、留誉、平底之间以及石楼、永和地区与敌人周旋，并继续加紧开展地方工作。二十九日，石楼方向的红军炮兵营及笨重物件安全西渡，方面军首长决定，中路军暂时放弃义牒及沿河渡口，转移至永和北部；同时命令“一军团、十五军团须依前令，分别以迅速行动，扫除南北段黄河封锁线，使敌得了数十里，而失掉数百里”。 [95]
三月二十九日，方面军首长电示在陕北神木、府谷、葭县地区活动的红二十八军迅速进至府谷、葭县之间的黄河西岸，准备渡河配合左路军的行动。三十一日，红二十八军于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并破坏了罗峪口至黑峪口间约三十公里的黄河堡垒线。左路军也在罗峪口地区将全部伤员和物资运回陕北，尔后主力南移，在兴县以南曹家坡与敌第七十一师第二〇七旅遭遇，经一天战斗，歼敌二个营和一个炮兵连，俘敌二百余人，战后移至康宁镇。
四月初，晋绥军占领红军控制的全部黄河渡口后，即以一部兵力控制渡口，主力开始向红军左右两路军发起进攻。其部署是：第三、第四纵队主力和由绥远南调的第七十三师第二一〇旅以及独三旅、第七十一师第二一六旅等部，向兴县以南地区集中，企图聚歼红军左路军；第一纵队三个旅南进临汾城，第五、第六纵队进驻赵城、洪洞，第七纵队北进至新绛、曲沃、翼城一带，企图南北对进，聚歼红军右路军于临汾、新绛之间的汾河两岸地区。
四月三日，红一方面军首长根据敌人全面进攻的情况，决定逐步收拢兵力集中歼敌，粉碎敌人“进剿”计划。具体部署是：右路军暂不向晋东南发展，转入蒲县地区集中训练，准备作战，尔后同中路军在这一地区开展地方工作和破坏黄河封锁线，夺取永和关及其以南的黄河渡口；左路军从兴县、临县交界地区逐步南进，集中在临县、离石、中阳地区，猛烈扩大红军和开展地方工作，并夺取三交镇以北黄河渡口，红二十八军随左路军行动；中路军以主力在隰县、灵石间钳制敌人，以一部兵力在永和以西地区破坏黄河封锁线，保证与陕北后方的交通联系。
从四月四日开始，红一方面军左、右两路军在抗击敌人的进攻中，从南北两线逐步向晋西地区集中。
左路军按照方面军部署，于四日晚由康宁镇地区向南转移，进至白文镇附近。随后，红二十八军进入该地区，同左路军会合。六日，尾追之敌第七十三师第二一〇旅和独三旅进占康宁镇，进至方山之敌第三纵队和临县以北之第七十一师第二一六旅等部正向白文镇进逼。当日晚，左路军和红二十八军果断地向南突进，冲破敌人的拦阻，于七日晚到达方山以南之屹洞镇（今方山县城）歼敌一个连，十一日进抵离石县城以南之金罗镇附近，并击溃敌第四纵队二个营，俘敌八十余人。
师庄、三角庄战斗 金罗镇战斗后，“追剿”红军左路军之各部敌军又迫近金罗镇周围，并截断了南向中阳的去路，企图聚歼红十五军团主力于金罗镇地区。方面军首长根据上述敌情，指示第十五军团主力和第二十八军迅速分路突出敌之包围。十二日，红十五军团主力向东突围，冲过封锁区，进入中阳县城至吴城镇中间地区。当日下午，在师庄与三角庄地区同堵截红军的敌第二纵队第一九六旅遭遇，激战至黄昏，将敌击溃，并全歼该旅第三九二团，俘团长郭登瀛以下六百余人。
四月十四日，红十五军团进至大麦郊地区休整。在为期一周的整训中进行了整编，将原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三团扩编为第七十三师，下辖第二一七、第二一八、第二一九团；原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扩编为第七十五师，下辖第二二三、第二二四、第二二五团；原第七十八师不变，下辖第二三二、第二三三、第二三四团；原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三个营分别编入三个师；原第八十一师正式脱离军团建制，归方面军直接指挥。这样，军团下辖三个师，每师三个团，每团四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排。
红二十八军在金罗镇附近与红十五军团分手以后，按方面军指示向西转进，执行消灭三交镇、转角镇、辛关、义牒一带之敌，并恢复黄河交通的任务。十三日，第二十八军开始进攻三交镇，经二日激战未克，主动撤出战斗，向南转移，于十七日进到康城镇附近，同方面军总部会合。在三交镇战斗中，军长刘志丹亲赴第一线观察敌情，指挥战斗，于十四日不幸牺牲。刘志丹是陕甘红军和陕甘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深受陕北人民爱戴。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六年决定，将烈士故乡陕西省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右路军按方面军部署，于四月四日开始由襄陵、史村（今襄汾县城）等地分路向西转移，七日，进至古城、汾城以西、以南地区。这时，敌第一、第七纵队各一部分别进至襄陵、古城、汾城一带。右路军首长为调动敌人，决心改向南进，吸引敌人于晋西南一隅，尔后北进。于是，从九日起，右路军以第一师向南进击稷山，夺得该城东西侧汾河浮桥各一座，佯示红军欲向汾河以南发展；主力则向稷山、河津、乡宁之间山区转进。十日，方面军首长指示右路军须在一星期内，从永和、大宁、吉县方面将敌人黄河封锁线打开一个缺口，以完成与陕北后方交通联络，并配合中共中央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领导人的谈判。右路军首长据此命令，率领军团部及第二、第四师于十二日进至河津以北的樊村镇、固镇村、南午芹地区，并派骑兵连袭击禹门口；令第八十一师位于稷山以西的开府村迟滞敌中央军西进，以第一师位于稷山、河津之间向汾河南岸佯动，继续诱敌向南。十三日，右路军开始北进，十五日进入乡宁、吉县地区，并攻克吉县城，全歼守城保卫团，俘县长以下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挺）。接着，按方面军指示以二个师摧毁了平渡关至清水关之间约四十公里的敌军沿河据点，以二个师进至蒲县、大宁、隰县之间地区阻敌北进。二十一日，右路军全部集结于大宁以北、桑壁镇西南地区荫蔽休整，待机破敌。
至此，红一方面军左右两路军，摆脱了敌人的追堵和围攻，完成收拢兵力、集中作战的预定计划，粉碎了敌人分别聚歼红军于南北两线的企图。
红一方面军在晋西地区集中以后，敌军也跟踪围拢过来，企图压迫红军于黄河东岸狭小地区而消灭之。至四月二十日前后，敌军态势是：第二路之第四纵队主力进驻离石、中阳、石楼一带，第三纵队进至关上村地区，第二纵队重占兑九峪地区，第七十三师第二一〇旅进到吴城镇，独三旅在汾阳地区，第一纵队主力进至大宁，一部在临汾城；第一路之第五纵队向隰县推进，第六纵队在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一线，第七纵队向临汾、蒲县前进。敌人为防堵红军向北、东、南三个方向突进和避免被红军各个击破，采取堡垒主义推进的战法，以主力构筑从三交镇起，经中阳、孝义、灵石、临汾至新绛、河津的弧形封锁线；以一部兵力驻守石楼、隰县、大宁、永和等重要城镇。与此同时，在黄河以西，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等部和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一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分别在鄺县、甘泉和韩城、宜川一线构筑工事，准备北进，从西面封锁黄河。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人分别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进行了谈判，彼此间初步建立了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因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北进行动，较为迟缓。
四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首长在各路敌军逼近晋西、即将发动进攻的情况下，致电各军团首长及周恩来，指出：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基本的为了向东或向北突出封锁线，进到晋东南或晋西北，特殊的也为了必要时回师西渡。当前的部署是：“一军团坚持现地区，保证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及必要回旋地区于我手中，周副主席保证船只。”“宋任穷指挥二十八、三十军在义泉以西吸引关麟征 [96] 而迟滞之，我们率十五军团以三天进至克城镇、午城镇之线，对阎锡山表示西退，仅留宋支队 [97] 在勍香镇附近监视东北面之敌。”方面军首长还针对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提出了相应的作战方案，并强调“对于作战，无论在何种情况，均须选择十分有利之条件，极力避免无把握之战斗”。
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军第五纵队在隰县、午城镇一带，晋绥军第一纵队在午城、大宁一带，开始构筑堡垒封锁线，增加了红军向东向南突进的困难。同时，陕西方面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也开始由甘泉、宜川地区向北推进。根据上述情况，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以一部兵力，在大宁、隰县、石楼三个方向阻击敌军前进，集中两军团主力，以包围永和县城的姿态，迅速向西靠拢。以红一军团派一个师进至永和以西，控制清水关对岸渡口及在于家咀、石家湾等要点构筑工事，并监视北面石楼方向之敌，主力二个师及红八十一师，以桑壁镇为枢纽，派出支队阻止敌人在大宁、隰县之间和隰县、永和之间构筑碉堡封锁线；红十五军团集中至隰县西北之罗正堡及其以南地区；方面军直属队及伤员尾红十五军团行动；并以红三十军新任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阎红彦率该部由勍香镇出发，向蒲县、临汾间的黑龙关、土门镇一线活动，迷惑敌人。
四月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首长对山西、陕西、甘肃的敌情作了全面分析之后，决定暂时撤出山西返回陕北，并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首长，指出：目前“在山西是阎锡山加蒋介石〔五十一个团〕，再加堡垒主义”，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陕西的神府区域、三边 [98] 区域和甘肃的环水区域及其以西均空虚，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为此，“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渡河时机、渡河秩序及集结地域之区分，〔分〕别命令定之。”同时指出：“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军委后方办事处得悉方面军首长西渡的决定后，迅速完成了迎接红一方面军西渡回陕的准备工作，并组织了以张云逸为团长，有宋裕和、杨立三参加的渡河指挥团，以负责方面军西渡黄河的指挥调度。
五月二日，方面军首长下达渡河命令。方面军各部自即日起至五日，利用夜暗，分批由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苏区；第一、第十五军团各一部和第三十军担任掩护任务，在各部队安全渡河后也返回陕北。全军集结在延长、延川、永坪地区进行休整、总结经验和作新的战斗准备。
在红一方面军西渡之际，陈诚曾命令第一、第五、第七纵队星夜追击，企图抢占渡口，聚歼红军于黄河东岸。但是，等他们追到黄河岸边时，除了给胜利西渡的红军送行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蒋介石、阎锡山围歼红军于黄河以东的计划彻底破产。
五月五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99] 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电文指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表示我们对实行停战议和的诚意。通电还向南京政府提出建议“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红一方面军历时七十五天的东征作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军事上，给阎锡山的晋绥军以严重打击，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官兵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余支（挺）、火炮二十余门；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恢复和巩固了陕北苏区；有八千多青壮年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筹款三十余万元，缓解了红军抗日经费缺乏的困难；部队经受了作战锻炼，特别是取得了渡河作战的宝贵经验，提高了战斗力。在政治上，红军以实际行动表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激起了山西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情，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在山西二十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种子，发展了革命力量，给予阎锡山的封建统治，及其推行的反共媚日政策以沉重打击。
第三节 西征战役
一、战前敌对双方基本情况
红一方面军回师陕北以后，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倡议，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指挥入晋的中央军和晋绥军各一部，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主力等部共十六个师另三个旅，对陕甘苏区及红一方面军发动新的“进剿”，其首要目标，是夺占以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为中心的陕甘苏区东北部。具体部署是：以中央军第十三军之第四、第八十九师和晋绥军第七十二师、第二〇九旅及一个炮兵团，拟由军渡渡黄河入陕，协同原驻陕北的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进攻陕甘苏区东北部；以中央军第二十一、第二十五师和晋绥军的二个旅为预备队，在晋西、晋南地区集结待命；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三个师、第一〇五师主力（二个旅）及第十七路军之第十七、第四十二师主力，由延安、甘泉、鄜县、洛川、韩城、宜川等地向北进攻；以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三个师由合水、西峰一带向陕甘苏区西南部及关中苏区“进剿”。除上述部队外，在黄河东岸的晋西、晋西北地区，另有晋绥军四个多师，主要任务是防备红军再次东渡入晋；在陕甘苏区西面，有宁夏军阀部队二个师，防堵红军西进；东北军骑兵军主力及第五十一军等部则驻防于甘肃境内待机。
这时，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已经同共产党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广大官兵不愿同红军作战；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矛盾，不愿再以大量兵力投入陕北“剿共”，所以，实际上中央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成为这次“进剿”的主力。而在敌军包围线的西面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仅有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步骑兵共八个团，驻守在环县、庆阳、镇原一带；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逵部共有步骑兵十二个团，主力集中在黄河以西的宁夏腹地，一部兵力驻守在定边、盐池、豫旺等地。“二马”虽然反共坚决，但防区广大，兵力分散，是个较薄弱的方向。
中共中央考虑到当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和陕甘苏区面临的情况，确定党在今后的政治任务是：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与抗日红军，努力争取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军事战略上，避免与当前敌人决战。并由此确定陕甘地区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是：第一，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而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第二，争取东北军及其他可以联合的友军；第三，坚决地进行陕甘苏区的游击战争。执行这三项任务的目的，是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为发动全国抗战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条件。
为执行上述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为适应向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的需要，撤销陕甘省委，成立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管辖保安、三边、庆（阳）北、华池等县及新开辟地区；加强对陕甘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针对甘肃、宁夏地区多为回、蒙古少数民族，制定了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自决的基本原则及相关政策；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设立由周恩来、张浩负责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指导统战工作开展；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大发展形势，决定开办中国红军大学，培训高中级干部；克服当前的粮食困难，保证部队的供应，等等。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情况，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共一万三千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进攻，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北上；以红二十九军主力（二个团）、红三十军、陕北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阻扰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西渡黄河，并钳制上述国民党军及陕北、渭北的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卫陕甘苏区老根据地，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协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巩固与扩大鄂豫陕苏区，吸引蒋军主力南下，策应西方野战军作战（后因情况变化参加西征）。
五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在陕北延长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等出席会议。毛泽东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了东征作战的经验，进行了西征战役的动员。这次会议使广大干部加深了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战略决策的认识，明确了任务。会后，西方野战军各部立即投入西征作战的准备工作。首先，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教育，解释西征作战的意义，针对部分新战士怕丢掉老苏区、怕远离家乡等顾虑，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其次，向各部队传达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及其中规定的对回民的“三大禁条和四大注意” [100] ，要求各部队首长抓紧向全体指战员进行传达教育，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时，组织战场侦察，较详细地掌握了当面敌军的部署，周密地选定了行动路线。各部队还进行了以打敌骑兵和防敌飞机空袭为重点的临战训练。野战军总部部署了供给和卫生等后勤保障工作。
二、西征第一阶段作战
五月十八日，中央军委下达西征战役行动命令。命令规定西方野战军西征的第一步任务是，夺取并赤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地区。参战各部由现地出发，首先在新城堡、吴起镇一线集结，尔后，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
五月十九日开始，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出动。红一军团为左路军，经蟠龙、安塞向吴起镇集结；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经永坪、蟠龙、榆树峁子向新城堡集结；红八十一师、军委骑兵团和野战军机关、直属队随右路军跟进。西方野战军首长根据军委命令和当前敌情，决定部署如下：以红十五军团先行一步，袭占宁条梁（今梁镇）和安边堡，尔后继续西进，向定边、盐池进攻，并袭击灵武、金积或豫旺县城（今下马关），以示红军进攻宁夏腹地，调动驻守庆阳至洪德城之线敌第三十五师主力回援；红一军团向元城、曲子方向进攻，伺机在运动中求歼回援宁夏之敌第三十五师，并相机夺取曲子、环县、洪德城。
五月二十七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从新城堡地区出发，分两路向西北进攻，第七十三、第七十八师为右翼队，进攻陕西、绥远两省边界处重镇宁条梁；第七十五师为左翼队，进攻安边堡。二十八日，右翼队攻占宁条梁，左翼队进攻安边堡未克，转入围困。红十五军团首长即以右翼队之第七十八师接替第七十五师围攻安边堡；军团率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师继续向西发展，进攻定边县城；军委骑兵团前出定边、盐池大道活动，向灵武方向进行侦察。其间，野战军司令部率第八十一师和直属队进至宁条梁，第八十一师在宁条梁地区担任警戒，肃清残敌，开展群众工作。五月二十八日，左路军红一军团由吴起镇向元城镇、曲子镇方向攻击前进。
西北“剿总”发觉红军有进攻宁夏的迹象，即令第三十五师一部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之线回援宁夏，另派东北军第一二〇师准备接替庆阳及其以南防务。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一面致电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请其让出曲子、环县、洪德城，不要阻碍红军的进攻。同时电示西方野战军首长：左路军红一军团迅即前出元城镇，相机攻占曲子及其南北一线；并以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北上，“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
曲子、阜城战斗 五月三十日，左路军红一军团全部进至元城镇城区，六月一日凌晨，前卫第二师抵近曲子镇。这时，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率特务连共一百五十多人北上环县到达曲子镇。红一军团得悉后，迅即命令第二师包围曲子镇，令第一师进至曲子镇北面之木钵镇担任警戒，第四师进至曲子镇以南，向庆阳方向警戒。当日十五时，第二师对曲子镇发起攻击，一举突入镇内，歼敌大部。冶成章率领少数残兵退守镇西北的一座碉堡及数间窑洞，继续顽抗。入夜，第二师以一部继续围攻，同时进行阵前喊话。在红军的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下，至次日晨，残敌全部投降。此次战斗除杀伤部分敌军、民团外，共俘敌旅长、副旅长以下官兵一百五十余人，缴获各种枪二百余支（挺），骡马、骆驼数十匹，汽车五辆。一日上午，第四师在进抵庆阳方向的马岭附近时，与敌第一〇五旅一个营遭遇，将其击溃，俘敌连长以下四十余人。当日夜，第四师第十二团进占阜城。
六月二日，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以第一〇三旅三个营、第一〇五旅三个营及骑兵团，从庆阳以北向阜城进行反击。三日拂晓前，由木钵、曲子地区南下之红一军团主力进至阜城附近，当即向敌发起猛攻，经三小时战斗，除敌骑兵团二个营脱逃外，歼其大部，俘其官兵一千一百余人。
曲子、阜城战斗，给敌第三十五师以严重打击，据守环县、洪德城之敌军闻风撤退。红一军团遂以第四师巩固占领地区，并派出一个团加强一个骑兵连及电台西进攻取三岔；主力则乘胜北上，于四日进占环县城，五日进占洪德城。为协调同东北军部队的关系，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请令其部队不要超过庆阳、镇原之线。红军则以该线以北地区为根据地，并由此向西进取固原（今属宁夏）以北及豫旺县地区。此后，红一军团即以第四师及第十三团留驻现地区，开展以环县为中心的群众工作，主力准备继续西进。
在此期间，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继续围攻安边堡，军团主力于六月四日进至定边西南之红柳沟地区，准备打击马鸿逵新七师的出援部队，并开展地方工作。
经过十多天的作战，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消灭了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七个多营，夺取了阜城、曲子、环县、洪德城之线的城镇，控制了该线交通，迫使敌第三十五师余部退向固原以北之毛居井（今毛井）、七营地区，为继续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十五军团攻占了宁条梁，包围安边堡，主力进至宁夏边境。野战军直属队及第八十一师在宁条梁地区大力开展地方工作，对地主豪绅利用伊斯兰教、天主教教规要挟教民，同红军对抗的城川寨、小桥畔等堡寨，采取宣传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主张，与其首领谈判，争取政治解决。同时，在野战军首长亲自主持下，大力开展蒙民工作，引导蒙古族群众走蒙汉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道路。从而，争取了教民的拥护和蒙民的同情，打破了马鸿逵防堵红军西进的企图。东北军已按照红军的要求，停止于庆阳、镇原之线。形势对红军极为有利。
六月五日，野战军首长决定下一步行动任务是：“继续消灭两马部队，扩大地域，争取赤化，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具体部署是：左路军红一军团以第四师在洪德城、阜城一线地区，努力开展创建苏区工作，准备在红二十九军一部接防后向三岔及其以南地区扩大占领区域；军团主力继续西进，夺取豫旺堡、八百户、七营、黑城镇诸城寨，在占领区域努力开展创建苏区工作，并扩大红军，征集资材。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继续西进，夺取小台子、保牛堡、萌城、豫旺县城及其以北地区；以一部进占同心城；第七十八师准备撤安边之围西进至羊圈山、红柳沟地区，打击出扰之敌，并向定边、盐池、金积方向游击；第八十一师、骑兵团，暂归陕甘宁军区指挥，在宁条梁、安边地区打击敌出扰部队，继续开展地方工作；野战军机关和直属队，由宁条梁转移至洪德城地区。
六月七日，左右两路军主力继续西进：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从红柳沟地区向西南方向猛进，其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九团于十一日攻占同心城，军团主力进至王家团庄附近地区。十二日，右路军奉野战军首长命令，以一部控制同心城至高崖子大道，大部集中于豫旺县城西南地区，准备夺取豫旺县城、打击韦州方向之援敌，并截击向中宁撤退之敌第三十五师余部。左路军红一军团主力向毛居井、七营进击，至十三日，进占七营、上新堡地区。这样，西方野战军切断了敌第三十五师余部企图经七营、同心城大道向中宁、石空堡北撤的退路。
在野战军西进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于六月六日电示西方野战军首长，指出：“横山、定边间五百里工作〔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八十一师与二十八军、骑兵团全力担负，限一个半月内〔七月半止〕完成初步赤化。”“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以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担负，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安边、定边置战略要点，……应计划于一〔个〕月至三〔个〕月内多方设法攻下之。”按照军委首长指示精神，彭德怀于六月十日下令，以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及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由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统一指挥，担任夺取安边、定边及小桥畔、城川寨、堆子梁等要点的任务，在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内蒙古地界，东与陕甘苏区连接之广大地区进行创建苏区工作，同时控制有力之一部，准备消灭敌之增援部队。此后，红二十八军进到宁条梁和安边堡附近执行上述任务，右路军之红七十八师则开赴羊圈山、甜水堡、惠安堡地区。红二十九军一个团西进至元城、曲子、阜城、合水之间地区，配合左路军之红四师等部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
经过约半个月作战，西方野战军已经占领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并进行了创建苏区的初步工作，胜利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三、西征第二阶段作战
六月十四日，西方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确定西征作战第二阶段的基本任务是：“，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以上任务，均限七月下旬完成。具体部署是：左路军主力控制于七营、上新堡地区，向四周开展群众工作，并打击敌第三十五师出扰部队；以第四师及第十三团控制于环县、曲子、阜城、三岔地区，创建苏区。右路军主力，夺取豫旺县城，得手后继攻韦州城，同时准备打击敌军马鸿逵新七师之出扰部队；以一部控制同心城、高崖子之线，并向海原、中宁游击侦察。中路军主力夺取安边，以步骑兵各一个团控置于安边以南地区，向盐池、灵武游击；以一个小团在宁条梁至横山间开展群众工作。红七十八师进占惠安堡，并向金积、灵武侦察游击。
根据上述部署，各路军相继开始行动。
定边、盐池战斗 定边，是陕宁两省边境县城，马鸿逵部新七师骑兵第一旅第一团第二营驻守该地。六月十六日二时，红七十八师（暂归中路军指挥）乘定边城守敌警戒麻痹之机，由城东门袭入，歼敌一部，余敌仓皇由西门撤逃。十七日，中路军遵照野战军首长的命令，派红二十八军主力和骑兵团进驻定边城。随后，红七十八师及骑兵团主力由定边向盐池进击，于二十日三时攻占盐池城，全歼守敌新七师骑兵第一旅第二团第一营二个连及民团二百余人，击毙敌营长，缴获枪二百余支、战马二百余匹。在红七十八师袭占定边县城时，中路军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和骑兵团完成对安边堡的围攻部署。当占领定边、盐池后，中路军即以红二十八军一部和红八十一师继续围攻安边，主力分驻在定边、盐池等地，进行肃清残匪，开展地方工作，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红七十八师准备协同中路军红八十一师等部夺取安边堡和打击出扰之敌。
六月二十四日，高双城第八十六师驻横山之一部派骑兵二个营、步兵三个连增援安边堡。七月三日，该敌进至安边堡附近时，被围城之红八十一师等部击溃，退回堆子梁。由于安边堡围寨墙高、坚固，红军又缺乏攻城武器、器材，至七月十七日，中路军部队进行几次强攻均未奏效，野战军首长决定撤围安边堡。随后，中央军委调红三十军接替宁条梁至靖边一线及其以南地区防务；红二十八军全部集结于定边、盐池地区开展地方工作；第七十八师归还红十五军团建制，开赴豫旺县城附近地区；红八十一师开赴甜水堡、萌城附近，归野战军直接指挥。
豫旺城、红城水战斗 六月二十一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一部攻占同心城以南的王家团庄，全歼守寨民团，缴获枪数十支、战马一百余匹。第七十五师和军团直属队围攻豫旺县城，一面准备攻城，一面开展政治攻势。经十余天围困，于二十七日二时以袭击手段攻占该城，歼马鸿逵部二个骑兵连及反动地方武装、民团近一千人，俘二百八十余人，缴各种枪一百八十余支、战马一百五十余匹。随后，转向韦州城进击。韦州城是宁夏黄河以东地区的战略要地。当该城告急时，马鸿逵立即派骑兵三个团驰援，七月四日进入韦州城。五日，马鸿逵新编第七师骑兵三个团另二个营，由韦州向南进犯，企图夺回豫旺县城。当其进至红城水一带时，预伏在该地区的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奋力抗击，毙伤敌三百余人，迫敌退回韦州城。此后，右路军主力展开在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红城水、大水坑、甜水堡、豫旺县城地区，大力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
在此期间，左路军第二师于六月二十日攻占七营镇，主力位于七营至八百户之间地区，防堵敌第三十五师北窜。同时在防区两侧地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此后，第三十五师向西转移至海原、黑城镇一带，东北军一部接防七营以南阵地，与红军对峙。
西方野战军西征以来，为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一直避免与之作战，对其官兵大力开展争取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两广事变” [101] 爆发后，蒋介石为稳定西北局势，强令东北军向陕甘宁地区红军发动进攻。六月中旬至七月初，陇东方向之东北军第一〇六、第一〇八、第一二〇师由庆阳、西峰镇地区北进，攻占了红军控制的三岔、阜城、马岭等地，并准备向曲子方向前进。
七月初，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东北军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七个师及第三十五师余部，大举进攻红军。第一〇六、第一〇八师由庆阳地区向北进攻曲子镇；骑兵第六、第十师，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第一一八师及第三十五师余部，集结于固原、七营之间地区，准备分两路夹清水河向北进攻。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西方野战军首长指出：“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对于作战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以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须要多的忍耐性。”
根据上述情况，西方野战军首长决定，集中主力打击何柱国指挥之东北军，准备消灭其一部。具体部署是：红一军团第四师及第十三团集中曲子地区阻击东北军第一〇六、第一〇八师北进；第一师主力和第二师集结于七营、双井子东北地区，待机出击北犯之敌，以小部保持与七营以南之敌的接触。红十五军团集结于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准备随时协同红一军团作战。随后，野战军又部署各军团加紧进行战斗动员；收集七营至八百户地区的粮食，转运至豫旺堡及豫旺县城；各部队伤员及物资器材后送野战军后方；并加紧布置占领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以配合野战军的行动。
七月十七日，何柱国指挥其骑兵第六师，向七营地区红军阵地进行试探性进攻，红一军团第二师一举将其全部击溃。
此后，由于红军已作了充分的迎战准备，加之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何柱国指挥东北军的进攻遂暂时停止。野战军为准备打击何柱国、马鸿宾可能再次发动的进攻，令各部队位于待机地域加紧进行军政训练，并继续深入战斗动员。
西方野战军在向西进攻，扩大占领区域的同时，还抽出一部兵力，协同陕甘宁军区地方武装清剿盘踞和流窜在占领区域内的反动民团、土匪，配合陕甘宁地方党组织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使新苏区逐步得到巩固。
西征期间，野战军各级政治机关组织部队大力开展回民工作。在回民聚居地区创立回民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和“回民解放协会”等政权和群众组织；组建回民独立师、独立营、游击队等回民武装；采取区别于汉人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发动回民群众开展反对回族军阀马鸿逵，打击群众痛恨的官僚、土豪和进行分配土地的斗争。红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得到了占领地区广大回族人民的热烈拥护。野战军的建设也有新的发展，利用缴获的战马、武器，红一、红十五军团各组建了一个骑兵团，扩大充实了第八十一师等部，并协助陕甘宁军区组建独立师、独立团，征集资材与筹措了冬季被服材料。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确定结束西征战役，西方野战军转入休整备战。西方野战军首长根据军委指示精神，确定野战军八月份以休整训练为重点，各部在原驻地以战备姿态进行有计划的军事、政治训练，并大力加强对当面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准备南下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四、坚持东线游击战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在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期间，东线红军在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下，为保卫陕北苏区，支援西方野战军作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同进攻的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
五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在部署西方野战军西征行动的同时，命令红三十军开赴晋陕交通要冲宋家川地区，并指挥当地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打击驻绥德、吴堡地区的敌人，阻扰山西境内敌军西渡黄河入陕；命令神木、府谷地区红军积极活动，威胁敌第八十六师后方，钳制其行动；命令红二十九军以一个团开赴陇东方向配合红一军团行动，主力仍配置于韩城地区，监视与钳制南线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保卫苏区，并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五月下旬，红三十军在吴堡南北地区展开，分散开展游击活动，战斗于敌人堡垒线之间，以偷袭、伏击等手段，打击敌人小股部队，阻击敌人抢粮队、运输队，迟滞河东敌人的渡河行动。
六月一日，国民党军“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于太原成立，其总指挥陈诚任命汤恩伯为前线指挥，率领中央军第十三军第四、第八十九师和晋绥军第七十二师、第二〇九旅等部，由晋西的柳林、军渡地区西渡黄河。准备先肃清陕北红军，站稳脚跟，尔后再西寻红军主力作战。六月上旬，上述各部渡河后，在驻陕北的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配合下，采取堡垒主义推进的战法，开始在吴堡、义合镇、绥德一线修筑公路，构筑碉堡线，准备分别向南、向北“清剿”红军。
六月中旬，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第一〇五师主力按照蒋介石命令，由延安地区分三路向北进攻，企图进占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至十五日，分别进至安塞、蟠龙和永坪一线。进至绥德地区的第十三军，也有从东北面配合行动的迹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考虑到瓦窑堡迟早必失，为争取主动，同时避免与东北军发生直接战斗，于十五日决定中央各机关撤离瓦窑堡向西转移；并决定周恩来副主席留在东线，指挥各军及地方部队继续抗击进攻之敌。
为了扼止敌军对瓦窑堡的进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与东北军领导人进行交涉，促其遵守互不侵犯协议，停止进攻行动。同时，作了抗击敌人进攻的部署：令红三十军集中延川城，准备侧击由清涧或永坪向瓦窑堡进攻之敌；令红二十九军主力由韩城地区北上，集结于延川城、冯家坪之间地区，准备协同陕北独立第一、第二团在清涧、绥德一线阻击蒋系中央军西进。
十七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撤出蟠龙、永坪。当日，陕北地方红军进入蟠龙、永坪地区。二十日，汤恩伯部第十三军二个团，由绥德向老君殿推进。中央军委首长当即调红二十九军主力和红三十军进至老君殿以南之路家渠、王家坪一线；调独一团和独二团一部赶至南沟岔地区，各部统由红三十军首长指挥，准备迎击老君殿方向之敌。在各部红军尚未到达指定地区之际，驻石湾之敌第八十六师二个营于二十一日黄昏，由北面乘隙袭入瓦窑堡。中央党政军机关在红军大学学员队的掩护下，安全撤离。当日夜，红军大学第三科学员二个营进行反击，未能奏效。二十二日，红二十九军主力、红三十军星夜赶至瓦窑堡地区，准备反击袭占瓦窑堡之敌。后因敌据险固守，且地形不利进攻，遂以一个团围困，其他部队撤离瓦窑堡地区。二十三日，东北军第一〇七师进驻瓦窑堡。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红军大学按预定计划向西转移，至七月十日前后迁至保安、吴起镇等地，胜利完成转移任务。
七月三日，汤恩伯部第十三军一个团经南沟岔向瓦窑堡推进。当进至王家湾时，与红三十军遭遇，经三小时激战，红三十军主动撤出战斗，进至安定城附近地区，准备抗击中央军西进，并担任消灭土匪、民团之任务。在第十三军一个团开向瓦窑堡，准备接防之际，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十九军一个团，趁东北军撤离瓦窑堡之机，袭入城内，运出未搬走的机器部件和弹药、物资。此后，第十三军和第八十六师各一个团占据瓦窑堡；东北军移驻蟠龙以南；第十七路军在七月初占据延长城后，即停止于延长及其以南地区。
入陕的中央军和晋绥军，在侵占了陕北苏区东北部的一些城镇，并完成修路、筑碉计划以后，着重于巩固已占领地区，并以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在横山、石湾、瓦窑堡之线担任西面的警戒。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进攻行动，在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以后，转向缓和。这时，陕北苏区西部，保安、吴起镇以北，宁条梁、靖边以南之广大地区，土匪、反动民团活动猖狂，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群众的安全，对地方工作的开展和粮秣的运输工作造成威胁。为此，红三十军按中央军委首长命令于七月下旬开赴新城堡，分布于以新城堡为中心的四周，清剿反动民团、土匪，掩护地方工作，保护粮秣运输线。红二十九军主力协同陕北地方红军、游击队，继续坚持陕北苏区游击战争。
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共中央确定的三大战略任务之一。早在一九三六年春，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民党统治集团走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路，逐步调整了对蒋介石政府的政策，并经由多种渠道与国民党蒋介石指派的陈立夫、曾养甫进行联络、接触。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或分别致信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及其下属将领，热诚地表示共产党、红军愿意首先同他们携手合作，共同抗日救国。随后，中共中央又派李克农、汪锋等为联络代表，分别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多次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三月五日，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并开始实行。四月九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在延安会晤，就联合抗日救国问题进行了重要谈判，并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同期，与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的谈判，也达成相互谅解和合作抗日的意向。这就为在西北地区形成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西征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和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又以巨大努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曾致书陕北的高桂滋、山西的阎锡山、冀察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首领，倡议举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制定并下发《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在此方针下，我们的目标不是瓦解或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使之成为抗日的武装力量，成为红军的友军；在方法上，主要是靠耐心的政治工作去争取，是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同时并进，而对其中积极向我进攻的部队，也要给以打击，以利于政治争取。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对待其他国民党军队。
在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统战工作的同时，对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争取团结工作，也取得不少成绩。中共中央针对西北地区哥老会组织比较普遍的情况，于七月十六日发出《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要求“推动与吸引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争取这一拥有相当群众的秘密结社组织，成为创造西北大联合中的组成部分。红一方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既打军事仗又打政治仗。对当面敌军采取写信、寄送宣传品、张贴标语和火线喊话等方式，宣传共产党、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在敌我对峙的边沿地区，组织“停战抗日促进会”，通过群众进行联合抗日的宣传；正确执行俘虏政策，对俘虏的敌军官兵及家属不打、不骂、不搜腰包，集中进行政治教育后，愿留的吸收加入红军，愿走的发给路费，释放回家，俘获的敌军家属，一律妥善安置或遣送出境。在新占领地区除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外，并对哥老会等组织首领及其成员，大力进行争取团结教育工作。这一系列工作，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广泛、深入发展。
一九三六年五月下旬至七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在两个方向的作战和对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中，都取得了胜利，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在西线，方面军主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对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予以重大打击，除杀伤大量敌军外，俘获其官兵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二千余支（挺）、战马五百余匹，解放了环县、定边、盐池、豫旺四座县城，开辟了纵横各二百公里的陕甘宁新根据地；在东线，红二十九军主力、红三十军和陕北苏区地方武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老苏区，钳制敌军主力，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西征作战；在此期间，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也取得新的进展。这就为下一步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抗日的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节 方面军南下作战，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山城堡战役
一、中共中央夺取宁夏战略计划的制定
一九三六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增兵华北，强化对冀察等省的控制，一面加紧向中国西北各省侵略渗透。驻华日军向内蒙古、宁夏、甘肃境内派设特务机关和航空站，策动其培植的伪“蒙古军”，在侵占察哈尔省中部六县 [102] 之后，于八月初向绥远发动进攻，企图从北面切断中国与苏联、蒙古的陆上通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竭力诱迫国民党政府接受“广田三原则” [103] ，以联合防共为旗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变中国为其殖民地。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新的侵略，中国人民掀起了以援绥抗战为中心的抗日救亡新高潮，中国共产党“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社会各界各派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内部特别是一些地方实力派，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趋向日益明显：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中广大官兵，要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其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同共产党、红军的关系进一步接近；两广领导人发动“两广事变”，公开打出“抗日救国”旗号，要求北上抗日，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求同共产党订立合作抗日的协定；绥远的傅作义已卷入绥远抗战，并开始同共产党接触商谈合作抗日问题。
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下，国民党政府中主张抗日和主张联日的两派斗争更加激烈，中间派愈益动摇。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处于摇摆中：既表示准备抗日，又对日本的猖狂侵略一再妥协退让；既想联共抗日，又怕共产党、红军的力量逐步壮大，仍企图通过“剿共”、谈判达到消灭或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目的。
这期间，中共中央于六月间恢复了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对张国焘的争取团结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相继北上，至八月上旬前锋已进入甘肃南部；红一方面军主力集结于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准备南下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西北。
八月上旬，中共中央依据国内形势发展和共产国际的意见，拟乘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暂时无力北顾，和红军主力集中西北的有利时机，联合东北军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组成抗日联军开赴绥远抗战，以推动蒋介石政府走向抗日，实现全国性抗日战争。为此，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于八月九日联名致信张学良，提出东北军与红军进行联合抗日的建议。信中说：“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 [104] 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东北军以至少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对甘、凉、肃 [105] 的占领最好使用东北军之一部，留出红军在外面用，但如东北军觉得有困难，便应以红军之一部用于此方面。”信中还对发动抗日后的行动步骤、策略等，作了详细叙述。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制定了逼蒋抗日方针。会议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阻止了华北“独立”的进程；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分化更为激烈，蒋介石处于动摇中；国民党及其政府有可能成为抗日民族运动中一种力量，“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经不甚适合，应当继续实行同南京政府谈判的方针。会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战略任务的首位，应以蒋介石政府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同时，对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分别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继续实行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宣传，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此后，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并为执行这一方针规定了具体政策和原则。
关于军事战略，中共中央经同张学良协商后，于八月十二日在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中，提出了红军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是：（一）红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的建立，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二）在九月底前，红二、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或其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以有力一部分别攻击陇西和河州（即临夏），相机消灭毛炳文部和调动马步芳部队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三个师集中兰州为战略枢纽，进而控制河西走廊凉州、甘州、肃州三州。（三）十月和十一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的准备。（四）十二月起，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配合东北军对付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以二个方面军乘结冰期过黄河，消灭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部，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五）宁夏占领后，红军与东北军首先巩固内部，然后各出一部合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以此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夺取宁夏战略计划的制定，是中共中央为贯彻“逼蒋抗日”方针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对红军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与巩固是十分重要的。
二、红一方面军同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
八月上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集结在豫旺堡、豫旺县城、洪德城等地休整训练，征集资材，准备南下作战；红二十八军及骑兵第一团驻守于定边、盐池两县，向黄河东岸金积、灵武地区开展回民工作，侦察敌情，为进攻宁夏作准备；陕甘宁独立师及红一师第十三团驻防于曲子、三岔一带；方面军特务团和红三十军第二六四团，协同陕甘宁苏区地方武装，清剿流窜苏区的散兵、土匪，保护群众，巩固苏区。红二十九、红三十军主力分驻在安定、安塞、延川之间和保安以北地区，协同陕北苏区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游击战争，钳制与打击汤恩伯部第十三军的“进剿”及高双成第八十六师的袭扰，同时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使双方基本处于休战状态。方面军的后方部门，在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统一部署下，克服财政、物资严重缺乏的困难，努力保障部队供给，并为即将会合的三个方面军积极筹措粮食和冬衣。在此期间，方面军各部队遵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向全体指战员宣告了红二、红四方面军已经到达甘南的消息，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斗志昂扬，积极准备迎接和会合长途远征的红二、红四方面军兄弟部队，共同开创西北抗日的新局面。
八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全部已进入甘南，主力在岷州、漳县、临潭等地；红二方面军先头部队已进到哈达铺地区。这时，甘南地区有国民党军第三军王钧部、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各十个团，新编第十四师八个团，分别部署在陇西、武山、武都、文县、西固、岷州、临潭等地；东北军领导人按照同中共中央商定的计划，将第六十七军三个师和第一〇五师二个旅由陕北地区向甘肃境内隆德、静宁、固原地区集中，将第五十一军三个师向兰州及其附近集结。蒋介石为阻止红军主力会师和监视与分割东北军，在“两广事变”解决后，正调其嫡系胡宗南部第一军重新进驻甘肃。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针对上述情况，决心阻止胡宗南部入甘，以便紧密联合东北军保障夺取宁夏战略计划顺利实行，遂于三十日调整了红军三个方面军的部署：要求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保卫苏区，主力进占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以利于东北军向兰州及西兰公路中段的隆德、静宁、会宁地区集中，并调动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向西运动，相机予以打击；红二方面军东进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相机打击王均部，阻止胡宗南部入甘，并联系陕南和甘南两苏区；红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州、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
遵照中共中央的上述部署，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于八月三十一日从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红一军团重占七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师重占王家团庄、高崖子，主力迅速南下，将李旺堡地区马鸿宾部一个团另一个营包围。此后，遵照中央军委和野战军首长指示，红一军团以第一师主力加强骑兵第二团一部组成特别支队，在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下，于九月九日从海原、郑旗堡之间南下，十四日占领将台堡，继而进至单家集一线，主力集中在兴隆镇，向海原以南、固原以西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并派出一部插入静宁、会宁之间的界石铺游击侦察；第二师于十二日攻占郑旗堡，击溃马鸿宾部三个骑兵营；军团主力即集结于七营东西山地相机击敌，十六日在七营以北的韩府湾地区，将企图解救李旺堡被围之敌的骑六师二个团大部歼灭。红十五军团主力在红八十一师接替包围李旺堡的任务后，转移到海原以北、同心城以西山区，准备打击由中宁南犯的马鸿逵部；红七十八师主力仍驻红城水，以一部攻占了同心城及其附近地区。九月十二日，红十五军团奉命以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陈漫远率领该师一个团及骑兵第三团组成的特别支队，向靖远挺进，十四日占领打拉池，击溃敌新编第一军新十旅一部。在此期间，留守陕甘宁苏区的骑兵第一团和红三十军第二六四团等部，在定边地区击溃敌人第八十六师步骑兵四百余人的袭扰，毙伤俘敌营长以下约三百人，缴获枪支、战马各一部；红二十九军主力在陕北苏区永坪附近也击溃了敌人进攻。
红二方面军于九月十一日从哈达铺、礼县地区东进，至十九日，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并准备以红六军团向宝鸡方向推进。红四方面军至九月七日止，已占领临潭、漳县、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州、临洮、陇西、武山等县广大地区，包围了岷州城。这样，红二、红四方面军就与红一方面军形成了夹西（安）兰（州）大道南北呼应，并可随时会师的有利态势。
九月上中旬，国民党军陆续向西兰大道中、西段和甘南地区集中兵力，企图阻断红军会合的通路，各个击破红军。胡宗南第一军共四个师另一个旅，由湖南兼程北进，其先头补充旅十一日到达静宁，主力一部十七日已抵达咸阳、西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第一〇五师主力已移到固原及其以北地区，奉令配合马鸿逵部从南北两面夹击红一方面军，第五十一军已集中于兰州、榆中；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五、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一四〇师和孙震指挥的川军近三个师、东北军第一〇九师等部，均向陕、甘南部边界地区推进，配合王均、毛炳文部分别围攻红二、红四方面军。青海马步芳也派出一个旅向临潭进击。
九月十四日，毛泽东等领导人分别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和彭德怀，指出：“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请用全力准备宁夏工作。”“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并依据当前敌情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作了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城之线攻取灵武、金积，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部保卫陕甘宁苏区；红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红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之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及中宁城）之一，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南部边境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部于咸阳、平凉之线南北地区，策应与配合红四方面军行动；另由陕北组织游击队南下泾水以南，钳制胡宗南部侧后。以上部署的重点是要红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部切断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并不使其妨碍尔后两个方面军夺取宁夏的行动。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红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为确保同心城至七营之间地区于自己手中，以为进攻宁夏的前进阵地，主力仍隐蔽集结于这一地区，准备打击南北进犯之敌。南线敌人在十六日的试探性进攻被红一军团击溃后，未敢大举进犯；北线的马鸿逵调集了四个团，由中宁、海原分两路夹击同心城，当发现红十五军团主力已经集结于王家团庄时，即仓皇撤退。红一军团特别支队继续控制兴隆镇等地，十八日晚派红一团占领了西兰公路上的要点——界石铺。红二十九军奉中央军委命令秘密西调。准备与陕甘宁独立师等部南下泾川，威胁胡军翼侧。红二十八军派出支队在黄河东岸金积、灵武等地积极进行游击侦察，大力开展回民工作，支持农民、商人反抗马鸿逵抽丁、派款的斗争，仅在横城一带就建立了七个抗日反马同盟会，并通过哥老会在马鸿逵部队中发展抗日反马统一战线，为进攻宁夏做了积极准备。野战军总部着手筹建工兵营、迫炮营，收集硝药，为攻宁作战夺取堡寨进行积极准备。
红二方面军在占领徽县、两当后，威逼西和、凤县、略阳等地，红六军团准备向西兰公路宝鸡至天水段出动，迟滞敌胡宗南部西进。红四方面军占领甘南地区后，张国焘于九月十三日电示红四方面军前方领导人：“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十六至十八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决定继续北上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并于十八日发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但是，张国焘于二十一日到达漳县后，即违背中央指示，公然推翻中共西北局的决议，继续坚持西进主张。朱德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与军委，并明确表示坚持维护静会战役原计划。九月二十二日，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及二方面军领导人说：“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因此，部署“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经乐都、享堂附近一带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另三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和岷州、漳县一带活动，尔后“即迅速全部转移到凉〔州〕、永登一带地区”，再以有力一部策应红一方面军由靖远至宁夏（指今银川）段渡黄河。九月二十四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渭的部队南撤转向西进。二十六日，张国焘等又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可接通外蒙和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并可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因此，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同时表示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
在上述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一面反复致电张国焘进行劝阻，一面令红一方面军向南增强兵力，不使胡宗南部迅速西进，而阻断红军三个方面军的联系。二十七日，红一方面军按照军委指示，令红一军团第二师（欠第五团）和第十三团、骑兵第二团主力迅速向将台堡出动，继又组成左纵队向在兴隆镇、界石铺地区的特别支队靠拢；令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组成右纵队出郭城驿。二十九日，右纵队击溃敌新十旅一部，其先头特别支队于十月二日袭占会宁城，俘获敌人枪各五十余。
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并一、二、四方面军首长，明确指出：“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接着，中央军委又连电朱德、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并说：“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经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耐心说服，红一、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劝说，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抵制与斗争，加之在兰州附近渡河遇到困难，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红四方面军从九月三十日起，相继由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会宁前进。
十月三日，邓宝珊部新十一旅约二个团从定西向会宁城反扑，红十五军团特别支队撤到城外高地阻击，激战数日，敌军一度攻入会宁城。红一军团首长即以第二师一部驻守界石铺，率第一师主力、第二师第四团和骑兵第二团向会宁增援。敌人闻讯于六日晚撤出会宁西逃，红十五军团特别支队和红一军团部队重新进占会宁城。红四方面军先头第四军于七日晨到达会宁，先后同红七十三师和红一军团会师。随后，会宁城防务交予第四军，第一师主力移驻城郊，红一方面军其他各部均相继撤离。九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师举行了隆重的庆祝胜利会师大会。在红四方面军向西行动期间，敌第三、第三十七军以及第二十五、第四十九、第一四〇师和川军孙震部等，向陕甘南部边境地区围拢过来，红二方面军处境十分困难。红二方面军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于十月四日从徽县地区北移，向红一方面军靠拢，十日从甘谷、武山之间渡过渭水。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军团领导人及第二师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红军总司令部及三个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一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对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中央号召全军指战员要成为全国人民的模范，抗日战线的模范，为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全国而战，为联合一切抗日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自八月下旬以来，红一方面军开辟了东自豫旺堡、毛居井一线，西至靖远附近黄河沿岸，北起同心城、贺家集之线，南达静宁、会宁之间的西兰公路沿线，纵横各一百五十公里，面积约二万平方公里的新区，歼敌一部，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资材，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执行中共中央夺取宁夏战略计划，作出了积极贡献。
当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时，蒋介石拟组织“通渭会战”，企图给红军以打击。据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十月十一日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对迟滞国民党军进攻和夺取宁夏的准备作了部署。其要点：（一）十一月十日以前，全军主要是休整训练，做好进攻宁夏的各项准备，尽量迟滞国民党军前进。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主力逐次转移到同心城地区休整，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集中于定边、盐池，以一部逼近灵武，侦察宁夏情况；红二方面军转移到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出支队向南威胁与迟滞胡（宗南）敌西进，并准备接替红一方面军在固原以北的防务；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渡河点，加紧造船，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筹粮和休整，同南线敌人保持接触，尽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二）从十一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二个军、红二方面军和陕甘宁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必要时抽一部参加进攻宁夏。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朱德、张国焘分别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组织指挥三个方面军的行动。
遵照以上部署，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将会宁、青江驿、界石铺之线防务移交红四方面军后，军团部率领第二师北移至硝河城、将台堡之线，第一师由会宁向打拉池地区转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已转移到靖远、打拉池之间，协助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造船，军团主力及红一军团第四师等部，仍在七营至同心城一线地区；第八十一师继续包围、监视马鸿宾部一个团另一个营于李旺堡地区。蒋介石曾再三电促东北军解救李旺堡被围之马鸿宾部，驻防固原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刘多荃请求红军协助，经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东北军一部于十月十六日将被围于李旺堡地区的马鸿宾部接出，撤往七营以南，红军随即进驻该地。
十月二十日，国民党军近二十个师沿兰州、陇西、秦安、固原的弧线，向红军展开全线进攻。二十二日，蒋介石赶到西安督战。其部署：以毛炳文部二个师为一路，王均及关麟征部共四个师为一路，均经会宁向靖远、打拉池进攻；胡宗南部四个师为一路，经静宁向打拉池、古西安州担任主要突击；王以哲指挥的东北军和马鸿宾部共约九个师为一路，由隆德、固原地区北进，掩护胡军右翼。另以东北军第一一四师由兰州附近进抵一条城，马步青骑五师担任靖远至中卫段河防，马鸿逵部担任中卫及其以东河防，邓宝珊部的一个团仍固守靖远城。蒋介石企图以南攻北堵战略歼灭红军于黄河右岸的甘肃、宁夏边境。
至二十三日，国民党军左翼毛炳文、王均两路相继攻占红军控制的通渭、马营、华家岭、会宁等要地，胡宗南部进到静宁地区，向红军展开追击。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五、第三十一军等部英勇作战，顽强抗击，担任主要任务的第五军受到较大损失，副军长罗南辉壮烈牺牲。当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到达打拉池，同先期赶到的彭德怀会晤。二十四日十时，中央军委电示彭德怀，要其与朱、张商量在西兰大道以北、海（原）靖（远）线以南地区，坚壁清野，构筑防御阵地，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以停止其追击问题；二十四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并朱德、张国焘等，指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部已经占领西兰大道，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二十五日凌晨，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由靖远附近西渡黄河成功。当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军总部及三个方面军首长，对阻击南敌和实施宁夏作战作了全面部署。指出：“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卅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并同意“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卅军渡河”，两军渡河后应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迅速造船准备渡河。”另以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协同红二方面军主力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构筑阵地，“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确实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
二十六日，红四方面军首长在致朱、张、彭电中称：“我们即遵廿五号收到总部一五八字批准廿四号提议之电示，决以卅、卅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而留五军在河两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总部有何指示望速告。”当日十七时，朱德、张国焘复电红四方面军：“同意你们布置，已详昨日数电。”当日夜，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队，继第三十军之后渡过黄河，第五军主力亦于二十八日渡过黄河。
十月二十八日十二时，中共中央及军委致电红军总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并致各军首长及政治部主任，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除九军、卅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驿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同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消灭南敌。
彭德怀按照中央军委关于三个方面军协同击破南敌的指示，于十月三十日七时，下达海打战役计划，决心在海原、打拉池地区寻歼敌胡宗南部一二个师。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六个师集结于古西安州地域，以一个团在古西安州以南同胡宗南部保持接触，诱敌前进；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集结于干盐池地域，等胡宗南部先头深入到七百户、二百户之线时，协同红一方面军主力从东西两侧实施夹击，第四军和第五军主力（此时，第五军主力已经西渡黄河）在郭城驿、靖远、打拉池之间占领阵地，钳制毛炳文、王均两路，保障红军突击部队右翼安全；红二方面军主力移至海原城西北，保障突击部队左翼安全。按照上述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于十月三十一日集结于古西安州、麻春堡之线，第一师第一团并在古西安州以南同胡敌先头追击队发生战斗；红二方面军已进到海原城北之龙池湾地区。这时，红军总部却电令红五军留在靖远附近的一个团渡过黄河，红四、红三十一军分别撤往红一方面军侧后的兴仁堡、同心城等地。 [106] 这样，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三、山城堡战役
十月三十一日，关麟征第二十五师进抵靖远，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和王均第三军正向打拉池方向进攻，胡宗南第一军先头进至古西安州以南之张家塘地区，严重威胁着红军右翼的安全。在此情况下，红一方面军奉命由古西安州地区向东转移。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主力及骑六师于三十一日傍晚由海原地区向古西安州方向截击红军。红一、红七十三师将敌击溃，俘获人员、枪支、马匹各一千余。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来取得的一大胜利。
十一月初，前敌总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和前线各领导人协商的意见，部署红一、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在麻春堡、关桥堡、脱场堡等地设伏，诱歼敌胡宗南部先头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均未达目的。这时，红军主力已撤至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一线及其以西山地。敌胡宗南部先头于五日进占脱场堡，后续部队到达海原地区；第三军由打拉池以东，经兴仁堡向同心城、中宁前进，第二十五师进到中卫城附近的黄河南岸；第三十七军进到靖远以北沿黄河东岸推进；王以哲指挥东北军四个师，拟由七营地区北进，分别向李旺堡、豫旺堡推进。这样，国民党军已经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并将红一、红二方面军等部与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隔断。在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后组成西路军。
十一月八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五人，确定放弃宁夏战略计划。电报指出：“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因此，中央提出一个新的作战计划，以“征求五兄意见”。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份继续在现地区作战，并以一部引敌北进宁夏。十二月上旬以后，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逐次南下，第一步占领镇原、宁县、正宁、合水地域，第二步向东占领淳化、耀县、宜君、洛川、鄜县地域，第三步继续向东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扩大苏区，扩大部队，解决给养；红四方面军之二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爆发后，逐次东移至神木、府谷地区黄河沿岸；于适当时机南北两路同时渡黄河进入山西，寻求直接对日作战，或在晋、冀、鲁、豫、皖、鄂、陕、甘等省进行机动作战。其目的在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同南京政府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
十一月十二日，红军主力开始由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之线东移。至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移至豫旺堡以东山区，红二十九军已进到定边、盐池地区准备接替红二十八军防务；红二方面军移到环县及其西南地区；红四、红三十一军移到豫旺县城以东至萌城、甜水堡地区。
这时，绥远抗战再度爆发，全国各地又一次掀起援绥抗日浪潮，中日外交谈判已陷入僵局，国民党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但是，蒋介石仍坚持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反动政策，对在陕甘宁地区的“剿共”战争甚为乐观，以为共产党、红军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因而一面在国共两党谈判中提出收编红军的狂妄主张，另一方面命令其部队“猛进穷追”，要在短期内歼灭红军主力于长城以南、黄河以东地区。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王以哲部在胡宗南部右翼向豫旺堡推进；毛炳文部正准备西渡黄河追击红军西路军；曾万钟第三军（王均已死，曾代军长）在进到同心城后停止前进，一部转向中宁；胡宗南部于十三日占领同心城、王家团庄之线后，十四日即分三路孤军冒进向豫旺县城方向展开进攻，这就为红军攻歼该敌造成了有利条件。
中央军委根据上述情况和前敌总指挥部的建议，于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接连向红军总部、前敌总指挥部下达指示，着重指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要求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为保证战场的统一指挥，军委规定：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须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军委及红军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十五日，彭德怀按照军委指示，对各兵团集中地区和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在此之前，前敌总指挥部将在古西安州地区俘获的东北军人马放回，密切了红军与王以哲部关系，并劝其尽力缓进，进一步孤立了胡宗南部的行动。十六日，红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为保证打好这一仗，中央军委又电示陕甘宁省委，动员苏区人民支援红军作战，为四万五千红军筹集一个月的军粮。
这时，国民党军粮食极为缺乏，胡宗南一再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令其急占定边、盐池，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点，并继续向东打通榆林。十七日，胡宗南第一军分三路向定边、盐池进攻：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由红城水经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由豫旺城东之二不墩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豫旺城西南之马家湾等地经西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为第二梯队，进至豫旺城及其附近地区。豫旺城和豫旺堡一线以东，至甜水堡、山城堡、环县一线之间地区，均为山地，沟壑纵横，人烟稀少，粮水均缺，且实地与地图相差很大，极不利于其作战行动。当日，红四、红三十一军在萌城以西地区设伏，一举击溃胡宗南部中路第二旅，毙伤其团长以下六百余人，取得第一个战斗胜利。
萌城战斗后，胡宗南令其左路第一旅进到大水坑，中路第二旅暂在原地待援，右路第七十八师向萌城至山城堡大道之间的古城堡推进，迂回萌城侧后截击红军。据此，毛泽东于十七日十八时电示彭德怀：红军宜以第二十八军钳制敌第一旅，第四军钳制敌第二旅，集结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及红三十一军首先消灭敌第七十八师，然后再打第二旅，向西北横扫。十八日，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发觉红军主力已向洪德城、环县方向转移，即令该师向山城堡方向追击。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遵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决心集中红军主力，歼敌右路第七十八师于山城堡地区，并于十九日晚下达作战命令：红一军团荫蔽于山城堡以南之罗山沟至于家湾之间，待机出击；红十五军团以小部诱敌东进，主力荫蔽于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地待机出击；红三十一军主力荫蔽于山城堡以北之田家庄附近待机出击；红四军置于山城堡东南地区待机出击；红二方面军主力为预备队，在洪德城以北之水头堡集结。另以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和红三十一军一部分别钳制胡宗南部左路和中路；红八十一师和由红一方面军特务团、红一军团教导营组成的朱瑞支队协同红六军团在环县、洪德城以西分别阻滞东北军王以哲部各路前进。
二十日，胡宗南部左路第一旅受到红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的不断袭击，至当晚才推进到红井子，第九十七师则跟进到大水坑；其中路第二旅撤回豫旺县城整理，由第四十三师接任，向保牛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其师部率一个团进到保牛堡以南，第二三二旅二个团进至山城堡地区，第二三四旅一个团进到曹家阳台。当日下午，第二三二旅由山城堡派出二个连，沿通往洪德城的大道向南侦察，在八里铺以南遭到红一军团一部突然打击，大部被歼，少数逃回山城堡。这时，胡军右翼王以哲部主力尚滞留在豫旺堡附近，距战区约三天路程。
二十一日，红军对山城堡之敌发起总攻。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十五军团一部由山城堡的南、北两侧向其西北的哨马营迂回攻击，截断敌人退路；红一军团之第一、第四师由山城堡以南向北担任主攻；红十五军团主力由山城堡东北向西南进攻，红三十一军一部由山城堡以北向南进攻。当日黄昏，敌军第二三二旅向曹家阳台转移。红一军团主力乘敌后撤之际，一举攻入山城堡，并乘胜转入追击。此时，红二师和红十五军团一部已绕至敌后，截断退路。敌军顿时溃散，一部突围，大部被红军包围压迫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至二十二日九时，将被围之敌基本歼灭。这次战斗，共歼灭敌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一个多旅。第七十八师在战报中说：此战“损失极重，混乱不堪”，“以现计约损失三分之二以上”。 [107]
山城堡战役，红军历经萌城、山城堡等主要战斗，共歼灭与击溃敌军一个师另一个旅，基本制止住敌军追击。特别是山城堡战斗，给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沉重打击，迫使该部全线后撤：其左路退回大水坑，中路撤往萌城以西，右路撤往韦州整理。蒋介石为掩盖战败的真象，竟特令胡宗南对其他各部谎称未受损失。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正确决策和三大主力红军团结战斗的结果；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担负了主要进攻任务，勇猛战斗，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胜利，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大振了红军军威，巩固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对于增强红军内部团结，巩固与发展同东北军等部的统一战线，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山城堡战役后，红军主力集结在环县、定边、盐池之间地区，以战备姿态进行休整，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适应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新情况，更好地保障全军集中统一的指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十二月七日命令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以毛泽东等二十三人为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组成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同时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此外，中央军委还任命任弼时为前敌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的军团领导人聂荣臻、徐海东亦被任命为军委委员。中央军委的扩大，对于加强红军建设，保证集中统一的指挥，具有重要意义。
[1]本文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2]热河省，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部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3]察哈尔，旧省名，即今河北、山西省部分地区。
[4]绥东、察北、冀东，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察哈尔北部、河北省东部地区。
[5]东北四省，指当时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
[6]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碉堡业务报告书》（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7]陈诚：《五次围剿战史》（上），台湾和平印刷厂1968年版，第73页。
[8]蒋介石：《剿匪手本》。
[9]王多年主编《反共戡乱》（上篇）第4卷，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5页。
[10]蒋介石：《革命军官须知》（上）（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
[11]陈诚：《五次围剿战史》（上），台湾和平印刷厂1968年版，序。
[12]王多年主编：《反共戡乱》（上篇）第4卷，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617页。
[13]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二月）。
[14]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三月）。
[15]《斗争》，1933年2月23日第3期，第15页。
[16]《斗争》，1933年2月23日第3期，第15页。
[17]《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2页。
[18]《红色中华》，1933年2月13日第52期。
[19]《军委对作战步骤之指示》（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四日二十四时）。
[20]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曾入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不久，因博古要求，并由共产国际委派来中国。一九三三年九月到达中央苏区。
[21]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二），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241页。
[22]陈诚：《五次围剿战史》（上），台湾和平印刷厂1968年版，第36页。
[23]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24]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25]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二），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287页。
[26]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
[27]宋希濂：《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35辑，第200页。
[28]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29]王多年主编：《反共勘乱》（上篇）第四卷，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42页。
[30]《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31]《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32]此处有误，应为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十二师。
[33]王多年主编：《反共勘乱》（上篇）第四卷，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64页。
[34]陈诚：《五次围剿战史》（上），台湾和平印刷厂1968年版，第117页。
[35]彭德怀：《关于作战等问题给军委的信》（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
[36]彭德怀：《关于作战等问题给军委的信》（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
[37]《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38]《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第190—191页。
[39]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40]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6页。
[41]《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42]陈诚：《五次围剿战史》（上），台湾和平印刷厂1968年版，第397页。
[43]陈诚：《五次围剿战史》（上），台湾和平印刷厂1968年版，第403页。
[44]陈诚：《五次围剿战史》（上），台湾和平印刷厂1968年版，第416—417页。
[45]《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46]林彪、聂荣臻：《关于温坊战斗之战果与一军团守备布置的报告》，1934年9月2日。
[47]马克思：《印度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四卷，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页。
[48]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
[49]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50]中区，指中央苏区，下同。
[51]《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52]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5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9页。
[54]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55]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8页。
[56]《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57]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58]《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59]敌《第六路军赣南一湘南一黔西间地区追剿朱毛股匪各役战斗详报》。
[60]《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61]《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9页。
[62]蒋、湘、桂，指蒋介石嫡系薛岳部及湘系何键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军队。
[63]“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红星》报，1935年1月15日，第68期通讯。
[64]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65]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66]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67]《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68]指刘湘。
[69]胡羽高：《“共匪”西窜记》第八编，羽高书店1946年版，第285页。
[70]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蒋介石给川、黔各军的命令。
[71]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蒋介石给薛岳、周浑元电令。
[72]巴黔大道，指贵州省贵阳至四川省重庆之间的公路。
[73]一九三五年三月，蒋介石给薛岳部连以上军官的训令。
[74]贵州省档案馆编：《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75]贺国光：《参谋团大事记》。
[76]刘伯承：《回顾长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1977年版，第106页。
[77]刘、蒋两部，即指刘湘和蒋介石的军队。
[78]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为连长熊尚林、第二排排长罗会明，第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79]《红星》报，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第二十二期。
[80]华北事变，是指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华北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华北的一连串事件。
[81]雅、名、邛、大，指四川省雅安、名山、邛崃、大邑等县。
[82]天、芦、灌、邛、大、名，指四川省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等县。
[83]洮夏战役（原文如此）应称夏洮战役。洮夏：洮河、夏河。
[84]李富春任红三军政治委员，原政治委员杨尚昆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85]《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
[86]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87]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九时，毛泽东关于消灭敌董英斌部战斗部署及粮食供应问题致叶剑英、杨尚昆电。
[88]《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89]此标题系编者所加。
[90]绥远，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其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及呼和浩特市（原归绥）、包头市等地。
[91]何梅协定，指国民党政府驻华北代表何应钦，为解决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与日本进行多次会商后，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正式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接受日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国民党撤销在河北省的党政军机构，撤出其中央军、东北军，撤换反对日本的中国军政人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92]秦土协定，指国民党政府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以换文方式达成的协定。主要内容是：撤销察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划察东为非武装区撤出中国军队，保证日本人在察省自由行动，向日军道歉并撤换察省主席及与张北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
[93]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时，毛泽东致杨立三电。
[94]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二十四时，彭德怀、毛泽东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电。
[95]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十二时，彭德怀、毛泽东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罗迈、张云逸电。
[96]关麟征，时任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师长、第五纵队司令。
[97]指由红十五军团第二二四团一个营和第八十一师一个营组成的支队，由宋时轮指挥。
[98]指靖边、安边、定边。
[99]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称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00]指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两民族的团结。
[101]两广事变；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国民党广东首领陈济棠和广西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的反对蒋介石事件。两广首领以北上抗日名义，发表通电，并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向湖南、江西等省进军。蒋介石一面调遣军队阻拦，一面进行分化瓦解，终于迫使陈济棠下台，与李宗仁、白崇禧达成妥协，至同年八月事变基本结束。
[102]即宝昌、沽源、康保、张北、商都、化德六县，今分属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其中宝昌现名太仆寺旗。
[103]指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日本国冈田内阁外相广田弘毅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对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建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满”共同防共。一九三六年五月，日本冈田内阁再次重申：“在中日两国间，决定以对华三原则为基础进行交涉。”
[104]指“两广事变”。
[105]指甘肃西部的甘州（即张掖）、凉州（即武威）、肃州（即酒泉）。
[106]参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十时半，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十月三十一日彭德怀致毛泽东电。
[107]引自国民党军档案《陆军第七十八师甘宁剿匪战斗详报（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