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史收藏
正文
第一章 红六军团西征——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任务，由湘赣转移到黔东
第一节 胜利突破堡垒封锁线
一九三四年夏，红六军团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的错误作战方针，在金华山、松山地域实施消极防御作战连连失利，湘赣苏区的斗争形势日益恶化。敌军主力已深入苏区腹地，原有的整片苏区，已被八个师的敌人包围并分割成若干小块。敌人一面在苏区周围和中心区域以及交通要道加紧赶筑封锁碉线，一面积极调整部署，集结兵力，准备与红军决战。这时，红六军团已被迫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津洞狭小地区，在敌人重兵包围和严密封锁下，处境十分不利。
湘赣省委和军区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虽然也曾决定，乘敌人决战准备尚未完成之际，以红六军团主力迅速恢复以大小五井为中心的井冈山原有根据地，然后，依托井冈山向南发展，在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遂（川）、万（安）、泰（和）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聚集力量，为最后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准备条件；并依上述决定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但这些行动，只能是暂时地缓和湘赣苏区和红六军团的处境，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斗争局面。在整个苏区被敌包围、分割，交通要地被敌占领，而且各路敌军都已打通联系取得协同的严重情况下，红六军团期求在湘赣苏区内部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已无希望。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也由于错误作战方针的指导，屡战受挫，各路敌军已逼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益严重，中央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没有可能。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红军本应及时地改变战略方针，尽可能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以便到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战机，歼灭敌人。可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战略转变和实施突围的问题上，采取矛盾态度：一方面开始了退出苏区的准备，一方面又要“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继续同敌人拚消耗。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七月二十三日训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
训令中说：“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并说，作出这个决定的主要考虑是：“……红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在苏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应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是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地区作战，“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战场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训令中，对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的路线、行动步骤以及到达地域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敌工事守备的薄弱部分突围，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第三步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 [2] 切取联系”。
在这个训令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六军团实施战略转移的目的并未全部透露。实际上，不仅是要红六军团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和联络红三军；更重要的，是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由湘赣苏区先期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探路子，在湘中地区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中央红军在尔后向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黔东特区实行战略转移时，有一个立足之地。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训令还明确规定：“留在现苏区的应为省委、省苏、军区及各分区、地方党政组织、地方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担任继续发展游击战争、捍卫苏区。”同时决定，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组成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训令要求一切准备工作统限八月中旬进行完毕。
湘赣省委和军区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训令进行了缜密的研究，认识到，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挺进湘中创立新的根据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红六军团在这个战略行动中，先是要打破敌人的重兵包围，接着要在盛暑时节进行长达几千里路的远征，远征中必将遭到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且孤军深入敌区，脱离根据地作战，只有经过血战，击败敌人，以坚强的毅力冲破重重困难，才能完成任务。根据这些行动特点，省委和军区领导红六军团进行了周密的行动准备。
为了鼓舞士气，作好思想准备，红六军团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任弼时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立新的根据地”动员报告，从政治上、战略上解释新任务的重大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发扬红军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他根据部队可能出现的思想动向，特别提出要防止在战略转变关头可能出现的惊慌失措和消极动摇情绪。
在思想动员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组织上加强了政治机关，并根据新任务的特点，在全军团开办短期训练班，集训了政工干部；又从地方抽调二百五十名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作为创建新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工作团在西征途中，在政治机关的统一领导下负责宣传、组织群众，扩大红军，维护纪律，处理战俘和筹粮筹款等工作。
湘赣省委和军区尽最大的努力为红六军团补充兵员，充实武器装备。通过调整机关，缩减与合并直属部队，清理医院伤病员，动员战士归队等，挑选出青壮精干人员近三千人和枪五百余支补充红六军团，对不能随军行动的老弱病残人员进行了妥善安置。红六军团经过补充与整顿，由六千八百多人增加到九千七百多人，枪三千七百多支，红十八师增编了第五十四团，并从红军学校调出大批受训学员，将部队各级正副职干部全部配齐。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部队进行了紧张的行动准备工作，打草鞋，做干粮，补充弹药，进行着装演习，实施行军、侦察、警戒训练等。
湘赣省委经过详细研究，确定了湘赣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总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湘赣省委临时常委会，以陈洪时、旷光明、谭余保、姚原德、旷逸爱、王用济、张云逸等七人为常委，以陈洪时为书记。按照当时苏区被分割的情况，调整了县委组织。同时，组成了湘赣军区新的领导机构。由于原定来湘赣苏区任军区司令员的张云逸途中生病未能到职，改以彭辉明任湘赣军区司令员。对留下坚持斗争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的活动范围和作战任务，作了调整。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对突围行动进行了认真周密的研究，认为：黄坳、上下七地段山大路险，敌人的堡垒线已经构成，不便大部队运动，由此向西突围，容易遭受宁冈之敌的堵截和永新之敌的追击，且易过早暴露我军的行动企图；遂川以北的衙前、五斗江一线，敌兵力比较薄弱，间隙较大，封锁碉线也未全部构成，从五斗江到桂东长达二百多里的纵深内，虽然尚有数道封锁碉线，但防守部队多是反动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地形也便于我军迅速运动，又不致过早暴露我军西征的企图。因此，确定红六军团首先在衙前到五斗江地段上突破敌人内层封锁线，然后，沿湘、粤两敌结合部的间隙地带穿越，不分昼夜地向西急进，行进间一鼓作气地突破从五斗江到桂东之间的其他封锁碉线，冲出敌人包围圈，进到桂东以南地区，尔后行动根据情况再作决定。为保障红六军团顺利突围，决定以留守苏区坚持斗争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等四个团担任掩护任务，分别在永新、安福、莲花以及万安、泰和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北线和东线敌人；调在桂东活动的独立第四团北上，查明南线敌情并接应红六军团。
八月初，敌人对湘赣根据地的封锁碉线，除南部黄坳、五斗江、衙前一线尚未完成外，其余封锁碉线均已基本完成， [3] 敌人的机动作战兵团开始秘密调动：第十五师向五斗江及其以东地区集中，第十六师向黄坳、息锣一线机动，第六十二师向永新以南的龙源口、峨岭仙地区调动。位于南康地域的粤军余汉谋部，也奉蒋介石的命令北进。湘、粤两敌企图一俟部署调整完毕，即向红军发动全面进攻，首先歼灭红六军团，摧毁湘赣苏区，尔后再向东配合主力进攻中央红军。红六军团发现这个新的情况后，向中革军委建议，乘敌南线部队正在调整部署，封锁碉线尚未构成，尤其是敌第十五师尚未到达衙前、五斗江地域的有利时机，提前于八月上旬突围，并将部队隐蔽推进到遂川以北的横石和新江口一带便于机动的地域。
红六军团的建议得到中革军委的批准后，遂即派独立第五团渗入赣江沿岸万安县的下东和沙塘一带活动，伪装红六军团，侦察赣江水势，并扬言红军主力将分三路东渡赣江，以迷惑敌人；又于八月五日派出一部兵力，以突袭手段，攻占了敌内层封锁碉线上的重要支撑点衙前，建立了突围的翼侧掩护阵地。接应部队独立第四团赶到后，八月七日下午三时，红六军团在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告别了长期哺育她的湘赣苏区人民，离开了红军以鲜血建立起来的湘赣苏区，开始了英勇的西征。
在独立第四团的接应和掩护下，红六军团由横石、新江口地域出发，以突然行动，首先在遂川以北、五斗江以东的溪口，突破敌人正在抢修的衙前至五斗江的封锁碉线，再经下长隆、枫树坳、官坑连续突破敌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的封锁碉线，八日袭占藻林，全歼守敌地方民团，九日攻占左安。红六军团不顾盛暑酷热，昼夜兼程，一鼓作气在猴子岭又突破敌寒口至广东桥的封锁碉线，于八月十一日进到桂东以南的寨前圩，当晚派出前卫第五十三团占领沙田，并将寨前圩到沙田之间二十余座碉堡全部摧毁。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地突破重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次突围是很成功的。红六军团这支只有九千多人的部队竟然能在八个多师且装备精良的敌人重兵包围和严密封锁下，撕开它的防线，冲出重围，而又保持了自己部队完整无损，充分显示了这支部队的英勇善战；也充分证明，军团在战役指挥上，从突围前对敌情的掌握和分析判断，到突围方向的决定、突围时机的选择、各项保障措施的组织，以及突围行动的指挥，都是正确的。红六军团的突围，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迫使它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
红六军团的胜利突围，在敌人的战略西线打开缺口，湘赣两省敌军大震。蒋介石急令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及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派出主力部队联合出击，追歼红六军团。何键急派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十五师、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等三个师及补充第一总队，昼夜兼程实施追击。当时，刘建绪采取的紧急对策是，尽一切力量，首先巩固湖南省防，确保其后方安全，然后再组织“围剿”。因此，他急令第十五师和第十六师轻装前进，日夜兼程对红六军团实施侧击和堵击，力图把红军堵在湘境之外；并令段珩旅并指挥胡风璋部以及湘南地方武装，全力火速布置桂东汝城等湘边防务，以阻止红军深入湘南。还令第七十七师指挥第二十八师一个团及鲍刚旅在遂川以东沿赣江西岸统筹配备沿江防务，严防红六军团东渡赣江会合中央红军。
红六军团到达寨前圩后，利用敌人兵力尚未集中的有利时机，进行了短暂休整，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突围胜利，并作了进一步的战斗动员。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的任命。萧克为军团长兼红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治委员兼红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兼红十七师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龙云为红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政治委员，谭家述为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部队再次进行了轻装。
红六军团考虑到：突围后，敌军必将派重兵组织“追剿”，而桂东地区虽是游击区，但距湘赣敌军主力很近，便于敌人对我实施包围，且便于与封锁包围湘赣苏区的敌人取得密切协同，对红军极为不利。因此，决定放弃在湘南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计划，迅速行动甩开敌人，直奔第二步目标。于是以急电报告中革军委，并对独立第四团的行动予以部署后，于十二日夜由寨前圩出发，取捷径向郴州方向急进，十三日进到桂东以南的田庄地区。
这时，刘建绪判断红军“有继续西窜扰乱湘边之势”，紧急布置了对红六军团的“会剿”：以第十五和第十六两个师，并列摆在桂东及其东西一线地区，由北向南压迫红军；着段珩旅并率湘东南五个保安团，在汝城、资兴、郴县之间，以彭公庙、青要圩、渡头司、滁口、文明司一线大山为主阵地，凭借险要地形，构筑工事，堵击红军。电请南路粤军派部队北上配合，企图将红六军团围歼于桂东、资兴以南，汝城以北山区。刘建绪为了完善这个作战部署，还派出得力部队坚守汝城，迫使红六军团由汝城以北向西行动，进入他预设的战场；并在作战区域大量派出侦察、密探和实行坚壁清野，封锁桥梁要道，给红军行动制造困难。但是，刘建绪的这个作战计划是脱离实际的，他根本没有搞清当时红军的准确位置，误认为红军还远在桂东以东的高坪圩地区，实际上红军早已进到汝城附近。当他于十六日还在紧急频繁地调动“会剿”部队时，红六军团早已越过他预定布设的防堵阵地进抵郴县城下，把“会剿”部队远远甩在了后边。刘建绪的“会剿”计划，从出台到收场，前后只有三天，就不战自破了。
第二节 抢渡湘江，转战湘桂黔边
红六军团以迅雷之势越过郴、宜公路，二十日袭占新田县城，全歼守敌保安团，缴枪一百六十支。在连日进军中，红六军团发现湘敌后方兵力极为空虚，在郴、宜公路以西广大地区，除部分县城有保安团少数武装防守外，没有发现敌军正规部队的踪迹，红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判断敌人在湘江沿线也很少有重兵防守。为了争取先机，“减少将来渡湘江的困难”，红六军团决心以强行军直奔湘江，在零陵附近地区乘虚抢渡。这个决心于二十日报军委后，部队即开始行动。此时，湘敌刘建绪发现红军“有向祁阳、零陵间偷渡湘江西窜之样”。他认为：前有湘江天险拦阻，后有重兵“追剿”，如再取得桂、粤两军的配合作战，这正是歼灭红六军团的极好时机，遂即决定“以聚歼该匪于湘江右岸为目的”，组织对红六军团的围歼行动。从八月二十一日起，以湘江为目标围绕着抢渡与反抢渡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双方都在紧急调动部队，抢时间，争速度，以夺取先机之利。
在湘江兵力极度空虚的情况下，何键和刘建绪为了调集部队解决燃眉之急，抽出警卫省会长沙的警备部队和大量地方保安部队，防守湘江，还将长沙、萍乡、醴陵地区部分列车以及茶陵、醴陵、萍乡、湘潭、宝庆等县的汽车全部集中，由西路军交通处控制，用来紧急输送作战部队。他们把第十九师段珩旅由郴州以汽车运到祁阳，连同就近调来的朱帮纪、王见龙、袁建谋、唐肃等部共六个团，统归段珩指挥，在归阳至零陵地段上，沿湘江北岸并列展开，抢先占领沿江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堵击红军；将长沙警备部队独立第三十二旅从长沙以汽车运至宝庆，并指挥保安第六区晏国涛部共四个团，担任老埠头至绿埠头地段湘江左岸防务；令第十五师紧随红军尾追，由南向北压迫红军于湘江右岸地区；将第十六师以汽车运至常宁及其附近地区，准备从湘江右岸侧击红军，并防止红军向东突围；从湘鄂赣边刘膺古防区调出补充第二总队何平部（两个团）到宝庆待命；电请桂军派兵出全县、零陵，粤军派兵出宜章配合作战。这样，湘、桂、粤三省总共计划动用二十八团的兵力，采取联合行动，企图围歼红军于零陵附近地区。此外，刘建绪还把前敌指挥部迁到衡阳，下令将零陵至归阳沿湘江一线所有船只一律拉往北岸，并断绝水上交通，着各防守部队组织游击队远出湘江右岸游击，迟滞红军前进。为了不使红军利用零陵城作为渡河点，刘建绪着段珩旅派出一个营死守零陵。
红六军团二十一日由新田出发，在道路崎岖难行的大山区，三天行进二百四十里，于二十三日二十四时赶到零陵以北的蔡家埠地区。这时，才发现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敌段珩旅及保安部队已先我一天到达湘江，并已沿江展开，敌追击部队第十五师已进到阳明山地区，桂敌第十九师及广西民团两个团正分向道县、零陵前进，零陵到归阳沿江一线所有船只已被敌拉往左岸。这一带江面宽阔且连日降雨，江水暴涨，不能徒涉。在这种情况下，按原定计划抢渡已不可能。因此，红六军团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在零陵地区抢渡湘江的计划，迅速向东南转移，进入阳明山山区，准备在该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阳明山为中心的根据地，求得暂时立足。二十四日红六军团在分水坳地区击退了追敌第十五师，二十五日进入阳明山后，发现这里地瘠人稀，十分荒凉，且区域狭小，大部队活动甚为困难，不便建立根据地。这时，中革军委也致电红六军团，除通报了“敌人拟于零陵地区与我决战”的重要情况外，还指示红六军团立即行动，转移到阳明山以南地区，给追敌第十五师以打击，然后在道县以北地区渡过潇水，尔后“经道县、全县地区进到城步，或不经全县而经湘、桂边境转至新宁、巫山地域”。红六军团根据军委通报的重要敌情，决定先在阳明山山区与敌兜圈子，相机甩开敌人，然后再按照军委的指示行动。二十六日，红六军团连夜东下阳明山，拂晓进到白果市，全歼当地反动武装，并捣毁国民党阳明山特别区公所，活捉了曾任阳明山县县长的奉明托。当敌人发现红军东移而赶来白果市时，红六军团已由白果市急转南下，进到石家洞地区，打退了敌第十六师的追击，并利用夜暗在永安圩附近秘密穿过敌第十五师的防堵部队，于二十八日进到嘉禾县的广发圩。敌人遂由北而南追来，红六军团急转西上，连续急行军三天，于八月三十一日乘虚在道县以南的薛家厂安全渡过潇水，把追击之敌远远甩在后边。敌人追又追不上，堵又堵不住，打又打不着，被红六军团牵着鼻子兜了一个大圈子，走了上千里路，一无所获，反而搞得昏头转向，疲惫不堪。刘建绪企图在零陵地区围歼红六军团的计划，在红军忽东忽西、飘浮不定、机动灵活的行动下，以失败而告终。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对前线战况大为不满，严厉斥责了追堵部队，并将作战不力的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等军官撤职查办。
早在红六军团准备在零陵附近抢渡湘江时，桂军判断：红军如不能在零陵一带过江，则有可能转入广西，由上游渡过湘江。桂军十分惧怕红六军团进入广西或在广西建立根据地，因此，采取了积极配合湘军行动、借助湘军的力量把红六军团阻止于广西境外的对策。红六军团从阳明山南下到达嘉禾地区并向西急进时，桂军连夜进行了紧急的调动：令第十九师驻守兴安的第五十五团前出到湖南道县的蒋家岭；调黄沙河的第五十六团前往道县；将全县的第五十七团派往江华；调柳州地区第二十四师部队北上增援。此外，还动员了桂林、平乐、柳州三区民团在湘桂边界地区加紧修筑工事，设置路障、哨卡，企图将红六军团堵在广西境外。
红六军团在道县、江华间穿过敌军接合部，安全渡过潇水后，绕过道县、寿佛圩桂军第十九师主力的防守地域，经达村、高明桥于九月二日拂晓进到蒋家岭时，遭桂军第五十五团一个营及民团的阻击。军团前卫第五十二团当即展开向敌发起攻击，激战四个小时，将敌击溃，在向纵深发展时，防守道县和寿佛圩的桂军第十九师主力前来增援。为避免腹背受敌，红军遂撤出战斗，向北经清水关进入广西，当晚占领文村（今文市）。红六军团判断：位于蒋家岭地区的敌第十九师主力部队，很可能对我尾追不舍，如不给敌以严重打击，将对以后行动不利。因此，决定主力继续前进，以后卫第五十三团全部及第五十团一个营，在文村地区占领有利地形，迎击该敌。下午，桂敌第十九师两个团在师长周祖晃的率领下，连同湘敌第十六师一部追来，在三架飞机的支援下，连续发起数次猛烈攻击，均被击退，伤亡惨重。后卫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当晚撤出战斗追赶主力。敌遭此打击后，便不敢贸然行动，为红军尔后抢渡湘江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当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灌阳县的文村时，湘敌刘建绪根据早已过时的情报，误认为红军还在湖南道县以西的高明桥。他判断：“红军在黄沙河上流渡河之公算为多，下流为少，不出东安之白沙、大庙口趋新宁，便出梅溪口趋城步。”因此，选定黄沙河地区为预设战场，开始调动部队，企图歼灭红六军团于黄沙河地区。九月三日中革军委将敌人这个作战计划以火急电报通报给了红六军团。军委在电报中明确指出：“在黄沙河附近或在全县地域渡河是不利的，因敌人占优势，地形不良，且临大河。”“六军团应力求于全县、灌阳及全县、兴安间渡河前进。应在全县以南之陈家卫、石塘、咸水口、山枣司进至西延山地取得休息。”“你们再迟应于六日晨到达西延后，可停止休息，严密警戒，并继续侦察向横路岭、城步的路线。”红六军团从军委电报和自身派出的侦察中了解到：湘敌主力正向黄沙河地区调动；桂军第十九师已被红军甩在后边，又不敢贸然追击；第二十四师正由柳州向广西北部调动，但尚未到达；全县、兴安两城只有少数民团常备大队驻守，全县至兴安之间一百多里的湘江沿线无兵防守。这正是乘虚抢渡湘江的极好时机，遂于四日从石塘地区出发，按照军委指定路线，经麻市直达湘江江畔，在凤凰嘴之董家堰，利用一条卵石滚水坝，未发一枪一弹安然渡过湘江，并径直西上，进入西延山区。刘建绪在黄沙河地区虽陈有重兵，却是鞭长莫及；桂军虽然发现了湘江防堵部署上的漏洞，紧急调动部队企图弥补，但为时已晚。
红六军团胜利渡过湘江后，在鲁塘地区打退了刚由阳朔乘汽车连夜赶来的桂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的追击，经洛江、油榨坪、大埠头（今资源县）于九月八日到达车田。这时，接到中革军委的补充训令：“目前敌人企图当我军在城步地区及由城步北进时消灭我军。”“估计到上述条件，七月训令中，关于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在目前是不利的。”“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六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九月二十日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运动和游击运动。”尔后，“应沿湘、黔边前进，经绥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然后转向湘西之凤凰地区。”最后“在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十分明显，中革军委补充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放慢向湘西进军的速度，暂时停留在城步、绥宁、武同山地，积极行动，打击敌人，吸引与调动大量敌人，以策应即将突围长征的中央红军的行动。
这时，湘军为了加强沿赣江及湘南地区的力量，防止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已将前敌总指挥刘建绪调回湘赣边地区，敌第十五师、第十六师亦相继解除追堵任务调回湘赣边地区。追堵红六军团的湘军部队，改由第十九师师长兼代湖南保安司令李觉负责指挥，所辖部队包括：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补充第一、第二总队，晏国涛部以及湘黔边区“剿匪”军谢明强团。桂敌由第七军军长廖磊率领，除第十九师外，又将第二十四师调来执行追堵任务。这样，湘、桂两军用于追堵红六军团的兵力约计十五个团。该敌正分路由武冈、新宁和西延、龙胜地区向城步方向急进，并出动飞机配合行动，企图歼灭红军于城步山区。
根据上述情况，红六军团决心迅速行动，乘敌尚未到达城步以前，首先进入城步以西地区，跳出敌人预定的合围圈，然后寻机歼敌，求得在城步、武冈、绥宁地区暂时立足。于是，由车田出发向西急进，十一日到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并继续向西北前进，准备在绥宁以南的安岳山、桐油坪、赤坡地区展开，侧击由城步向绥宁方向前进的湘军，但没有得手。十四日，红六军团又准备绕至绥宁以西地域，突击由绥宁西进的湘军，但当前卫红十八师刚过绥宁县的小水时，湘军第五十五旅突由绥宁方向袭来，并占领小水、驾马一线有利阵地，将红六军团截为两段。红军不得不改变计划，以红十七师从行进间突破敌驾马阵地夺路南下，十六日在通道县的菁芫州地区会合红十八师，十七日乘虚袭占了通道县城（今县溪镇）。敌人围歼红军于城步地区的计划再次破产。
红军袭占通道后，何键判断红军“必经黔东北窜，图与川匪会合无疑”。于是，电令李觉率部穷追入黔。李觉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尾追红军外，主力经靖县、广坪向锦屏地区急进，企图在锦屏以西沿清水江一线展开，拦阻红军。这时，黔军也正向黔东地区调动，桂军也尾随追来。鉴于这种情况，红六军团如继续活动于城步、绥宁地区，将会给湘、桂、黔三省敌军以调整部署和构筑坚强防堵阵地的时间，对红军尔后行动造成极大困难。因此，经军委批准，红六军团即由通道兼程向贵州前进，九月十七日黄昏进到靖县的打乌团、三里驿、哨田和新厂地区。这时，位于靖县以南中央桥地区的湘军补充第二总队何平部两个团以为红军经长途跋涉非常疲劳，不敢应战，于十八日分路向新厂扑来，企图与尾追部队配合夹击红军，并为湘、桂两军主力向清水江地区机动争取时间。
湘敌补充第二总队突出孤立，且兵力不大，红军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杀一个回马枪，消灭这股敌人，争取行动自由，再向黔境转移。遂命令已出发的部队跑步返回新厂，以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首先抢占岩崖山主峰和金线吊葫芦两个制高点阻击敌人，保证主力展开。八时，敌集中力量向金线吊葫芦阵地攻击，连续三次猛攻，都被第五十二团打退。第五十二团一个连，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和连续冲击下伤亡很大，全连只剩下指导员和七名战士，但仍然守住了阵地。十时左右忽然下起大雨，敌见从正面攻击不能成功，就利用迷蒙大雨作掩护向西迂回，企图从第五十二团左侧后袭占岩崖山主峰。这时，已经作好准备的红军主力，利用敌人脱离阵地、火力组织不严的有利时机，向迂回的敌人发起反击。红十七师沿岩崖山北麓向东出击，猛攻敌人翼侧，红十八师主力也赶到了岩崖山地区，会同第五十二团从正面居高临下突击敌人，战至黄昏，将敌全部击溃，毙伤敌四百余人，俘敌二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四百支。敌遭此歼灭性打击后仓皇逃回靖县。
第三节 冲破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的围堵，到达黔东苏区
当红六军团尚在城步地区时，敌军判断：红六军团必经黔东北上，去沿河、印江地域与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会合。于是湘、桂、黔三省军阀各派代表在贵州紧急会晤，协商“会剿”红六军团的行动。三省军阀相互矛盾各有打算：广西军阀力求把红六军团“送”得更远一点，以免威胁广西；湖南军阀则极力阻止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合，以免增加湖南的困难；贵州军阀惧怕红六军团入黔，想借湘、桂两省军队的力量阻止红六军团进入贵州或是把入境的红六军团逐出贵州。但他们在对付红六军团上是一致的。经协商，湘军派七个团，桂军派第七军两个师共四个团进入贵州，与黔军联合行动“围剿”红六军团，三省部队由桂军第七军军长廖磊统一指挥。
新厂战斗后，红六军团于九月二十日在黎平以北的谭溪地区击退黔军周芳仁部第七团的阻击，乘胜进入贵州的清水江流域，准备按照军委的电报指示，经青溪到达铜仁、江口地域与红三军取得联络。清水江流域是苗族、侗族聚居区。苗、侗两族人民长期以来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的欺压与蹂躏，民族隔阂很深。每当反动军队到来，苗、侗群众人人手执利器，成群结队地把守山寨，以防洗劫。红六军团为了取得苗、侗两族人民的支援，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全军团深入开展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号召全体人员对兄弟民族群众广泛进行宣传工作，严令部队严格遵守苗、侗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做到秋毫无犯，并对山寨寨主或土司头人大力进行争取工作。红军每到一地，部队大都在野外露营，不进民房；处处尊重苗、侗两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不违禁忌；用了逃避在外的群众的东西，都原地留钱，并留信感谢；红军医生主动上门为群众看病，不收报酬；对生活极端困难的贫苦群众，给予慰问和救济。红军沿途张贴布告，散发传单，人人进行宣传活动，向苗、侗两族同胞说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红军的本质和光荣使命，揭露敌军残暴罪行和反动本质。苗、侗两族同胞在红军的耐心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下，深深感受到红军纪律严明，待人和气，买卖公平，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红军主张民族平等，行动上切实平等待人，使深受民族压迫的苗、侗族同胞有史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平等的待遇。他们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进而消除了误解，红六军团取得了苗、侗两族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援。不少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积极为红军传递消息，热情接待过路红军，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收留红军掉队人员，并帮助他们寻找部队。九月二十三日红六军团进到剑河县南加堡的里格地区准备北渡清水江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红军指引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全军团二十四日顺利渡过清水江，进到大广地区，前卫伸到八挂河。
二十五日，红六军团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进，但当部队进至凯寨、孟优地区时，遭到湘军独立第三十二旅及第五十五旅的堵击。由于敌先我到达，占据了有利地形，完成了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构筑了较完整的野战工事，红六军团虽连续攻击给敌以重大杀伤，但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时，桂军第十九师又从天柱县的盘杠方向急速增援，西面又有黔军王天锡的部队，如继续打下去，对我十分不利，且沿 
红六军团在大广摆脱敌人后，经高丘、良上、报京、施洞口于三十日进至黄平县的瓮谷陇。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分两路追来。一路由廖磊亲自率领桂军第十九师和湘军李觉部第五十五旅及独立第三十二旅，沿三穗通往镇远的大道平行追击；另一路由覃联芳率领桂敌第二十四师和湘军补充第一总队，紧随红军尾追。敌人企图以黔军王天锡率领的第一、第五、第六和特一团等四个团在施秉至黄平一线从正面堵击，以北路敌军在三穗、镇远、施秉一线由北而南压迫红军，在敌尾追部队配合下，将红六军团歼灭于镇远以南 
红六军团袭占旧州后，接着向乌江急进，准备在孙家渡及其以北地区寻找有利渡场渡过乌江，彻底甩掉追堵之敌，然后再向北联络红三军。但是，中革军委不同意红六军团西渡乌江。当红六军团于十月四日进到乌江江畔的猴场时，接到军委命令：“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在中革军委再三催促下，红六军团不得不放弃西渡乌江的计划，于五日由猴场掉头向东北前进，准备经石阡附近进入江口地区，再与红三军取得联络。
然而实际情况是，敌人没有任何部队向南开动，对红六军团的追堵不仅没有放弃，相反正在策划新的更大规模的围歼。敌军判断：乌江有黔军凭险扼守，红军难以西渡，必经余庆、石阡去印江与红三军会合；在西、北两面有乌江天险阻隔的条件下，只要可靠地封锁石（阡）、镇（远）大道，就很有可能在这一地区围歼红六军团。于是廖磊、李觉等敌军指挥官在镇远紧急会商，决定由黔军侯之担部五个团严密防守乌江，以入黔的湘、桂两军主力封锁石、镇大道，堵住红军去路，以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及黔军四个团沿施秉、余庆一线展开，由南向北压迫红军。敌人总共动用二十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六军团围歼于石阡以西地区。按照这个作战计划，敌军星夜紧急调动部队：湘军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及谢明强团推进到石阡及其附近地区；廖磊率第十九师部署在大地方、铁厂、平贯一线；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及黔军第五、第六、第十三团和特一团由施秉地区推进到余庆一线展开。
三省敌军经过精心策划，张开大网等待红六军团到来，而红六军团对敌人这个作战计划事先毫无觉察。
十月七日，红六军团按照红十七师、军团部、红十八师顺序东进，准备到石阡县的甘溪大休息，然后利用夜晚越过石、镇大道。在红军东进的同时，桂军第十九师也经石阡以南的白岩河向甘溪前进，寻找红军作战。十时，红六军团前卫部队到达甘溪，捉到敌两个侦察员，得知桂军第十九师已接近甘溪。情况十分紧急，第五十一团前卫营在周球保营长指挥下，不待命令，抢先行动，将部队沿甘溪街头展开，迅速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但是，负责指挥前卫行动的军团指挥员，却没有抓住战机，迅速指挥前卫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夺取主动，以掩护军团主力展开或转移，也没有将此紧急情况向行进在本队的军团首长报告。直到十二时左右，桂军第十九师已全部展开，并抢占了甘溪东北的白虎山和群宝山一线高地，居高临下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时，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还没有得到行动命令，被迫仓促投入战斗。第五十团也从行进间展开，抢占了洋东坳及其附近高地，以猛烈的火力突击敌人，积极支援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的战斗。在红军顽强阻击下，敌人先后两次冲击均被击退，不得不调整部署重新组织进攻。以一部从正面猛烈进攻，另一部利用河沟凹地隐蔽向甘溪西街接近，向红军翼侧发起攻击，并突入红军阵地，在青龙嘴高地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在前卫部队被敌切断的情况下，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青龙嘴高地附近的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及机枪连等四百余人冲出敌人的包围，由甘溪东南的杜脑山高地向石阡以南大地方转移。防守甘溪的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部队，在敌人包围和猛烈攻击下，坚守阵地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给主力部队机动争取了时间，但损失很大，仅第五十一团第三营（前卫营）伤亡即达两百余人。
敌人在正面进攻受阻后，即以主力分两路向龙骨屯和洋东坳迂回，企图打入红军纵深，侧击红军运动中的主力纵队。但直到这时，军团领导还没有搞清前方情况，因此，迟迟不能定下决心。当发现敌人逼近主力纵队时，才仓促派出红军学校占领龙骨屯和老车土等高地抗击敌人。军团领导认为，红军从战斗发起就处于被动地位，继续打下去也无取胜把握，决定退出战斗向南转移。遂令第五十团接替红军学校，继续阻击敌人，掩护军团主力向甘溪东南的大地方转移。军团主力部队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在大土村以南深山密林中披荆斩棘，开拓通路，终于摆脱当面敌人到达了大地方。在开路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身先士卒，奋不顾身，起了重要作用。第五十团完成掩护任务后，利用夜暗撤出阵地寻找主力，但退路被敌切断，与主力失掉了联络。
红六军团由于未能击破敌人，从而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约二十个团的包围之中。在红六军团的北面石阡至白沙一线，为湘军李觉的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以及湘黔边“剿匪”第一团（谢明强团）等共五个团；东面为廖磊亲自率领的第十九师（两个团）把守石、镇大道；南面施秉至余庆一线为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成铁侠第一补充纵队及王天锡率领的黔军一部（约八个团）；西面在乌江对岸为侯之担部（五个团）。军团领导考虑到，甘溪一仗部队被敌截断且损失较大，又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处境极为严重；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尽量避免无益的消耗，采取灵活的游击动作，在石（阡）、镇（远）、余（庆）之间，利用崇山峻岭、深林密布便于隐蔽行动的有利条件与敌周旋，寻找敌人间隙或薄弱部分冲出包围，迅速转入黔东苏区与红三军会合。八日，红六军团主力进至红庙，打退了桂军第十九师的追击，然后向南转移，又在石、镇大道间的路腊遇敌堵击，无法穿过敌军封锁线，经激战后方摆脱敌人，十日到达黑冲。为了避免遭敌袭击，遂离开道路，利用绳索，翻越了悬崖峭壁的滴水岩。十一日到达紫荆关一带，发现施秉一线地区有敌重兵防守，难以向南突围，遂绕道北行，经马溪、走马坪到河闪渡，准备西渡乌江。但发现黔军万式炯团在乌江西岸防守，渡江未成，又折向东，经瓮溪司于十五日到达朱家坝，准备经板桥渡过石阡河，前往印江会合红三军。当前卫第五十二团到达板桥附近时，遭湘敌堵击。十六日，军团决定向白沙、甘溪方向转移。当进到龙塘、关口一带时，又被湘军第五十五旅唐伯寅团及独立第三十二旅和黔军一部堵截。经激烈战斗将敌击溃，军团主力继续向甘溪方向转移，但红十八师直属队一部及后卫第五十二团进到十二山至柏杨附近时，被敌切断，与军团主力失掉联络。军团首长一面调第四十九团接应，一面派人传令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率第五十二团坚决打退敌人，尽快冲出包围，追上主力。第五十二团的战士们英勇顽强，与敌奋战几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又缺乏正确领导与指挥，最后弹尽粮绝，失败。第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遭敌杀害。师长龙云被俘，遭军阀何键杀害。 [4]
红六军团在敌包围圈中艰苦转战的日子里，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里山高路险，地瘠人稀，条件十分艰苦，加上敌人疯狂的围、追、堵、截，环境极为险恶，斗争十分残酷。红军战士往往是饿着肚子不分昼夜地行军打仗，没有鞋穿，赤着双脚在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在悬崖峭壁上攀登，在林间草丛中栖身。由于体力消耗过大和极度疲劳，又得不到起码的饮食补充，再加缺医少药，不少战士身患疾病，部队减员剧增。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身染重病，他坚决拒绝了战士们用担架抬他，手拄木棍和大家一起步行，抱病指挥全军行动。在艰难的日子里，这里的人民群众给了红军以有力的支援，即使在白色恐怖下，不少群众仍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引导红军突围，掩护红军伤员，细心为红军伤病员治伤治病，帮助掉队的红军战士寻找部队，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屠刀下抢救红军战士脱险，充分体现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骨肉之情。
十七日，红六军团由石阡以西的国荣出发，午前重抵甘溪，决心乘敌不备，利用夜暗向东冲出敌人包围。当天中午经杜脑山、卧水，黄昏前到达干河坝。这时，石、镇大道间的平贯只有谢明强团一个营，马厂坪没有敌军。红六军团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以警卫营抢先占领马厂坪并控制了向东去的大峡谷谷口，主力部队利用夜暗在当地老猎人的指引下，鱼贯东行，从一条没有道路的大峡谷中（当地群众称老窝沟）向东突围，穿越石、镇大道。这时，湘军第六九四团及谢明强团各一部先后赶来截击，在红军掩护部队坚决阻击下，激战至午夜被击退。天亮前，军团全部穿过峡谷，终于突破敌军包围。
甘溪战斗中，首先突围的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各一部，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的率领下，临时组成特务团，在大地方附近越过石、镇大道，经地印、客楼、闵孝，于十一日到达江口县的茶寨；又从德旺以北绕过梵净山，经过多方调查了解，终于十五日在沿河县的铅厂坝与红三军会合。李达向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详细汇报了红六军团的情况与危险处境后，贺龙等领导对红六军团十分关切，不顾湘西敌军陈渠珍部及黔军的拦阻，于十月十六日亲率红三军主力和李达所部兼程南下，迎接红六军团。
甘溪战斗后，与主力失掉联络的第五十团，由于退路被切断，无法去大地方寻找主力部队。在甘溪接受掩护任务时，军团首长曾明确交待过：“如在大地方找不到主力部队，可去印江找贺龙。”于是，他们决定直奔印江。由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才率领，在一个十分熟悉道路的向导引导下，凭着国民党出版的半张报纸，在平贯与河口之间乘隙通过石、镇大道，经东坪地场（今和平乡）、大坝场、德旺，于二十三日行至梵净山山脚的木根坡时，通过号音联络与前来接应红六军团的贺龙和李达所率部队会合。
红六军团主力越过石、镇大道后，从敌军间隙中兼程前进，经尧寨、冷家榜，于二十日击退湘军第一一〇团与黔军一部的阻击，在公鹅坳通过石（阡）、江（口）大道，继经茶寨、德旺、缠溪、慕龙，于二十三日到达印江木黄。二十四日，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及李达部队从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两军胜利会师。
红六军团从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由湘赣苏区突围西征，连续行军作战近八十天，跨越敌境五千多里，战胜了湘、粤、桂、黔四省敌军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终于与红三军会师，胜利完成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为中央红军向湘西实施战略转移，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的作用。红六军团与红三军胜利会师，结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为以后发展湘鄂川黔边区的革命斗争，以及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四年八月，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后，留在湘赣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有五个独立团和各县游击队共五千余人。这些部队在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省军区的领导下，面对国民党军六个正规师、五个保安团和众多的反动地主武装，毫不畏惧，英勇战斗，主动出击，积极牵制、袭扰敌人，有力地掩护了红六军团的突围行动。接着，在敌人重兵“清剿”下，湘赣苏区地方武装由于未能及时地实行战略转变，在一段时间内，仍然采取正规战的作战方针，分别在永新、安福和遂万泰等地一些小块苏区抗击敌人的进攻，致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一九三五年二月虎头岑一仗，虽然给了敌人以很大杀伤，但自己也伤亡很大，湘赣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不幸牺牲，苏区也被敌全部占领。不久，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在这危急关头，原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率领部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并亲自联络四十多名游击队干部，在莲花县棋盘山举行会议，组成了中共湘赣省临时省委（谭余保任书记）和游击司令部。这次会议，对稳定湘赣苏区的斗争局势，继续坚持游击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军先后调走，湘赣边地方武装趁机集中部队，在原苏区群众的配合下积极行动，先后袭击吉安的油田和安福的洲湖等重镇，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他们赤胆忠心，坚贞不屈，顽强战斗三年多，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山整编时，湘赣地方武装尚保留三百多人，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开赴抗日战争前线。
小结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这一时期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同强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历史。
红六军团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产生的，是在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后，由赤卫队、游击队逐渐发展壮大组成的。在坚持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这一历史时期内，即从一九二九年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它经历了赤卫队、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阶段；湘东独立师和湘赣地区军民配合红一方面军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阶段；红八军成立，配合中央红军的进攻作战和反对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阶段；红六军团成立，配合中央红军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阶段；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任务，从湘赣到黔东阶段的艰苦斗争。面对强大敌人，红六军团部队以小敌大，以弱敌强，英勇奋战，取得了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组成红六军团的各部队也由赤卫队、游击队发展为正规兵团，由湘东独立师成立时的八百余人，发展到红六军团西征开始时的九千余人。在这个时期内，红六军团部队经历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歼敌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数万人，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六军团在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任务以前，主要活动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湘赣苏区），是这个根据地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湘赣革命根据地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处在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湘赣红军经常面对十倍以至十几倍于己的敌人。在战略上，敌人是进攻的，红军是防御的。战争形势是“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多个革命根据地之一，是一个重要战略区。它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隔江相望，但由于赣江沿线敌人经常驻有重兵，两个根据地交通往来十分困难，湘赣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战区。红六军团部队担负着保卫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湘赣革命根据地处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翼侧，是它的西方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中央红军的历次反“围剿”和其他重要战役行动中，红六军团部队都担负着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的重大任务，行动于一个辅助作战方向。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密切协同，息息相关。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取得胜利，进攻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或迟或早会调整部署；湘赣红军作战给予敌人的打击愈大，能拖住更多的敌人，就更利于中央红军的作战。红六军团部队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建军和作战上，不仅能比较及时地得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而且可以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红军总部的具体指示和帮助。同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对湘赣地区红军的斗争也要发生严重影响。湘赣红军作战的艰巨性就在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担负着保卫、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的双重任务。这种对中央红军的作战既有战略上的配合，也有战役上的配合，与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既依存又独立，是这一时期湘赣革命根据地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
红六军团部队在这一时期内的建军和作战，有极其丰富的经验，主要是：
一、及时地实行从游击军向正规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土地革命战争是一场持久而残酷的战争，红军只有战胜强大敌人，才能保存和发展自己，才能创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单有游击兵团和游击战争，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游击兵团必须发展为正规兵团，游击战必须发展为正规战，即必须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湘赣地区的游击队（包括完全脱产的赤卫队），是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主力红军扶植下发展起来的。主力红军离开湘赣边界后，适值全国军阀混战迭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抽不出更多力量对湘赣地区组织大规模进攻，湘赣边界地区各县、区赤卫队、游击队，这时主要作战对象为反动地主武装。在赤卫队、游击队积极活动下，根据地仍然保持着发展势头。在对敌斗争中赤卫队、游击队得到很大锻炼，战斗力有很大提高，数量也有很大发展。湘赣边界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尽管有一部分先后同赣西和赣西南地区的地方武装一起，组建了属于红一方面军建制的红六军和红二十军，但仍然保持有相当数量，而且继续得到发展，有的游击队已发展为游击支队或游击纵队，从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赤卫队、游击队这时也基本上是这种情况。一九三〇年秋，蒋介石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胜利后，便集中力量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湘赣地区周围敌人的正规军不断增加，进攻的规模也日益扩大，湘赣地区组建正规兵团的任务便十分迫切了。湘东独立师成立，便是这种转变的开始。在地方武装广泛发展的基础上，根据斗争需要，以后发展为红八军，继而发展为红六军团。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实践证明，这个转变是正确的及时的，对湘赣地区的革命斗争是非常有利的。
在由实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转化为实行运动战或以运动战为主的正规部队的过程中，湘赣地区对赤卫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不是采取绝对集中的办法，而是采取逐渐地和部分地集中的办法，使各县、区始终保持有充分力量继续发展游击战争，还注意采取首先协同行动然后实行合编，以及不破坏其建制、不更换其干部的办法，因而转变比较顺利。至于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作为一个正规兵团必须具备的战术技术和军事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则主要依靠实战中的锻炼。湘东独立师组成后，就处在频繁的战斗中。红六军团部队通过对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辅之以战斗间隙的整训和开办红军学校对基层干部的培养等，部队军事素质日益增强，成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
二、依靠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群众战争的威力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群众的积极支援，有了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群众，有了广泛存在的群众武装积极参战，红军虽弱小，仍能战胜强大敌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经受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战争的洗礼，觉悟很高，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这个地区以后，便普遍地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红六军团就是从这种广泛存在的群众武装的基础上产生的，与根据地人民有着血肉联系。根据地人民对红六军团部队则是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总是竭尽全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支援红军。每遇敌人进攻，根据地人民除了为红军送情报、送粮食、抬担架，对敌人实行坚壁清野外，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和县、区地方武装积极对敌展开斗争，实行游击战，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主力红军也很重视发挥群众战争的威力，有计划地利用群众性的游击战，迷惑敌人，疲惫敌人，借以制造战机。对侵占根据地城镇的敌人，主力红军往往使用一部分力量，协同赤卫队、游击队和其他地方武装，在广大群众密切配合下，不分昼夜地实行围困袭扰，使敌人日无宁日，夜不安枕，小部队不敢外出，大部队又找不到红军。红军主力则在群众掩护下从容地准备战斗，一旦发现敌人的失误和弱点，出现战机，就集中力量狠狠地予以打击。一九三一年九月侵占永新城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一个旅弃城逃走，一九三二年一月侵占永新城的国民党军第十四师的撤退，三月侵占莲花城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弃城逃走，都主要是红军实行群众战争、长期对敌围困的结果。一九三三年五月，侵占莲花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在根据地人民和群众武装的围困下，交通断绝，物资供应日益困难，不得不派出部队通过根据地去茶陵接运物资，因而给红军造成了有利战机，红八军先后在九渡冲和棠市两仗各取得歼敌千余人的重大胜利。
在无根据地条件下作战困难很多，更须重视群众的作用。红六军团西征，就是从有根据地条件下的作战转变为无根据地条件下的作战。红军是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武装集团，加以国民党统治区阶级矛盾尖锐，群众所受压迫很深，他们与红军心连心，红军是完全能够得到群众的帮助的。红六军团西征途中，每到一地，都抓紧时间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处处关心、爱护群众利益，将没收的土豪的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模范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因而取得了沿途群众的支援。不少群众为红军当向导，腾房子，买粮食，传递信息，照顾伤病员。在侗、苗两族人民积极帮助下，红军在南加堡顺利渡过清水江。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主力转战在崇山峻岭中，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引导红军突围。红六军团西征取得胜利，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的支援是重要条件之一。
三、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实行运动战
经验证明，红军战胜敌人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采取运动战，或者说主要是采取运动战。湘赣红军无论是在湘东独立师时期，还是在红八军或红六军团时期，都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作战。对于敌人的进攻，在根据地，红军首先避开其锋芒，让其深入，然后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发现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过失，以求得战机；在敌占区，则更要善于避实击虚。红军由于技术贫弱，在总的兵力对比上处于很大劣势，必须集中兵力，求得在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坚持以打运动中之敌和立足未稳之敌为主要作战目标，而且口不能张得太大。红六军团在沙市战斗中，一举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旅，就是打运动中之敌。当时国民党军虽有四个旅，兵力上占优势，但它成一路纵队前进。红军利用根据地地形便于实施伏击和阻击，而不利于敌人展开的条件，以一部兵力阻击敌人主力，集中兵力攻歼其先头旅，动作迅速果敢，因而取得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一个团侵占永阳镇，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湘东独立师）乘其立足未稳，会同地方武装，连夜实施包围，一举予以歼灭。一九三二年一月钱市街打国民党军第十四师的作战，虽然敌人也在运动中且立足未稳，但由于红军兵力不足，张口过大，而且打早了，虽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终未能达成预期目的，不得不撤出战斗。
红六军团部队在实行运动战中，基本指导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具体战役战斗中，则是按照敌我变化着的条件，机动灵活地采取行动。当敌人分路扑来寻求红军作战时，红军就同敌人打圈子，待发现敌人的弱点和错误，就迅速集中兵力反击其一路。红军用这种方法，在将军山给了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团和三个保安团以歼灭性打击。第二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一个旅由安福向红军进攻，急于求战，红军利用其轻敌冒进的弱点，以诱伏手段，在廖塘桥重创了敌人。第四次反“围剿”之前，湖南国民党军为了策应赣江以东的国民党军，分路向湘赣革命根据地进攻。红军以奔袭手段在攸县官田歼其一个团，接着迅速转移兵力，在茶陵高陇歼灭了湖南国民党军另一个团，从而稳住了西线形势。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第十五、第六十三、第二十八师企图合击红军于永新地区，红军则以一部牵制敌第十五师和第六十三师，主力直下遂万泰地区，寻求第二十八师作战，给了该敌以重大打击，同时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合击阴谋。
运动战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是为着打，走是为了创造战机，有时则是为了恢复主动。在战略转移中，对于追击截击和阻击的敌人，必须抓住战机，实行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这时的打是为了走。红六军团从湘赣向黔东转移中，在广西北部，敌人两个师紧跟追来。红军在文村占领有利阵地，给了追敌以有力打击，迫使敌人不敢冒进，因而争得了渡过湘江的必要时间。在湖南新厂，红军抓住追敌湖南国民党军补充第二总队（相当一个旅）力薄势孤的弱点，给了该敌以歼灭性打击。到贵州镇远地区时，前有湘、桂、黔三省敌军防堵，后面追兵已经接近，南面又有大河障碍，红军选定西面贵州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地段，进行坚决突击，以战斗打开了前进道路。在战略转移中，只有把走建立在打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预定计划，达到预期目的。
四、在作战指导方针上，坚决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
战争指导路线和作战指导方针正确与否，关系战争的胜败，也关系战役的胜败。湘赣红军从游击队时期起，基本上能遵循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作战，故能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左”的和右的战争指导路线和作战指导方针的影响。一九三〇年在立三路线指导下，赣西南地区和湘东地区分别组织了攻打吉安和湘东南总起义的冒险行动。一九三二年，中共中央在王明路线领导下，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湘赣红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进攻作战，进行了艰苦努力。九月，红八军奉命进攻敌人坚固设防且地形不利于进攻的分宜城。红六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一再进攻占领既设阵地的湖南国民党军的主要集团，继而红十七军远出南浔路，深入敌人重兵屯集之地。这些都是在“左”的指导路线和指导方针下作出的错误行动，给部队造成程度不同的损失，有的损失很大。这种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来源于政治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其特点是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在具体战役战斗上，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实施进攻。沙市、田里战斗后，红六军团遵照中革军委指示，采取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企图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以保住永新平坝子。这是在右的军事指导路线下作出的错误决策。红六军团从一九三四年五月到七月，在狭小地区内处处设防，以堡垒对堡垒，并在金华山、松山地区同敌人展开激烈的阵地战，结果使苏区大部丧失，部队陷于更大被动。红六军团有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传统，在当时条件下，对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错误指示思想上没有认识，行动上也不可能抵制，但在执行过程中，红六军团仍然能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在可能和允许的范围内的必要机动，因而减少了损失。
五、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红六军团在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努力遵循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不断加强部队建设。在湘东独立师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已经通过古田会议确立了。组成红六军团的各部队坚决贯彻了这个决议。为了保证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使部队真正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六军团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坚决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建立了良好的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
红六军团部队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而参军的农民。这种情况决定了部队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同时也决定了部队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广泛存在。因此，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就成为迫切任务。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把对部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经常性工作，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法，开展革命理想教育、路线政策教育、形势时事教育、反错误倾向教育，还随时随地用敌人压迫残害人民和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实，对部队进行教育，激发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使部队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思想领导和旺盛士气。
红六军团很重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组织生活严格，下级组织坚决服从上级组织，党员坚决贯彻党支部的决议，党的组织和党员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在工作中事事带头，生活上吃苦在前，战斗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官兵关系密切，尊干爱兵蔚然成风。干部以身作则，凡要求战士和下级做到的，领导干部首先做到，哪里情况危急，领导干部就出现在哪里。全军团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阶级友情十分深厚，愈是困难，愈是同甘共苦，患难相助。
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影响下，红六军团有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为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作战英勇果敢，机智顽强，拖不垮，打不散，在形势十分险恶、困难十分严重的反“围剿”和“北上”、西征中，都能排除万难，战胜敌人，胜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第二章 红二、六军团创建和保卫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第一节 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和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胜利会师。这次会师，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红六军团长途转战，极度疲劳，减员很大，处境困难，迫切需要和红三军会师，进行休整，以利再战。红三军，由于夏曦的错误领导长期得不到纠正，也迫切希望通过同红六军团会师，沟通与中共中央的电报通信，在中央指导下纠正在路线、方针以及党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错误。会师，为解决两军建设中各自存在的迫切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对两军的团结极为重视。会师后，两军指战员欢欣鼓舞，热情相助，表现了高度的无产阶级友爱精神和党性原则。红六军团由湘赣革命根据地进到地形、民情、风俗与江西不同的湘黔边区，对与这一带人民有密切联系的红三军有着依存心情，为团结战斗奠定了良好基础。会师后，军团政治委员王震立即向贺龙详尽汇报了部队的情况，请求指示。贺龙指示红六军团当前要抓紧三件事：第一是睡好觉和吃饱饭；第二是洗澡、理发和洗衣服；第三是打草鞋。要他们好好地恢复体力，整理组织，准备继续战斗。红三军指战员也尽一切可能保障红六军团休息好，给他们筹粮、送肉、送盐；拿出自己的草鞋筋子，帮助他们打草鞋。同时，还给部队配了部分乘马，拨了一部分轻机枪。红六军团对于红三军的热情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深为感动。红三军对带来了朱、毛红军光荣传统的红六军团，思想上也有钦慕之情。在红六军团的帮助下，红三军加强了党团建设和政治工作，开始恢复了部队中党团员的党籍、团籍。但由于党团员还不到部队人数的十分之一，连队中还没有党、团支部，有的两个连队成立一个党支部。师团政委都是新提拔的，工作能力很弱。指导员缺少一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统还未建立。部队中“肃反”恐惧仍然存在。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任弼时和萧克、王震从大局出发，将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红六军团政治部和红三军政治部合并为红三军政治部，并把保卫局完整地调给了红三军。同时，还选派一些干部给红三军师、团一级政治机关。在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领导下，红三军的各级政治机关和各种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健全了，并陆续启用了被错误处理撤职的干部，恢复了被错误开除出党的党员的党籍，加强了党支部的建设。
十月二十六日，两军在南腰界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报告了当前的形势和部队的任务。贺龙讲话对红六军团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两军提出了加强团结的要求。他对红六军团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到这里后，想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不让我们休息，这里的根据地是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他说：“同志们，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今天休息，明天就出发。”他勉励大家再接再励，英勇奋斗，去开辟新的局面。关向应、萧克、王震也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都要求加强两军的团结，并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
会师时，红三军有四千四百多人，红六军团有三千三百多人。从此，来自两个战略区的两支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新的更重大的政治、军事任务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二节 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发动湘西攻势
战略决策
在红三军和红六军团黔东会师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冲破敌人第一道碉堡封锁线，撤离江西苏区，开始向西实行战略转移。鉴于上述情况，任弼时和两军领导人对整个战争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立即进行了审慎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作战，夺路向西转移，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在会师前两天，即十月二十二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电令红六军团：“向印〔江〕、松〔桃〕间前进，会合我十七师之一部，在该地与二军团确〔取〕联络，并在松桃、乾城（今吉首）、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和部队的现状，两军团领导人决定红二、六军团集中去军委指定的地区。二十五日，两军团领导给中革军委的电报中说：“贵州苏区在印江、沿河间，……以枫香溪、惟〔谯家〕铺、云〔铅〕厂坝为中心，南北一百里，东西六七十里，人口〔不足二十〕万，西靠乌江，东、南、北均系徒涉场很小的小河。粮食很缺乏。地方武装有独立师约千余人，两个独立团〔各约二〕百余人，五游击队三百余人。数日前，黔敌三个团进至〔印江苏区〕中心，现未退。”“湘西之敌：除陈渠珍师外，另有杨其昌、廖怀中、雷鸣九共计四团，保安三四团，分驻凤凰、乾城、桑植、龙山、麻阳、永顺、辰溪等县。”“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此后，两军团领导人曾在南腰界再次开会，进一步研究当前的情况和今后行动方针。贺龙说，乾城、凤凰“那里是陈渠珍的老窝子，活动很困难。陈渠珍是很恶的”。 [5] 他提出去湘西北。任弼时问：“去打得赢么？”贺龙说：“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此次会议一致决定不去乾城、凤凰地区，两个军团集中去湘西北创建根据地。
十月二十七日，两军团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周恩来，报告新的决定。电报说：“一.我二〔两〕军团明日〔二十八日〕向龙潭前进，到酉阳、龙山、永顺、保靖、永绥间，用秀山附近民众根据地，且向凤凰、乾城发展。二.我们不直接向乾城、凤凰，有以〔下〕原因：A.凤凰、乾城、松桃……〔土著〕武装多，且极强，经常可动员万人，系受陈渠珍节制；B.敌人一部十一和二十七日即进到乌罗司，……如向凤凰、乾城，有被敌侧击之虑。”
根据两军团集中进军湘西的方针，经中央代表任弼时和两军团领导决定，整顿了组织：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方理明，参谋长韩克西，师辖：第十团、第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政治委员袁任远，副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民，师辖：第十六团、第十八团。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暂时编成三个团：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和第五十三团。由于任弼时是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原是南昌起义的代总指挥、红二军团军团长，关向应是党中央委员，他们在党内、军内威信高，所以，这时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在实际上，以贺、任、关等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已经形成了。红二、六军团从此即由贺、任、关统一领导与指挥。
为了迅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红二、六军团抓紧进行了两天的休整与准备，对黔东根据地的工作作了安排。将原黔东独立师撤销，兵员分别充实到红二军团的四、六两师。另以地方武装和两个军团留下的伤病员组建新的黔东独立师，于黔东坚持游击战争，策应主力向湘西发展。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发动了攻势。
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关于集中两个军团向湘西北行动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对湘鄂川黔边的地理、社会情况和敌我形势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之后决定的。当时，黔东苏区对于红三军的整顿和两军团会师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两军团集中在那里，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给、人员补充都很困难，地理情况对于大兵团回旋作战也不理想。所以，两军团不宜继续久留。而凤凰、乾城、永绥（今花垣）、保靖诸县，为湘西军阀陈渠珍统治的中心地区，不仅驻有重兵，而且土著武装极多，枪支不下数万，受“湘西王”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节制。这一地区，早在清代就实行屯防制，在凤（凰）、永（绥）、乾（城）、松（桃）、古丈，修筑了一千一百多座碉堡和一道长达一百多里的边墙。国民党政府又新筑了许多碉堡。同时，这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以苗族、土家族居多。长期以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和反动宣传，苗、汉两族间的隔阂颇深。红六军团如果单独进入这一地区，必将遇到很大困难，不能立足。两军团领导人把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统一作了研究后认为：湘西澧水上游区域，最宜建立革命根据地。永顺、桑植、龙山、大庸一带，属湘鄂川黔边界地区，经济虽然落后，但共产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过去是贺龙领导的部队活动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龙在这个地区人熟地熟，有利于红军的发展。这里各派势力复杂，除国民党外，还有“神兵”、土匪，他们之间矛盾很深。陈渠珍三个旅和四个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被川黔军阀赶出来而投靠陈渠珍的杂牌军，如杨其昌、车鸣骥、雷鸣九、廖怀中等四个旅（实际四个团）约四千余人，兵力不大，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红军向这个地区展开战略进攻。同时，也只有向湘西进军的胜利，才能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转移；才有利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打开新的局面。
但是，中革军委对于红二、六军团的现状和湘西的情况缺乏了解，不同意红二、六军团的建议。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在行军途中收到了中革军委十月二十六日给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电报，指示：“A.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地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B.六军团应速以军委屡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迟。”
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慎重考虑后，二十八日即由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复电中革军委，着重陈述两军分合的利害关系，并再次建议集中行动。电报说：“（一）根据总司令部及我们所得谍报，敌五、一两支队在松桃、秀山间，三十四师龚仁杰旅在茶洞。松桃之木岩河船只少，不能徒涉，且敌必有防备。（二）六军团除五十二团外，计三千三百余；除留伤病员三百余外，只存三千。二军团、独立师三千九百余，卫戍及伤病员二百余，枪三千七百余。二军团每支枪子弹不过十发。（三）在敌我及地方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四）今天两军进至……蚂蟥井才接到军委二十六日指令，因敌情地形关系，明日仍继进到……板溪洼、分水岭一带。”
十月三十日，红二、六军团到达川东的酉阳，守城之川军旅长田冠五率部弃城逃跑，部队顺利地通过了酉阳。此时，陈渠珍害怕红军返回湘西，急派龚仁杰、周燮卿和杨其昌三个旅共万余人，从永绥和保靖向北行动，企图阻止红军进入湘西。红军先经湖北省咸丰的百户司渡酉水向湖南省龙山县招头寨前进，将敌人向北牵动。当陈渠珍部进到招头寨南的贾家寨时，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于十一月七日占领了湘西北咽喉要地永顺城。
红二、六军团在永顺进行了七天休整。在这期间，部队加强了战斗动员，抓紧了各项战备工作，准备迎击陈渠珍部。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给红二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介绍中央红军政治工作经验。张子意召开了总支书记和组织科长会议，讲了夏曦的错误。红二军团普遍进行了党员登记，建立和健全了基层党支部。
在永顺，两军团领导人召开会议，着手解决夏曦的问题。会后，萧克、任弼时、王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作了报告。电报说：“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所以离开湘鄂西苏区，是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曾使党遭到先后取消党、团，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苏维埃及群众组织的取消主义。”“肃反中，十分之九的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因他的错误领导，使湘鄂西苏区受到损失。在逃出湘鄂西苏区后（当时夏曦领导部队逃出，对后方武装和地方工作毫无布置），每日忙于逃命，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实行退却逃跑路线。……最近三军到白区配合和迎接六军团时，敌进入苏区。夏曦领导独立师脱离苏区逃命，以致这块新苏区缩小。”“分局关向应、贺龙……对夏的领导早已不满。……经过会议，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萧、任副之。” [6]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十一月十六日复电任、萧、王、贺、夏、关，提出：
“（一）依据你们的来电及我们所有的材料看来，中央认为，二军团的政治领导在离开湘鄂西后，曾有如下之主要严重错误：（1）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持的决心。（2）肃反方面的，在反革命活动面前走到了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3）对于党与群众组织缺乏信心，并走到了取消党与群众组织的道路。”
“中央指出这些严重错误，绝不抹杀二军团领导在三年来没有得到中央经常指导状况下的艰苦斗争，保存了红三军的有生力量，并在湘川黔边建立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及部分的苏区。因此，在对过去的错误的斗争中，二、六军团的领导者必须在中央的路线周围团结一致，努力为创立湘川黔边新的苏区的任务而斗争。”
“（二）为集中与加强对于湘川黔苏区的领导，中央决定创立湘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萧、王等为委员……二军团长由贺龙同志任之，政委由弼时兼。六军团长〔政委〕为萧、王。两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为加强现有苏区之地方武装及游击战争之领导，组织黔川湘边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由贺、任兼任。当贺、任随二军团行动时，应指定军事及政治的代理〔人〕，以保证对于地方党、苏维埃之领导。”
龙家寨战斗
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使湘鄂统治者十分震惊。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兼湖北省主席徐源泉急令驻湖北藕池的第三十四师开赴湖南津市、澧县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也严令陈渠珍派兵“堵剿”。根据何键的指令，陈渠珍在凤凰召开“剿匪”会议，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委派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指挥龚仁杰旅、周燮卿旅、杨其昌旅和皮德沛部共十个团一万余人，分四路向永顺进攻，企图乘红二、六军团立足未稳之际消灭之。
红二、六军团如何对付当面之敌，打好进入湘西的第一仗，是能否立足湘西，进而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革命根据地的关键。两军团领导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湖南何键的部队正被中央红军吸引在湘南，湖北徐源泉部大部分散在鄂西施南和洞庭湖滨的津市、澧县一带，当面敌人只有陈渠珍这一股。该敌在数量上虽然占有一定优势，但内部派系复杂，指挥不够统一，官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且深为群众痛恨。红二、六军团虽然只有八千人，但士气高，而且两个军团指挥统一，团结一致，力量集中。同时，对这一带地形比较熟悉，有利于机动作战，且可得到群众支援。因此，红二、六军团领导认为，有条件在这里消灭这股敌人，而且也必须消灭这股敌人，才能在湘西打开局面，站住脚跟，并乘胜发展攻势以策应中央红军的作战，遂定下了歼灭陈渠珍十个团的决心。
十一月十三日，红二、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电示：“现我西方军（即中央红军。——编者）已进入宜、郴之线，湘敌全部被调来抗击我西方军，二、六军团应乘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地域。”同日，陈渠珍部逼近永顺。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动撤出永顺，向敌示弱，诱敌尾追，寻机歼灭之。陈渠珍部误认为红军怯战，立即跟追。红二、六军团一面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且战且退，时而丢弃几支枪和一些物资，骄纵敌人；一面边走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伏击、侧击敌人的地点和时机。第一次拟在永顺城北附近设伏，但因敌军主力没有离开城市，追来的只是一部分，容易收缩固守，乃决定继续北撤。第二次准备在吊井岩打，但因战场容量小，最多只能消灭敌军两个营，也没有急于打。后又在颗沙和塔卧等处设伏，均因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人而作罢。敌军因为连日追击均未遇到坚强的抵抗，越发骄怠，一直紧跟到永顺城北九十里的龙家寨。最后红二、六军团看中了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此地南北长约十五里，东西最宽处约四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可容纳大量敌军。村中多是木板房子，没有坚固的建筑物，利于攻击，不利防守。谷地两侧，林木茂密，山势较缓，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多路同时出击，是一个理想的伏击战场。
十六日凌晨三时，红二、六军团伪装继续北撤，撤至十万坪谷地东北隘口时即摆开了伏击阵势。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军团团部和四师部署在毛坝附近；红六师部署在杉木村后山，堵住谷口。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两个团）和第十八师（一个团）埋伏在毛坝以南谷地东侧的山林里。下午四时左右，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进入伏击圈。当他们准备在碑里坪宿营时，红六军团突然从翼侧向周燮卿旅发起猛烈攻击，红二军团则从正面猛攻敌前卫龚仁杰旅。周旅和龚旅在运动中突然遭到红军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防御体系，红军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把这两个旅大部消灭。接着即向其余敌人追击，追了十多里后发现杨其昌旅在把总河构筑工事，企图顽抗。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和红二军团第十八团，当即迅速展开夜战。第十八团从右侧攻击，第五十一团从正面攻击，不到两小时，即把杨旅大部消灭。红军留下一个团打扫战场，主力星夜向南继续追击。但因红六师师长钟炳然指挥追击不力，残敌逃脱。十八日红军重占永顺。
这一仗是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俘敌两千余人，缴枪二千二百多支，给了陈渠珍部以歼灭性打击。之所以如此，从战略上讲，是时机抓得好，作战方向选择得好；从敌情上看，是陈渠珍部战斗力不强，打击的是薄弱之敌；从战术上说，采取了诱敌上钩的办法，红军连日撤退，示之以弱，敌则步步前进，将骄兵怠，越来越麻痹。此外，就是地形选得好，攻击时机也抓得好，敌刚进入伏击圈，立即出其不意地猛打猛冲，使敌军措手不及。再就是两个军团第一次在一起打仗，都能自觉地服从指挥，协同一致。夜间攻击杨其昌旅，是红二军团的第十八团和红六军团的第五十一团联合进行的，他们在萧克的指挥下并肩攻击，都打得很好。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改善了红军的装备，争取了战略展开和发动群众的时间。这一仗，是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及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是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苏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
龙家寨战斗后，红二、六军团为了执行中革军委十月二十六日关于去乾城、凤凰地区的指示，留下红四十九团的三个连于永顺、保靖展开游击活动，保护伤病员，钳制敌人，主力乘胜南下，准备渡过酉水，给陈渠珍部以更大的打击，争取在永绥、乾城、松桃和凤凰建立新的根据地。部队进到酉水北岸王村时，因敌人已有防备，遂放弃渡过酉水之计划，转而折向东北，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攻占了大庸县城，歼敌朱华生旅一部。接着又占领了桑植城。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来电指示：“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活动。”“为巩固新的苏区，留下二军团一部分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任务。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正规部队。”
红二、六军团根据这个指示，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带领红六军团的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三团和红二军团的第十六团及随红六军团行动的原湘赣苏区的地方干部留在新区，恢复和建设革命根据地。贺龙、关向应、萧克带领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的五十一团继续发展攻势。
十二月初，红二、六军团主力由大庸南下，七日进袭沅陵。原计划夺取这个城市，然后进入湘中，直接威胁在湘南防阻中央红军的湘军的侧背。但由于沅陵国民党守军四个团已有准备，袭击没有成功。
关于沅陵之战，红二、六军团后来在军事总结提纲 [7] 中指出：
“一九三四年攻下大庸后，应立即进攻慈利，直抵常、桃，然而放弃了这一有利的行动，以执行军委的指示为词（军委当时的指示是二、六军团最好能占领沅陵），不分析战争的结果，去攻毫无胜利把握的沅陵（当时已知沅陵有周矮子 [8] 二团，戴季韬二团，城防是有相当的准备的，去打沅陵极少把握。”然而有的同志觉得，不打下来去威逼一下也有作用，但没有想到如果在慈、石、常、桃方向求得胜利，在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在湘黔的活动，作用是要更大的），以致这次行动得不到丝毫结果，并且延迟了向常、桃活动的时间，致湘军将在一定的时间内，毫无顾虑的追击一方面军（湘军由湘南开始向中央区红军追击，一直追至新厂才折而北进）。
“沅陵的行动是不对的，不久事实证明了，在我们由沅陵折回向常、桃时，浯溪河之捷，取下桃源，逼近常德，陶、章等师立即由新厂北调增援常德、桃源。”
攻击沅陵没有得手，红二、六军团即迅速改变计划，决定顺沅江东下，乘虚进击常德、桃源之敌。此时，中革军委不同意红二、六军团主力东出常、桃，十二月十四日电示红二、六军团：“主力仍应向沅江上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如辰州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至泸溪、乾城、凤凰地域活动。对桃源方向只须派一支队去活动，以钳制与迷惑湘中之敌。”但红二、六军团接到这个指示的时候，部队已经开始行动，只能按原计划继续东进。
浯溪河战斗
在红二、六军团转向常德前进的时候，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四旅奉蒋介石的命令，由湖北黄陂乘轮船赶到常德、桃源一带布防。旅长罗启疆认为他的部队弹药充足，装备精良，极为可靠，决定以所谓“决战防御”与红军在常德外围决战。他把第七〇一团放在桃源北面的浯溪河，把第七〇二团放在陬市、河镲地区，让第七〇〇团驻守桃源，旅部直属部队协同当地保安团担任常德城防，企图以此来消耗和疲劳红军，保持常德和桃源两城不失，使红军不能威胁长沙。
罗启疆旅各团在部署上相距数十里，不利于及时支援。红二、六军团抓住敌人这个弱点，决定首先奔袭浯溪河，消灭第七〇一团，尔后再各个击破其他两团。
十二月十五日下了一天雨，夜间特别黑暗，道路泥泞难行。就在这个敌人认为“不便于军队行动”的时刻，红军以夜行百余里的速度急进到了浯溪河附近。
十六日拂晓，红军先头部队第十二团从行进间一举突入了浯溪河西山的敌人阵地。国民党军很快发现突入阵地的红军兵力不大，而且没有后续部队，当即集中兵力进行反扑，战斗非常激烈。第十二团没有立住脚，撤了下来。国民党军留下两个连防守，团的主力离开阵地，进行反冲击，企图把后撤的红军消灭在阵地之前。在这紧急关头，红四师后续部队和红六师第十八团赶了上来。红四师师长卢冬生抓住敌人脱离阵地的有利时机，首先以师警卫连、侦察队和迫击炮连占领有利地形，阻止敌军对第十二团追击，然后迅速组织第十二团和第十八团向敌冲击，打得国民党军迅即瓦解，拚命南逃。这时，由桃源赶来增援的敌第七〇〇团两个营的先头部队，刚到浯溪河南边，就被溃退下来的部队冲乱，不战自溃，和第七〇一团的溃兵混在一起，狼狈向常德逃跑。红军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肃清街西阵地上残存的敌军两个连后，主力猛打猛追，占领了陬市，直取河镲。河镲敌守军第七〇二团一部和从常德来援的独立第三十四旅教导队向红四师发起了冲击，战斗一时呈胶着状态。入夜，红军同敌反冲击部队继续战斗，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从左翼包抄，红四师和红六师第十八团从正面攻击，敌军不支退入常德，红军占领了河镲。留在桃源的国民党军第七〇〇团的一个营，也从沅江南岸缩回常德。这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团另两个营，击溃一个团。十七日，红军包围常德。十八日，红军第十八团、第五十一团占领桃源，并派出一个营渡河向益阳游击。
浯溪河战斗，是一个漂亮的由奔袭转为进攻的战斗。红军所以能用大致相等于敌军的兵力歼灭敌人，从敌军方面看，主要是指挥官骄傲狂妄，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把一个旅分散在浯溪河、桃源、河镲和常德四个点上，每点力量都不强，而且互相难以及时支援；从红军方面看，主要是高度发扬了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从百里之外奔袭，突然猛攻敌人最突出的阵地，在突破敌前沿浯溪河阵地后，主力又迅速向纵深发展，致使敌指挥官来不及反应，即一举把撤退、增援的敌人消灭了。
常德市有近十万人，是湘西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地位非常重要。此时，城内国民党军只有一个保安团和独立第三十四旅的残部，因此，对红军的胜利极为震惊。何键害怕红军攻下常德，南渡沅江，进取益阳、安化，逼近长沙，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 [9] 他还向徐源泉求援，要求“迅令在澧之部队，向临澧、鳌山夹击”； [10] 同时，急令在湘南同中央红军作战的湘军第十九师、第六十二师和第十六师兼程北进，回援常、桃。“令陈渠珍部迅出大庸。”蒋介石也命令在江西省的第二十六师乘火车、汽车驰援常德。徐源泉则害怕红军向湖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自行改变蒋介石命令他率部入川与中央红军作战的决定，把他的第四十八师、第三十四师、第五十八师、新三旅和暂四旅等部，摆到湘鄂边境和湘西。在中央红军进到贵州省的时候，国民党军李云杰和李韫珩两个纵队共四个师也转到了湘黔边境，防堵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
实践证明，经二、六军团不避违背中革军委指示之嫌，乘虚进击常、桃之敌，是一项正确的、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它更及时、更有力地达到了中革军委指定的“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之目的”。
在红二、六军团进到常、桃地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进入贵州省东南部。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作出决定，改变了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计划，“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根据这一决定，朱德在二十日给贺、任、关、萧、王发出新的指示：“A.因我二、六军团积极行动，何敌正调动约四个师的兵力向你们前进。但十六师、六十二师一时尚赶不到。B.我西方军现由黔边前进，拟先消灭黔敌，钳制湘敌，然后北进配合你们行动并发展苏区。C.二、六军团目前应留在常德、桃源及其西北地域积极活动，并派出两个别动队分向益阳、辰州两方向活动，以迟滞湘军向我前进。如郭敌先经常德或桃源向我出击，则我二、六军团应消灭其单个部队。当湘敌十九师主力及十六、六十二两师已到达常德、桃源附近时，我二、六军团应重向永顺西进，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芷江、铜仁之薛敌部及在印江、思南之黔军。”
根据红军总部这一指示，红二、六军团主力在常、桃地区活动了十天，广泛宣传抗日反蒋主张，没收分配土豪劣绅的财产，积极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吸收了数千名工农分子加入红军，并筹得大批物资、钱款。二十六日占领了慈利县城。
二十七日，朱德电示贺、任、王、萧：“A.湘敌俟其十六、六十二两师及徐源泉部到达地域之后，即实行向我进攻。B.关于二、六军团行动，……军委有以下指示：（一）二、六军团不应在慈利久停，应乘敌人分进合攻之先，转向永顺行动，在慈利只应留下游击部队以吸引敌人。（二）对辰州方面仍应派出游击队以迟滞敌进，并〔以〕便于二、六军团主力在永顺、大庸、沅陵地域寻求翼侧机动。”遵照这一指示，红二、六军团主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初返回大庸、永顺地区休整，并寻求有利战机打击敌人。至此，湘西攻势胜利结束。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对红二、六军团会师后这一时期的斗争作了总结。他说：“自从我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到湘西北一带地区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不到两个月时间，的确我们在湘西北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势，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是有极大意义的。”
“我们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坚决地执行了党的进攻路线，在短短的两个月当中，给了陈渠珍以致命的打击，打败了朱疤子 [11] 和刚由江西 [12] 调来进攻我们的罗启疆部，总共击溃了敌人十五个团，消灭了四五个团的有生力量，接连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城市。特别是我们进攻辰州，包围常德，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的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野战军的行动。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的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五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
“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群众的斗争已经从打土豪进到分配土地、消灭封建势力的最高阶段。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从国民党军阀长期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得到了切身的基本的利益，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首先表现在群众热烈地参加红军，使我们的主力红军扩大一倍以上；其次是创立了大批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正在同地主武装进行残酷的武装斗争。各地群众都积极地分配土地，组织工会、贫农团，建立赤少队的组织，为保卫革命政权和已得利益而坚决斗争。” [13]
黔东特区的斗争
在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的前夕，两军团领导认为，在红军主力离开后，黔东的党组织仍应“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因此，组成了黔东特委，调红六军团宣传部长段苏权担任特委书记；重新组建了黔东独立师，调红六军团第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担任师长，段苏权兼任政治委员。独立师由黔东独立团、德江独立团、川黔边独立团和红二、六军团留下的三百多名伤病员组成，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共三个团，约八百多人，各种枪四百余支。
黔东独立师成立后，立即由南腰界出发，向西南前进，吸引敌军，掩护红军主力向湘西进军。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独立师返回苏区中心时，苏区大部分地区已为黔军占领，只有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秦育青领导的各区、乡游击队在瓦厂坝、铅厂坝、白石溪、谯家铺一带坚持斗争，处境十分困难。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发现黔东独立师返回，急令正在追击红二、六军团主力的李成章、王天锡两部迅速返回黔东，与川军配合包围独立师。十一月上旬，黔、川国民党军共十个团、一个旅从四面向黔东苏区进攻。独立师和游击队同优势的敌人苦战十余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消灭了部分敌人，保卫了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策应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进军。但自己也伤亡较大，而且弹药缺乏，给养困难。为了摆脱优势敌军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黔东特委决定，除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钳制敌人外，独立师立即向梵净山转移，依托那里的有利地形坚持游击战争。十一月十日，黔东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张家坝至护国寺一带。
由特区革委会副主席秦育青率领的特区保卫队和特区机关人员，十五日从白石溪去梵净山，途经枫香溪时，遭到敌人伏击，在转向湘西寻找红军主力途中，又多次受到敌军夹击、堵截，伤亡很大。此后在四川秀山县境的百岁、坝芒一带，再次遭到敌军阻截，最后只有少数战士脱险。
黔东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后，拟以护国寺为中心开辟游击区。第一团驻守山脚的烂泥沟，第二团驻守苏家坡，第三团驻守大园子，师部设在护国寺。他们抓紧时间构筑简易工事，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想方设法收集粮食和其他物资，多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十一月二十三日，黔军李成章、柏辉章两部和印江、江口两县民团向梵净山的黔东独立师发动了进攻和“清剿”。独立师激战一天，歼敌百余人，但自己也损失严重，处于粮断弹缺和被困的境地，难以在梵净山立足，遂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晚，越过梵净山顶峰向北突围，去湘西寻找红二、六军团。二十五日凌晨，在梅邑遭当地民团和乡丁拦截，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政治委员段苏权负重伤。二十六日，在贵州松桃迓驾又遭当地民团的夹击，牺牲战士二十多人，第三团团长马吉山英勇牺牲。鉴于敌情严重，师长王光泽将负伤的政治委员安置在秀山县群众家里，然后率部复入四川秀山县境。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达川湘交界的大板场时，再次受到民团的伏击。这时，独立师已经无力再战。为保存力量，王光泽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向湖南方向突围，寻找主力。在突围中，团长宁国学牺牲，王光泽被俘，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勇就义。最后，黔东独立师只有很少数人分散找到红二、六军团。黔东特区也只有小股游击队在坚持斗争，成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游击区域。
黔东独立师和游击队与超过自己数十倍的敌人战斗了一个月之久，完成了钳制敌人、掩护主力的任务。黔东苏区人民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在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北和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湖北的红军鄂川边独立团曾积极活动与之配合。这个团是由一九三三年底建立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到一九三五年春节时，发展到四百余人。二月中旬，由于川军和鄂军新三旅的“围剿”加剧，独立团决定撤往湘西。十九日，从鄂川边境的李子溪出发，经利川、恩施、咸丰、宣恩到达湖南省龙山县的石牌洞，于二十七日在永顺县龙家寨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合。后来编为红二军团第五师十三团。
鄂川边独立团独立地坚持了一年多的游击战争。他们紧紧地依靠鄂川边土家、苗、汉族人民，打破了鄂军新三旅、保安团和川军达凤岗旅、周化成保安团等部的轮番“围剿”，平息了内部叛乱，牵制了部分鄂军，配合了红军主力作战，求得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最终胜利地回到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怀抱。鄂川边独立团和鄂川边人民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很大贡献。
第三节 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准备反“围剿”
龙家寨战斗后，红军第四十九团即分散在永顺、保靖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龙家寨建立了县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从此，开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湘西攻势的胜利，红军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和龙山、保靖、慈利县各一部分地区。这里是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的边界地区，国民党的统治较弱。桑植在一九二八年就建立过工农兵民主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曾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群众基础比较好。这里有崇山峻岭，便于开展游击战争。东部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有利于红军取得物资和人员补充。在战略上，这里是进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的侧背，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威胁湘鄂国民党军阀统治的中心长沙和武汉，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基于上述情况，中央同意红二、六军团在这里创建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发出第一号《通知》：“（一）根据党中央电示，在湘鄂川黔边成立新的临时省委，为这个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以任弼时同志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等同志及少共省委一人为省委委员。（二）根据中央〔革〕军委电示，在湘鄂川黔边区成立军区，以贺龙同志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同志为军区政治委员。”当时红六军团司令部就是湘鄂川黔军区司令部，贺龙在前方期间，王震兼任军区代司令员。此外，还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
从此，原中共湘鄂西分局、军委分会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都自行结束。
省的领导机关先设在大庸，后于十二月十日迁至永顺县塔卧。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作出了《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今天中国苏维埃革命最有基础的地区是在江西和四川，把这两个基本区域联成为整个的一片，是争取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不可分离的当前的战斗任务。我红二、六军团是负着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最重大的责任。为着江西和四川两个基本苏区迅速的连成为一片，迅速夺取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为着开展和掀起湘鄂川黔苏维埃革命的巨潮，使得这一地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得到解放；为着我红二、六军团有着巩固的根据地，来实行他所负担的历史任务，省委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区创造巩固的新根据地。”
这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军陆续地调到了根据地的周围，严峻的反“围剿”即将开始。省委鉴于这种情况，明确地提出：于建设根据地的同时，加紧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围剿”的斗争，将迅速准备粉碎敌人“围剿”的条件作为党和红军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建立各级临时政权，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组织地方武装，广泛地进行战争动员等等。但当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情况是：自红二军团退出湘鄂边苏区以后，原根据地的革命组织已被敌人破坏；地主武装和土匪很多，活动非常猖獗，加上国民党军“围剿”的威胁，群众顾虑很多，情绪也不稳定。而且临时省委和红军部队干部缺乏，一时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红六军团连续几个月行军作战，减员很大，相当疲劳，需要休整和补充。在红二军团内部，由于夏曦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也需进一步清除。所有这些，再加上建设根据地的摊子刚刚铺开即面临敌人“围剿”的威胁，这就使得各项工作的开展都格外紧迫和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号召党和红军：面向群众，深入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主张，了解群众每一细小的要求与意见，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最大的决心抓紧开展各项工作。
政权建设
到一九三五年春，根据地的县、区、乡各级临时政权都陆续建立了起来。建立了临时政权的地区是：永保县（原永顺县、保靖县各一部）革命委员会，下设塔卧、颗沙、勺哈、盐井、对山寨、大坝、猛岗、城市等九个区，三十八个乡苏维埃政府；郭亮县（原永顺县东北部地区，为纪念遭到国民党杀害的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人郭亮而命名）革命委员会，下设龙家寨、毛坝、官坝等三个区，九个乡苏维埃政府；大庸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大溶溪、西溪坪、新桥、轿子垭、茅岗、大坪、沅石坪、东北市、西市、南市、教市、溪口等十三个区，六十八个乡苏维埃政府；桑植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县城、朱家台、上河溪、利福塔、珠矶塔、瑞塔铺、何家坪、洪家关、新街、岩垭、陈家河、张家坡、两河口、双溪桥十六个区，五十一个乡苏维埃政府；龙山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兴隆、石牌、茨岩、水田、农东、红岩、招市、茅坪等八个区，五十二个乡苏维埃政府；桑慈联县革命委员会；宣恩县苏维埃政府，下设沙道沟、高罗两个区，辖十四个乡苏维埃政府。鄂川边区的咸丰等地也建立了三个乡苏维埃政府。
建立党组织
在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的领导下，深入乡、县的工作队积极抓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早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龙家寨大捷后，就成立了龙家寨乡党支部。这是湘鄂川黔边区的第一个党支部。不久，周围的杉木、新寨、碑立等乡也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后又建立了中共龙家寨、塔卧、颗沙等区委。接着成立了中共永顺县委。十二月二十四日，永顺县划为永保、郭亮两县。中共永保县委，下有九个区委。中共郭亮县委，下有三个区委。中共大庸县委，下有六个区委。中共桑植县委，下有十五个支部。中共龙山县委，下有八个区委。
省委很注意本地干部的培养，在建政过程中，积极选拔了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县、区、乡党政领导工作。为了培养干部，当时在塔卧办了红军学校，由省委委员张子意负责，王恩茂任教务处长。数百名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在这里学习后回去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在红校还办了一个上干队（高级干部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
土地革命
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保靖、大庸、桑植、永顺等县的土地，也绝大部分为地主豪绅所有。如大庸的地主、富农不到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十，却占有全县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和山林。大庸的“八大家”、桑植的“八大诸侯”、永顺的“六大家”，都是当地著名的拥有大量土地的土豪劣绅。塔卧约有田地九千亩，为瞿、田、丁几家豪绅所有。广大劳苦农民只有很少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备受佃四主六、佃三主七，甚至佃二主八、佃一主九的高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也极为残酷，“滚滚”息、“跟头”息在这一带极为普遍。如桑植县洪家关大土豪谷得志，专以放高利贷掠夺钱财，他放的债谷，一石要还两石，甚至三石。如债户不能如期偿还，他们便使用“三年不打网，鱼在潭里长”的恶毒手段，最后以“八斗九年三十石”的所谓“利息”，将债户的全部家财掠为己有。地方当局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据保靖县政府和财政局档案统计，各种税捐竟达二百四十九种之多。大小军阀和各派恶霸势力，对农民的剥削压榨更为残酷，或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纳款买枪；或以保家、保寨为名，制造械斗；或抓丁派工，修筑寨堡。农民稍有反抗，即遭残害，被割头挖眼者有之，被截肢断脚者有之。广大劳苦群众在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压榨下生活极端痛苦，迫切要求民主，要求土地，他们在红军节节胜利的革命形势鼓舞下，经过教育和发动，积极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人民政府和红军首先领导群众捉拿土豪劣绅，把他们的粮食财物没收，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分配他们的土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颁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主要内容是：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大私有者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须一律没收（但地主兼商人的，其商业和与商业相关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应该没收（但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关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凡是雇农、贫农及农村工人、苦力一律平均分得土地。中农土地是否拿出来与雇农、贫农平分，以中农群众自己的意见来决定。富农按劳动力与人口混合原则分坏田，豪绅、地主及其家属全家不得分配土地。土地分配方法：以乡或村为分配土地的单位，雇农、贫农、中农、农村工人、失业独立生产者，应按照人口，将田地好坏、多少均匀进行分配，但中农须按照自愿的原则。《条例》对红军干部、战士怎样分配土地作了具体规定：红军干部、战士本人及其家属分配土地与贫农、中农一样，但须分在附近或离红军家属住地不太远的地方。长期在红军中服务的红军干部、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在他们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条件下，不论指挥员、战斗员本人及其家属均有分配土地之权。但被开除军籍者，则应收回其土地。
十二月十六日，省委又制定了《分田工作大纲》。《大纲》指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巩固与发展新的苏区的主要条件。……摆在全党面前的紧迫任务是继续开展和深入农村的阶级斗争。求得这一广大区域迅速赤化与巩固发展，迅速动员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快要到来的新的决战，是目前工作中心一环。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求得在最短期间（十二月份），将基本区域内的土地完全分配好。”《大纲》重申“中农的土地是否平分，必须特别集合中农，征求大多数中农的意见，由中农表决”；要求“巩固工人、雇农、贫农与中农的亲密联盟”，“同时要防止把富农当地主，中农当富农，而进行消灭富农、动摇中农的倾向。”
根据分田大纲，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全面展开。各县都召开了干部会议，举办了土地革命训练班，深入学习分田政策和布置分田工作。区乡先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分田政策。乡成立贫农团具体领导群众划分阶级、丈量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田。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心区域的塔卧、龙家寨、刘家寨、颗沙等区以及靠近红军驻地、工作较好的一些乡村都完成了分配土地的工作。
随着红军湘西攻势的胜利，根据地迅速扩大，土地革命需要在更大范围展开。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省委书记任弼时在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强调指出，“彻底分配土地是完成战争动员不可分离的任务”，要求“各地方党应抓紧这个基本的斗争，求得迅速解决新区的土地问题”。土地革命运动在根据地内迅速全面地展开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较大成果。例如，到一九三五年农历年前，大庸县的天崇、官尹、北固、北社、罗塔、西庸等区的六十余个乡、镇普遍做到了插牌到户，所种的油菜、小麦等青苗，均归分田户所有。据该县六区七十一保的统计，共分配了土地十五万一千九百余亩，约占全县田亩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六，得田人数约九万五千余人。
省委在这次分田中，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了保护政策。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凡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关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同时，放弃了过去驱逐地主豪绅家属出根据地的错误做法。这种改变，对活跃根据地的经济、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和孤立敌人，以及稳定社会秩序，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分田过程中，也沿用了过去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中农土地倾向于打乱平分的过“左”政策。虽有少数地区的领导干部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对中农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对其土地没有打乱平分，但多数地区还是按打乱平分政策办了，并且在划分阶级成分时一般定得偏高，结果在总的方面还是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后来，省委为了纠正工作中的偏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又颁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只能削弱富农，而不应该消灭富农，必须反对侵犯中农利益与消灭富农的倾向；各地要细致地正确地划分阶级；对那些介于富农和中农的疑似成分，以及没有把握判定的成分，必须报告上级批准；中农的土地不经本人同意不能平分。但由于省委没有认识当时党的政策本身的过左性质，因而在政策思想上还存在矛盾，在同一决定中又提出反对所谓“富农路线”，并且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做法当做错误的东西而加以反对。所以，这次纠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左”政策所带来的全部问题。
扩大红军
随着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提出了在三个月内扩大一万二千名新战士的任务。根据省委决定，前方后方、党政军民共同努力，广泛开展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当时，红军的各级机关和连队，都分别组织了扩大红军工作队和小组，并发动红军干部、战士随时随地地深入到群众中去，采取口头、标语、戏剧等宣传方式，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这时，分散在永保、郭亮、大庸、桑植各县执行任务的第四十九团、五十三团和十六团，都积极进行了扩红工作。各级政府，则坚持给红军战士家属分好田，做好对红军家属的优抚工作，并明确提出了“保卫分粮分田胜利果实”、“工农武装上前线”的口号，动员群众参军。当时群众参军相当热烈，涌现了不少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报名的动人事迹，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响起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都欢迎……”的歌声。大庸县的郑家坪乡，先后有九百多人参加了红军。此外，红军还对龙家寨、浯溪河等战斗中的俘虏兵进行了改造和争取工作，动员他们参加红军。由于采取了地方全面动员和个别扩大、改造俘虏相结合的扩红方法，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两个军团共扩大了四千多名新战士，各部队的兵员大为充实。同时还以少数主力红军作骨干与一部分地方武装合编，组建了第十一团、五十团、五十四团，以收编、改造的李吉宇部“神兵”二千余人为基础，成立了第六师第十七团。此外，军区还扩建了红军学校第四分校，由王震兼校长。建立了几所医院、被服厂和小型兵工厂。
地方武装也发展很快。永保县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组织起一个独立团，开始只有一百多人，不到一个月，就发展到五百多人。郭亮县组织起一个独立营，共有二百多人。大庸县组织起一个七百多人的独立团和一个县游击大队，各区也都有了游击队，人数一二百不等。桑植县和龙山县组织了一个龙桑独立团。另外，还组织了慈利独立团、龙山独立营和永（顺）沅（陵）独立营。各县都建立了赤卫队、模范营等群众武装组织。地方武装人员，大部分是自愿参加的农民，少数是收编的“神兵”和土匪。省委和军区很重视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多次从主力红军中抽调干部到地方武装中去建立党的组织，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教育与训练，并注意加强对收编的“神兵”和土匪的改造。为了统一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还在军区之下成立了两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乐尚连（后叛变），政治委员先后为袁任远、刘亚球，下辖大庸、慈利两县独立团和游击队；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先后为马赤、刘子奇，下辖永保、郭亮、龙山、桑植等县的独立团、营及游击队。地方武装的成长，大大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
清剿地主武装和土匪，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湘西地主武装和土匪很多。从清朝末年农民反清运动兴起，这个地区就出现了众多的“袍哥会”、“兄弟会”、“天地会”等民间武装社团。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些武装社团相互仇杀、火并，逐渐分化，有的成为镇压农民的地主私人武装，有的成为抢劫农民钱财的土匪；还有一些社团，如一部分“神兵”，坚持反对官府、豪绅的压迫。陈渠珍不仅拥有相当多的正规部队，还网罗了永顺、大庸、桑植等地许多掌握武装实力的土豪劣绅，给以资助，组织团防；同时，还以收买利用等方法，纵匪养匪，与土匪相勾结，形成了军阀、豪绅、土匪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肃清地主武装和土匪，巩固后方，是当时建设根据地、准备反“围剿”的一个极其重要、艰巨的任务。龙家寨战斗胜利后，虽然消灭了一部分地主武装，收编了一部分土匪，但封建反动势力和土匪的活动仍然很猖狂，对根据地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战争动员妨害极大。一次，任弼时率领省委机关人员由大庸的丁家溶回塔卧，行至温塘附近，突然遭到大股土匪的袭击，红四师第十一团用了两个连才把土匪打跑。针对这种情况，省委指示：“首先应采取坚决的军事上的进攻，动员广大工农群众，配合红军、游击队去猛追猛打，消灭他们，绝不能采取放任与防御政策。同时应采取政治工作，号召民团与土匪士兵回家打土豪分田地，发动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去宣传邀他们回来，派人到他们中间去工作。对于俘虏应分别清楚，其首领或阶级异己分子应公开枪决；被欺骗的工农分子应优待他们，从政治上去瓦解他们的组织。这里，‘杀土匪’、‘剿匪’的口号，以及不分阶级、不分首领、捉到便杀的办法，只有帮助敌人，巩固敌人阵地。特别是对于被豪〔绅〕地主欺骗与压迫而向我们喊‘捉’喊‘杀’或打土炮的群众，我们应该以同志的态度去争取他们，说服和领导他们与我们一起去进行武装斗争。”“在分田时，他们中间工农出身的士兵应同样分得土地。”根据省委指示，军区立即组织清剿，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打开了一些地主武装和土匪所固守的寨堡和山洞，缴枪两千多支。如新寨坪的弄塔大地主王金礼和国民党塔卧区区长张奎全，欺骗部分群众，储备了可供一百多人吃一个多月的粮食，携带四挺机枪和六七十支长短枪，进入永保县颗沙、车坪交界处的趴水洞里，与人民为敌。他们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群众恨之入骨。军区组织游击队和少赤队并派出少量红军部队，经一个多月围攻，把这股反动地主武装全部消灭。但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地主武装和土匪特别多，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非一次围攻所能奏效；加之主力红军忙于对敌正规部队作战，留在地方活动的少数部队和地方武装当时又偏重于边缘区的斗争和向外扩大新区，土匪和地主武装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同时，由于一些地方在土地革命中没有认真贯彻省委的政策，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过重地打击富农，侵犯了中农利益，对于一些与共产党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人，也作了不恰当的处理，打击面过宽，树敌过多，所以，随着国民党军“围剿”的日益逼近，地主武装和土匪的活动越来越猖獗。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红二、六军团回到大庸以后，加紧了组织建设和战术技术训练。红二军团恢复和充实了军团、师两级司令部。团司令部都委任了参谋长，增配了参谋人员。通信能力也得到加强，团以上指挥机关都装备了有线电话，师单独行动时也可携带无线电台。司号员过去是使用国民党军队的号谱，这时一律改用自己新编的号谱。同时，还加强了地面侦察和对敌军无线电电信的破译力量。在军事训练方面，抓紧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演练；印发了红六军团带来的由刘伯承等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及其他军事材料，编写和印发了《湘军的战术及其对策》，翻印了部分湘鄂川黔边的地图，组织指挥人员学习使用地图。在这些活动中，军团参谋长李达起了重要作用，他既组织领导，又当教员讲课，言传身教，堪称师表。另外，又从红六军团抽调了一些干部到红二军团任师、团领导和营、连长，并在全军上下加紧了扩红和筹粮工作。
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于一月四日发出了关于地方战争动员的指示，并于一月六日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具体地布置了战争动员工作。任弼时在会上作了报告，说明了当时战争的形势和粉碎敌人“围剿”的迫切性，以及取得胜利的条件，提出了争取反“围剿”的胜利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的口号，要求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在群众中造成一个一切为着战争胜利的热潮；加强对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根据地内的地主武装和土匪，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后方。这次会议，推动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及反“围剿”斗争准备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为了筹集粮食和财物，党、政府和红军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根据地内向商人征收累进税，对地主罚款，向富农提出捐款等。同时，省、县、区各级政权也都建立了粮食委员会、粮食保管委员会以及财政机关，统一各地财政，实行预算制度，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斗争。
丁家溶会议
丁家溶会议是在两军团领导人会议的基础上召开的，其目的是要纠正夏曦的错误。在这之前，红二、六军团会师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就曾详细地研究过夏曦的问题，任弼时积极支持贺龙和关向应的正确意见，并召开两军团主要领导人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批判。此后，在红军攻占永顺县城时，又开会作了进一步批判。但这两次会议都很仓促，没有解决问题。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对红二军团来说，已经成为深入战争动员的当务之急。因此，在建设根据地和准备反“围剿”的同时，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再次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在大庸的丁家溶召开了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计划通过这次会议，使夏曦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丁家溶会议集中地批判了夏曦在根据地建设、“肃反”、建军和建党等方面的严重错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都发了言，省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任弼时做了总结发言。任弼时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总结发言中首先指出：“红二军团过去有他的光荣的成绩，他在湘鄂西的时候，曾经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取得了很多次伟大的胜利。” [14] 他说：“夏曦的错误是：一、最明显而基本的错误，是看不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作用。……他不相信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竟走到公开地解散党和团的组织，取消党所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工作，公开走上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二、夸大反革命力量，形成错误的肃反路线，造成党和部队中的严重现象。……在反革命活动面前，惊慌失措，认为部队中连长以上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改组派，逮捕的在二千人以上。……夏曦同志同样认为，湘鄂西地方党、苏维埃区、县、省级的干部，也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改组派。……夏曦同志不能正确估计反革命，夸大反革命组织力量，而采取扩大化的、简单化的错误的肃反路线，这正是帮助反革命达到破坏党、政府和红军的阴谋，上了反革命的当。……在这种恐怖与不信任、以肃反为中心的下面，没有人敢说话，或自动去工作，人人觉得有被人认为是改组派而遭拘捕杀头的危险。这种情况的严重的确可以走到自己解体的危险前途。三、由于不信任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没有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使红军长期过着流荡游击生活。……在黔东算是建立了一个小的游击区域，但没有真正去巩固它。……因为没有创造新的苏区，所以我们红三军没有后方依托，只好东奔西走。打了仗，伤兵只好沿途寄居在群众家里。人员减少，得不到适时补充，弄成枪多于人的怪现象。部队疲劳的时候，也得不到一个安全地方休息、整理训练。这样就使红军受到不应有削弱。以上一切，都是夏曦同志过去所犯错误的实质。这不是什么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一条有系统的、与党中央路线完全相反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路线。” [15]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省委未能认识到夏曦主要是坚决执行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而犯了严重错误，而把夏曦的错误和所谓“北方落后论”、“罗明路线”相提并论。因此，在这次会议中，有些批评不够中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我们与夏曦同志的斗争方法也有错误。” [16]
丁家溶会议精神，最后落实到了清除夏曦的错误在红二军团造成的严重恶果、加强红二军团的建设上面。任弼时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红二军团的成绩主要有：
（一）党的基础初步地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去年十一月以前，党团员只有二百一十三名，现在除十一、十七两团外，有党员七百零三名，团员四百一十三名，三个月中党团员增加了四倍。现在各个伙食单位都有了党的支部组织。
（二）开始恢复系统的政治工作。在二、六军团会合时，二军团各师团无政治机关，连队中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已系统地建立起来了，虽然还不完备。其他如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等，也在开始建立系统的工作。
（三）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现象逐渐消失，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提高了，所以取得了龙家寨、大庸、浯溪河几次战斗的胜利，创造了广大的新苏区。
（四）部队扩大了一倍以上，战斗力增强了。虽然我们还说不上是铁的红军，但是正在向着铁军的道路前进。
接着他说：如果看不到这些成绩，那就是机会主义；然而仅仅讲成绩，而不看到自己的弱点，这对工作转变是无益的。据最近的考查，现在红二军团的部队中还存在着以下严重的弱点：
（一）对于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部队中还不了解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以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形成一种不尊重政治委员制度、反抗政治工作路线的危险倾向。这种错误与过去取消政治机关是有连带关系的。
（二）对新战士的力量估计不足。如某团长说：“新兵带是好带，只是打仗就没有用。”有一排长说：“老战士提走了，要我带新兵我就请假不干。”这与过去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是有关系的。要晓得这些新战士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是具有消灭阶级敌人的决心的，只要我们从积极方面加紧对新战士的军事政治训练，又有老战士作里面的骨干，新战士同样是有战斗力的。
（三）提拔干部中非阶级路线的影响还没有肃清。不按干部的成分和政治觉悟程度与工作能力，只凭自己相信得过，甚至是以地方观念来提拔干部，这是极错误的。同时，还有一种对新干部不信任的倾向，这也是有害的。
（四）不了解我们已经是正规的红军，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我们不但要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意志下行动，而且要在它的战术意志下去进行战斗。我们检查部队中的军事技术工作，则可看到还有许多战士不会打手榴弹，不会刺枪。在慈利，某营担任游击，打了一千四百多排子弹而没有打死几个敌人，这可以看出我们军事技术上的弱点。但在我们提出要努力提高军事技术的时候，有的同志还说什么“我们已经不错了”。狭隘的经验论调还在那里阻碍我们工作的转变。
（五）在敌人新的大举进攻面前产生了新的动摇。如有个别同志以为：“打朱疤子、周矮子是有把握，但与湖南、湖北的敌人打仗就没有多大把握了。”这种不相信自己力量、缺乏战争胜利信心的状况，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
（六）我们的政治机关最近一个时期是作了一些工作的，但对于展开思想斗争，克服我们部队中的一切错误倾向，是没有能够尽到应有责任的。这是很大的弱点。
关于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上的紧急任务，任弼时说：
“由于我们的胜利，敌人不得不向我们举行新的大举进攻。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这一战线上，我们是处在进攻西方军和四方面军的敌军的侧面和后方，在配合各方的作战当中，红二、六军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迅速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举进攻，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
“我们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应当是”：
“（一）以最高强度来提高军事技术。要作到短期内每个战士都很纯熟地使用手榴弹，会刺枪，会射击。班排长还要学会使用机关枪。干部要特别努力学习新的战术。这里必须反对保守主义和狭隘经验论，还要反对政治工作人员不学习军事和军事指挥员不学习政治的错误倾向。”
“（二）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加强党的领导。在扩大红军时要注意多吸收工人、雇农，提拔干部要特别注意工人、雇农，发展党的组织要做到部队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党团员。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坚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
“（三）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要保证每个战士具备红军读本中的基本常识，并且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这必须经过党的组织、政治机关、报纸、列宁室等，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养。”
“（四）健全军事行政机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等军事行政机关，必须健全自己的组织，人员不齐的马上调齐，工作应有计划性、系统性。要严格纠正过去供给部工作中的混乱状况，杜绝贪污现象。各部门和机关应提高和发挥其工作能力，使首长不致忙于事务，而专力于部队整个工作的思索与实施。”
“（五）扩大我们的部队，创建新的师、新的团。要努力在短时间内使部队扩大一倍。同时应加紧干部的培养，加强新战士的教育训练，最大限度地巩固新扩大的力量。”
丁家溶会议，在红二军团的历史上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后，红二军团有了明确而又具体的建军目标。在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等人的领导下，红二军团逐步地克服了会议指出的弱点，消除了肃反扩大化、简单化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指战员的革命热情得到了发扬，革命斗争的信心大大地提高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给任弼时并转省委的电报指出：“（甲）关于夏曦同志的错误，中央在你们同二军团会合后，曾明确指出，但并未说这种错误已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乙）最近期内夏〔曦〕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新犯的错误，应该指出批评，在领导机关内部开展斗争是应该的。但你们所采取的组织结论，是不恰当的；（丙）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及全党同志，而并不是在处罚这一同志。在苏区内经常发生‘左’的极端与惩办主义必须防止，尤其在开始纠正错误的肃反路线之后。只有这样，才能发扬同志们的积极性到最高度；（丁）湘鄂西（应为湘鄂川黔。——编者）苏区目前是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环境，领导机关内的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戊）夏曦同志必须继续在领导机关内工作，以同志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说服与纠正他的错误……”任弼时和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根据中央这个指示和中央书记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指示的精神，即“绝不抹杀二军团领导在三年来没有得到中央经常指导状况下的艰苦斗争，保存了红三军的有生力量，并在湘鄂川黔边建立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及部分苏区”的精神，对夏曦采取了团结教育的方针，继续保留了他的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省委委员的领导职务。一九三五年五月，又任命他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旬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末的两个多月中，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红军的领导者在建设根据地、准备反“围剿”的工作中，由于采取了坚决和敌人作斗争，积极实行土地革命，贯彻执行正确的建军原则和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方针，坚定地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披荆斩棘，英勇奋斗，所以，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土地革命、战争动员以及纠正夏曦的错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而使湘鄂川黔苏区的党和红二、六军团得到了生息和发展，积蓄与壮大了革命力量，鼓舞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不仅为根据地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同时，也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第四节 粉碎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
战略转移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国民党军对红军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开始了。
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为了确实保障其追击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的侧后安全，阻止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抓住红二、六军团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的弱点，以强大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将其消灭于湘鄂西部边境地区。
国民党军的“围剿”，在军事上采取了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另一方面，收买、接济和利用土匪、地主武装，在红军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经济上，则实行封锁政策，企图断绝红军与外界的贸易关系，严禁药材、食盐、布匹和粮食等物资输入红军根据地。
湘、鄂国民党军根据他们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达成的作战协定，将进攻部队编组成六个纵队：陈耀汉纵队（第五十八师、暂编第四旅）由新安、石门向桑植进攻；郭汝栋纵队（第二十六师、独立第三十四旅）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大庸进攻；李觉纵队（第十九师和四个保安团）由龙潭河沿澧水南岸向大庸进攻。这三个纵队是主要进攻部队。南面的陶广纵队（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新编第三十四师），以第六十二师主力经过军大坪、四都坪进攻大庸；第十六师的三个团和新编第三十四师一部进攻永顺。徐源泉纵队（第四十八师、新编第三旅）和张振汉纵队（第四十一师、独立第三十八旅）由来凤、龙山地区向塔卧推进。国民党军合击的第一步目标是大庸。他们打算首先把主力迅速推进到江垭、溪口、断架山、四都坪、大坝、茨岩墉这个环形线上，建立堡垒，完成封锁线，然后逐步压缩包围，寻求红军主力作战。在防堵方面：湘军以陶广纵队的一部及几个保安团把守沅江沿岸及沅陵，防红军南下湘中；鄂军以第三十四师分布在渔洋关、五里坪、鹤峰、太平镇之线，封锁通向长江的各主要道路；在西南，将李云杰、李韫珩两个纵队和第九十二师、新编第八师共六个师兵力放在铜仁、秀山、酉阳地区和乌江沿岸，防堵红二、六军团向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国民党军用来直接进攻和封锁红二、六军团的兵力，共有正规军十一个师又四个旅，约十一万人。此外，还有一个保安旅又四个保安团和每个纵队配有的两队作战飞机。
此时，红二军团已发展到六个团约六千五百人，红六军团已发展到五个团约有五千二百人，两个军团共约一万一千七百人。此外，新组织的地方武装有三千余人，军区机关、学校、医院和兵工厂共约一千一百五十人。
双方主力部队的兵力相比，国民党军占有十倍的优势，且地主武装和土匪很多。而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刚刚展开，基础尚不巩固。所以，整个形势是很严重的。但也存在一些有利于红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的条件。在国民党军方面，他们内部有矛盾，指挥不统一，何键蓄意消灭陈渠珍的势力，兼并湘西。而陈渠珍则极力拥兵自保，害怕自身再受损失，对与红军作战态度消极。何键和徐源泉之间，也是勾心斗角，各图保全私人势力。争向蒋介石要求“主剿”红二、六军团的职权，并争夺对郭汝栋第二十六师和罗启疆独立第三十四旅的指挥权。国民党军这种明争暗斗，势必影响他们的统一指挥和作战计划的实施，造成许多可为红军利用的间隙和机会。此外，湖南国民党军，大部分经过追击中央红军的长途行军作战，士气低落；湖北国民党军不善于山地作战，客观环境也给他们带来很大困难。在红军方面，中央红军在贵州和四川广大地区积极活动，吸引了蒋介石的主要兵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民党军不可能把新的部队增调到“围剿”红二、六军团这方面来。红二、六军团本身比会师时有了很大发展，兵员增加了，装备也有所改善，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加强，两军团之间和部队中官兵之间的团结更加牢固，斗志也很旺盛。此外，从领导方面看，两军团已建立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指挥更统一了，行动也更一致了。这都是红军能够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
红二、六军团回到大庸后，曾专门讨论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贺龙认为：主力“伸出去打比在里头打好”， [17] 可以先到“张家湾、丫子口、黄石。能打就打，不能打，过石门、澧水也可以。我们像一只拳头伸出去，可以威胁常德、桃源，他们的部队一定要往回调。我们在这期间，打上一两个好仗，就可以粉碎敌人‘围剿’。” [18] 然而，贺龙“伸出去”的主张没有得到通过，最后仍决定在根据地里头打，并制定了反“围剿”的具体方针：
“第一，利用广阔游击区域，最大限度地集结主力，依据决战防御战略战术原则，抓住敌人的弱点，在敌分进移动当中，选择有利时机，进行坚决的突击，以达到各个击破，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有生力量，破坏其合击计划，一直到完全冲破敌人的‘围剿’。”
“第二，以主力部队之一小部配合新创立的地方部队〔独立团营、游击队〕，肃清新区内部的一切地主武装，掩护地方党及政府深入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分配土地，并在敌人翼侧活动，迷惑敌人，分散敌人，以配合主力进行决战。”
“第三，争取在胜利中来保卫新区的巩固发展，但不是去死守一个城市或地区而限制主力行动，消耗自己有生力量。在不利条件下，采取主动的退却，避免战斗，移动主力寻找新的机动。”
“这一策略方针的目的是在于钳制和吸引住周围大量敌人，使其不能抽调去进攻正在艰苦奋斗中的〔向〕四川转移的中央野战军，同时依靠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胜利的配合，以及白区群众斗争的配合，争取在有利的革命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来击破敌人对我们的‘围剿’。” [19]
根据这个方针，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致电朱德，报告了战役部署并请求了可能转移的地区。主要内容是：“我们认为要在击溃敌两路和消灭敌主力六团至八团有生力量条件下，才能击破敌人现有力量之围困。利用现在广阔新区寻求在运动中突击封锁，应首先侧击由沅陵前进之湘敌主力陶〔广〕、章〔亮基〕部队，求得迅速转移地区，各个击破敌人之目的。现集中二、六军团主力于大〔庸〕、永〔顺〕之间待机。以五二团位置溪口向慈利游击，钳制李部，以四九团在龙〔山〕、永〔顺〕、保〔靖〕地区钳制陈渠珍及龙山之敌，以十六团一营位置桑植。” [20] “我们若能在永〔顺〕、大〔庸〕、沅〔陵〕地区迅速顺利地击灭敌人陶〔广〕、章〔亮基〕部队，则转移地区，争取侧击西进〔之〕敌是最有利的局势。否则，大〔庸〕、桑〔植〕、永〔顺〕城市均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主力将被迫转移至永〔顺〕、桑〔植〕、龙〔山〕较小地区进行战斗。二、六军团后方广大地域以龙〔山〕、来〔凤〕、酉〔阳〕、秀〔山〕为适当。但敌追剿第一路李、王两师将进驻于酉、秀封锁线，为割裂二、六军团与野战军联络，将来封锁线有延伸至彭水或龙、来之可能。其次是龙〔山〕、来〔凤〕、恩〔施〕、宣〔恩〕地区，唯靠近长江。究在何地区为适宜，请决定电示。” [21]
这时，中共中央已在贵州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和军委在得知湘鄂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后，于二月十一日致电红二、六军团，作了非常重要的指示：
“（甲）关于目前湘鄂的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是用了何键的全部兵力及徐源泉、郭汝栋等部。情形是很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目前，南京政府的统治正进一步崩溃，全国革命斗争是增长不是低落。一些苏区及红军虽然遭到暂时的部分的损失，但主力红军存在，游击战争是发展着，四方面军正在向川敌进攻，我野战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相呼应。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面前。”
“（乙）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丙）当目前敌人尚未急进时，你们可以向陈渠珍进攻，但须集结五至六个团行动，对陈部作战亦不可轻敌。”
“（丁）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戊）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上述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了“左”倾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仅明确提出了红二、六军团反对敌人“围剿”的基本原则，并且给予了红二、六军团在执行这一原则时，可以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处置的主动权。同时，还正式确定了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军事上统一的集体领导机构。
二月初到三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按照筑堡推进的政策行动，非常谨慎、缓慢。二月八日，东面郭汝栋纵队的一个旅进到慈利之溪口东南地区，对大庸造成威胁；南面陶广纵队在军大坪、王村地区原地未动。因此，红军临时改变原来的部署，将集结在永顺、大庸和四都坪之间的主力调到东面，在溪口方向迎击郭汝栋纵队。溪口战斗是反“围剿”的第一次重要战斗，对粉碎敌人“围剿”有重要意义。但这次战斗因为部队仍然存在消极防御的思想，发现敌人就匆忙正面迎堵，战斗准备不够充分，部队组织不够严密，执行扼阻任务的部队未能按照预定时间占领有利地形，担任突击任务的部队兵力也不够集中，结果战斗没有打好，第十八团政治委员熊仲卿牺牲。此后，红二、六军团即返回大庸、永顺之间准备打击陶广纵队。但这时陶广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削弱、排挤陈渠珍势力方面，并未向红军发动攻势。而红二、六军团却一直盯住这股敌人，以四个团兵力在军大坪以北地区与陶广纵队第六十二师对峙，进行持久防御。直到三月十三日，陶广纵队第十六师一部和两个保安团由王村渡白河（酉水）北犯时，这四个团才转到西南方向与北犯之敌作战。十四日，红军首先在高粱坪击溃两个保安团，接着又给赶来增援的湘军第十六师两个团以重创，歼灭其中一部。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因敌人主力尚未深入即从正面迎击，同样没有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
这时，从正面进攻的郭汝栋纵队和李觉纵队，趁红二、六军团主力远在王村附近的机会，向大庸县城急进。红军为迟滞郭汝栋纵队的行动，派红四师十一团和大庸独立团与该敌保持接触，予以阻扰，后于大庸附近之子午台战斗后，放弃了大庸城。这次战斗中，郭汝栋纵队的一个排哗变，向红军投降。红军放弃大庸后，李觉纵队五个团继续西犯，企图与军大坪、王村北犯的陶广纵队夹击红军于石堤溪地区，然后再会同陈渠珍新编第三十四师进攻永顺。郭汝栋纵队也从大庸西进，企图从温塘和仙街铺渡过澧水，进袭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所在地——塔卧。此时由三官市向西进犯的陈耀汉纵队，正兵分两路，迅速向桑植推进。新由湖北襄阳调到来凤、龙山地区的张振汉纵队，已进到了茨岩塘，准备向龙家寨、塔卧前进。国民党军的战役企图是，首先将红军压缩到永顺、桑植和龙山之间的狭小地区，然后集中主力决战。
后坪战斗
高粱坪战斗后，红二、六军团主力即转移到大庸与永顺之间的龙爪关、石堤溪地区进行休整，补充兵员，准备再战。这时，中革军委湘鄂川黔边分会鉴于四面的敌人正在逐渐逼近，红军在内线活动的范围日益缩小，决定组织一个战役，扭转这种不利的趋势。“战役计划是，集中主力八个团，首先在后坪〔大庸城西约二十里〕地域，在运动中击灭李敌。估计李敌覆灭后，陶、章不敢急进，〔我军再〕以一部扼澧水以阻郭敌，主力隐蔽转移于桑植。击灭陈〔耀汉第五十八师〕、张〔连三暂四旅〕部队，进击和逼退郭敌，然后转移石堤溪、永顺之线，迎击陶〔广〕、陈〔渠珍〕两敌，这样各个击破敌人，粉碎‘围剿’。整个战役计划中，以击灭李敌为重要关键。”
后坪附近的鸡公垭在澧水渡口西岸，是大庸县城通往石堤溪、永顺县城的咽喉要道。三月二十日，红二、六军团以一个团扼守后坪东面的鸡公垭高地，主力隐蔽在附近地区，计划抓住李觉纵队主力渡过澧水立足未稳的时机，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将其歼灭于鸡公垭与澧水之间的河谷里。这天午后下雨，李觉纵队进到澧水东岸就停止了。当时分析敌人可能发觉了红军的企图，同时，也考虑到部队要休息，就把主力撤至阵地后面约十五里之龙爪关一带的村庄，只留第五十三团在后坪担任警戒。
二十一日拂晓，李觉纵队先头部队两个团渡过澧水，并于七时左右占领了鸡公垭高地，加紧构筑工事，准备进行防守。红军第五十三团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向敌人发起攻击，很快攻占了垭口南面的山头，但在继续向垭口以北主要山头发展时，部队受阻。
这时奉命赶到崇山山麓团子园、娘娘坪地区的红军主力，立即以第十七师五十一团沿山脊向垭口北面的敌人进攻，但在攻下一个山头以后，也被敌人的猛烈火力所压制。接着，第四师（欠第十一团）通过第五十一团的战斗队形继续进攻，在攻下第二个山头向主峰发展时，又被敌人新投入的一个旅所阻。此时，红军调整部署，一方面以第六师（欠第十七团两个营）接替第四师，继续突击主峰上的敌人阵地；另一方面，以第五十一团和第十二团一部沿崇山山脚向大庸所之敌渡河点实行迂回。迂回部队发展顺利，很快就攻占了大庸所，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并破坏了澧水上的浮桥。红军正面进攻部队虽然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也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因在山脊上展不开兵力并受到主峰东面敌人火力的猛烈侧击，一直战斗到黄昏也未能攻占主峰。而此时郭汝栋纵队的第一五三团却增援到了澧水东岸，李觉纵队的预备队第一〇九团也从龙盘岗徒涉澧水，向红军翼侧运动。红军见情况不利，即于黄昏后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仅毙伤敌约五百人，而红军却伤亡了七百余人，特别是干部损失很大，红六军团宣传部副部长刘光明、第五十三团政治委员刘志高和第五十团政治委员周志斌英勇牺牲。
这次战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已经发觉了我主力，因此影响到我们的决心，没有将主力位置于后坪，而向后撤退十余里。” [22] 二、“部队中游击主义的传统” [23] 的影响，第五十三团没有按时占领鸡公垭。三、领导思想上害怕敌人继续深入，急于求战，在敌人已经占据了有利的阵地时，没有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迅速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却不顾红军火力弱和地形不利等条件，强攻硬拚。
后坪战斗后，陈耀汉纵队乘虚进占桑植城，并以一个旅前出到桑植西北的陈家河。郭汝栋纵队经温塘渡澧水进占了罗塔坪。李觉纵队及陶广纵队的主力进至石堤溪，一部转到永顺城。陶广纵队之另一师推进至农车、洗车。张振汉纵队进占茨岩塘，向红军医院、学校、兵工厂、被服厂所在地龙家寨逼近。国民党军五个纵队合拢上来，各路离苏区中心塔卧、龙家寨仅五十里至一百二十里的路程。这时，地主武装和土匪活动更加猖獗，苏区地方工作受到很大摧残，力量较弱的地方武装也有些损失。红军主力部队在溪口、高粱坪和后坪的连续战斗中，也伤亡较大。当时两个军团只有约九千余人，处境比较困难。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军委分会认为：“在塔卧、龙家寨狭小地区内同强大敌人决战是于我们不利的。” [24] 遂决定：
“第一、暂时放弃塔卧、龙家寨基本地区。”
“第二、集中全部主力，以地方武装之大部编入主力，充实和增强主力的战斗力量。”
“第三、击破敌人封锁线，从敌人之侧翼后方坚决突击敌人，来击破敌之包围封锁与合击计划，以开展新的胜利的局面。” [25]
三月二十二日，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报告请示：“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决心争取这一地区的巩固，以与西方军配合。正集中全力在保持有生力量条件下，首先求得侧击郭敌。必须取得两次伟大胜利，方能保持新区的巩固发展；否则，二、六军团将被迫退出新的地区。目前我们与西方军活动是呼吸相关的，西方军放弃桐梓、遵义，是否将转移于贵阳以西地带？万一二、六军团被迫转移，就目前情况只有渡长江到〔南〕漳、兴〔山〕、远〔安〕边为便利。因为乌江、酉水、沅江均无渡过条件，〔恩〕施、鹤〔峰〕逼近鄂敌主力，不能立足。这种预定的方向，是否适宜？对此动作，请给予指示。” [26]
四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指示：“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仍应尽力在原地区争取胜利。至于现在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的前途问题，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27]
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实际情况，决定迅速转移到外线作战，并立即加紧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将地方武装编入两军团，以扩充红军的主力；红军学校的干部回部队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地方政府干部集中随部队行动；兵工厂的设备立即疏散隐藏；医院里的伤员，团以上干部带走，营以下的分散隐蔽在民间。四月十二日，省委和红二、六军团退出塔卧、龙家寨中心区域，开始战略转移。
传达、运用遵义会议精神。战略反攻
撤离塔卧、龙家寨之前，红二、六军团曾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的摘要。中革军委分会当即在塔卧附近的三家田村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由萧克传达了决议的精神。决议中关于转移行动问题的原则，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起到了及时的指导作用。决议指出：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必须是“坚决的战斗的”，而不是“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要把战略方针“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准备于必要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战斗，则是应该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不应该错误认为“一定要达到了指定的地区，放下行李，然后才能反攻消灭敌人”，而应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行动与方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都经历过严峻的突围和战略转移行动，所以，对于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总结出来的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感到非常正确和亲切，决心坚决地、自觉地用它来指导这次战略转移行动。
陈家河—桃子溪战役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红军离开塔卧，拟经万民岗、陈家河、仓官峪，从香溪（秭归东南）北渡长江，到湖北西部的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鄂军纵队司令兼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急令其第一七二旅由桑植出发，沿澧水西进，并限于十二日进抵两河口、陈家河地区；第一七四旅开往陈家河转向万民岗地区；陈耀汉则亲率师直属队到周家峪，居中策应，企图与西面的张振汉纵队打通联系，截击向北机动的红军。十二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四师第十团与陈家河之敌接触，消灭了敌军一个警戒分队，俘敌数名，并迅速抢占了蒋家垭北侧的田家坡高地。
陈家河是个小盆地中的小集镇，位于桑植县城西六十里，在澧水东岸，周围高山环绕，有小径通往仓关峪，是红军向北转移的必经之路。红二、六军团从俘虏口中了解到敌人的具体部署。得知敌只有一旅，刚到不久，工事还没有完全做好，并且分散配置在陈家河、铜关槽、庙凸、张家湾和澧水南岸的蔡家坪等高地。第五十八师的其他部队还远在桑植。桑植到陈家河之间只有一条悬绕山腰、下临深谷的乱石小径，敌人增援和撤退都很困难。陈家河这个旅突出孤立，而且战斗部署分散。同时，由于他们以往多在北方平原地区活动，也不善于在山岳地区作战。而红军方面十一个团都集中在一起，力量大大超过敌人，并且控制了田家坡高地，利于展开兵力和火力；特别是广大指战员有打一个大胜仗，争取反攻胜利，以保卫艰苦缔造的革命根据地的强烈愿望，斗志非常高涨。因此，军委分会主席贺龙抓住这个有利战机，明确提出：“我们要走，也要打这一仗再走。”
十三日凌晨，红二、六军团在田家坡及其西北地区展开，准备攻击陈家河西面的庙凸和陈家湾山上的敌人，使敌陈家河、铜关槽大山上的主要阵地暴露出来。然后，各个歼灭铜关槽和蔡家坪、澧水两岸的敌人。十三日八时，正当红军准备发起攻击的时候，部署在庙凸山上的国民党军约一个营，沿着山脊向红军第五十一团阵地发起了进攻，企图先声夺人，破坏红军的部署。红军立即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将攻击的敌人放到了手榴弹有效杀伤距离内，突然开火发起冲击，趁敌混乱和回窜之机，一鼓作气攻占了庙凸、张家湾和吴家湾三个山头。从这些阵地向陈家河逃窜的敌人，也被红军从两翼伸出的部队全部消灭在山下的河谷里。战斗中，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在率部冲锋时负伤。
与此同时，红二军团主力徒涉澧水，向蔡家坪和玛瑙台的敌人进攻。红六军团主力和红四师一部向铜关槽敌人主要阵地突击，第五十一团预备队第三营则沿大路直插陈家河，捣毁了敌第一七二旅旅部，破坏了敌人的指挥，割裂了澧水两岸敌人的联系，并在澧水河边击毙了敌旅长李延龄。战斗到下午二时，全部消灭了澧水南岸蔡家坪和玛瑙台的敌人。扼守铜关槽大山的国民党军四百余人，利用山势高峻、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激烈，红军一直奋战到黄昏，才完全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一七二旅。
在陈家河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陈耀汉即亲自率领第五十八师直属部队第一七四旅（欠三四八团）由桑植增援陈家河。当进到两河口时发现第一七二旅已被歼灭，迅即掉头南逃，企图向塔卧的郭汝栋纵队靠拢。十五日下午四时，萧克率领红六军团行进至离桃子溪还有十里路时，发现河里水浑，判定一定有部队通过，于是令部队加速向桃子溪前进。路上听老乡讲，桃子溪刚才到了国民党军队，后面还在继续来。萧克立即决定投入战斗。红六军团在离桃子溪八里的叉路上把三个团展开，第四师十团也全部投入了战斗，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敌人慌忙撤退，红军继续攻击，战斗到晚上八、九点钟胜利结束，陈耀汉的师部、一个旅（欠三四八团）和山炮营全部被消灭。红二、六军团以前没有缴获过山炮，这次一下缴获了两门（其中一门，现在军事博物馆展览），大家非常高兴。
至此，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师除第三四八团得以幸免外，其余全部被歼。红军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和永顺、大庸县的部分地区。敌各路“围剿”军见第五十八师覆灭，纷纷后退和收缩。张振汉纵队由茨岩塘逃回龙山，再往来凤；暂四旅向郭汝栋纵队靠拢，集中固守塔卧；湘军主力则分别集中于大庸、永顺、王村和沅陵等地。敌人开始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转入被动。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在原地区坚持斗争，发展已经胜利开始了的反攻行动。这时，红二、六军团在战略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陈家河—桃子溪战役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所确定的军事思想指导下所取得的。这次胜利证明了中革军委二月十一日和四月五日的指示是英明的、正确的。这次胜利与反“围剿”第一阶段的情形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在反“围剿”第一阶段，红二、六军团为什么未能在东南方向上击破敌人的进攻？任弼时在总结反“围剿”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
“第一，我们在这一时期当中，虽然一般是依据中央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新的作战方针，但是对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和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的指示，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在大庸、溪口未失去以前一个时期内，我们集结在大庸附近等待敌人前进，从正面远出迎击，而没有坚决采取转移到敌人之翼侧后方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和弱点（当时情况可伸出到以黄石为中心的地区活动），寻求打击消灭敌人的机动，而这是我们当时能够阻止敌人前进，破坏敌人分进计划，一直到在东南战线上击破敌人进攻的最适宜的策略。”
“第二，后坪战斗是改变当时敌我阵势的关键一仗。当时大庸失去后，李纵队向后坪、石堤溪推进，陈纵队、郭纵队、陶纵队有同时分向桑植、温塘及永顺配合推进之形势。我们如能击灭李纵队，可逼使郭纵队固守大庸，停止陈纵队及陶纵队之急进，再转移我主力于桑植地区，迎击陈纵队或陶纵队，仍然可乘胜击破东南面敌之进攻，因为当时在兵力、地形、天候上，我们处于优势地位，有大部分以至全部消灭李敌的可能。但因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已发觉了我主力，因此影响到我们的决心，没有将主力位置于后坪而向后撤退十余里。还有部队中游击主义的影响，未按时移动部队占领阵地，致使我们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敌人乃得以继续进占桑植、永顺，逼进塔卧、龙家寨基本苏区。”
“第三，地方部队（独立团、营，游击队，赤少队等）未能完成消灭新区内之地主武装及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任务，并且受了部分损失，而日形减弱。这就使一部分担任守卫地方和钳制敌人任务的主力不能完全使用到前方，而地主武装反日形猖獗，破坏交通联络，摧毁一部分地方党和政府的组织与工作，使我们动员的范围日益缩小。地方上参加战争的群众动员不能适应前线上的要求，主力部队在连续战斗中不能及时得到人员的补充。地方武装不能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有力配合主力行动的弱点，直到现在仍然是存在着的。” [28]
红二、六军团在被迫放弃塔卧后，为什么能够很快就取得陈家河一桃子溪战斗胜利呢？萧克指出：“这次战斗能取得胜利，是敢于丢掉包袱，转到敌人侧翼，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就打好了。” [29]
“这次战斗的经验：抓住了运动中的分散的敌人；敌人没有同我们作战的经验；敌人有些轻视我们，认为我们退出塔卧是失败了，所以放大胆猛追。敌人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敌人主动向我进攻，两个团相距五、六里，不好配合。我们抓住有利机会，打运动战。” [30] 红二、六军团认真地总结了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领会了遵义会议精神，从陈家河一桃子溪战役起，转变了单纯防御的战略思想，形成了新的作战方针。
四月下旬，军委分会“利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优势地位，采取了坚决反攻敌人的策略方针。在这一方针下，决定以主力远出〔到〕东面敌人的侧后方——伸出到江垭、慈利之线，调动敌人离开基本苏区，并求得在敌人远距离运动中，抓住敌人之过失，给以新的胜利的打击”。 [31] 计划在红军到津、澧地区后，主力即隐蔽集结于石门南乡，寻机消灭沿澧水回援的湘军，同时，在澧水以北广大地区积极发动群众、筹粮、扩大红军，开辟东部新区。
四月底，红军主力进占江垭，伸出到慈利城北，造成夺取慈利、石门，进攻津市、澧县，以及北渡长江的态势，使东南方面的湘鄂军队后方交通完全处在红军的威胁之下。
湘军害怕红军东取津市、澧县，切断它的后方补给通道，主力被置于无用武之地；鄂军则害怕红军乘虚渡江进入湖北腹地，损害其自身利益。因此，湘鄂敌军都力图自保，各行其事。湘军第十九师及第十六师慌忙向慈利、潭口地区撤退，以防止红军东取津、澧和南攻常、桃。湖北军阀徐源泉则命令张振汉纵队和第四十八师于五月初退守长阳、渔洋关、五峰、鹤峰之线，防堵红军北渡长江。在塔卧地区的郭汝栋纵队，见湘鄂军队纷纷退守，也不敢停留，连忙跟在湘军后面向东撤退。这时在红军根据地内，只有湘军第六十二师和新三十四师各一部，以及新由酉阳调来的第十五师一个旅和一些地方保安团队。
关于红二、六军团进一步行动问题，军委分会认为，当面的敌第十六师和第十九师部队集中，行动谨慎，不易下手。同时，考虑到继续东出，易被敌人切断归路和丢掉桑植，于是五月上旬就返回了永顺、桑植、龙山地区，计划寻机消灭根据地内部的敌人，并力争将敌第十六师和十九师再次向西调动，在石堤溪、大庸之间于运动中消灭。
随着红军主力西返，刚走不远的鄂军返回了原来的阵地，郭汝栋纵队也放慢了东退的速度，敌第十九师和第十六师回到大庸后就停止不动了。所以，红军原定在石堤溪、大庸之间打击敌人的计划没有实现，袭击塔卧也没有得手，只在永顺、塔卧之间的茶陵坡歼灭了湘军第六十二师解运粮食弹药的一个营。显然，如果红二、六军团东出更远些，到达津市、澧州地区，或晚一些西返，湘、鄂军队就有可能后撤得远些，郭汝栋纵队也将退出苏区。
军委分会鉴于红军主力西返未能造成有利于全局发展的形势，对主要作战方向做了重新考虑。原来为了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红二、六军团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进入湘西后，一直是遵循着对湖南敌人采取攻势，对湖北敌人采取守势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红军曾经取得了许多胜利。而现在，中央红军已经在五月八日渡过了金沙江，当面之敌湘军比较集中，战斗力较强；鄂军则分散薄弱，战斗力较差，陈家河一桃子溪战役证明比较好打；同时，湘、鄂军队在态势上也为红军分割，指挥不够统一，有可为红军利用的矛盾。因此，军委分会决定改变主要作战方向，实行对湖北敌军采取攻势，对湖南敌军采取守势的方针。五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力进逼龙山、来凤，以诱使鄂军第四十一师出战。然而，湖北军队自从第五十八师被红军歼灭后，就将其主力分别缩守在施南、宣恩、黔江、咸丰几个城市和来凤、李家河地区，加强堡垒工事，极少主动出击，不利于红军集中作战，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灵活地采用了外线作战的手段，诱使敌人离开堡垒，与之进行运动战。
忠堡战斗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夜间，红军突然以一部分兵力在鄂军战役纵深内包围了宣恩县城，强攻可以俯瞰全城的南山铜鼓堡，同时另以一部兵力切断了宣恩、恩施间的大道，佯攻城北的重要外围据点椒园，消灭守军一个营，主力则隐蔽集结在城南二十里处，准备打击可能由来凤、李家河地区前来增援的敌军。
驻守宣恩城的敌军，只有第四十八师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徐源泉在恩施得知红军攻占铜鼓堡以后，害怕宣恩失守，恩施难保，长江交通遭受威胁，急忙命令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带领李家河、来凤地区的守军主力驰援宣恩。六月十二日，即围城第三天，张振汉以第四十八师的第一四四旅（三个团）、保安第五团和新三旅的一个团为右支队，由李家河经冉大河、三叶台西进；以第四十一师的第一二三旅为中间支队，由李家河经关口、老叉口、韭菜园西进；以第四十一师直属队和第一二一旅为左支队，由来凤经甘家沟、三堡岭西进，向忠堡方向行动。张振汉非常谨慎，他认为红军主力远在宣恩附近，距忠堡百里以上，而他的部队到忠堡只有四五十里，红军即使和他们同时行动，也要到黄昏才能赶到忠堡附近。为防止红军袭击，他命令其三个支队，必须在下午四时前赶到忠堡集中，并在黄昏前做好工事，完成防御准备，六月十三日一起北进。同时，为了预防万一，他又命令他的部队，如果在途中和红军遭遇，即就地停止前进，由行军队形变成战斗队形，面向北方组成三道阵地的纵深防御。他的司令部之所以跟随左支队前进，目的就是为了防备这一着的。
然而，张振汉没有料到，红军在他们出发的前夜，就查明了张振汉给徐源泉的报告，知道了这个增援计划。贺龙、任弼时根据敌情和道路距离，立即决定留下一个团继续积极佯攻宣恩城，监视和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主力在十一日前半夜秘密出动，分两路急驰忠堡。为争取适时赶到忠堡以东截击敌人，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在行军途中分别给各师下达了任务，命令先头红四师，务必及时赶到韭菜园西面，截击敌人右支队。该师经过一百三十里的急行军，于十一日下午三时赶到了忠堡东北黄牛棚附近。这时，张振汉的右支队主力已经进入忠堡，中间支队已进到韭菜园西侧，左支队先头部队也通过老鸦关，距离忠堡都只有几里路。红四师为了不让敌人完全进入忠堡或靠拢起来，主动向敌行军纵队发起攻击，消灭敌右支队后卫一部，并且在忠堡东面四里的构皮岭击溃了敌左支队的先头部队，将其大部压迫在构皮岭的山凹里。接着，即以一部分兵力占领了忠堡与构皮岭之间的高升塘的有利阵地，抓紧构筑工事，阻止忠堡敌人回援。接着，红军第六师很快赶了上来，迅速从第四师左翼投入战斗，向构皮岭之敌人侧后迂回，攻占了老鸦关东侧的高地，切断了敌左、中两支队的联系及左支队向来凤的退路。
鉴于敌人兵力较强，红军是处在敌人中间分割包围歼敌的复杂情况，贺龙、任弼时决定先集中兵力遏止敌人右、中两支队的增援并完成对敌左支队的包围，然后再相机调集力量歼灭被围的敌人。当天夜里，贺龙一方面命令红四、六两师加强阵地，坚决阻止敌人突围和增援，另一方面调第十七师参加战斗。该师第五十一团及时占领了忠堡北山，严密监视忠堡敌人的行动并向咸丰方向警戒。第四十九团则在十三日天明时，从忠堡和构皮岭之间向南穿插，攻占了构皮岭南山，并和红四、六两师取得了火力联系，完全包围了构皮岭地区的敌人。
这时，国民党军已经开始了解围行动。忠堡的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红军第五十五团的阵地攻击，企图攻占忠堡北山，威胁红军第四师的侧背，掩护构皮岭的敌人突围。韭菜园地区的第一二三旅，也向红军第六师老鸦关阵地猛烈攻击，企图恢复与师部的联系。东、西两处国民党军多次攻击都被红军打退，伤亡很大。忠堡的国民党军在几次攻击失利后停了下来。韭菜园地区的第一二三旅，为免遭被歼的厄运，也在天黑前跑回了李家河。至此，红军就基本解除了敌人增援的顾虑，为集中兵力彻底围歼敌第四十一师直属部队和第一二一旅创造了条件。
十四日晨，红军集中了第十团、十六团、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和第十八团一营共四个团又一个营的兵力，在迫击炮和山炮（即四月间陈家河战斗缴获的陈耀汉纵队的山炮）火力支援下，从四面同时向构皮岭的敌人进行向心突击。国民党军由张振汉亲自督战，两千多人密集在一个不大的山凹里，利用巨石、田埂、房屋和工事拚命顽抗，争夺非常激烈。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才把被围的敌人全部消灭，击毙了敌师参谋长，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张振汉（张振汉被俘后，表示愿为红军服务，受到了红军的宽待，被任命为红军学校高级班战术教员。长征至延安后，中央送他回了湖南）。
经过两昼夜的奋战，红军共歼灭敌人一个旅、一个师部和一个特务营，并给了其他六个团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战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在作战指导上，敢于大胆地突入敌人的战役纵深围城打援，迫使敌人离开堡垒阵地，与红军打运动战。在战术动作上，侦察周密，运动迅速，坚持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原则；正确地划分了作战阶段，灵活而适时地变换主要作战方向和使用主力。特别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疾行一百三十余里，连续艰苦奋战两个昼夜，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这种无比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是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原因。
围困龙山
忠堡战斗后，红二、六军团又开始了龙山围困战。围困龙山的依据是：
“第一，敌人在半个月至二十天内增援部队没有到达的可能（鄂敌在忠堡惨败后，一时不能增援；湘敌因粮食困难，亦不易远道进援）。”
“第二，守城部队（一团白军及一个保安团，只一千四五百人）及城内居民共约万人，没有存粮（居民依靠逢场买米），至多只够维持十天到半月的供养。”
“第三，守城部队炸弹极少，工事不甚坚固，在地形上我们容易接近城垣地带，可以施行坑道破城。”
“第四，龙山城攻下后，来凤孤立，可能逼退驻守来凤之敌。我们若能取得龙山、来凤（两城只距十五里），在地理及其他条件上最适宜作我们基本根据地地区。” [32]
围城战斗从六月二十三日开始，持续了三十五天。在这期间，省委根据根据地已经向北推移的情况，重新调整了行政区划，将红军所控制的桑植、慈利各一部地区合并，以空壳树为中心成立了慈桑县；在新占领的地区，以茨岩塘为中心成立了龙山县，以沙道沟为中心成立了宣恩县，并在该地区初步发动了群众，吸收了一批新战士，休息整顿了部队。
在作战方面，红军起初曾用坑道作业配合袭城行动，但没有成功，以后即着重进行了打援战斗。七月三日，红六军团在永顺洗车线上之小井击败增援龙山之陶广纵队一部。战斗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朴阵亡。七月十日，红二军团在来凤、龙山间的象鼻岭击退增援的鄂军独立第三十八旅。七月十五日，红六军团在咸丰、来凤线上的胡家沟，打击了增援龙山的黄新纵队（五个团），红军第十八师参谋长马赤、第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委员段培钦阵亡。这三次打援，或阻止了敌人前进，或仅给敌人以杀伤，都没有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最后对龙山城又进行了一次袭击，也没有成功。战后，任弼时政委在总结时说：
“经过三十天围困，城内居民饿死的日多，敌守兵已把菜叶、草根食尽。但最后我们未能困开龙山城而撤退，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第一，是敌飞机最后能每日供运少数粮食，将毙之敌得以苟延。我们对这一点事前没有能估计到，而对空射击技术又太差，未能阻止敌机降低到三百米以内的投掷粮食的动作。”
“第二，我们坑道作业技术太差。我们挖掘的地道已经超过了城脚还不知道，被敌人从城内掘毁。”
“第三，我们未能及时利用最好时机袭城（有一晚通夜大雨，城墙周围敌之照明灯均熄灭）。最后袭城时，我们动作与技术上差。”
“第四，在困城时，对城内守兵及居民的宣传号召，未能达到发动白军士兵及居民暴动哗变的要求。” [33]
贺龙后来指出：“围龙山，主要是想消灭陶广、陈渠珍的。那仗未打好，围城也未围好。……原来围城、打援、休整，后来改为围城、休整、打援，是个被动的，分散了。” [34]
由于几次打援都没有大量歼灭敌人，致使敌来凤守军得到了加强，陶广纵队又集中十个团继续增援龙山。这时夺取龙山、来凤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红军遂于七月二十七日主动撤围。在围困龙山战役中，红军第六师参谋长向国登阵亡。
撤围的第二天，红军连夜南下，打击增援龙山的陶广纵队。次日九时，红十七师和红四、六师在招头寨以北地区与陶广纵队遭遇，激战一天，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但部队伤亡较大，红十七师师长苏杰、五十团政治委员方振声、五十一团团长黄林阵亡。
板栗园战斗
在红二、六军团围困龙山时，蒋介石为了加强对红军的“围剿”，决定将从江西调到利川的第八十五师拨归徐源泉指挥，并另从江西湖口调第二十六路军的一个师接替第三十四师的防务，让鄂军集中作战；同时，命令湘、鄂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这时，徐源泉的兵力虽然得到了加强，但因他的部队屡遭红军打击，已经丧失了进攻的勇气，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将部队推进到湖北边界，防止红军再入鄂西。因此，他于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先后命令驻太平镇的第三十四师两个团和驻高罗的第四十八师一个旅推进到沙道沟地区，驻小关的第八十五师开到李家河。另外，命令驻高罗的暂四旅以一部兵力占领水田坝，驻来凤的第一二三旅占领李家河，以掩护其第八十五、第三十四师和第四十八师的开进。
红二、六军团在徐源泉发出开进命令的当天，就明悉了他调整部署的计划。军委分会在分析了这个计划后，认为：敌第八十五师新到鄂西，对当地各方面的情况都不熟悉。他的运动道路小而崎岖，大部分处于深狭的谷底，两侧则是高山密林，侦察搜索和展开都很困难。同时，他们从纵深向前运动，戒备可能比较疏忽。鄂西其他敌军都分守在几个县城和较大的集镇上，点与点之间空隙很大，这很有利于红军的进出。因此，军委分会决定：集中主力，再一次进入鄂西敌人的战役纵深，利用第八十五师的弱点，以伏击或截击手段将其歼灭于运动之中。
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的。第一步是麻痹敌人和破坏敌人整个开进部署。八月二日，鄂军由太平镇、高罗和小关等地开始行动。同一天，红军由龙山之兴隆街突然向北进到沙道沟附近。红军这一行动，造成了徐源泉的错觉。他认为红军企图打击由太平镇和高罗向沙道沟前进的第三十四师或第四十八师的第一四二旅，便立即命令这两路部队停止行动，严加戒备。第八十五师认为红军是向北行动，并且沙道沟距离他们的运动道路也较远，所以，仍然按照原计划行动，于当天下午进到了宣恩以南的上洞坪。来凤的第一二三旅也占领了李家河。这样，红军就取得了进入鄂军战役纵深和前出到第八十五师翼侧的有利条件。
第二步是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八月三日晨，第八十五师贸然继续前进。这时，红二、六军团主力突然改变行动方向，从高罗和李家河之间楔入敌人纵深，沿山间捷径向西南疾进。十一时，红二军团赶到了第八十五师必经的板栗园东侧的利夫田谷地。这个谷地处在板栗园与李家河之间，长约十五里，宽不足一里，北侧山上森林茂密，利于隐蔽，南侧山上岩石裸露，陡峭难攀。红军因取得了先机之利，即以红四师和红六师成一个梯队埋伏于谷地北侧之安家坡山上，待机歼敌。
这时，敌第八十五师（欠一个团）刚进到利夫田西北约七八里路的板栗园。由于红军行动迅速，隐蔽良好，该师完全没有觉察到红军的伏兵。他们在板栗园见到赶集的人很多，并接到从李家河返回的侦察分队报告：“李家河街上很安静，李家河的友军住在碉堡里。由板栗园到李家河，沿途有钓鱼的、打柴和种地的老百姓。”敌师长谢彬据此判断：“地方很平静，红军距离尚远，前面又有友军占领坚固阵地掩护，现在第一要着，就是尽快地赶到目的地。”遂继续按第五一〇团、特务营、师司令部和第五〇五团的行进次序，沿谷地道路向李家河前进。
十二时左右，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完全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红四师首先向敌开火，将敌前卫第五一〇团紧紧地压制在谷底，接着发起多路突击，一举将第五一〇团的大部歼灭于三灵沟、潭家岩地区。这时，敌第八十五师特务营和第五〇五团两个营见状匆忙展开，企图抢占红军伏击阵地西面的莫家坡大山，以稳住阵脚。贺龙立即命令红六师迅速抢占莫家坡制高点，歼灭向上攀登的敌人。红军第六师先敌占领了山头，并沿山脊配置了兵力和火力。当敌人进到距离山顶三四十米处，红军突然开火，猛冲下去，一举将敌人三个营全部消灭。这时，红军后续部队第十七师也赶了上来，从第四师左翼投入了战斗，和红二军团一起攻击退守谷地南山的敌军。战斗到二十三时，红军夺取了巴里核山，歼敌第五〇五团一个营，击毙了敌师长谢彬。是役，全歼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师部、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俘虏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九百八十余支、迫击炮六门、弹药六百多箱、银元六万多元。战斗中，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参谋长周竟成阵亡。
这个战斗，是一个在敌军战役纵深内以伏击手段速战速决歼灭敌人的范例。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坚决执行了中革军委新的作战方针，掌握敌情准确及时，战场选择比较适当，抓住了敌人的弱点，相对集中了红军的兵力，并且在作战手段上，机动灵活，声东击西，造成了敌人的错觉。
自五月中旬军委分会决定对湘军取守势，对鄂军取攻势的方针，到板栗园战斗胜利结束，前后仅两个多月，红二、六军团先后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一、第八十五两师的主力，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实践证明，军委分会的决定是很及时、很正确的。
板栗园战斗后，红二、六军团返回了根据地，八月八日，又在芭蕉坨一举击溃了陶广纵队的十个团。
此次，红军连续作战的胜利，不仅使当面的湘、鄂敌军丧失了进攻的信心和勇气，并且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利用湘、鄂军队“围剿”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在第八十五师被歼之后，蒋介石即命令湘、鄂军队转入防御。至此，湘鄂川黔根据地军民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这次“围剿”。
东进津市、澧县、临澧、石门地区
一九三五年八月，在湘、鄂军队全面转入防御的同时，蒋介石用以对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实行新“围剿”的军队陆续向湘西、鄂西地区调集。
红二、六军团虽然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但根据地并没有完全恢复。新创建的根据地和边缘地区，还有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在活动。在龙山、桑植之间新开辟的地区，人口稀少，物产贫乏，群众工作也不够深入。红军在补给上遇到了很大困难，部队急需的粮食、兵员和冬装都无法在现地区得到解决。同时，以现有的地区，对付国民党军更大规模的“围剿”，回旋余地较小。这些情况，迫切要求红军迅速行动，积极地去创造打破敌人新的“围剿”的有利条件。
军委分会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红二、六军团应该抓住敌人原来的“围剿”已被粉碎，新的“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由反攻转入进攻，集中主力到敌人后方去，以发展反“围剿”的胜利，并为反对新的“围剿”创造条件。具体到哪个方向去，早在围困龙山城时省委和军委分会就讨论过，认为：北有长江天堑，鄂军封锁了各条主要通道；南有沅江、澧水，湘军主力集中在那里；西面敌军虽然薄弱，但那里是大山区，人口稀少，贫穷落后，物资缺乏，不利于红军大部队活动；东面敌人远后方虽然有洞庭湖和长江险阻，但那里是湘、鄂军队接合部，石门、津市、澧县地区敌军兵力空虚，而且人口稠密，十分富庶，对红军作战行动、物资补给和扩充兵员都比较有利。据此，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除红十八师留在苏区外，红二、六军团主力立即东出，乘胜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津市、澧县地区突击。根据这个决定，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前面一摊领导打仗，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负责；后面一摊领导苏区地方工作和军区后方工作，由萧克和省委副书记张子意负责。主要是加强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区。萧克分管军事并兼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
经过计划、准备，红二、六军团主力在贺、任、关、王率领下，于八月二十日向敌人发起攻击，开始了东出战役行动。从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先后占领了石门、澧县、津市和临澧等城市，消灭了部分国民党守军，控制了津市、澧县广大地区，直接威胁到常德及长江沿岸部分县、市，迫使国民党军把新“围剿”战役展开地域从江垭附近向东收缩了二百余里。
八月底和九月上旬，红二、六军团派出得力的工作团和工作队，分头在到达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没收和分配土豪劣绅的财产和粮食，积极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扩大红军和赶制冬装。仅半月时间就扩大新战士三千多名，基本备齐了全军的被服，筹集了一些药品和其他物资，以及十四万多块银元，并在苏区东部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
在这期间，红二军团第四师根据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正向这一地区开进的情况，曾以第十一团防守津市，并掩护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率领的工作团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师部率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向湖北省公安县方向发展。当部队进至清水塘时，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部遭遇，经激烈战斗，打垮了敌军的进攻，遏止了其继续前进的企图，为红二、六军团主力继续在津市、澧县地区开展地方工作争取了时间。这次战斗中，红四师代政治委员廖汉生负伤。
红二、六军团东出津市、澧县，攻击敌人后方，是一次正确的战役行动。这一行动不仅使红二、六军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到了很大补充，为反对敌人新的“围剿”取得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争取到了较充裕的准备时间，同时也为苏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和农村各项群众工作，打击根据地内部的反动武装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这期间，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党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清剿当地土匪取得很大成绩；红军的干部训练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仅经过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培训的老战士、班长和团以上干部就有八百三十多名。所有这些，都为反对敌人新的“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在石门的磨岗隘，红二、六军团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总结反“围剿”斗争，任弼时代表省委和军委分会作了总结发言。他说：
“我们的胜利”：
“第一，我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北地区，在极短促的时期当中，共经过大小战斗三十次，前后与我们直接作战之敌计有八十六个团。除依城或据点困守之一部，即在沅陵、塔卧、龙山、宣恩共约十个团外，均被我军击败，前后占领过七个县城。”
“第二，我军前后共计缴获敌步枪约一万支，生俘敌约八千余人，缴获敌重机关枪约一百五十余挺、无线电五部、山炮二门、子弹约一百二十万发，生擒敌纵队司令兼师长一、师参谋长二、团长三、营长及营以下官长二百余，击毙敌师长一、旅长二、团长五、营连排长百余，敌伤亡兵力在一万以上。”
“第三，我二、六军团与十倍于我们的强大敌人半年多的艰苦战斗，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也没有减少和削弱，而且比以前扩大一倍以上。在这一过程当中，除成立十八师和十一及十七团并且成为有力的战斗部队外，我们还成立了有战斗力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
“我们胜利的意义”：
“第一，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及进攻中央苏区、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
“第二，我们从艰苦流血奋斗中保卫了新开辟的苏维埃版图，有些城市与村镇虽然因战略上的关系被放弃，现在还被敌人暂时占领着，但是开辟龙山、桑植这一块新苏区，……仍然是我们胜利进展中的根据地，我们保卫着这一基本新区，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中有其重要历史意义，它使江西、四川两大苏维埃基本区域的联系具备了基础巩固的桥梁。”
“第三，我们这种战胜强大敌人的英勇果敢的奋斗精神和取得的成功，再一次在全中国和世界的民众面前表明红军是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证明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给了那些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前途表现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者以迎头的痛击，将要更加推动和兴奋起全国革命斗争的浪潮。”
“我们能够获得这样伟大胜利与成功的原因”：
“第一，是由于我们红色战斗员、指挥员的英勇果敢、不怕艰苦、坚决奋斗的牺牲精神和我们干部的组织创造才能。我们因为要抓住有利的时机消灭敌人，时常在一天之内行军八十至一百二三十里，来同强大敌人作战。最后一个时期，因为遇到粮食的绝大困难，在作战中每天只能得到一两餐稀饭，个别的部队甚至两天只吃一餐饭，还是不疲倦地同敌人顽强作战。”
“第二，是因为有新区和游击区域群众的拥护和热烈的参战。我们在敌人翼侧行动和作战当中，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在龙山、来凤，宣恩和咸丰地区扩大三千新战士，在江垭地区扩大一千余，最近在津市、澧县和石门扩大三千以上。群众还自动帮助我们运送伤员、侦察敌情和带路。”
“第三，是由于党省委和军委分会一般的正确估计和依据全国革命形势，来灵活运用中央及军委关于粉碎敌人“围剿”新的战略战术方针，特别是退出塔卧以后。” [35]
第三章 长征
红二、六军团（一九三六年七月以后两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为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即从湖南桑植到贵州盘县，这一阶段是以争取在湘黔滇创建新的根据地、继续坚持和发展江南革命斗争为目的的战略转移；一九三六年三月至同年十月，即从盘县到甘肃的将台堡，这一阶段是奉命渡江，北上抗日，与中央红军会师陕北，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而斗争。
第一节 转战湘、黔、滇，争取创建新的根据地
重要的决策
在红一、四方面军已经转移到四川的西北地区之后，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发展就成了长江以南——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最重要的柱石。从地理位置看，由于它处于长江中游，北临武汉，南接长沙，对红一、四方面军的配合作用和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威胁都很大。因此，蒋介石决心在“追剿”中央红军的同时，调集大批军队，组织新的“围剿”，企图打击、消灭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认为前次“围剿”失败，主要原因是只使用了湘、鄂两省的地方军，而且指挥不够统一。因此，这次“围剿”军的组成则以曾和中央红军多次作战的中央军嫡系、半嫡系军队为主。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初开始，他一方面以原有湘、鄂两省参加“围剿”的兵力，共约八十六个团，巩固和增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封锁线；另一方面由鄂、赣增调孙连仲纵队三个师及一个独立旅、樊嵩甫纵队四个师，共约四十二个团，到五峰、澧县、石门、慈利之线准备进击。同时，还调汤恩伯纵队两个师（十三个团）到长沙、岳阳防守，调第一〇二师、第一〇三师配置在利川、宜昌作预备队。为协调“围剿”的部署，在湖北宜昌设立了行营，由陈诚代蒋介石统一指挥。此外，在经济上则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了更加严密的封锁，以造成红二、六军团补给上的更大困难。敌人的计划是：以原来的“围剿”军在以大庸、永顺、龙山、来凤、鹤峰、走马坪为前沿的袋形阵地上筑碉固守，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南、西、北三面实行防堵，限制红军机动；以新调来的孙连仲纵队和樊嵩甫纵队为进攻部队，从津市、澧县及其以北地区由东向西推进。妄图将红二、六军团逐步压缩、聚歼于龙山、永顺和桑植之间。
九月初，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对反“围剿”的作战方针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认为面临的敌情是空前严重的，同时也认为：“日本正在企图〔占领〕华北，白区反帝斗争高涨，宁粤冲突呈现紧张。” [36] “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并开始突破敌之封锁，进入成都、雅安附近活动。” [37] 红二、六军团已有很大发展，并积累了粉碎敌人“围剿”的经验，增强了粉碎“围剿”的信心；东征的胜利，开辟了新游击区，筹集了资财，发动了群众，壮大了自己，整训了部队，这都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一致确认，反“围剿”的困难虽然增多了，但在原有苏区还是具备粉碎敌人“围剿”的条件的。当时，拟定的作战方针是：“在一、四方面军东进川陕地区配合下，依据原有苏区及东部游击区，抓住有利时机击破东面急进之敌，破坏其向西逼退我军包围于龙山、桑植、永顺狭小地区之计划，再寻求机动，在运动中击灭其他方向之敌。” [38]
在国民党军新的大规模“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候，红二、六军团为了争取主动，九月上旬，自动撤离津市、澧县，集结在石门西北的维新、仙阳、大兴、磨岗隘一带，寻机破敌。
但是，国民党军新的“围剿”战略有了很大改变，他们不再是长驱直入，急进猛追，而是逐段筑碉，交替前进，采取持久战略和堡垒主义。自红二、六军团撤离津市、澧县地区之后，国民党军一直是日进三五里，边筑堡、边推进，企图逐步紧缩对红二、六军团的包围，最后再寻找有利时机，与我主力决战，以达到彻底消灭之目的。这期间，红二、六军团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曾在苏区东部的白沙渡、分水岭地区寻找战机，但未能如愿。相反，国民党军对红二、六军团的堡垒封锁却越来越紧，红军能够活动的地域在一天天缩小，情势日益危急。而这时，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通信早在七、八月间即已中断，根本无法取得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处在一个要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进行决策的紧要关头。就在这个时候，九月二十九日，红二军团电台突然收到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当时，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非常高兴也非常警惕，当即用密码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第二天，即收到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张国焘共同签署之回电，电称：“二十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六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以后，中央曾对电台的配备进行了调整。原负责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调整到红军总部，后来被坚持分裂活动的张国焘所把持，因此，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以及所用密码也被张国焘控制。九月三十日，以朱德、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虽讲“一、四方面军六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但实际上，此时张国焘已经指挥红四方面军南下，中共中央已经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当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电台调整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对原中革军委电台实际已为张国焘所控制也一无所知，还以为与中革军委的电信联络已经恢复。
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于十月上旬，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致电朱德、张国焘说明：因红一、四方面军未有东出计划和湘鄂川黔苏区东部地形不利，以及其他主观方面的原因，在当前敌情下继续活动在不宽广地区来打破敌人新“围剿”是困难的；建议主力转移到黔东石阡、镇远、黄平地区活动，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和敌人进行运动战，积极创造条件，转入反攻，争取在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十月十五日，朱德、张国焘复电，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指示：“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以进攻路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接着，十月十九日又指示：“取守势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此电还说明两电是一些建议，如何行动为宜，由红二、六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
接到朱德、张国焘的上述指示后，红二、六军团于十月十七日和十月二十三日，先后在石门的渡水坪和热水溪召开军委分会会议，进一步对行动方针进行了讨论，但未能作出最后决定。
这时，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突围后转移到石、镇、黄地区；二是突围后在现在苏区附近活动；三是继续在现有狭小地区内防守。十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从磨岗隘陆续回到桑植中心地区后，于十一月四日，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了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联席会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的最大功绩是，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决定了战略转移的方针，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转移的转变。这次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认为：敌人从九月开始组织的第三次“围剿”，规模比前两次更大，兵力由第二次“围剿”的八十多个团增加到了一百三十多个团，并且已经完成了对苏区四周的封锁线；湘鄂川黔根据地虽然经过一年的建设，但地主武装和土匪还没有完全消灭，群众也未得到充分发动，后方还不够巩固；苏区面积不大，且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沅江、澧水，西面是大山区，不利于大兵团机动；由于经济落后加之国民党军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了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兵员、物资，特别是粮食的补充和供应极为困难；红四方面军已经退到西康和四川边界，红一方面军也已渡江北上，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已陷于比较孤立的地位。会议认为，在上述情况下，继续坚持在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斗争，确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而突围之后若不远去，敌人进入根据地，依托现有之碉堡阵地对我军作战，我军虽可能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难以取得战役上的胜利，这样也就不可能创建新的根据地和恢复原来的根据地；若长期没有根据地作依靠，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转来转去，势必日益困难，力量被削弱，甚至可能招致最终失败。根据上述分析和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的精神，会议决定，坚决突围远征至湘黔边，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从刘家坪一带出发，向石阡、江口转移
刘家坪会议后，红二、六军团即根据会议决定，部署转移行动。为了加强主力部队，新组建了红五师、红十六师两个师部又五个团：即红五师的十三团（由鄂川边独立团编成）、十五团（由龙桑独立团和龙山独立团合编成），红十六师的四十六团、四十七团（由红十八师的五十二团、五十四团改编）、四十八团（由龙永独立团和永顺独立团合编）。同时，还由机关裁减部分人员补充了主力部队。上述部队均随主力行动。留下红十八师（辖五十三团和新组建的五十二团）在龙山、桑植、永顺地区进行游击战争，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的转移行动及地方组织的秘密工作；如斗争条件确实不利或红二、六军团主力继续西进，则可向黔东转移，与主力会合。当时估计，在红军突围后，敌重新部署追堵，我有短时间间隙可利用，决定逐步向湘黔边转移（不直接走到），尽量避免部队减员。拟先进至湘中沅、资两水地区，进行补充、筹款、扩大抗日反蒋宣传，发动群众斗争。当敌尾追部队接近时，争取在广大堡垒稀少地区集中力量击敌于运动中。先打击尾追之蒋系主力樊嵩甫纵队，尽可能避免进入桂粤边境。
根据上述部署，十一月上、中旬，红二、六军团所属部队集中在桑植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前的各种准备。首先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说明当前形势，提出以运动战打破敌人“围剿”的战斗任务；并进行革命战争特点的教育，坚定部队的胜利信心和决心，为实施广泛机动作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其次，对部队中的老弱妇女儿童、重伤员、重病员以及医院、兵工厂等不便于长途行军的人员和单位都作了妥善安置；吸取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以往长途远征的经验教训，坚决精简了行装，每人只带三天口粮、两三双草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贺龙代表军委分会下达突围命令。当晚，红二、六军团即告别湘鄂川黔根据地，从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为了迅速突破敌人的澧水和沅江防线，红军日夜兼程疾进。先头部队红十七师四十九团于二十日夜到达大庸和溪口之间澧水北岸的张家湾，第四十九团团长王烈亲率一营，乘着木排、竹筏，奋勇抢渡，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对岸敌人的工事，控制了渡口，搭起了浮桥。后续部队有的通过浮桥，多数从张家湾上、下游不远处找到的徒涉点，强渡了澧水，从而，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在战斗中，团长王烈、湘鄂川黔少共省委书记周玉珠不幸牺牲。强渡澧水之后，红二军团四师和红六军团侦察队及红十六师即兵分两路向沅江进发。两支部队不顾疲劳，兼程前进，连续行军一百五十余里，于二十一日晚分别抢占了沅江北岸的洞庭溪和大宴溪，迅速消灭了渡口两岸的敌人，控制了沅江江面。随后，红六军团侦察队和第十六师又俘虏了乘三条船到大宴溪布防的敌军一个营，共三百余人。至此，红军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红二、六军团渡过沅江以后，立即按预定计划展开。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红二军团四师占领了辰溪，五师占领了浦市，六师占领了溆浦。红六军团东渡资水，十六、十七师分别占领了新化、蓝田和锡矿山，军团部进入了新化城内。这样红二、六军团就控制了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
红二、六军团占领这些地区后，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广泛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并积极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早在八月间，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就接到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王震、张子意曾共同署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边分会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号召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团体、军队联合起来，组织统一的革命战线：宣言的发表，是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策略路线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指明红军的任务是：作为中坚力量去组织和团结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与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斗争目标进军。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等主张深得人心，红二、六军团进到湖南中西部地区后，动员群众的工作很快便产生了效果。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直接主持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新化，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很有成效。他还起草了一个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红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说：“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极为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有着极大的义愤，一经红军宣传和发动，许多学生和青年，踊跃地参加了各种救亡活动和抗日团体。在这期间，共建立了三十八支“抗日游击队”，有队员一千七百多人；还建立了“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等组织。有着革命传统的锡矿山工人组织了一支名为“抗日救国先遣队”的武装，其中许多人后来都参加了红军。同时，部队也得到发展，红六军团在新化一带扩大了一千多人，红二军团在辰溪、溆浦扩大了二千多人。
红二、六军团每到一地，都抓紧时间发动贫苦农民，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和分配地主的谷子和财物。群众看到土豪劣绅受到了应有的惩办，又分到了粮食财物，都非常高兴，革命精神随之奋发起来，很快形成了一股投奔红军闹革命的热潮，纷纷参加红军。两个军团在城市中严格执行了“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他们初到时，因为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市面上的商业活动停顿了；后来经过红军宣传，又看见红军只没收“盐运局”的财产，对一般私营企业一个也没有动，商人纷纷开市，照常营业。在筹款和收集物资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共筹得数万银元。红二军团还在辰溪截获了敌人的运输船只，仅布料就缴获了两万多匹。
红二、六军团长驱直入湖南中西部，宣告了国民党军企图聚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迅速改变了战略部署，很快组成了对红二、六军团的“追剿”军，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追剿”部署是：以樊嵩甫纵队四个师和李觉纵队三个师为“追剿”主力，樊嵩甫部经慈利渡沅江向新化、溆浦追击，李觉部由沅陵、泸溪向辰溪、溆浦追击，以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进至沅江西岸，为堵截部队，以汤恩伯纵队两个师（十个团）防守长沙，并作预备兵力。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留下孙连仲和徐源泉的部队对付红十八师和防止红二、六军团主力返回。
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军李觉纵队的第十六、十九、六十三师先头部队，从西北方向赶到了浦市、辰溪附近。此时，这三个师突出、分散，有利于红军攻击。但是，由于红军指挥机构“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不能迅速追进，未估计到敌新‘围剿’部署已成，兵力集结易于转为‘追剿’部署”， [39] 因此，红二、六军团进到湖南中西部后，主力散布过宽，一时收拢不及，错失了这个消灭敌人的有利机会。及至部队收拢时，樊嵩甫纵队四个师也从柳林汊和桃源过了沅江，分两路向溆浦、新化间前进。十二月六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四师、六师和十七师转到湘军侧后，准备在湖南坡、大水田地区侧击樊嵩甫纵队的右翼，不意该敌已先一天通过，进到了马辔市、东坪一带；而李觉纵队却利用红二、六军团主力向东北伸出的机会，乘虚袭击溆浦。这时，溆浦城内驻有红二、六军团后方机关，情况危急，王震当即率领红十六师驰援，指挥部队抗击李觉纵队，相持一夜，于七日撤出战斗。至此，国民党军主要“追剿”部队七个师都已经接近了红二、六军团。在西面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正沿沅江向南伸展，东面汤恩伯纵队两个师也正由岳阳、长沙向宝庆急进，企图通过正面追击和两翼迂回的布势将红二、六军团限制和消灭在沅江和资水之间。
面对这种情况，红二、六军团遂按预定计划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依据朱德、张国焘关于首先向东南，再求西进之电报指示，为了尽量调动和疲惫敌人，使敌主力远离红二、六军团预定到达的地区，转移行动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手段。十二月十一日，两军团由溆浦潭家湾、底庄、桥江等地出发，兵分两路，连续九天向东南急进，造成东渡资水的形势，把追击的国民党军全部吸引了过去。二十一日，红二、六军团进到湘南之高沙市、洞口地区，桂军也开始北调，这时红二、六军遂转向西进。二十二日，在瓦屋塘攻击陶广纵队的第六十二师，想从这里打开西进的道路。但因国民党军已做好防守准备，没有成功，部队伤亡三百多人，红五师师长贺炳炎右臂负重伤（后截肢）。于是，红军改道南取武阳，绕过陶广纵队，经遂宁、洪江间的竹舟江渡巫水，转向北进。时值严冬大雪，地处高山峻岭，部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沿着山里的崎岖小径兼程急进，在江西街和托口再次抢渡沅江，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进到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把追击和迂回的敌人全部甩到了后面。红二、六军团在驻地过了新年，总结了突围一个多月来的工作。
此时，樊嵩甫纵队的先头部队才过榆树湾（今怀化），而郭汝栋纵队主力尚远在麻阳附近，距离红二、六军团都在四天路程之外。汤恩伯纵队在金屋塘即停止前进，准备开回宝庆防范广西军阀。尾追红二、六军团较紧的只有李觉纵队和陶广纵队，其中以章亮基之第十六师最为积极，正从芷江向晃县前进。红二、六军团根据在湘鄂边争取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总任务，于一月三、四两日，以一部分兵力西取晃县和玉屏，作为临时后方，并以少数部队向北活动迷惑敌人，主力则集中在晃县、龙溪地区待机反击尾追之敌。
四日，李觉派保安第十三团一个营首先渡过沅水，占领新店坪、便水地区，担任警戒，架设浮桥，以保障主力渡河。五日六时半，李觉纵队第十六师从岩田铺、裴家店地区沿芷晃公路西进，拟经便水、波州向晃县追击，第十九师和第六十三师（各欠一个旅）同时由竹坪铺、芷江地区出发，在第十六师后跟进，相距约一天路程。
红二、六军团察觉到李觉纵队动向后，决定抓住机会，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先头部队。计划将敌第十九、六十三两师隔绝在沅水以东，集中兵力打击渡过河来的第十六师。红二、六军团五日八时由龙溪口、晃县地区出发。红六军团于十四时半，在上坪、对河铺之间与已超过新店坪的敌第十六师先头一个旅遭遇，战斗十分激烈。十六时，红二军团赶到，第四师向敌先头旅右翼实施突击，第六师按原计划向便水敌渡河点迂回。这时，敌第十六师另一个旅也渡过沅水，进到了新店坪地区。红六师进到新店坪西北地区就为敌人所阻。战斗到六日三时，进展很慢，而国民党军第十九师和第六十三师却相继增援上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的五十一团从敌人左翼突入了敌人纵深，处于敌右翼的红十六师曾全力以赴，给予策应，打得非常英勇，但因为没有后续力量及时地巩固与扩大胜利，结果在敌人援兵的猛烈反击下，被迫退回原地。这次战斗打成了消耗战，红军伤亡一千多人，第四师参谋长金承忠、第十一团团长覃耀楚牺牲。便水战斗没有打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战斗计划不周，没有估计到敌人正面三个师来得这样快，也没有预料到陶广纵队会向龙溪口方向迂回，原想只打敌一个师，结果发展成为打敌人三个师。再就是两个军团动作不够协调，进入战斗和撤出战斗都缺少配合。此外，在整个部署上，对翼侧保障没有充分给予重视，也给战斗带来了不利影响。便水战斗后，陶广纵队又从托口向红二、六军团背后的晃县发动进攻，情势极为不利。在此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即继续向西北转移，途中在田心坪歼灭黔军一个营，击破了敌人的阻截，于一月九日和十二日先后占领了江口、石阡，胜利地完成了进抵石阡地区的任务。
在此之前，留在根据地执行掩护任务的红十八师，在主力突围的前夜即向西南方向行动，吸引了湖南敌军。主力转移时，他们又调头北上，威逼龙山、来凤，牵制湖北敌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敌十多个团围于龙山之岩塘地区。指战员浴血奋战，于二十五日杀出重围。此后，二十八日在桑植的苦竹坪、鹿耳口地区，又遭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六个多旅围攻，奋战两昼夜始突出包围圈。十二月二日，转移至龙山招头寨，又与敌鏖战十多个小时，于三日脱离战斗。在转战中，师参谋长刘风、第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先后牺牲。此时，红十八师只剩下了一千二三百人，处境十分艰难，师领导根据军委分会的指示精神，决定放弃坚持根据地斗争的计划，向湘黔边转移。为便于战斗，将第五十二团和省委警卫连合并为一个营，撤销了第五十二团的番号。经过湖北省西南部和四川省东部，转移到了原来的黔东根据地。此后，在南腰界休息一天，又继续前进，连续走了二十五天，战胜了敌人的多次堵截，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赶到江口，归还了红六军团建制。
在这期间，有一次红二军团电台和红军总部通报时，突然有一个不知呼号、不知所属的电台插进来呼叫，经互相询问，才知道是军委三局王诤局长亲自上机呼叫红二、六军团。通报情况后，他随即发来一份明码电报，大意是：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豪”是周恩来的化名）留在老四处……电报说明党中央已到陕北，而原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用的“豪”字密码本留在了红四方面军，因为没有密码本，所以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仍不能直接联络。
突破乌江
按照原定计划，红二、六军团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目的在于争取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以继续发展革命形势。但是，由于便水之战打成了消耗战，部队伤亡较大，没有能够创造出有利的局面；樊嵩甫纵队、郭汝栋纵队、陶广纵队、郝梦龄纵队以及广西军阀部队共十五个师的兵力，都围拢上来，红军处于不利地位；以石阡、江口为中心的地区居民稀少，经济落后，粮食十分困难，不利于大部队久留；从地形看，这里山河纵横，机动不便，也不适于进行运动战。此时，朱德、张国焘也来电指示：“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应离敌军较远活动，但勿入大荒野地带，敌兵力虽多，亦能进退自如，主动在我……”“乌江上游障碍太多，下游障碍较少，黔南、黔北均少大山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态……”据此，军委分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在石阡召开会议，检讨了突围以来的战斗行动，分析了当面的形势，决定放弃在石、镇、黄建立新苏区的计划，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创立根据地。
从石阡到黔西，最主要的问题是能不能顺利地渡过乌江。为了顺利地抢渡乌江天险，红二、六军团利用敌人调整部署的机会，在石阡、江口地区休整了七天，进行政治动员，并扩大了八百多名新战士；同时，还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任弼时传达了不久前才收到的由朱德、张国焘转来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致二、六军团电：《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案》的内容摘要。这些活动对于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胜利抢渡乌江、进军黔西起了很大作用。
抢渡乌江之前，朱德、张国焘电示：“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为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在龙溪附近突破敌人第二十三师封锁线后，立即向南挺进，连克瓮安、平越，并在马场坪击退了敌第九十九师的截击，西取洗马河和龙里，先锋直逼贵阳。这时，国民党军主力大部在红二、六军团东面和北面，贵阳及其东南地区兵力比较薄弱。所以，当红二、六军团逼近贵阳时，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三师急忙向贵阳收缩，加强防守。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在贵阳以西的乌江防务相对减弱，给红二、六军团西渡乌江造成了可乘之机。但与此同时，遵义方面的国民党军约三个师兵力，却开始了行动，企图南渡乌江进行截击。红二、六军团为了把这部分敌人滞留在乌江北岸，突然来了个大转弯，从北面绕过贵阳，向西北急进，奔袭扎佐、修文，在扎佐全歼敌一个保安团，造成了经息烽北渡乌江的态势。此时，国民党军由于害怕红二、六军团走中央红军的老路，渡江北取遵义，连忙在乌江北岸加紧布防，并命令在四川南部的第三十三师和第六十六师向遵义集中。在此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就解除了右翼的顾虑，遂再改变方向，星夜向西秘密急进，直取贵阳以西的乌江渡口鸭池河。
鸭池河是黔西北数县通往贵阳的主要渡口。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红二、六军团抓住敌人向贵阳收缩、贵阳以西乌江防务空虚的有利时机，以红六师为先导，迅速奔袭镇西卫（今卫城镇），抢占鸭池河渡口。同时，从各师抽调一百二十多名侦察员，组成较强的侦察队担任先锋，连夜急进，于二月二日凌晨到达茶店，歼灭了小股守敌。这里距鸭池河渡口仅十多里，侦察队得手后即迅速向鸭池河老街渡口奔去。天明，红二、六军团主力也相继赶到，当即以猛烈的火力压制对岸的敌军，并迅速夺取船只，开始渡江。当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全部胜利地渡过了乌江。至傍晚，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师和九十九师才赶到了乌江东岸，而这时红军已经占领了黔西。
在黔西、大定、毕节争取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红二、六军团到达黔西地区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有利。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曾经过这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广大群众有良好的影响。红二、六军团来到这里，当地人民非常欢迎，许多人主动给红军带路、通报敌情，踊跃参加红军。而蒋介石在同一年搞掉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以后，即以其亲信吴忠信主持黔政，他极力排挤以至消灭地方实力派，加深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其部队所到之处，抓兵拉夫，封船派马，贩烟放赌，勒索钱财，搞得贵州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民怨沸腾，民变蜂起。许多民变武装和黔军残部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对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和壮大红军极为有利。这时红二、六军团收到朱德、张国焘来电：“关于你们行动有二：（一）在黔、滇、川境广大地区与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之一部，争取〔建立〕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二）入川……与我们会合作战，一、三军〔团〕亦可出陕南配合，……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军委分会研究认为，黔、大、毕在地形、群众、粮食与敌我力量等条件上均为有利，在全国革命形势激烈开展条件下，红二、六军团应继续在长江以南活动，在该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因此，红二、六军团占领黔西县城后，即实行战略展开：第十八师在黔西方向担任钳制任务；第四、六、十七师集中起来，往东北迎击急进的国民党军万耀煌纵队；第五师和第十六师西取大定和毕节。二月五日，第五师从黔西出发，经狗场，进军大定。当日，在行进中击溃敌宋醒保安旅一个营，夺取了重要通道西溪河桥，抵达甘荫棠。六日凌晨，继续向大定县城推进。上午十时，红五师在欢迎群众的簇拥下列队开进大定县城。大定解放之后，当时在毕节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即派地下党员到大定与红军联系。根据当时情况，任弼时、王震、夏曦等讨论决定，立即向毕节进军。二月九日，红十六师进至毕节西北山时与敌发生战斗，全歼保安团一部，在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占领了毕节县城。入城后，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会见了邓止戈以及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等毕节反蒋武装负责人。至此，红二、六军团胜利地完成了由石、镇、黄向黔、大、毕的转移。
在贵州地下党的配合下，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很快展开。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于黔西成立了中共川滇黔省委，并建立了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甘泗淇等出席了成立大会。会议宣布贺龙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希云为代主席，朱长清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同时，详细阐述了红二、六军团来到黔、大、毕的宗旨，明确指出：“我红二、六军团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数年来与蒋介石进行不断的流血的艰辛的战争，此次转战数千里进入川滇黔边，担负着扩大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神圣的光荣的责任，在川滇黔边创造抗日的苏维埃区域与广大抗日的红军，联合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势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之危机。”同时，还宣布了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各级革命政权；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以及保护、发展工商业，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红二、六军团领导又不失时机地组织工作队，深入城乡建立县、区、乡各级革命政权组织。大定成立了拥护红军委员会，毕节建立了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并建立了一个党的区委组织。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黔西北先后建立了九十五个乡和村的苏维埃政权。
在建立各级革命政权的同时，红二、六军团十分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建设。首先以中共贵州省工委掌握的三支武装力量（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部）为基础，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席大明部编为一支队，周质夫部编为二支队，阮俊臣部编为三支队。为加强领导，红二、六军团决定派红六军团民运部长李光清、第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廖明及团政治处主任欧阳崇庭分别担任一、二、三支队的政治委员，邓止戈为“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此外，还广泛组织了地方游击武装。每队一般有一百多人，也有的二十几人。像这样的游击队在黔西、大定、毕节三县共有九十多个。在王震亲自关怀下，还建立了一支苗族武装——苗族独立团。
在“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改善民众生活”、“实行土地政策，没收地主阶级和一切卖国贼、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雇农、贫农、中农、士兵、失业者和难民”的方针指导下，各级革命政权建立后，立即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并领导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使许多穷苦群众第一次吃上了饱饭，穿上了新衣。通过打土豪、分浮财，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激发了群众的觉悟。为了巩固根据地和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各级革命委员会都“以最严厉之手段”镇压一切反动分子和企图反抗的豪绅地主以及潜入革命队伍的奸细。许多欺压群众、作恶多端、死心塌地与红军为敌的反动分子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红二、六军团还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休养生息，加强训练，扩大兵员。由红十六师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分批抽调班、排、连干部，在毕节附近的茶亭、海子街、朱昌等地，进行队列、射击等基本军事训练。通过训练，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扩大红军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总共扩充新战士五千多名，组建了红五师第十四团。
在根据地建设中，红二、六军团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贵州省著名进步人士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一九二五年退出军政界。当红二、六军团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红二、六军团到达后，政治部的同志在他家里发现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并且圈圈点点，认真阅读过。有关同志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王震和夏曦，他们当即登门走访。当问及他为什么看马列主义的书时，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说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王震和夏曦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任弼时也亲切会见了周素园。红二、六军团还请他出来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抗日救国军很快就发展到一千多人。因为他和云南的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相识，当时为了能在这里站住脚，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曾请他给龙云、孙渡写信，他欣然接受。他在信中把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向龙云、孙渡作了详细说明，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由于周素园的信，再加上萧克、王震也给孙渡写了信，并建议两军签订停战协定，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这种态势，有利于红二、六军团侧重对付东面来的敌人和在黔、大、毕地区进行休整。红二、六军团最后撤出毕节时，周素园以五十六岁高龄跟随红军长征，抵达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任八路军高级参议，一九三八年返回原籍。建国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毛泽东称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红二、六军团进入黔西和在黔、大、毕地区建设根据地，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和不安。他迅速把正在四川对红四方面军作战的万耀煌纵队调到贵州，并从南京飞抵贵阳亲自布置“围剿”，命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五个纵队，即万耀煌纵队、樊嵩甫纵队、郝梦龄纵队、李觉纵队和郭汝栋纵队进攻红二、六军团，以郭思演纵队、孙渡纵队从东西两面防堵，以川军杨森、李家钰部沿长江布防。红二、六军团刚刚占领黔西时，万耀煌部已占其北面的打鼓新场，先头部队进抵军事要地三重堰，郝梦龄部紧随其后，第九十九师及第二十三师逐步向鸭池河靠拢。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红二、六军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占领的区域，创建川滇黔新的根据地，二月五日黔西会议后，贺龙、萧克亲率主力红四、红六、红十七师向三重堰方向迎敌，留红十八师驻守黔西，严守鸭池河渡口和烂泥沟并继续开展地方工作。
二月六日，万耀煌纵队本队到达三重堰。此间，萧克率红十七师到牛场（今定新乡），贺龙率红六师主力到大协厂，一部到新开田，红四师在沙窝。当时估计万耀煌部可能南移，红六师和红十七师便到樱桃坪以北设伏，但万耀煌部停止于三重堰，未能打成。二月十日，红二、六军团为了调动敌人，创造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条件，以红十七师深入敌后，占领了打鼓新场，战斗中红十七师师长吴正卿阵亡。红二军团的主力绕到三重堰敌人的北面，计划在三重堰东北地区歼敌，然而万耀煌并没有因为红六军团占领打鼓新场而后顾，却乘红二、六军团主力转向东北方面、正面兵力薄弱的机会，突然于二月十四日袭占了黔西县城，把被红军阻于乌江东岸的敌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三师接应过了鸭池河。二月十七日，红二军团进到大定。十八日，敌万耀煌、郝梦龄两个纵队即向大定进攻。黄昏时，红六师于黄家坝重创郝梦龄之先头部队第五十四师，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六十余支，但未能阻住敌人，大定于十八日失守。国民党军的逼近已直接威胁到毕节。此时，红十七师在萧克率领下从打鼓新场撤到了大定的六龙场，次日转到将军山，计划在此阻滞敌人，以掩护毕节的红军休整补充和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
将军山位于大定县城西面，数十个巍峨的山峰从南向北一字排开。清毕公路从这里蜿蜒穿过，是大定通往毕节的门户。二月十九日上午，红十七师进到将军山、七家田一带。前卫团刚上公路，就发现一股敌人由大定沿公路接近七家田。萧克当即命令第五十五团及第五十一团从公路东侧攻击运动之敌。前卫第四十九团十分机智，听到后面枪响就停止了前进，从公路西侧插了过去，左翼部队也有一部穿过公路，对敌形成了强大压力。经过激烈战斗，仅一个半小时就将万耀煌苦心经营的、从袭占打鼓新场、进犯黔西到攻占大定一直冲在前面的、拥有六个连的敢死队全部歼灭。红二军团的四师十一团一个营和五师的一部也参加了这场战斗。这次战斗，缴获敌人步枪三百余支、轻机枪九挺，毙敌一百余人，俘敌三百余人。战斗结束后，萧克和红十七师师长刘转连登上将军山，看到远处敌人正在大定城外集结，当即命令红十七师占领将军山，构筑工事，转入防御。敢死队被歼后，万耀煌纵队便龟缩于大定城不敢冒进。直到二十五日，郝梦龄纵队进至锅厂，威胁红十七师将军山阵地北侧，万耀煌纵队才向将军山反扑。先以轻重火器向红十七师阵地射击，然后以多路队形发起攻击。红军居高临下，隐伏战壕，待敌进至预定距离时，才一齐开火，发起冲击，一直把进攻之敌赶到山脚下。如此反复数次，终使敌人进攻企图未能得逞。红十七师控制将军山，形成了在毕节、大定地区建设游击根据地的东面屏障。二十六日，敌人又向将军山大举进攻，此时红十七师完成阻击任务后，正逐步向毕节撤退。当撤到离将军山二十里的响水河西岸时，萧克发现河对面公路上敌人正向响水开进，便命令第五十一团迅速出击，一举歼灭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将敌阻滞于响水河东岸。是日黄昏，红军撤出战斗向毕节转移。
在红六军团激战将军山的同时，红二军团直属队和红六师进到了鸡公山，红四师到了沙树坪。二十日，红军估计黔西甘荫棠之敌第九十九师可能增援大定万耀煌部，即设伏于羊场、乌溪西，争取歼灭援敌之一路。后因敌原地未动，故当晚撤回六龙场。二十三日，红军判断樊嵩甫纵队本日可到瓢儿井，决定以红二军团出瓢儿井以东迎击，但因敌已先到瓢儿井，红军即改变原定部署，转赴打鸡阆、坝子寨一带待机，二十六日到了毕节城。
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地区英勇作战，虽予敌以沉重打击，但由于红军进入黔西以后向东北方面的行动过迟，未能抢先占领三重堰等军事要地，对敌万耀煌部的急进估计不足，其他四个纵队的敌军也已逼近，致使黔西、大定在数天内得而复失，从而失去了以黔、大、毕为基础继续创建新根据地的可能。将军山之战先是对敌的歼灭战，后又进行了成功的防御战，最后在撤退中突然实施反击，也连续取得胜利，对于保住毕节，赢得时间，保证部队从容转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未能扭转不利的局面。
二月二十七日，中共川滇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共同研究认为，在黔、大、毕地区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未能给敌以致命打击，东面敌占黔西、大定，三路靠拢，逼近毕节城〔地形上毕城不利〕，周围约一百二十个团的敌人包围线〔圈〕内之活动范围狭小，而〔且〕短期内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给养条件困难”， [40] 决定自动退出毕节城，放弃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乌蒙山中回旋战
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时，朱德、张国焘曾电示：“一、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将努力夺取北端五省；二、你们即可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争取建立你们的新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军委分会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本着争取建立新根据地的方针，在继续于黔、大、毕活动已经不利的情况下，决定首先转移到黔中的安顺地区，争取在那里创立临时根据地，准备于时局大变动时，再东进到湘黔边境活动。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毕节，进入了乌蒙山区。当时，因敌人十个师又一个旅全在后面和左侧后，不能直接从毕节去安顺，遂沿毕节、威宁大道向西前进，计划将敌人向西调动，造成敌人的疲惫和错觉，然而再突然摆脱敌人，折向东南去安顺地区。这时，蒋介石也在多方调动兵力，其意图是：将红二、六军团压迫和消灭在金沙江右岸、毕威大道以北地区。但各派军阀矛盾很多，各有打算。云南军阀龙云不仅害怕红二、六军团西入云南，也害怕蒋介石施“假道灭虢”的故伎，以致落得同贵州王家烈同样的下场。所以，取保守云南的态度，把孙渡纵队全部放在昭通、威宁地区防堵，企图与追击军造成夹击之势，逼迫红二、六军团北走四川。四川军阀害怕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图川西，杨森和李家钰等部数十个团，也取消极态度，只是在川南和沿江地区防堵。贵州蒋介石亲信顾祝同则以万耀煌、樊嵩甫和郝梦龄三个纵队沿毕威大道及其两侧的平行道路向威宁方向追击；以李觉纵队由织金方向、郭汝栋纵队由大定方向向水城、威宁截击，阻止红二、六军团南出。顾祝同企图利用川、滇军队严密防堵的形势，以重兵从东、南两个方向向红二、六军团压迫，以达消灭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以东之滇、黔、川边境的目的。
三月二日，红二、六军团进到野马川。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带两个警卫员到一个在毕节新编入的部队检查工作，在七星关趟水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夏曦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早年即和毛泽东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活动家。他在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期间，由于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给党和红军以及苏区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但自丁家溶会议受到批评后，已有悔改表现，并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对他的牺牲，任弼时曾电告朱德、张国焘，表示“殊为深痛”。
在野马川地区，红二、六军团鉴于李觉、郭汝栋、郝梦龄三个纵队都已转到东南，截断了去安顺的道路。于是改变行动计划，继续西进，准备到妈姑地区折向南行，赶到李觉、郭汝栋纵队前头，经狗店子进入滇东的南北盘江之间地区。但当红二、六军团于四日到妈姑、回水塘地区时，李觉纵队已经进到水城、威宁之间，南进道路又被截断。而追击的敌人，这时也接近了红军的后卫，其中，樊嵩甫纵队的先头部队竟前出到了红二、六军团左前方的朱歪地区。
红二、六军团面临的情况是，继续南进已不可能；如原地停留则有被敌包围的危险；向西走，在昭通、威宁地区的孙渡纵队威胁又很大，唯有西北方向的川军主力远在金沙江沿岸，情况较为有利。因此，红二、六军团又改变路线，向西北奎香、彝良方向行动，将敌追击和截击的部队尽量向西北方向调动，使其敞开南面或东面的道路。
红二、六军团向西北一动，敌人误认为红军要经彝良、盐津北渡金沙江，樊嵩甫、万耀煌、郝梦龄三个纵队急忙转向西北追击，川军也派第一二三师南出川滇边之白水江岸牛街地区堵住红二、六军团的去路。八日，贺龙、任弼时估计敌樊嵩甫纵队的第二十八师可能向红军逼近，因此以红二军团四师和红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从奎香回转到以则河、法冲之线以北山地伏击该敌，以五师到恒底游击，钳制敌樊纵队第七十九师。但敌第二十八师并未全部向红军逼近，到以则河的只有一个侦察连和一个步兵连。这部敌人被红军伏击全部歼灭。此战俘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一百余支。以则河战斗后，红二、六军团急速返回寸铁坝、奎香地区，经乌沙寨、放马坝以东向镇雄前进，至牛场又向左转入深山，循山中小径向东南绕行，拟从镇雄以南脱出敌人包围，经杨家湾穿过毕威大道去安顺。
这时，顾祝同狂妄地认为，在他指挥的大量军队追堵截击之下，红二、六军团已经疲惫不堪、走投无路，企图消灭红二、六军团于镇雄西南大山之中。因此，急令追击军全部东调，命令樊嵩甫纵队尾追红二、六军团，郝梦龄、万耀煌两纵队转向镇雄截击，积极寻找红二、六军团主力决战。他还不顾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的大量减员和疲惫，命令他们迅速经威宁北转，向朱歪、安耳洞地区攻击红二、六军团，并指定郭汝栋纵队在万耀煌纵队左翼加入战斗。但李觉纵队取消极态度，其部队仅沿毕威大道向毕节巡弋。当红二、六军团通过镇雄西南大山的时候，郝梦龄纵队和万耀煌纵队的第九十九师已经到达镇雄城，万耀煌纵队的后梯队第十三师也正经得章坝向镇雄前进。三月十二日，红二、六军团拟经得章坝向杨家湾前进，红四师已在驻地集合。此时，第十一团从坝柳送来万耀煌部的两名逃兵。他们供称：万耀煌正亲自率领第十三师经得章坝向镇雄前进。贺龙、任弼时看到了俘虏，了解了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令红四师第十一团在左，第十二团在右，速向得章坝方向迎敌；红六师在第十一团左侧平行前进，准备侧击来敌。出发一小时后，红四师与敌接触，并迅速发起了攻击。左面第十一团二营突进了敌人的警戒阵地，消灭了敌人两个连。右面第十二团冲进了敌人的司令部，敌纵队司令兼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在溃乱之时只身逃走。位于第十一团左侧之红六师也对敌进行了顽强攻击。正在行进中的敌人被拦腰截断，首尾不能相顾，完全失去控制，乱作一团，四处溃散。此次战斗，红军俘敌二百余人，毙伤敌营、连长以下一百二十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七挺、长短枪数百支、弹药三百余挑。在这次战斗中，第十八团政治委员余秋里，用自己的身体掩护该团团长成本新（后改名成钧），左臂负重伤（后来截肢）。由于敌第十三师主力逃脱，郝梦龄纵队及第九十九师又由镇雄折回增援，因而红二、六军团未能歼灭更多的敌人，经得章坝南进的道路没有打开。十二日晚，红二、六军团改向西行，第二天，在财神塘地区，又同敌郭汝栋纵队遭遇。与此同时，在红二、六军团后面的郝、万两个纵队也跟踪追到安耳洞以东地区，与红六军团接触；南面之敌李觉纵队在水塘堡和赫章地区，距红二、六军团甚近，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北面樊嵩甫纵队也在红二、六军团来路上寻找红二、六军团踪迹。敌人越聚越多，包围也越来越紧。而红二、六军团经过长时间连续行军作战，非常疲劳，机动能力受到影响。军委分会一方面充分地估计了面临的困难，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并减轻了一些驮担和重装备，以提高部队的运动能力；另一方面，又看到敌人主力不仅被调到了红军的北面和东南，敞开了南面的通路，而且也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懵头转向。于是，果断地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手段，从郭汝栋和樊嵩甫纵队之间向西北方向突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第三次进到奎香地区。红二、六军团跳出敌人包围之后，立即兼程南进，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纵队的防线，直趋滇东。
红二、六军团这次历时近一个月、辗转千数百里的大回旋战，是在云贵高原之乌蒙山中进行的。这里人烟稀少，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且少数民族居多的地方。他们在一年前共产党及红一方面军革命活动的影响下，对红军有一定的认识。红二、六军团到达该地时，部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虽然当地群众生活贫困，红军还能在公平买卖的前提下，取得最低限度的给养，保持部队的基本生活和机动能力。但在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战斗中，有时为了调动敌人或避免不利的战斗，不得不紧急改变行动方向；有时为了创造有利条件，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强行军。因此，伤病员常常得不到最起码的休息和医疗，安置也很困难。在黔、大、毕地区吸收的大批新战士，由于缺乏锻炼和教育，加之战斗频繁，掉队落伍的很多。党组织在部队中不间断地进行了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撤出毕节时，党委提出了继续在黔滇边争取创造新根据地的政治任务，给红二、六军团一切人员和一切行动树立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奋斗目标。行军作战中，及时地交代当前情况，解释行动性质，做到让大家心中有数，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保持坚强的斗争意志。同时，在全体指战员中，广泛地组织群众性的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特别是加强了对新战士的帮助。党员、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吃苦在先，战斗向前。这些政治思想工作及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援，使红军自始至终地保持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战斗意志，从而胜利地完成了这场艰难而复杂的回旋作战任务。
三月二十二日，红二、六军团进抵滇东宣威东北的来宾铺、徐屯一带。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考虑，按原计划去安顺地区已无可能，遂决定在滇黔边之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晚，他们得知宣威只有滇军刘正富部一个旅守城。为了给创建根据地打开局面，并取得人员和物资的必要补充，决定以红六军团为主，红二军团配合攻占宣威城。当即命令红五师到陡山坡阻击郭汝栋纵队，红六师到石丫口集结待机。夜间，敌派搜索分队到来宾铺地区活动，红六军团警戒部队迅速投入战斗，将其击溃。二十三日拂晓，刘正富旅出城，占领了虎头山阵地，并以此为依托向来宾铺推进，首先与红六军团直属部队接触。战斗打响后，红四师、红十六师、红十七师也都参加了战斗。红十六师一部曾突入刘正富的旅指挥所，后因孙渡纵队的鲁道源、龚顺壁两旅增援上来，红军多次攻击，未能奏效，遂于当晚撤出战斗。这次战斗计毙敌四百余人，刘正富旅受重创。红军伤亡亦重，共牺牲三百余人。第十一团政治委员黄文榜、第十二团团长钟子廷、第五十团政治委员段兴寿、第十六师组织科长唐辉、第十七师组织科长罗辉英勇献身。来宾铺战斗后，红二、六军团继续向南转移，于二十八日进到了南北盘江之间的盘县、亦资孔地区。
第二节 胜利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一九三六年三月底，红二、六军团到达盘县、亦资孔地区时，国民党军李觉纵队进至郎岱；郝梦龄纵队进至北盘江沿岸的白义河、铁索桥、茅坪坡渡，与在白层的郭思演纵队沿北盘江东岸联合布防；樊嵩甫纵队和郭汝栋纵队集结于水城、土城；滇军孙渡纵队进至白龙洞、迤后所一带，与红六军团对峙。极度疲惫的国民党军，企图在上述地区进行整顿，然后对红二、六军团进行新的围攻。
红二、六军团在胜利地进行了机动灵活的乌蒙山中回旋战和来宾铺战斗之后，现在又造成了较为有利的形势。当面敌人的数量大为减少，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周围国民党军一线部队只有樊、郝、郭、李等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共五十多个团，而且所有追击之敌都被红军拖得减员很大，疲惫不堪，士气沮丧。距红二、六军团最近、行动比较积极的只有孙渡纵队，但其兵力单薄，不敢单独冒进。而红二、六军团还具有相当于桑植出发时的实力，并且在运动战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进入滇黔边境后物质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士气旺盛。此外，牛栏江以东、南北盘江之间广大地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反动统治比较薄弱，地形和政治经济条件，也利于红二、六军团活动。军委分会根据上述分析认为，有在盘县以南兴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可能；同时，还考虑即使此着不成，也可利用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高潮和正在发展的蒋介石与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挥师向东，与敌周旋，求得存在和发展。这样，在江南保存一支红军主力，无疑将对以后全国革命局势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然而，几天前，在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张国焘曾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发来电报：
“一、我们自动放弃天芦，已进占道学、炉霍，即取甘孜、瞻化、雅江，现懋功、丹巴、崇化、绥靖仍在我手。”
“二、一、三军〔团〕、二十五军近过黄河，在汾水黄河间活动，二十六军仍在陕北苏区。”
“三、刘湘、邓锡侯、刘文辉部在天芦、灌县、威茂一带防我反攻，孙震〔前田部〕进绵阳、平武、松潘，李家钰约九〔个〕团在会理、西昌一带及金沙江沿岸阻隔你我会合要道，薛岳周吴部十八〔个〕团驻雅安州泸定，李韫珩六个团驻康定，有开团〔？〕驻雅安说。”
“四、因你们善用机动战，已将你处敌军陷入严困状态中。李觉部早图调回湖南，已伤亡过半。万师受打击清整。裴郝师均叫苦。樊纵队亦疲劳，似滇军肯积极，敌大部似落在你们五、六天后，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李家钰九个团分散甚宽，战斗力亦不强。”
“五、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江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过金沙江。”
“（一）在蒙昭一带渡河，该处渡船多，但须先抢到手。经会理、盐源到雅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
“（二）第二渡河区在皎平渡，鲁车渡渡河亦可，但船少。”
“（三）源〔元〕谋龙街亦可渡。”
“（四）如上述三处不能渡河时直经禄劝、武定、元谋，进姚安、大姚、盐丰一带设法渡河，到华平〔坪〕、永北〔胜〕一带更为稳妥。”
“（五）若西上即到邓川、鹤庆、丽江，过维西、中甸、阿子经德荣、定乡，可到巴安与我们会合。”
“六、此道即暑天亦应多备冬衣。”
“七、过金沙江后即休息整理缓进。”
“八、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
“九、如果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因为这份电报对红二、六军团是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还是仍留在滇黔川边活动没有肯定的意见；又因此事关系到红二、六军团今后的战略行动和中国革命的大局，需要慎重对待，所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没有匆忙作复。
为了弄清朱德、张国焘来电的意图，曾反复进行讨论研究，并致电朱德、张国焘进行磋商。
三月二十九日二十四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请求决定红二、六军团的行动：
“一、我军自离开毕节后，在彝良、镇雄地区直至进入滇境之先的不〔长〕时期内因粮食缺乏，气候奇寒，居民房屋稀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部队已相当疲劳，减员亦颇大〔以则河、得章坝及宣威城北战斗共伤亡千人左右，落伍、开小差总共在二千人左右〕，惟近日又在恢复中。”
“二、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即包括敌之樊、郝、万、郭、孙、李等纵队〕，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
“三、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未〔或〕不至感到大的困难。”
“四、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及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以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五、我军于昨二十八日进占盘县，集结在盘县、亦资孔之线。”
朱德、张国焘三月三十日及时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回电：
“一、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能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
“二、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汇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
“三、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须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
“四、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这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才弄清，朱德、张国焘“复电虽未肯定决定，但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故最后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 [41] 军委分会经过慎重研究，最后决定渡江北上，并争取经普渡河在元谋渡江，沿华坪、永北北进。当时还作了一个预案：万一过不了金沙江，就向澜沧江方向进行游击活动。后来的实践证明，红二、六军团渡江北上，符合当时党和红军提出的战略方针，适应了全国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
一九六一年，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为什么过金沙江？第一个电报有争论，叫我们准备生姜、辣子、衣服等，我们不同意。第二个电报指出了五个渡口。第三个电报命令渡江。这是有命令才走的。一部分同志不愿过，理由只有一个，革命，南边也要放一个。你讲二、六军团（在金沙江以南）能否有发展？利用军阀矛盾，利用广大区域，四川、湖南、湖北、贵州都可以去嘛。湘江、沅江都挡不住我们。……最后一个命令才过江的。” [42]
萧克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从当时整个国内形势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委分会的研究，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43]
抢渡金沙江
红二、六军团北上抗日的方针决定后，在盘县休整了三天，扩大了七百多名新战士，进行了思想动员、组织整顿和物资准备工作，并在部队中普遍传达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大纲》。三月三十一日，红二、六军团离开盘县，开始了长征的第二阶段。两军团在平彝附近冲破了滇军孙渡所部防线后即分两路行动，红二军团在右，经沾益、寻甸，红六军团在左，经曲靖、马龙，向普渡河渡口急进。这时，蒋介石迅速调整了部署：组织了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以龙云为总司令，令滇军迅速组织追击堵截，樊嵩甫、李觉、郭汝栋各纵队也向滇东追击，顾祝同则飞到昆明代蒋介石坐镇指挥。
四月六日，红六师攻占寻甸。龙云估计：红二、六军团有可能沿红一方面军的路线从元谋渡江北上，因此，急令张冲率滇军近卫第一团、近卫第二团、工兵大队、警卫营从昆明赶到普渡河铁索桥两岸防堵。同时，急派督训处长卢汉赶到杨林，要孙渡纵队加快追击速度，配合张冲率领的部队，滞留红军于普渡河东岸，待兵力集中后，将红二、六军团歼灭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地区。孙渡受命后，即从杨林分两路追击：以第七旅为一路，从寻甸、羊街尾追；以第一旅、第三旅为一路，由孙渡亲率，经嵩明直插款庄地区，与张冲部相配合，形成对红军的合击之势。
四月八日，红二军团前卫四师抢渡普渡河时，渡口已被张冲部封锁，铁索桥上的桥板均被拆除。红四师大部于拂晓前在铁索桥下游不远处涉过普渡河，接着向敌军控制的制高点音翁山发起攻击。战斗中，师政治部主任萧令彬阵亡。同日，红六军团从可郎出发，拟继第四师之后渡过普渡河。当红十七师进至款庄、小松园时，突然遭到孙渡纵队第一旅和第三旅四个团的拦阻。敌人先期占领阵地，在优势火力和蒋介石派驻昆明之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掩护下，向红六军团发起攻击。红六军团在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向东边战斗边转移。战斗从上午十时一直进行到下午五时。这时，红四师渡过普渡河的部队也奉命从对岸折转（从红六军团右翼绕过），萧克当即令其先行归还红二军团建制。接着，红六军团也退出战斗，转到可郎西北之胡家村。
这时，形势已不利于红二、六军团在元谋渡江北上。西面普渡河受滇军阻击，柯渡以东滇军龚顺壁旅也追得很紧，只距一日的路程；柯渡以北金沙江沿岸，川军杨森、李家钰部正在巧家、宁南、蒙姑、盐场各要点加紧布防；按照蒋介石指令行动的李觉纵队、郭汝栋纵队已进到马龙、曲靖之线，樊嵩甫纵队正由宣威向沾益疾进。
四月八日下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紧急磋商，决定放弃从元谋渡江的计划，改由滇西金沙江上游渡江。当时，红二、六军团在调整部署中，遇到的最大威胁就是滇军龚顺壁旅，如若不能阻止他的追击，任其进至可郎附近，红二、六军团将困于方圆不足几十里的狭小区域，甚至陷入四面被围、前后受敌的危险境地。四月九日凌晨，贺龙、任弼时命令已于七日进至甸尾、可郎一带的红六师立即返回六甲，坚决阻击龚旅，掩护整个部队行动。
六甲，左傍贾白山，怪石嶙峋，右侧山峦起伏，灌木丛生。四月九日九时左右，红六师在师长郭鹏、政治委员廖汉生率领下全部折返六甲地区。前卫第十八团刚到六甲的石腊它丫口，就和龚顺壁旅遭遇。该团当机立断，立即以第二、三营在正面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第一营迅速抢占了左侧之制高点，并向敌人发起冲击。龚顺壁旅见势不妙，立即调集兵力，在炮火支援下与红军拚死争夺，两军形成了拉锯战。敌人倚仗猛烈的火力掩护，企图以一个团攻占右面的高山，以一个团攻占左面的丘陵。这时，红六师师长郭鹏、政治委员廖汉生已令第十六团占领左面山峰，控制了制高点，第十七团在后布成第二道防线。敌人连续发起几次集团冲锋，均被红六师击退。接着，第十八团也在团长成本新和政治委员杨秀山率领下向敌人发起了反冲锋，给敌人以严重打击。
当日下午，战斗益趋激烈。红军的弹药越来越少，战士们一面收集阵地上敌人丢弃的枪支弹药，一面堆砌滚木礌石，构筑工事，准备对付敌人更疯狂的反扑。这时，敌机数架突然飞临，向红军轰炸扫射，敌军趁势向红六师发动了全面进攻。在紧急关头，贺龙派红五师一部前来增援，出其不意，从左翼突然发起攻击，敌军顿时乱了阵脚，全线后撤到七甲。
六甲阻击战，歼敌四百余名，给敌人以重大打击，迫使滇军再不敢紧追。红六师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师长郭鹏、第十八团政治委员杨秀山、参谋长陈刚都负了伤，该团三个营长伤一亡一，九个连长伤亡八人。这次胜利，为红二、六军团调整部署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而为实施由滇西金沙江上游渡江的计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月九日，红六军团从胡家村，经鸡街、大古村向柯渡转移。敌孙渡纵队尾随紧追，红军一面阻击，一面前进。当夜，全军团到达柯渡与红二军团会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认为能否甩开滇军主力，争取数日机动时间，是渡江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周密考虑，他们认为：在强敌围追堵截的不利形势下，灵活机动，抓住时机，抢在樊嵩甫、李觉、郭汝栋三个纵队围拢上来之前佯攻昆明是上策。现红二、六军团四面皆有敌人重兵，唯有昆明兵力较弱（只四个团），同时，龙云部倾巢出动，把注意力放在了普渡河方向，为红军向昆明佯攻造成了有利条件。“攻其所必救。”龙云势必调回他的主力一部或大部去保卫昆明，这样红军就可减轻或摆脱敌人的纠缠，即刻掉头加速西进，预期可能争取三至五天的机动时间，以保证部队渡过金沙江。于是，佯攻昆明的行动就迅速决定了。
四月十日凌晨，红二、六军团开始行动，以急行军掉头南下，巧妙地穿过孙渡、张冲两部间隙直奔昆明。红二军团六师在前，以第十八团为前卫，当日进抵昆明以北的阿子营、羊街和鼠街一带，并派小部队到距昆明三十余里的厂口、沙郎附近活动，造成了即将进攻昆明的态势。十一日，第十八团相机夺取了距昆明四十里的富民县城，全歼了守敌。当晚，红二军团全部到达富民城内及附近地区集结。红六军团也以连续的急行军，经过羊街、可郎、平地，于十一日上午九时到达了富民的赤臼街（赤鹫）。由于红二、六军团出敌不意突然进至昆明近郊，又摆出了要攻城的阵势，顾祝同、龙云仓皇失措，惊恐不安。是日，昆明全市紧急戒严。龙云一面调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守城，一面急电张冲和孙渡回救昆明。正当滇军主力慌乱地从普渡河回救昆明时，红二、六军团又突然向滇西挺进，从而使敌人完全陷入了被动应付的地位。
四月十二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报告了普渡河之战和改变由元谋渡江的经过情况，以及决定向巨甸前进，设法在该地渡江的计划，请予接应。
红二、六军团在富民、赤臼街渡过普渡河后，前面已没有敌正规部队堵截，后面的追兵也被甩得很远。为了缩短进军时间，争取早日渡江，贺龙、任弼时将红二、六军团分为左右两路，不顾敌机的骚扰轰炸，日夜兼程西进。两军团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日行百里，所向披靡。左路红二军团连克楚雄、镇南、祥云，于四月二十日前全部到达宾川。右路红六军团连占盐兴、牟定、姚安、盐丰，四月二十日到达宾川与红二军团会合。会合后，两军团于二十三日占鹤庆，以破竹之势横扫了滇西。
由于龙云对红二、六军团判断错误，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红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他即责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重要物资均运往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团、警察守备，所以，红二、六军团每下一城，都缴获甚多，吃的穿的，无所不有，虽然日行百里，但体力强壮，情绪高昂。红六师袭占祥云时，俘民团千余，经过教育审查和争取，大部参加了红军。
这时，国民党军仍想迫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边决战，顾祝同、龙云一面令孙渡、李觉、樊嵩甫纵队跟踪尾追，一面令郭汝栋纵队从元谋以北渡江，向华坪、永北急进，以便抢先控制金沙江北岸，前堵后追，围歼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南岸之鹤庆、丽江地区。然而，由于红二、六军团进军神速，这一计划同样化为泡影。
到达鹤庆后，军委分会召开会议，确定了渡江部署：以红四师为前卫首先渡江，以红十六师担任掩护，最后渡江。
四月二十四日，红四师从鹤庆出发到丽江，二十五日抵石鼓，沿江寻找船只，动员船工并组织工兵、民工赶扎竹筏和木排。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则于二十六日先后到达石鼓。
石鼓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康藏地区的重要门户。石鼓到上游的巨甸相距一百二十里，金沙江由北向南湍湍而下。在这个地带，红二、六军团前卫部队和后续部队共找到七只船，还有自制的竹筏、木排，动员了二十八个船工，开设了木瓜寨、木取独、余化达、格子、士可等五个渡口。从二十五日夜开始起渡，人员全部乘船或竹筏、木排，马匹则涉水泅渡。到二十八日黄昏，一万七千人马除一只船翻落江中外，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滇军刘正富旅风风火火地赶到江边，见红二、六军团已经过了金沙江，又看见红军写下的大幅醒目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啼笑皆非。
朱德、张国焘得知红二、六军团已胜利渡过金沙江，四月三十日发来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黔滇万里转战的红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红二、六军团渡江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地乘飞机至金沙江边的宾川、鹤庆、丽江一带巡视，立即决定追歼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大渡河之间，令驻雅江之李韫珩部向康南推进，南北夹攻，截断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联系。
为策应红二、六军团渡江，红三十二军（原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由道孚南下，击溃敌两个团后进占雅江，阻止了李韫珩部南进。此时追击的国民党军疲惫不堪，无法克服藏区物质条件和高原气候、地形方面的困难，滇军、湘军为保存实力也不愿入康远追，所以都相继停了下来，改为防堵红二、六军团南返。孙渡纵队防守金沙江南岸；郭汝栋纵队防守华坪、永北；樊嵩甫纵队防守盐源、盐边；川军李家钰部防守西昌、会理；原驻川西的蒋系薛岳部防守大渡河之线，对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采取封锁态势。至此，敌人南北夹击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彻底破产。
翻越雪山
自四月二十五日开始，红二、六军团从石鼓至巨甸地段陆续渡过了金沙江，进入中甸地区，两军团分别抵达格罗湾和吾竹地区进行休整。在休整中，普遍向部队介绍了藏族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教育，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各项政策规定，用实际行动体现中国工农红军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以取得藏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保证顺利通过藏民区，早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同时，要求部队为翻越雪山作好思想上和物资上的准备。
中甸地区，位于滇西北，属康藏高原。这里人烟稀少，贫穷落后，当时还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居民主要是藏族，一般都信奉喇嘛教。
红军进入康藏高原后，虽然前无强敌堵截，后无重兵追击，但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民族信仰、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等特殊情况，再加上与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相勾结的土司、领主武装的阻拦，翻越雪山、通过藏民地区，便成为一场特殊的战斗。
二十九日清晨，红二军团前卫第四师，以第十二团为先头部队，开始向哈巴雪山进军。雪山，海拔五千二百多米，山势陡峭险峻，终年积雪，从金沙江峡谷到雪山顶峰，俨然几层天地，从下到上，气候有春夏秋冬四季感觉。红四师从格罗湾开始登山，中途曾遇小股藏族反动武装袭击，第十二团政治委员朱辉照在战斗中负伤。击退反动武装后，部队又继续前进，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攀登才翻越了雪山，于三十日到达了中甸县城。随后，红二军团直属队和五师、六师，红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十八师也分别于五月一日、三日先后翻越了哈巴雪山，分别到达中甸县城及其附近地域，以及距中甸县城五十里的南坝一带。在此，全军及时总结了翻越雪山的经验。
中甸，是一座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僻山城。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名为归化寺，僧侣很多。当红军到来时，受到国民党欺骗宣传的藏族群众大都躲进了山林。归化寺的最高统领松本活佛令僧众紧闭寺门，防范红军。为顺利通过藏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要求红二、六军团切实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寺院，严守纪律，筹措物资一律实行现金交易，公平买卖。在这里，红二、六军团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任弼时报告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关向应总结了部队自刘家坪出发到中甸这一阶段的工作。为了公开申明红军的正确主张，红二、六军团还以贺龙主席名义颁发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说明了红军“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和纪律；申明了红军的政治主张。红军还十分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藏族中上层人物的同情与支持。归化寺院内负责保管青稞和跳神用衣的喇嘛夏拿古瓦，看到红军的行动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便自愿要求当代表与红军谈判。五月一日，夏拿古瓦等主动到红军驻地会见贺龙。为表示对红军的尊重，他们向贺龙敬献了哈达。贺龙热情接待了夏拿古瓦及其他代表，从交谈中，贺龙得知寺院对红军尚存有疑虑，当即向代表作了明确的解释和答复，宣传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并请夏拿古瓦带回了以他个人名义致八大老僧的信件。信的内容是：（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听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付金。（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与此同时，红军发出了“严禁入寺庙”的告示，通令全军指战员不准进入寺庙。为保证寺内安全，红军还派出卫兵到寺院大门站岗。
红军正确的政策，严明的纪律，对待藏民的热情、真诚，及时消除了归化寺大小僧人的疑虑，他们都愿意为红军通过藏区尽力。
五月二日，贺龙等一行四十余人应邀进入归化寺作客，受到全寺僧众的热烈欢迎。掌教八大老僧及三十余名喇嘛迎接贺龙一行进入大寺“直仓”（佛厅）。归化寺还破例为贺龙一行举行了“跳神”仪式（一种宗教仪式，每年冬月举行，以庆祝丰收，祈祷吉祥如意）。在“跳神”仪式上，贺龙将写有“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的锦幛赠送给归化寺，祝愿藏族人民繁荣昌盛。这四个大字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深得藏族各界人士的赞同。八大老僧当即表示拥护红军，愿为红军效力。五月三日、四日，归化寺及喇嘛、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出售了三万余斤青稞和大量的盐巴、红糖。两天中，红军共筹集粮食约十万斤。夏拿古瓦等人更是为红军日夜奔忙，做了许多工作。
红军在进行物资准备的同时，积极进行了政治思想工作，为通过藏区、进军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作好思想准备。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十六师举行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活动分子会议，明确提出红军当前的任务，是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过雪山、草地北上，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创建西北根据地。同时指出了红二、六军团党团员目前的任务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等重大问题。红六军团政治部召开了军团直属队和红十七师的政治干部会议，王震报告了目前形势和任务，张子意讲了关于民族政策问题。
中甸休整，为红二、六军团继续进行艰苦的长征作了一定的思想和物资准备，但筹集到的粮食、衣服、救急药品、火镰等物资仍很不足，因此，部队只好提早行动。五月五日，红二、六军团分为两个纵队由中甸出发。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塘、白玉，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前进。红二军团在去甘孜的路上，翻越了三座大雪山，红六军团在瓮水、那坡也翻越了两座大雪山。为保障部队胜利地通过雪山地区，红二、六军团根据翻越哈巴雪山的经验，在艰苦的行军中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和细致的组织工作。如通过雪山前派人深入居民访问，取得通过雪山的知识；认真分析了每个同志的身体情况，发动党团员和体力强壮的同志帮助体弱有病的同志；强调各级干部亲自做好收容工作；运用一切牲口驮运伤病员；教育部队严守雪山行军纪律等等。虽然经过种种努力，但因高山缺氧，饥寒交迫，仍然有许多干部、战士倒在了雪山上。
红二、六军团在北上的艰苦行军中，为争取藏民支援，沿途张贴布告，说明取道川康北上抗日的目的，并请藏民吃饭，开茶话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凡取用藏民的粮食，均按价留下银元和信件；严禁骡马闯放青苗，切实保护群众利益。由于红军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纪律，秋毫无犯，深得藏民的拥护，许多藏民向红军献哈达，送糌粑、酥油、牛羊，出售粮食，自动给部队带路，并用牦牛驮送红军掉队人员。
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反动宣传和少数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对红军的仇视，红军在通过藏区时，也遇到反动藏骑的袭扰。红二军团五月七日在桥头、六月二日在仁波寺、四日在巴塘以南的金沙江边，曾数次与藏族反动骑兵接触。在桥头战斗中，红四师参谋长汤福林、第十二团参谋长高利国阵亡。
甘孜会师
翻越雪山之后，红六军团五月三十日离开稻城，六月三日，在理化以南的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的三十二军胜利会师。
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红四方面军总部曾专门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红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徐向前在动员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会后，各部队广泛地进行了迎接会师的政治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热烈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如捻毛线，织毛衣、毛裤，缝制皮衣等。在地方群众中，也普遍地进行了欢迎红二、六军团的宣传教育。
红二、六军团为了迎接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也对部队进行了团结友爱、遵守纪律的教育，要求会师后主动搞好团结，不利于红军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红军团结的事不做，大力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宣传中央红军在陕甘的胜利，宣传三大主力红军西北会师的美好前途，并号召指战员努力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学习，从而为两军会师做好了思想准备。
六月七日，红六军团到达理化，休整几天后，十三日继续北进，十七日进至新龙，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四军的列队欢迎，并开了联欢大会。二十二日，部队到达甘孜的蒲玉隆，在这里又受到了红军总司令部首长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同志的迎接。六月三十日移驻甘海子。红二军团于六月初经巴塘北进，十九日进至白玉县城，三十日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红三十军胜利会师。七月一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
此时，中共中央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者，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沿途贴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巨幅标语。藏民群众也夹道欢迎。红二、六军团所到之处，群众载歌载舞，“耶莫！耶莫！”之声不断。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筹集大量的粮食、牛羊，腾出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子，准备了柴火，烧好了开水，为红二、六军团准备了很好的宿营和生活条件，并且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给红二、六军团指战员赠送了许多毛衣、毛袜。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两支兄弟部队之间深厚的阶级情谊和团结一致，使红二、六军团指战员深受感动。
七月二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朱德总司令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他接着介绍了甘孜地区的情况，并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去年带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朱德总司令的讲话，给了全体指战员以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接着，进行了文艺演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剧团演出了《迎亲人》和《红军舞》等精彩节目。
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后，朱德、刘伯承向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传达了张国焘的反党行径和党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情况以及在斗争中应遵循的方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对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极为愤慨，毅然站在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上，从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愿望出发，坚决而又有策略地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
六月二十三日，红六军团到达蒲玉隆时，朱德总司令就来到这里与萧克、王震等会了面，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七月一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红二军团到达甘孜之甘海子，也会见了朱德总司令。
在这两次见面时，朱德总司令都详细地介绍了有关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等阴谋活动的情况。在会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时，还拿出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以及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给他们看，并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使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后受到了严重挫折，最后退到了这里——西康的甘孜一带。经过党中央一再批评督促以及我和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及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斗争和要求，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了非法中央并同意北上，但他还是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他反对中央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此时，我们的工作是做团结工作”，就是“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 [44] 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谈话后，刘伯承也来与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他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
从上述谈话中，红二、六军团领导得知朱德、张国焘发出的要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与他们会合大举北进的电报，虽是两人签署，但动机截然不同。朱德的意思是：“想把你们那边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45] 而张国焘则是妄图控制红二、六军团，以继续与中央对抗。当红二、六军团先后到达甲洼、绒坝岔、蒲玉隆、甘孜等地时，张国焘便立即对红二、六军团进行分化拉拢，如向红二、六军团派“工作组”煽动对党中央不满，散发反对党中央、批判“毛、周、张、博”的文件，宣扬他的右倾分裂路线等等。但是，红二、六军团领导对张国焘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贺龙说，在绒坝岔，任弼时就给甘泗淇写了信，要求对张国焘指示发来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贺龙看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小册子后，也严肃地说：“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还立即电话通知红二、六军团各部队“把接到的小册子统统收起来”。王震说：“甘孜休息时，张国焘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当时，张国焘想把红六军团拉过去。王震对张国焘说：“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不能反毛。” [46] 张国焘还向任弼时提出，召开红二、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压少，迫使红二、六军团就范。任弼时当即以“谁来作报告，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为由拒绝了他。后来，张国焘又想换掉红二、六军团师以上的四个政治委员，也未能得逞。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增强了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力量，对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通过草地
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干部任职的命令。命令说：“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兼二军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治委员。” [47] 第二军团下辖：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冼恒汉；第六师，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第六军团下辖：第十六师，师长张辉，政治委员晏福生；第十七师，师长贺庆积，政治委员汤祥丰；第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政治委员余立金；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政治委员彭栋材。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政治部主任李干辉。第三十二军下辖：第九十四师，师长萧新槐，政治委员幸世修；第九十六师，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谭友林。红二方面军的建立，使红二、六军团又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
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任弼时在朱德的建议下，跟随红军总部行动。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的双重身分，亲自去做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人的工作。同时，与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干部广泛进行交谈，了解思想情况，努力增强团结。他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在红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开一次中央会议，交流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在策略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的一致赞同。任弼时的上述行动，为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后来徐向前在回忆这一情况时说：“任弼时同志高度评价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气氛，积极地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而努力。”“实事求是，珍重团结之情，溢于言表。”
七月二日至十日，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向甘南进发。继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也组成两个梯队，于七月十一日由甘孜的东谷出发，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拟经日庆、西倾寺、阿坝、包座等地向哈达铺地区前进。这时，刘伯承根据朱德的指示，来到红二方面军指导工作。部队行动之前，认真地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反复讲明通过草地的具体困难和有利条件，号召大家发扬团结友爱精神，克服困难，坚持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二是积极筹集粮食、衣服、草鞋和帐篷等物，尽力做好物质准备。
甘孜北上，经过的最艰苦地段是人迹罕见的大草原。举目望去，荒野一片，不见村庄，不见人烟，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部队终日行进于荒凉的原野，有时还蹒跚于深草泥坑。这里，地处高原，空气稀薄，天气多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阴云密布，忽而大雨淋淋，忽而风雪交加，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很大的困难。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粮食奇缺，尽一切可能寻找可以食用的东西，力争不因饥饿致死，是面临的最严重的斗争。部队从甘孜出发时，虽经多方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但只筹集到七八天的粮食。原计划十天后即可到达阿坝，由于沿途得不到粮食补充，条件十分恶劣，干部、战士体力异常虚弱，走了二十多天才到达目的地。开始，每人每天尚能分到三两青稞粉子，后来，连这一点最低的需要也很难保证了，只得以野菜、牛羊皮和牛羊骨来充饥，有的把草鞋上的牛皮筋烤焦或煮熟吃了。最困难时，甚至连野菜、牛羊皮也无从取得，致使不少干部、战士口含着野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维持部队的生存，尽力减少减员，领导上明确提出了“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的口号，动员全体同志严格地节约粮食，互相调济，彼此帮助，优先照顾伤病人员。七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部队先后到达阿坝，在这里全军上下一齐动员，积极筹措粮食，但因居民稀少，粮食有限，所得无几，远远不能满足部队需要，无奈只得忍着饥饿，继续前进。从阿坝到包座，有一大段水草地带。这里，到处是沮洳地和腐烂的野草，地面松软，污水四溢，部队行进中，一步一陷，拖泥带水，极为艰难。一旦不慎陷入泥沼，往往会愈陷愈深，以至泥水没顶，丧失生命。特别是一些低洼处，野草丛生，腐烂有毒，腿脚刺破浸水后就会浮肿溃烂。如若误饮毒水，更有致命危险。部队艰苦跋涉，历时六天才走出这段险恶的地带。在过草地的那些日日夜夜里，可以说，每个红军指战员，每时每刻都处在为维持生命、争取生存的斗争之中。所以，当走出草地，看到了村落，看到了群众，看到了田野，看到了牛羊，每个干部、战士都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发自肺腑的喜悦心情，仿佛从死亡的世界又重新回到了人间。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了保证部队顺利地通过草地，共同北上，中共中央于七月二十七日决定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同时，各级党的组织在部队中不间断地开展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明确提出了“走出草地就是胜利”的战斗口号，使部队在艰难困苦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强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要想方设法，解决饥饿问题，战胜困难，坚持前进；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为人表率，与战士同甘共苦；动员干部、战士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精神，争取胜利。此外，还大力加强了收容工作，尽量不使伤病的干部、战士落伍掉队，以保持部队的实力。
在通过草地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于八月三日致电西方野战军（即红一方面军）和各军团、各军领导人，部署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电报说：红二、四方面军“不日全部集中阿西、巴西、包座以北，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配合一方面军消灭甘肃敌人，求得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发展西北抗日新局面”。电报要求：迅速“向全体指战员宣布此项消息，号召全体指战员准备以热烈的同志的精神欢迎他们”。任弼时也于八月九日在求吉寺发出了给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的信，对红二方面军的同志应当如何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促进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合提出了要求。信中说：
“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进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一、二、四方面军靠近和会合时〕，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国际正讨论这一问题，大概是可能批准这一会议的召集。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作〕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的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需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性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
“此外，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的印象。须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完全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同时，我已向陕北建议，在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同样的动员和准备，已得他们回电，现正在一方面军及独立军师团地方部队中进行这种动员。陕北最近有一告二、四方面军同志书，我们也准备用二、四方面军首长名义致书一方面军战士，以互相勉励，准备大会合。”
“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铺时〔岷州、西固之间人口稠密的地方〕再面谈决定。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任弼时的这封信得到了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一致赞同。八月十六日，贺龙、萧克、关向应致电任弼时说：“（一）在求吉寺留的信，我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二）赞成以二方面军的名义出一告一、四方面军的书。（三）你务必在哈达铺归还二方面军。”任弼时高瞻远瞩，顾全大局，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一致，为开创西北的新局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近两个月的艰苦行军中，红二方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胜利地通过了广袤荒凉的草地，并且有效地保存了部队的有生力量。九月一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二军团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红六军团进至礼县并攻打礼县县城，由于攻城未克，遂于九月三日撤至祁家窑一带休整。九月六日，红二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全部到达哈达铺地区。这时，任弼时即从红军总部回到了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第五师于九月七日正式改为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
甘南战役
红二、四方面军通过草地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非常有利。红二、四方面军已经占领了腊子口、大草滩、哈达铺、临潭、漳县、渭源和通渭等地；西进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已经占领了定边、盐池、洪德、同心等十多个城镇，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形势已经形成，全国的抗日高潮也正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战略任务的首位，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积极同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分别进行统战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指出红军三个方面军行动的基本方针是：（一）逼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九月八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又说：“从三月起中央已开始同南京政府秘密谈判。”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当即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确定的方针，并且指出：“为着不放弃全国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够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深切感到党内的团结一致与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密切关系，在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敌各个击破。”再次表示了红二方面军坚持党的团结，坚决反对分裂，拥护中共中央领导，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的决心。
在全国抗日形势日益发展，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合的情况下，蒋介石置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正确方针于不顾，一方面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到陕甘；另一方面命令位于定西、陇西和武山地区的国民党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和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国民党第三军王钧部，阻止红军会合；同时，阴谋撤换张学良，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红一、二、四方面军。为了阻止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后增调嫡系胡宗南部进入甘肃，九月初，中央军委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要求：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主力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红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继续向东向北，会同红一方面军向定西、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与消灭敌毛炳文所部；红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省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建立苏区，东与陕南苏区，西同甘南苏区相联系；以这一行动，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并准备打击与消灭胡宗南部，以巩固与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进而迫使蒋介石与红军谈判，以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战争。
根据中央军委的计划，红二方面军总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在哈达铺研究制定了成（县）徽（县）两（当县）康（县）战役计划，八日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命令提出：“我方面军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战役任务期于九月底完成。”为了达成上述任务，红二方面军不顾部队刚出草地，减员很大，体力虚弱，未及休整等困难，于九月十一日和十二日，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由于广大指战员士气高昂，行动迅速，进攻方向又恰是国民党第三军王钧部与川军孙震部的中间地带，敌人守备相当薄弱，因此，进展顺利。左路纵队红六军团沿礼县崖城、红河、罗家堡、天水县娘娘坝、徽县高板一线，向两当前进。十四日，红十七师途经礼县罗家堡时，发现王钧部护送电台的第二十一旅一个连，当即发起攻击，将敌全部歼灭，俘敌四十多人，缴获十五瓦电台一部、各种枪四十多支。十六日，红六军团十六师在娘娘坝又歼敌一个连。后敌人进行疯狂地反扑，十六师师长张辉在作战中光荣牺牲。十七日，红六军团进至徽县马家庄后即分兵两路：红十八师南下徽县之永宁，红十六师、十七师直捣两当。十八日凌晨，红十六师、十七师先头部队五十多人进抵两当城下，在预先打入两当县保安队内部的党的兵运工作者的配合下，一枪未发，即生俘保安队员和警察九十七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支、子弹四十箱、服装三百多套。清晨，红十六师、十七师主力进驻县城。入城后，各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张贴标语，走访群众，出示布告，稳定人心。同日，红十八师从永宁出发，攻克了徽县县城。
中路纵队红二军团四师和红三十二军，十一日从理川出发后，经礼县之上坪、洮坪、江口，西和县之姜席、十里，成县之纸坊镇等地，长驱直入，奔袭成县。十七日发起攻取成县县城的战斗，歼敌王钧部一个营，缴获各种枪三百余支，胜利占领县城。接着，红六军团十八师将徽县县城移交红二军团四师后，回师永宁。红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于二十日东攻陕西凤县，但因敌众我寡，久攻未下，遂返回两当县开展群众工作。红三十二军在成县一带活动。
右路纵队红二军团第六师，十二日从岩昌镇出发后，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沿礼县之白河、桥头、萧良、三峪、西河、大桥一线，进击康县，十九日顺利攻克县城。接着，迅速东进，威逼陕西略阳县城。尔后，该师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由略阳进至徽县，十七团则留在康县一带开展群众工作。
从九月十一日到二十日，红二方面军以十天时间，长途奔袭，英勇作战，胜利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并占领了陕西略阳、凤县的部分地区，圆满地完成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王钧部第三十五旅及补充团，由武都向成县反扑。二十六日，红三十二军及红二军团四师十一团在成县西之大船坝、小川镇一带迎敌。二十七日，红二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二军团开往成县，与红三十二军密切配合，伏击敌人，给敌王钧部第三十五旅以严重打击，共打死打伤敌人数百名，俘虏三百余人。在战斗中，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周成宏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红三十二军和红二军团均移师徽县之红川一带。
成徽两康战役结束后，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这一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红二方面军一方面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凤县、略阳，一方面抽出大批力量开展群众工作。当时正值秋收季节，红军战士热情地帮助群众抢收庄稼。每逢集日，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表演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文艺节目，给青少年教唱《我们红军打土豪》等革命歌曲。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许多人主动为部队腾出住房，给部队送水送饭，传递消息，不少青年踊跃参军，革命热情极为高涨。
在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红二方面军积极帮助建立革命政权，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九月十九日，方面军总部在成县召开了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成立了成县苏维埃政府，并组织了陇南抗日游击队。二十日，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在两当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两当县苏维埃政府，并组织了两当县农会和“两当县义勇军”。二十一日，红二方面军总部在徽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徽县苏维埃政府，并组织了东河、东关、东关口、东柳沟四个抗日委员会。为了开展游击战争，红二方面军总部还帮助建立了一支拥有一千多人的徽县工农游击大队。在康县，红二军团六师也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康县苏维埃政府。地方革命政权建立后，领导当地群众斗地主，打土豪，分发胜利果实，为红军筹粮筹款，发动青年参加红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仅半月时间，红二方面军就吸收新战士两千多名，并筹集了大批抗日资财。
经过红二方面军的英勇战斗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成徽两康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新的战略区域，形成了与陕甘宁根据地和红一、四方面军在西北地区几方呼应的有利局面。
将台堡会师
在红二方面军挥师东进遂行成徽两康战役任务的同时，红一方面军也从宁夏的豫旺县城一带开始西出，红四方面军则按预定计划，进入岷（州）洮（州）西（固）地区。红一、二、四方面军日益接近，形成了南北夹击敌人的有利态势。
蒋介石于九月初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就急调胡宗南部兼程北返，抢占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企图截断东北军主力同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控制东北军，并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道路。同时，命令位于定西、陇西、武山地区之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向陇西集结；令位于秦安、天水、西固、武都地区的第三军王钧部以主力向武山地区集结；令川军第四十一军孙震部由绵阳、碧口等地向北推进至武都、西固一带，协同青海马步芳部进攻红四方面军；令第二十五、四十九、五十一、一四〇师以及第三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一部，向陕甘南部边境之成县、凤县、略阳、康县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令宁夏马鸿逵部和在甘肃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对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为了迅速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中央军委根据这种情况于九月十四日下达了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以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是消灭胡宗南部，实现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发展西北新局面，以至推动全国抗战的关键。在战役计划下发的同时，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号召，指出：
“在这一对中国红军的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展有着决定意义的战略计划中，我红军的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48] 红二方面军领导接到战役计划后，对三个方面军战略方针上的统一感到非常高兴，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九月二十一日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张浩、洛甫、周恩来、彭德怀等，表示热烈拥护。电报说：“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上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 [49] 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当即决定红六军团进到宝鸡地区，牵敌西进，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整个战役计划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结果非但没有消灭胡宗南部，反而使胡宗南部乘机由西安进至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同毛炳文和王钧部靠拢了。王钧第三十五旅及补充团还乘机向成县发动了进攻。川军孙震部也由武都进至康县一带，企图同胡宗南部、毛炳文部南北夹击红二方面军，致使红二方面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据此，红二方面军遂于十月一日致电中央军委，就部队的行动问题提出了建议。电报说：“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县后，……我活动内幅狭小，地区贫苦，人口稀少，不利于我扩大、筹资与休整，我们建议在现地一星期后，我方面军即出动，经天水、宝鸡间北渡渭河，至渭水、张家川、莲花镇地域。”十月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放弃成、徽、两、康地区迅速北进。十月三日，方面军在徽县发布北进会合红一、四方面军的命令，命令指出：“我方面军具有会合第一、四两方面军协同作战之目的，由现地经天水、甘谷、与〔于〕麻沿河、永兴镇、武山的中间地带进到通渭地域，并相机消灭相遇的敌人单个兵团。”十月四日即以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红二军团及红三十二军为左纵队，向北转移。
红二方面军的转移行动是在缺乏必要的掩护下进行的，一直处于十分仓促被动的局面。决定转移时，部队分布于徽县、两当、康县地区，成县已被敌王钧部占领。川敌孙震部正急速由武都向康县迫近。为了抢渡渭水并且摆脱当面敌人的压迫，红二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先行出发，致使分散在康县活动的红二军团六师十七团收拢不及，遭敌优势兵力之截击包围，失去了与领导机关的联系。根据当时的情况，方面军决定，主力经高桥镇、横河镇，在甘谷以西的乐善镇附近抢渡渭水，然后，继续挥师北上。胡宗南、毛炳文、王钧等部很快觉察并利用了红军行动中的弱点，倾其全力，无所顾忌地向红二方面军进逼，致使红二方面军在向北转移过程中，前有胡宗南、毛炳文部的堵截，后有王钧部的追击，处境极为不利。部队由成、徽、两、康向渭水前进时，曾于甘谷以南的盐关镇遭敌伏击，红六军团损失很大，红十六师政治委员晏福生负伤。十月十日抢渡渭水时，适逢上游暴雨，河水猛涨，因情况危急不得不冒险徒涉，又有不少同志光荣牺牲。渡过渭水之后，仍不断地遭敌地面部队的堵截和飞机的袭扰，给转移造成很大困难。
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红二方面军奋勇苦战，夺路前进，于十月二十二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至此，红二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转战湘、鄂、川、黔、滇、康、甘、青、陕九省，行程二万里，大小战斗一百一十多次的伟大长征。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胜利的、成功的，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尚有一万一千多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时，高兴地赞扬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折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尽管如此，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也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的，共减员约一万数千人。
会师以后，第三团政治委员萧锋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粮食、两千多只羊、二十多头牛、三十多头猪、一千多套棉衣、数万张羊皮、五百匹布和三万块现洋送给红二方面军。当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中共中央又派邓小平等前往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后来，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带着人民剧社对红二、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在洪德城为红二方面军进行了文艺演出。在这里，周恩来和贺龙两位南昌起义的战友亲切会面。一九六一年，贺龙回忆说：“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周恩来由保安到洪德城，他和我见面后，曾问我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我说，统一归彭指挥吧！那是我们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态度拥护中央。” [50] 在那次文艺演出中，红二方面军的同志深深地为人民剧社充满革命激情的文艺演出所感动。贺龙看了演出节目后，兴奋极了，当场就说一定要搞一个这样的剧社！与贺龙一起看演出的周恩来指着坐在一旁的人民剧社社长危拱之对贺龙说，好嘛，叫你们宣传队跟我一起走，让危拱之同志帮助你们好好训练一下。贺龙提出剧社名称就叫“战斗剧社”。将台堡会师后，任弼时奉命调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总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职务由关向应接替。
第四节 总结长征的经验教训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妄图聚歼红军阴谋的彻底破产，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一九三四年秋开始的战略转移的历史任务，给全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展示了光辉灿烂的前景，有力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高潮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但是，蒋介石集团仍然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坚持对红军实行“围剿”，他们不顾民族危机与全国人民的意愿，无视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乘红军从会宁及其东西地区北移时，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分四路由南向北大举进犯，妄图将红军消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其部署是：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两个师为一路，王钧第三军两个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为一路，经会宁向靖远攻击前进；胡宗南第一军四个师为一路，经静宁向打拉池、古西安州进行主要突击；王以哲、何柱国指挥东北军步兵约五个师、骑兵三个师以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残部为一路，由隆德、固原地区北进，以保证胡宗南部右翼安全。同时，在西线和北线，以东北军第一一四师由兰州附近进抵一条山，以邓宝珊新编第一军一部固守靖远城，以马鸿逵新编第七师担任中卫、中宁及其以东地段河防，马步青骑兵第五师担任中卫、靖远段河防，防堵红军渡黄河北上或西进。
为粉碎敌人的上述阴谋，中央军委对部队行动进行了具体部署。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红二方面军担负防御掩护任务，于十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先后于海原的硝河城、马营、关桥堡和河家堡等地与敌接触。战斗中，红二军团第四师十团参谋长带领的一个连和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团长刘子昆带领的两个连，在海原以南的脱烈堡和海源以北的上下龙池湾遭强敌包围，突围作战中受到很大损失。此后，红二方面军又于十一月中旬开始，投入了山城堡战役。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山城堡与洪德城之间的水头堡集结，准备策应。红六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第八十一师之特务团、教导营在洪德城、环县一线以西地区，迟滞东北军。三个方面军密切协调配合，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对山城堡之敌发起攻击，当日黄昏一举攻克，取得了歼敌胡宗南部一个多旅的重大胜利。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大振了红军的声威，转变了被动的局面。同时，进一步加深了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分化了敌人的营垒，对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山城堡战役之后，红二方面军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在环县以西地区进行休整，对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长征进行了检查总结，既肯定了成功的经验，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刻、生动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的教育，对迎接新的民族解放战争，作了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任弼时提出了《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报告大纲》。其要点是：（一）长征的胜利结束，开始了红二方面军胜利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达到了全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合；有苏区根据地作为我们发展的依托；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完成战斗任务；到达了抗日的前沿阵地，准备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二）红二、六军团长征的胜利使蒋介石追堵计划又一次遭到了失败，再一次证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它扩大了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兴奋了全国民众。保存了（红二方面军）基本的有生力量，促成了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和党的团结。大会师对中国和国际斗争都有深刻影响。红二方面军所以能够取得长征的胜利，是因为：广大指战员英勇果敢，艰苦奋斗；发扬了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所有指战员政治上的坚定性；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及军委的政治及军事路线；全国红军革命力量的配合与广大群众的拥护。（三）目前形势和红二方面军的发展前途：国际国内事变和统一战线政策顺利开展；正确地估计自己的成功、胜利和现有力量以及方面军壮大的经验教训；反对一切对形势和力量估计不足的各种不正确倾向；准备迎接一切新的发展与壮大。（四）我们的基本任务是要与日本强盗直接作战，中国红军要成为“抗日联军”（指红军同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他抗日军队之联合）的模范，落后的要赶上先进的，不仅长于运动战，而且能进行阵地战。目前的任务，一是突出军事政治教育，培养成为军事上、政治上、党的领导上坚强的党军；二是整理军事政治组织，消灭一切长征后的疲劳和游击主义，严肃党纪和军纪；三是严密的巩固部队，防止可能和存在的一切减员现象；四是整顿政治纪律，改变群众关系。（五）我们的弱点、错误与主要经验教训是：未能在湘黔边创建根据地是因为未精确估计到敌人新“围剿”的部署，因而在湘中时兵力过于分散，失去了一些消灭敌人的良机；同时，瓦屋场、便水战斗又未能给敌人以有力打击，造成了被动不利的局势。未能在川黔滇边——黔、大、毕创建根据地，是因为进入黔西后未能乘胜占领有战略意义之地带，乘敌调动兵力、部署未妥之机集结我军主力坚决各个击破；同时，对敌估计也有错误，如对万耀煌急进估计不够。我们所得之主要经验有：突围长征，要有战斗准备和决心，采取逐步转进策略，这可减少部队连续行军之疲劳，不致削弱原有战斗力量，并可利用停留时间争取补充人员、筹集资财、进行群众工作；为着顺利创造新的根据地，必须在到达预定地域前，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必须在到达预定地域后，迅速占领主要方向的战略要地，并忍耐暂时之疲劳，集结主力乘敌调动之机各个击破，必须不失时机地以主力伸出根据地以外，迎击单个前进之敌，或调动敌人于有利地带求得消灭之良机，必须力求连续战斗的胜利，只有连续战斗的胜利才能保持新根据地的基本地区；在远征行进中，除特殊情况外，不应放弃能够取得大小胜利的战斗，在特殊条件下，可采取迅速果敢之行动，不惜短时之疲劳和不可避免之减员；同时，在作战方法上应声东击西，尽量迷惑、疲困和调动敌人，使自己能掌握主动，造成敌疲我利的局势。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在各部队普遍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分从长征出发到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从甘孜北上至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两个阶段，对长征过程中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具体的总结。
[1]本文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版。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2]红二军团，即红三军。
[3]到一九三四年七月止，敌在湘赣苏区周围和根据地中心区域，共构筑封锁碉线十五条（其中纵线十条，横线五条），碉堡、土寨共两千多座。
[4]第五十二团被敌切断后，在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率领下，于十七日突出重围，向白沙方向转移。由于敌人追堵，被迫转向晏家湾一带，准备经川岩坝北上印江，寻找红三军。当进至黑滩河一带时又被敌重兵包围。第五十二团的战士们在困牛山区殊死战斗三昼夜，弹尽粮绝，团长田海清牺牲。龙云率二百余人突出重围，经石阡县的国荣、中坝、镇远县的都坪，二十五日进至石阡与岑巩两县交界的龙头坳（今岑巩县龙田区），与黔军金祖典团遭遇，战斗中龙云负伤，二十七日被当地反动武装俘去。在敌严刑审讯下，龙云坚贞不屈。后由于叛徒出卖，敌得知龙云真实身分，即由岑巩押送到镇远。王家烈为向国民党西路军“剿共”总司令何键邀功，将龙云押送湖南。在长沙龙云被何键杀害，年仅二十六岁。
[5]见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王震谈话记录。
[6]这份电报漏、错码甚多，而且没有注明日期。
[7]引自《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后至渡金沙江这一斗争阶段中军事上的总结提纲》。
[8]即国民党军旅长周燮卿。
[9]引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何键致蒋介石巧已电。
[10]引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何键致蒋介石巧已电。
[11]即朱际凯，湖南省慈利一带的国民党团防头子。
[12]应是湖北省黄陂。
[13]引自任弼时《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最后的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
[14]引自《任政治委员在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15]引自《任政治委员在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16]引自《任弼时选集》第358页。
[17]引自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贺龙元帅谈红二方面军情况记录》。
[18]引自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贺龙元帅谈红二方面军情况记录》。
[19]引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20]引自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二、六军团关于反对敌人“围剿”的作战部署向朱德同志的请示电报》。
[21]引自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二、六军团关于反对敌人“围剿”的作战部署向朱德同志的请示电报》。
[22]引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23]引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24]引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25]引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26]引自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六军团向中革军委报告敌军情况及我军部署》。
[27]引自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中央对二、六军团是否应当北渡长江的问题给任弼时同志的指示》。
[28]引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29]引自《萧克同志关于湘鄂川黔及长征中几次战斗经过谈话记录》。
[30]引自《萧克同志关于湘鄂川黔及长征中几次战斗经过谈话记录》。
[31]引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32]引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33]引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34]引自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贺龙元帅谈红二方面军情况记录》。
[35]引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36]引自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37]引自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38]引自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39]引自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40]引自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41]引自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42]引自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贺龙元帅谈红二方面军情况记录》。
[43]引自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44]引自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九日《朱德委员长谈红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
[45]引自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九日《朱德委员长谈红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
[46]引自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王震部长谈二、六军团会合后，在湘鄂川黔边革命斗争和长征、过金沙江等问题纪要》。
[47]二军、六军即红二军团、红六军团。
[48]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46页。
[49]引自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50]引自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