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史收藏
正文
第一章 实行战略转移，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第一节 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一、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赶赴鄂东北。扶山寨反袭击战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向葛藤山地区行动中，收到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的来信。其大意是：党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工作，已到道委，建议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速来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计划。省委当即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赶赴鄂东北。
这时，敌五个“追剿”支队紧紧跟追红二十五军；东北军第一〇七、第一〇九、第一一〇、第一一七师和后调来的第一二九师等部，则早在商城、麻城、潢川、光山交界地区，构成重重封锁线，阻止红二十五军西进。
为迅速到达鄂东北，红二十五军决心选择当面敌人防守兵力薄弱部位，以出其不意的行动，突破封锁线。十一月六日，红二十五军从葛藤山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向西挺进。七日，突然袭击驻守于商城以南汤泉池之敌第一〇九师工兵营（四个连），将其全部歼灭，通过了敌人从商城到麻城的封锁线。是日，又在商城西南的大柳树遇敌第一〇七师两个团堵击。经激战，将敌击溃，歼其一部。接着，又将援敌第一〇八师先头部队击溃，通过敌人从商城到新集的封锁线，经余家集北折至汪家桥附近。在此稍事休息后，又连夜急进，在白雀园以北通过敌人自双柳树至新集的封锁线。随后，在仁和集至白雀园之间且战且走，强行通过敌人经营已久的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八日拂晓，到达光山东南二十五公里处的扶山寨地区休息。
这时，红二十五军军部及军直属队位于扶山寨以西的晏 
扶山寨战斗的胜利，主是要由于军首长决心果断，指挥正确，适时巧妙地由防御转为进攻，变被动为主动；指战员发扬了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机动灵活、能攻善守的战斗作风。此战打破了敌人的追堵计划，为红二十五军的下一步战略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后，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在光山西南部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会合。同时，省委还收到中共中央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七月二十九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至此，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了赶赴鄂东北接受中央指示的紧急任务。
二、花山寨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根据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转达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讨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关于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已经过了半年多的酝酿。自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接到中共中央批转的要红二十五军向桐柏山区作战略转移的建议后，四月间，省委曾召开会议，确定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向中央作了报告；七月一日，省委又收到中央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指示信和六月十三日的军事训令。中共中央在二月十二日的指示信里，根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形势，指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这是在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再固执着‘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至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同时也明确提出：“关于新的地区的选择，原则上应注意下列的条件：（一）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二）群众中革命的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们争取者；（三）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的。应根据这一原则及中革军委的军事指示，以及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六月十三日的军事训令里，虽然对省委四月十三日的报告表示“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但同时也提到“应创造一个较强的独立团，到平汉路西桐柏、随县地域去活动”，积极地向外线发展，“特别应向河南及京汉路上活动”。据此，省委对战略转移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七月五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一方面认为“组织一团人到铁路西及桐柏一带活动，在分散敌人兵力与开展平汉路两旁游击的意义与作用很大，但是目前在我们实际的力量上还做不到”，因此准备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一方面又请中央“令河南省委将豫南及平汉路南段秘密工作适当地与我们发生关系”。省委并在七月六日直接写信给中共河南省委，要求河南省委“把豫南及平汉线的敌情经常告诉我们，……以便根据敌情的变化规定红军临时的动作”；还询问“四旺山、桐柏、正阳、息县、罗山、确山党的组织如何”，说“这些地方是红军目前行动的目标”。这次，程子华又带来周恩来的指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减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也使主力红军得到发展，留下的部分武装能够长期坚持，也能够保存老根据地等等。这些指示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提供了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省委花山寨会议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年来斗争的形势，郑重地讨论了今后行动大计。一致认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虽然进行了极其英勇艰苦的斗争，但是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人严重摧残，当前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局面在短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在边沿地区恢复老根据地与开辟新根据地，经过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成效都不大；虽然红二十五军还能够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是本身已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将会被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因此，会议一致同意红二十五军转移出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谋求更大发展。至于转移的方向，会议认为，向东、向南、向北都不适宜，向西则比较容易发展。于是决定：（一）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三）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会议还讨论了部队整编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变动及省委成员的补充、工作安排问题。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根据徐海东提出的由程子华担任军长、他改任副军长的建议，省委决定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原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为军政治委员。同时决定，补选程子华为省委常委；省委常委高敬亭留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领导红二十八军坚持斗争。参加会议的省委常委还有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程子华没有参加省委常委会议，郑位三向他传达了会议精神。程子华提出，中央派他来是当参谋长的，请郑位三报告省委，他不当军长。但省委的决定没有改变。
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在极其险恶、极端困难的形势下，独立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长达两年之久，其作用、意义是十分重要和深远的：（一）坚持武装斗争，使党从黄（安）麻（城）起义以来举起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在大别山区得以继续飘扬；（二）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正规部队和反动地方武装，有力地钳制了敌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武装斗争；（三）曲折的斗争历程，使省委和军领导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在指导军事斗争和掌握政策上都有了很大进步；（四）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红二十五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成长为一支政治坚定、作战英勇、不怕困难、联系群众，特别善于进行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的部队；（五）为后来的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三年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红二+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花山寨会议以后，中共鄂豫皖省委给当时在皖西北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发出指示信，说明省委花山寨会议的精神和决定，责成其组织鄂豫皖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并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省委还就近召集鄂东北地区党组织的一些负责同志，向他们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交代今后的任务，研究部署了具体工作。
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红二十八军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在太湖凉亭坳再次成立（约一千人），高敬亭为军政治委员（未设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政军工作。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在与中央失去联系、根据地屡遭摧残、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高举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紧紧依靠富有光荣传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独立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红二十八军以不足二千人的兵力，同地方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地方部队、便衣队一起，建立了遍及二十二个县的游击根据地，转战四十五个县境，抗击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歼敌十八个营、十五个连和大量小股敌军，使黄（安）麻（城）起义以来党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的武装斗争得以继续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用鲜血染成的战斗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 [2]
第二节 打垮敌人追堵，胜利进入陕南
一、完成长征准备，越过平汉铁路西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花山寨会议后，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决定，立即进行战略转移准备。
这时，鄂东北地区的敌人有东北军九个师和“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五个支队，共四十多个团。为争取迅速、突然地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附近将鄂东北地方武装西路军补入部队后，即西移罗山殷家湾、何家冲一带，紧张地进行转移准备工作：（一）整编部队，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四个团，共二千九百八十余人。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第二二三团团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第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第二二五团团长张××，政治委员张明先；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治委员宋兴国。军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及直属分队等。（二）向全军指战员讲解形势，进行“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的政治动员。（三）实行轻装，减少不必要的辎重挑担。（四）安置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五）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十五日，完成准备工作。
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何家冲出发西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从此开始。
出发时，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3] 《宣言》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精神，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宣言》严正指出：北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如加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
十七日，红二十五军在朱堂店以南之罗古寨击退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后，根据手枪团的侦察，乘敌人部署间隙，以秘密突然的行动，于当晚由信阳城以南之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胜利地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
二、进入桐柏山区，佯攻枣阳，乘虚北上
红二十五军越过平汉铁路后，经青石桥、黄龙寺、月河店、金桥等地，很快进入桐柏山区。
蒋介石闻讯后，急令“追剿纵队”五个支队和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跟踪追击；令驻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第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今光化）一带的肖之楚第四十四师迎头堵截。敌企图以三十多个团的优势兵力，乘红二十五军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出之际，加以包围消灭。
桐柏山位于河南与湖北交界处。中共鄂豫皖省委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中共鄂豫边工委介绍的情况，认为这一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范围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于是，省委决定：立即通过豫西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到伏牛山区相机创建新的根据地。
为了隐蔽向北行动的意图，迷惑和调动敌人，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直抵桐柏县城以西二十五公里之洪仪河、太白岭、界牌口一带，并派少数部队佯攻湖北枣阳县城。这一行动，果然使各路追堵之敌纷纷向枣阳一带集中。敌第四十军大部兵力推进到新野、唐河、赊旗镇（今社旗）一线，“追剿纵队”主力和第一一五师先后到达桐柏以西地区，第四十四师则进至枣阳城附近。正当敌人形成合围之势，企图将红军聚歼于枣阳地区之时，红二十五军突然于二十二日从枣阳县城以北的韩庄掉头东进，并在保安寨冲破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堵截，然后转向东北。二十三日，又在桐柏以西之歇马岭、栗园一带击退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的进攻。黄昏后，由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带路，绕道平氏镇、泌阳城东，经马谷田、刘庄铺、贾楼等地，乘虚北上，打破了敌人的追堵，到达驻马店西北地区。红二十五军预定由象河关转向西北，越过许（昌）南（阳）公路，向伏牛山区前进。
从泌阳城东向北，沿途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封建势力强盛，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村落围寨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多者有枪数百支，并配以土炮防守。有的围寨四周还筑有外壕，深水环绕。红二十五军在前进途中常遭到地主武装的袭扰，行进缓慢。敌人派出的便衣侦探也常于夜间在红军所到之处进行骚扰活动，他们纵火烧房，以示红军行踪，同其追堵部队联络，并借机造谣惑众，诋毁红军声誉。为减少前进路上的阻力，争取迅速北上，红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沿途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开展政治攻势。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召集干部会议，进行政治思想动员，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并要求部队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袭击。省委常委、秘书长郑位三，在部队经过沿途，每遇围寨，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说明红军是借路北上抗日，望勿阻拦；并同寨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提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二十五军多在野外吃饭住宿，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红军政策和行动的感召下，大多数围寨的地主武装保持中立，使红二十五军赢得了时间，顺利地通过了围寨地区，摆脱了敌军的追堵。与此同时，党的地下组织也积极给以配合，为红军侦察敌情，传递消息，充当向导。有些伤病人员，亦由地方党组织收容安置在群众中隐蔽休养。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等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曾一路跟随部队行动，负责联络地方关系，介绍沿途情况，找群众带路，给红二十五军以很大的帮助。
三、恶战独树镇，进入伏牛山区
红二十五军转向北上后，敌即判断红军有“经象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之间西窜企图”，遂急忙调整部署。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由赊旗镇北返方城之独树镇、七里岗、砚山铺一带，迎头堵击红二十五军；驻叶县之第四十军骑兵团也南下保安寨配合堵击；第一一六旅则由新野北上南召，以阻止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追剿纵队”五个支队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均随后紧追。形势对红二十五军十分不利。
十一月二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象河关西北的王店、土风园、小张庄一带。当晚，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跟踪而至，并向土风园发动进攻。驻土风园的红二十五军直属队和第二二五团予敌以打击后，沿小道赶到王店，与军主力会合。二十六日拂晓，敌“追剿纵队”又尾追而来。这时，红二十五军距许（昌）南（阳）公路只有二十多公里，过了公路即是伏牛山东麓。为了防止敌人追堵，保持回旋余地，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军首长遂以第二二四、二二五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以第二二三团为后梯队，占领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行进。这天，恰遇寒流，雨雪交加。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衣服单薄，又被雨雪浸透，饥寒交迫，十分疲惫。许多同志的草鞋被烂泥粘掉，赤脚行军。但是，全军上下不畏艰难困苦，奋勇前进。
是日十三时，红二十五军前梯队第二二四团进至方城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但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于两小时前到达，抢先占领段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屈庵一线阵地，突然向红军行军队形进行猛烈攻击。因气候不良，能见度很低，红军先头团发现敌人较迟，又无战斗准备，一时陷入被动，加之战士们的手指被冻僵，一下拉不开枪栓，抵抗不及，以致被迫后撤。敌人乘机猛烈冲击，并从两翼实施包围，情况十分险恶。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迅速赶到先头团，立即指挥部队就地进行抵抗。他向战士们大声疾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吴政委的到来，马上稳定了部队。战士们趴在泥泞地上，利用地形地物顽强抗击敌人。吴焕先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搏斗。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第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接着，第二二三团又向七里岗之敌发起冲击，以图打开缺口，冲过公路。但是由于敌人的疯狂阻击，一连三次冲击，均未奏效。于是，红二十五军转而固守七里岗、砚山铺以南的赵庄、焦庄、袁五岗、上曹屯等村庄，组织反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入夜以后，红二十五军转向杨楼一带集结，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准备连夜突出重围。天黑夜暗，雨雪不止，全军指战员不顾极度的饥饿劳累，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穿过敌人空隙，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小道疾速行进。许多伤员也忍着极大的伤痛，坚持随军突围。当晚，由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穿过许（昌）南（阳）公路。二十七日拂晓，进入伏牛山东麓。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红二十五军在地形平坦和气候恶劣的条件下，遭敌“追剿纵队”、第四十军步骑兵的前堵后追，能否击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不仅是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而且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由于军首长和全体共产党员在紧要时刻奋勇当先，带领全军同志顽强战斗，挫败了敌人的攻击锋芒，稳住了阵地，突出了重围，把追堵之敌甩在背后，才得以转危为安，继续前进。独树镇战斗的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在任何强大的敌人面前，都是打不烂、摧不垮的。
一十七日上午，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又尾追而来。红二十五军占领五里坡、高老山一带高地，将敌击退。接着，沿叶县、方城边界西进。二十八日，当前卫部队正由拐河镇东北的孤石滩通过澧河时，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和第一一五旅、骑兵团，分别由拐河、常村追来，从南北两面向红军夹击。当时，敌先头部队已超越红二十五军，并控制了澧河西岸红二十五军前进道路两侧的部分高地，红二十五军所处地形极为不利。徐海东副军长当即命令前卫第二二三团强渡澧河，攻占纸房以东高地，击退敌骑兵第五师的进攻，控制了入山要道。与此同时，第二二五团也迅速渡过澧河。吴焕先政委命令第二二五团三营九连连长韩先楚带该连迅速抢占上马村以北山上的围寨，击退敌骑兵团和第一一五旅的进攻，掩护军直属队和第二二四团过河。然后，红二十五军又在古木庄、交界岭击退尾追之敌，经由神林、熊背、下汤等地继续西进，一直进入伏牛山区。
四、进入陕南。三要司、庾家河战斗
进入伏牛山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部队行进的沿途，经过认真勘察和调查，很快了解了伏牛山区的情况，认为该地区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这一带为豫西“内乡王”别廷芳的势力范围，反动统治严密，盗匪出没无常，凭险据守的地主围寨很多，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创建根据地都比较困难；加之敌第四十军、“追剿纵队”主力相继追来，红军难以在伏牛山区立足发展。因此，省委决定继续西进，准备进入陕西南部，相机创建新的根据地。
十一月三十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明确宣布：“我们调动队伍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工农穷苦群众弄吃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与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障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希望一切人都各做各的职业，莫惊莫走，特别欢迎穷人、工人、农人和我们见面谈话开会。”布告还就红军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财产，帮助穷人抗拒苛捐杂税，保证商业的自由，以及对白军士兵和民团中的穷苦团丁的优待等作了明确规定；甚至提出“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布告最后宣告：“红军此来，是要帮助陕西穷人进行上面的事业，帮助穷人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陕西的苏维埃政府。”
布告颁发后，红二十五军即日夜兼程向陕西南部前进，经一行树、庙子、栾川、陶湾等地，直奔豫陕边界。途中，先头部队将袭扰阻击的土匪、地方民团一一击溃。
十二月四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卢氏的叫河附近，发现敌第六十师已在卢氏县城以南的五里川、朱阳关、黄沙镇一带构筑工事，控制了入陕大道。原来，蒋介石为堵截红二十五军入陕，在红军进入桐柏山之时，就将驻防开封的陈沛部第六十师用火车运至灵宝，继经一百多公里行军，于十二月一日到达朱阳关一带部署，企图以逸待劳，堵歼红军。此时，敌“追剿纵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共五个旅十个团的兵力，经由信阳、许昌、鲁山等地，相继跟踪追到庙子、栾川一带，红二十五军处于前堵后追的境地，情况十分危急。据此，军首长当即决定改变入陕路线，别择小路，进入陕南。恰在此时，手枪团找到一个货郎小贩，在他的积极帮助下，很快查明一条经大石河、文峪、卢氏城南入陕的隐蔽小路。十二月五日，红二十五军先派手枪团到朱阳关以东七公里处“号房子”，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主力部队则从朱阳关东北二十公里处转向西北，沿着一条“七十二道文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直插卢氏县城。当晚，红二十五军从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迅速西进。守城民团紧闭城门，点燃灯笼、火把壮胆，不敢轻举妄动。天明后，红二十五军遂将敌第六十师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侧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即箭杆岭）。
十二月八日，红二十五军在豫陕交界处铁锁关击溃陕西守关民团后，进入陕南境内。这时，由潼关、华阴仓促调来的陕军冯钦哉部第四十二师第二四八、二五二团，已进至雒南（今洛南）县城和景村、三要司等地，准备迎面堵截红二十五军。八日下午，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进至三要司，与敌第二四八团三营接触。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九泉山高地进行顽抗。红二十五军以第二二五团由九泉山东南侧攀登陡崖，实施正面攻击，其余部队则迂回至高地西侧向敌人攻击。第二二五团三营八连在营长李学先和连长肖邦与的带领下，首先登上山头，与敌展开肉搏。在红军勇猛夹击下，守敌一个营全部被歼。九日，红二十五军翻越蟒岭，进至雒南之庾家河（今属丹凤）宿营。
十日上午，省委正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此时，敌第六十师突然由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东山坳口的排哨，发现敌先头部队已从七里荫岭迂回上来，当即向敌开火。战斗一开始，敌第三六〇团就夺取了东山坳口的有利地形，发起猛攻。省委立即停止开会。军首长迅速赶到山上，指挥部队实施反击，强攻山头阵地。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第二二三团以猛烈冲击夺回了东山坳口，第二二四、二二五团则跑步抢占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协同第二二三团将进攻之敌打退。激战中，副军长徐海东负重伤。这时，敌第三五五、三五七团相继增援上来，再次发起攻击。于是，全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战斗中，军长程子华也身负重伤。指战员在军政委吴焕先的指挥下，英勇反击，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与敌拚搏。第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在率领部队和敌人拚刺刀时，一条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作战。该团七连一挺轻机枪的射手，在和敌人的对射中，接连牺牲了三名，但这挺机枪始终没有停止射击，终于将敌人的火力压住。军部司号长程太林，下颏负伤，不能吹号，他利用一座小庙作掩护，接连向敌人投出数枚手榴弹，最后壮烈牺牲。战至黄昏，红军经过二十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打垮。这次战斗，毙伤敌三百余名，红军亦伤亡一百余名。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和多名团营干部负伤。
三要司、庾家河战斗，打垮了敌人对红二十五军的连续追堵。至此，红二十五军终于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粉碎了二十余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转移，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而且锻炼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的胜利，调动了敌人“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部分兵力，配合了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
一、庾家河会议，决定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根据花山寨会议关于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研究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次会议，虽然由于敌第六十师的进攻而中断，未能充分进行讨论，但仍及时作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不失时机地解决了选择新区和制定当前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这对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有着重要的意义。
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包括陕西南部的雒南、蓝田、商县、商南、山阳、镇安、柞水、洵阳（今旬阳）、宁陕、佛坪、洋县等县，湖北西北部的郧西、郧县等县，河南西部的卢氏、淅川等县。这个地区峰峦峻迭，悬崖陡峭，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争，自古就是兵家割据称雄的战略要地。这里，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极为残酷，土地和山林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抓丁、派夫、高利贷盘剥和兵灾匪祸连年不断，人民苦难深重，反抗强烈。红二十五军到此之前，党和红军已在这一带有广泛的革命影响。一九二八年五月参加渭（南）华（县）起义的部队，曾在蓝田、雒南地区组织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一九三二年冬，红四方面军、红三军先后两次过境。一九三四年五月，陕北红二十六军南下行动。这些，都给当地人民以深刻的影响。因此，到一九三四年底，尽管地方党组织已遭到破坏，但群众自发的抗捐抗粮斗争，仍然彼伏此起。
省委庾家河会议认真分析了上述情况，认为：鄂豫陕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比较薄弱，人民生活贫困，容易发动斗争，党和红军在这一带有一定的影响；这里山大沟深，丛林茂密，回旋余地较大，便于活动；在与川陕红军、陕北红军的相互配合上，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八军的呼应上，都有着重要意义。这些基本符合中共中央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指示信中关于选择创建新根据地的原则。因此，会议作出决定，在此创建新的根据地，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省委的决议草案提出：首先要以武装斗争打开局面，同时展开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要立即组织群众工作委员会，要求每个党团员并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召开群众大会，没收和分配地主和财物和土地，组织和武装群众，成立赤卫军、少先队，解除民团的武装，消灭境内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建立苏维埃政府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扩大主力红军的同时，建立红军的后方；在宣传工作和没收分配工作中，要注意各项政策，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特别提出不要过早地没收富农、工商业者的财产。
省委的《决议草案》初步总结了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提出在重大的转变面前，必须进行关于党的路线的解释工作，全党同志务必明确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坚定意志和胜利信心，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并提出在新的任务与困难面前，要反对悲观失望、消极退却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反对那些“死守”拚命的情绪。《决议草案》还提出立即建立中共鄂豫陕省委，即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省委成员不变。
为了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会议的同一天，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编印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就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有关政策，作了通俗而有力的宣传。传单指出：“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贫民士兵出身。”“红军每到一地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到红军中来。”这份传单在新区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作用，扩大了党和红军和影响。
二、抓紧时机，开辟鄂陕革命根据地
陕西是杨虎城统治的势力范围。杨虎城与蒋介石矛盾很深。红二十五军入陕时，蒋介石还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军队的指挥，追堵红二十五军的部队，大部没有进入陕西境内。而杨虎城正忙于北攻陕北红军，南拒川陕红四方面军，西和蒋介石嫡系朱绍良、胡宗南等勾心斗角，一时尚未集中更多的兵力对付红二十五军。庾家河会议后，红二十五军立即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全力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红二十五军在雒南蔡家川（亦称蔡川）进行整编，将第二二四团分别编入第二二三团和第二二五团。军领导人的职务作了个别调整，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省委秘书长郑位三任军政治部主任。
尔后，红二十五军主力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雒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摧毁国民党在广大乡村的统治基础。当时，红二十五军由于刚刚经过长途跋涉，连续作战，又是初入新区，人地生疏，给养不济，衣服单薄，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全体指战员不顾饥饿寒冷，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同敌人进行斗争，消灭了许多民团，打击了反动地方势力，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镇压土豪恶霸，将没收的大批财物分配给穷苦农民。一些“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群众分得了粮食，许多衣不遮体、“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的人家分得了衣物。广大劳苦群众从苦难中觉醒，他们看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都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中共鄂豫陕省委和军首长根据这一段行动的实地调查，对鄂豫陕边的实际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确定首先在鄂陕边界南部的镇安、山阳、洵阳、郧西等四县边区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根据群众反抗捐税的迫切要求，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斗争口号；并于镇安九甲湾（今属山阳），派第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带领该团第七连到地方发动群众，展开创建新区的工作。十二月二十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对于开创新区，稳定民心，保护个体经商者和小商小贩的正当合法权益，促进集市物资交流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二十五军北返雒南，消灭景村民团后，即抽调手枪团政治委员宋兴国等带领手枪团第二分队，与当地的农民武装大刀会组成陕南抗捐第一军（后改为雒南游击队），就地开展群众工作，创建新区，并成立以宋兴国为书记的中共商雒特委。 [4]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红二十五军由雒南地区再度南下。九日，攻克镇安县城，歼敌保安队一部，救出大批“抗捐犯”，并缴获许多棉花、布匹，解决了全军的冬服问题。此时，还发布了《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工农劳苦群众团结起来，捉拿反动首领，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尔后，乘胜在南部郧西、洵阳、镇安、山阳等四县边界地区横扫民团，宣传“五抗”，发动群众，镇压豪绅恶霸，伊除“地头蛇”，摧毁保甲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基层政权。在郧西一、二、三天门地区，分别召开群众大会，演戏、讲话，发动群众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粮食、财物。当地贫苦农民分得土地的有五百多户，分得粮食、衣物的有一千多户。少数群众害怕地主报复，不敢公开接受斗争果实，红军就在夜里将东西送上门去。广大群众欢天喜地，到处传说红军是“活神兵”。随后，又在镇安店垭子对“大刀会”武装进行团结改造工作，将他们编成抗捐军，并派去干部加强领导。这样，很快就在镇安的白塔、茅坪、大小米粮川、郧西的一、二、三天门和丁家坪等地，成立了第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同时，部队也抓紧时间进行休整，吸收了四百多名新战士。茅坪一带还有不少回族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到一月底敌人发动进攻时，红二十五军已在郧西、洵阳、镇安、山阳等四县边界地区开辟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和继续创建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三、第一次反“围剿”开始。陕东南五县根据地的开辟
一九三五年一月，蒋介石命令驻河南的第四十军一一五旅两个团开入陕西南部，驻湖北均县的第四十四师一三〇旅三个团推进到上津、白河，统归杨虎城指挥，配合陕军第一二六旅、警备第二旅、警卫团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一月下旬，陕军第一二六旅、警备第二旅进至镇安县城以东、以南地区，向红军逼近。红二十五军为争取主动，各个击破来犯之敌，遂由山阳、郧西交界地区北上袁家沟口，尔后转到凤凰嘴，突然出现在敌之后方。敌第一二六旅、警备第二旅急忙掉头尾追。
这时，红二十五军已进至柞水县蔡玉窑。为了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红二十五军以一部兵力于一月三十一日袭占柞水县城，吸引敌警备第二旅西进，分散了尾追的敌人。二月一日，当敌“围剿”主力柳彦彪部第一二六旅二五二团单独追到蔡玉窑时，红军主力突然予以打击，击溃敌两个营，歼敌一个多营。
战后，红二十五军向北转移到蓝田葛牌镇，就地进行休整。五日，敌第一二六旅旅长柳彦彪又率第二五一、第二四八团向葛牌镇进攻。红二十五军事先得到群众的报告，冒着大雪进行战斗准备，先敌占领了葛牌镇以南之文公岭一带高地。十四时，敌第二五一团首先发动进攻，被阻于阵地前沿。接着，增援之敌第二四八团到达。红二十五军以猛烈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的攻击，阻止了增援之敌。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军分别由正面和左翼发起猛烈反击。经奋勇冲杀，歼敌两个多营，其余敌人慌忙向南溃退。
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敌第一二六旅受到重创，一时不敢继续进攻。红二十五军则乘胜在陕东南的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游击队、抗捐军，扩大红军。当时，许多贫苦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连打胜仗，纷纷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路过陕南时留在柞水地区的一个叫明道和的伤员，听说红二十五军到了红岩寺，很快就动员了十几个贫苦牧童，连夜赶来参加红军。山阳袁家沟口的曾兆祥兄弟两人，带着他们的三个儿子，全家五口参加了红军。在扩大红军的同时，红二十五军还以缴获的部分枪支武装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并派数名干部到地方工作，于红岩寺、袁家沟口等地建立了第三、第四路游击师。在此期间，红二十五军先后在蓝田葛牌镇，柞水红岩寺、曹家坪，山阳小河口、袁家沟口、牛耳川、杜家沟等地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创建了第二块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军加强了党的各项政策的宣传。一月三十日，以军政治部名义印发了《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的布告，指出：“本军很诚恳地告知白色士兵、下级官长以及地方穷苦兄弟，你们都是受国民党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红军是你们自己的军队，要为红军做事，不要替国民党当侦探。如果是国民党压迫你们当侦探，你们见了红军就把实情告知红军，那也是为红军做事，红军应该重赏。自此布告之后，再发现忠实为国民党军队、区长、团总当侦探的，红军还是按照阶级纪律严办。倘若是地主、富农分子替国民党当侦探，定处死刑，决不姑宽。”二月五日，以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再次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并颁布商业管理的“暂时条例”，提出：（一）凡军阀、官僚、卖国汉奸、民团首领以及反革命分子所开之商店，一律没收。（二）凡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令是地主）的商店，如能遵守苏维埃的法律，仍保证其继续营业。（三）凡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活动境内，准其运输行走。（四）资本在三百元以上的商店、行商，必须交纳商业累进税；资本在三百元以下者免税。（五）红军在反日、反国民党的作战中，为战费之需要，得向资本在三百元以上并雇用劳工之商人酌量派收捐款。（六）红军没收反革命商店之物产，当即以一部分分给当地穷人。（七）一切奸商（破坏物价的、造假货的），由军政治部依照苏维埃法律惩办。在白军工作方面，释放了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的俘虏，随后又以军政治部名义颁发了《告国民党士兵书》，告示国民党军官兵：“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哗变来当红军的特别受优待。就是火线上缴枪过来的，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当红军的随即分配工作。”这些政策的宣传和贯彻，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对于稳定根据地的集市贸易，促进商品流通，分化瓦解敌军起了积极作用。不久，就有陕军警备第一旅的一个连起义参加红军。
四、郧西会议。开辟华阳革命根据地
陕东南五县根据地的开辟，对敌人造成了新的威胁。二月中旬，驻蓝田的陕军警卫团，在进驻商县、山阳的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配合下，向葛牌镇进攻。红二十五军为了掌握主动，又南下郧西地区。
二月十九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二天门召开第二十次常委会。会议总结入陕后两个月的斗争情况，分析形势，并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单独创建根据地的问题，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思想斗争。早在庾家河战斗后，省委就有少数同志认为，经过庾家河战斗，领导干部伤亡较大，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单独创建根据地似有困难，因而提出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意见；随着敌人进攻的开始，加之春荒到来，给部队的行动和补给都增添了新的困难，更助长了这一思想。为了统一思想，坚定反“围剿”斗争和创建新根据地的决心，省委郧西会议批评了这种思想情绪，提出要克服怕苦畏难的落后情绪，看清必然胜利的前途。省委坚持庾家河会议决定的方针，作出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决议案》要求扩大部队，加强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抓紧时机，继续发动群众，立即分配土地，建设基层政权，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建立相当于三个县的大块根据地。《决议案》还就春荒斗争中的宣传内容、组织灾民救济会、春荒斗争与武装斗争的结合等方面的问题，作了适当的安排。《决议案》号召全体党员要像一个人一样地团结起来执行这一决议，完全打破敌人的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为实现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奋斗。为了求得部队的发展、物资的补充和减轻人民群众在春荒中的困难，同时提出要“扩大斗争的区域”、红二十五军主力要“打到富足地方去”的口号。
会后，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特委书记为郭述申（后为戴季英、郑位三），游击司令为陈先瑞，负责统一领导鄂陕边之郧西、洵阳、镇安、山阳四县边界地区和陕东南之镇安、山阳、商县、柞水、蓝田五县边界地区的工作。省委和鄂陕特委、鄂陕游击司令部还分别将镇安店垭子、大小新川，郧西一、二、三天门，山阳唐家河等地的抗捐军和游击队，分别编为第五、第六、第七、第九路游击师，将第二二三团七连扩编为战斗营，就地开展游击活动，坚持对敌斗争。
此时，红二十五军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前锋已抵汉中以西的消息。为了贯彻省委郧西会议决议精神，并配合红四方面军进行陕南战役，红二十五军于二月下旬由郧西地区西进。途中，连克宁陕、佛坪两座县城，消灭了守城的保安队。三月八日，进到洋县华阳镇。这时，由郧西尾追而来的陕军张飞生警备第二旅已进至华阳镇以东地区。红二十五军为了解除后面的威胁，打开华阳地区局面，决心消灭该敌。
三月十日拂晓前，红二十五军从华阳镇向东南返回七八公里，在石塔寺附近设伏。当日上午，敌警备第二旅两个团进入红二十五军伏击地域。红二十五军突然出击，向敌猛冲，打垮敌人五个多营，毙伤敌二百余名，伤敌旅长张飞生，俘敌团长以下四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五百余支。
战后，红二十五军乘胜开辟华阳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华阳、石塔寺、商家坝、吊坝河、瓦子沟、红石窑、小华阳等七个乡的革命政权，并成立了华阳革命委员会。同时，将六十户地主恶霸的三千二百多亩土地，分给一千多户农民，将没收地主的九百多石粮食分给贫苦群众。接着，又派出几十名干部战士到地方工作，分别组建了华阳、茅坪两支游击队和数百人的抗捐军。至此，初步建立了第三块革命根据地。当时，群众兴奋地唱道：“二月初六 [5] 炮声响，警备二旅垮个光；华阳建起苏维埃，土豪恶霸一扫光；分田分财又分粮，穷人翻身把家当；吃饭莫忘红二十五，翻身莫忘共产党。”
华阳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不仅扩大了部队的回旋区域，而且有利于发展太白山以南、汉中以北山区的游击战争。省委考虑到这一地区与川陕革命根据地距离较近，便于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建立联系，遂决定将华阳革命根据地作为红二十五军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进行联系的桥梁，并试图依托华阳革命根据地，首先打通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因此，红二十五军取道二郎坝，向汉中、城固方向前进。当前锋行至城固小河口附近时，发现敌人在汉水以北防堵严密，又得悉红四方面军已经结束陕南战役回师川北，红二十五军随即折回华阳镇。
在红二十五军向汉中方向行动中，原来主张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少数同志，又提出了入川问题。省委于华阳举行会议，再次批判了这一错误观点，并分析当时的情况变化，讲明红军若要冒险过汉江翻巴山，不仅有遭到覆灭的危险，也难以在陕南站稳脚跟。因此，省委仍“坚持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区的任务不动摇，……照省委庾家河之决定不变”。 [6]
经过一路实地考察，省委认为与华阳邻近的汉中地区敌人的兵力较大，华阳地区又不富裕，大部队行动不便，只宜少数游击队活动，红军主力还应以陕东南地区为中心，向豫西、鄂西北发展为好。于是决定留下游击队坚持华阳地区斗争，主力回返东部地区活动。
五、打破敌人第一次“围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建成
三月下旬，红二十五军从华阳地区东返，经柞水、蔡玉窑、曹家坪，于四月初抵达蓝田葛牌镇。东返途中，杨虎城令其警备第三旅在柞水、镇安堵击。后该部一路跟踪追击。红二十五军为摆脱被动局面，决定消灭警备第三旅。四月九日，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以南之九间房设伏，一举将警备第三旅两个团打垮，并消灭其一个团又一个营，俘虏旅长张汉民以下官兵一千余名。至此，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由于当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误将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当作“叛徒”、“法西斯蒂分子”错杀，给党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张汉民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并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追认为革命烈士。
九间房战斗后，附近的鄂陕和豫陕几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红二十五军以袁家沟口、红岩寺为中心，建立了中共五星县委和两个区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工作；并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组织，成立基层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分配土地，进行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开办地方干部训练班。同时，还在这里建立了后方机关、医院和物资基地。
四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乘反“围剿”胜利的时机，在葛牌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议肯定了入陕四个月来的成绩，提出准备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和加紧建设根据地的任务。这次会议，还对主张入川的少数同志进行了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进一步在全体同志中坚定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心。会议改选了省委，新的鄂豫陕省委由十一人组成。省委常委是：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委员是：程子华、戴季英、陈先瑞、张希才；后来又增选了郑位三、郭述申。徐宝珊为书记，吴焕先为副书记。
葛牌镇会议后，红二十五军东进，于四月十八日傍晚攻克雒南县城。部队入城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张贴和散发红军《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当晚部队露宿街道两旁。第二天，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吴焕先政委讲话。他讲明了党的政策、红军的三大任务和官兵平等的原则，号召青壮年参加红军。军政治部宣传队还演出了《纺线》、《抓兵》等反映穷人翻身的节目。会后，将“顺兴恒”等四五家豪绅反动分子开办的粮行、货栈、钱庄的部分粮食、财物分配给穷苦群众，以度春荒；同时对正当经商的“致中和”山货店、“丁裕恒”中药铺、“瑞义合”食品店等几十家中小店铺，都按政策加以保护。其中，有的店东在红军攻城时弃店逃走，红军对其店铺不但未予没收，还派哨兵妥善看管。红二十五军进城后打开监狱，解放了在押的“抗捐犯”七十多人。这些行动在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接着，红二十五军进至豫陕边的雒南、商县、商南、卢氏等四县边界地区，大力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军首长鉴于中共商雒特委已不存在，决定收回雒南游击队，又派第二二五团三营副营长方升普等带领该营第八连到地方开展群众工作。这一时期，红二十五军先后在孙家山、北宽坪、桃坪、峦庄、庾家河、留仙坪、灰池子、七盘磨、刘家花屋、梨园岔、腰庄等地建立了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地方武装，并没收分配了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创建了第四块革命根据地。
五月初，省委决定建立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辖第八连和三个游击大队），统一领导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特委书记为郑位三（后为李隆贵），师长方升普，政治委员曾焜。
广大群众在红军战斗胜利和获得翻身解放的鼓舞下，革命情绪高涨，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在攻克雒南县城后的半个月内，红二十五军共吸收新战士六百多名。雒南附近几个小煤窑的一些工人也参加了红军，为红二十五军增加了工人阶级的成分。
这一时期，各地的地方武装积极开展活动，打击反动武装，进行群众工作，取得了很大胜利，加强了根据地建设。第四路游击师先后消灭二道沟税警队和牛耳川、金井河民团。第五路游击师摧毁洵阳潘家河敌乡公所，没收了十二家恶霸地主的财物，分给两千多户贫苦农民。鄂陕游击司令部战斗营和郧西地区的游击队袭击关防铺等据点，捣毁了“郧西铲共义勇军”在三天门的老巢。华阳游击队在青龙山地区予敌洋县保安队以打击，在汉中附近的公路上截获敌军用物资三十多担，还两次打下佛坪旧城。
红二十五军入陕五个月，在作战上取得一连串的胜利，歼灭陕军第一二六旅三个多营、警备第二旅、警备第三旅大部，先后攻占镇安、柞水、宁陕、佛坪、雒南等五座县城。由于全军指战员英勇作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扩大红军等，使根据地的建设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五月初，红二十五军主力发展到三千七百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两千多人，并在蓝田、柞水、镇安、山阳、洵阳、雒南、商南、商县、郧西、卢氏和华阳地区，建立了四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五星（柞水红岩寺地区）、山阳、镇（安）柞（水）、郧西、雒南等五个县工委，发展了一批党员；先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五星、镇安）、十三个区、四十多个乡、三百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人口近五十万，耕地面积九十多万亩，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建成。
第四节 制定正确方针，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
一、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部署。红军反“围剿”的准备和作战方针
红二十五军在不断取得作战胜利的同时，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局面，使国民党大为震惊。蒋介石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命令原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三个师（即第一〇七、第一一〇、第一二九师）、驻郑州的唐俊德第九十五师开入陕南，协同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二旅等部，共三十多个团的兵力，统由杨虎城指挥，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五、六、七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
中共鄂豫陕省委已经预见到敌人将要发动大规模“围剿”，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粉碎敌人的“围剿”，狠抓了红二十五军的建设；省委继续贯彻庾家河、郧西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红二十五军的政治工作系统，切实建立政治部的工作和加强连指导员的工作，大力训练军事干部，充实和加强军事部门的工作，全面建设部队；提高军事技术，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建立严格的纪律，发挥干部战士的创造性、积极性，特别是加强新战士的训练，提高新战士的战斗能力。红二十五军利用敌人第二次“围剿”尚未到来的间隙，抓紧战备整训。五月四日，红二十五军在商县龙驹寨（今丹凤县城）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整训，进行了形势教育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等步兵基础课目训练和从单兵到排进攻的战术训练，以及连进攻的示范演习。与此同时，还结合总结工作整顿支部，检查领导和改进作风，进一步加强连队和机关的建设。
五月九日，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于龙驹寨。
徐宝珊，湖北汉川人，一九〇三年生。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九年被派到鄂豫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中共黄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边特委和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长兼鄂东北道委书记，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书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随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改任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在领导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善于倾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关心党员的教育，注意纠正党内生活中的不良倾向。他长期带病工作，随军转战。他的逝世，使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失去了一位好领导人。
徐宝珊病逝后，鄂豫陕省委书记由吴焕先代理。
五月上旬，敌人“围剿”开始。第六十七军九个团和第九十五师三个团在雒南县城以东、以北展开，向南进攻；第四十四师四个团，由郧西上津向北进攻；第四十军五个团和陕军第三十八军四个团、警备第一旅两个团、警备第二旅两个团、特务第一旅两个团，则从南到北依次配置于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红军。
红二十五军察觉敌人的企图后，于五月十一日结束整训。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拟首先攻占山阳县城，创造有利的反“围剿”战场，由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等领导豫陕游击师开展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山阳守敌有陕军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十四日，红二十五军从三面攻城，敌县长和县政府官员弃城逃跑。盘踞在城东北苍龙山据点之敌，凭借坚固工事，固守待援。红二十五军攻击未克，遂改变决心，南下郧西地区。
五月十九日，省委在郧西地区召开了第一次执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全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而斗争的决议》。《决议》分析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正当帝国主义、国民党疯狂地进攻川陕与甘陕苏区和红军的紧急时候，红二十五军西征入陕的伟大胜利，大大地牵制了敌人的进攻的兵力，动摇了敌人进攻的后方，配合了南北红军的胜利。因此，敌人在睡梦中也不忘记、也不放松对红二十五军的进攻，来成就他整个进攻的计划。现在敌人进攻川陕与甘陕苏区的布置，与进攻红二十五军是一致的，是整个布置里不能分开的。”“敌人这次进攻兵力是加大了，布置是周密了。敌人这次进攻不简单是‘追击堵剿’红军，而是企图最后消灭红军的，同样要来摧残我们初将开创的新苏区与新起的群众斗争。因此，二次战争比一次战争是残酷些、长久些。二次战争就是决定开创新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能否完成的决斗，不完成消灭二次进攻的敌人，即不能开创新苏区伟大的政治任务，而红军成了无根据地的游击集团，这是每个同志要认识清楚的。”《决议》还就粉碎敌人的二次进攻，提出下列具体工作任务：（一）集中一切力量来扩大红军主力，使红军成为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中的主要力量；（二）广泛地组织群众参加革命，配合红军作战；（三）加紧红军中的政治、军事训练，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与战术技术，特别是新兵教育工作要具体切实。同时还就组建新的地方武装、粮食的储备、广泛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防止地主豪绅和民团的造谣破坏等，做了具体周密的安排。
五月下旬，省委又一次在郧西地区举行会议，研究在敌绝对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根据鄂豫皖时期反“围剿”斗争的成功经验、程子华介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战法和徐海东的建议，针对陕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敌人机动和补给都有一定困难的实际情况，省委决定：各游击师就地坚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主力则乘东北军刚到，首先北上，争取歼其一部，然后再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方针，寻机歼敌一两个师（旅），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打破敌人的“围剿”。
二、北上商县、雒南，南袭荆紫关，打乱敌人部署
六月初，红二十五军由郧西二天门出发，向北直插商县地区。这时，各路敌人正分别向东南开进，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四日夜、五日晨，红二十五军先后在商县夜村及商雒镇附近，与敌第一一〇、第一二九师遭遇，经激战，毙伤敌团长赵绍宗（伤）以下二百余人，缴轻机枪四挺、步枪一百余支。战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插到敌第六十七军的背后。敌第一一〇师尾追而来。红二十五军拟在苍龙岭伏击该敌，因被敌发觉未果，遂东转庾家河地区。
红二十五军向北跳到外线后，敌人原来指向东南的进攻矛头，不得不改而向北：第一〇七师由商县迂回到雒南县城东南，迎头堵击红军；第一一〇师和第一二九师跟踪尾追；第四十四师由山阳继续北上。红军见各路敌人密集，决心放弃先打东北军的计划，掉头向东南，大踏步前进，继续在外线活动，以调动、分散和疲劳敌人，创造战机。
六月十日，红二十五军从庾家河出发，向东南疾进。十三日，包围商南县城。十四日，攻占富水关，继而进占青山街，俘敌第四十四师营长以下官兵一百七十多人。红二十五军这一突然行动，使北顾商县、雒南之敌又被牵向东南，纷纷尾追而来。这时，军首长决定继续向东南行动，远程奔袭荆紫关，并派第二二五团在荆紫关西北之马蹄店扼守隘路，阻击尾追之敌。
荆紫关为鄂豫陕三省边界要地，有敌第四十四师后方临时补给站，并有反动民团一个营驻守。为出敌不意，红二十五军以手枪团化装成敌第四十四师的部队，于十五日十六时先行出发，经六十多公里急行军，于十六日午前逼近荆紫关。手枪团在通过敌外围警戒线时，还受到敌警戒部队的“列队迎接”，红军未费一枪一弹，将其缴械，并迅速进到荆紫关城下。守敌发觉后，急闭城门并开火。第二二三团跑步赶到，搭人梯强行登上城头，占领了全城。残敌向东南逃走。这次战斗，歼敌第四十四师一个多连和民团一个营，活捉敌第四十四师军需处长，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远程奔袭荆紫关，是红二十五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大胜利。红二十五军攻占荆紫关后，敌第六十七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警备第一旅等部，均向荆紫关蜂拥而来。这时，敌人的部署全被打乱，部队也被拖得相当疲惫，锐气大减。因逃亡和疾病，敌第四十四师多数连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
军首长在查明敌情后，决定甩开密集之敌，挥师西进，以继续分散和疲劳敌人，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区小河口、袁家沟口一带，然后选择有利战场，歼其一路。
红二十五军在外线活动期间，地方武装和根据地人民为配合红军主力行动，积极打击敌人，实行坚壁清野，就地坚持斗争。豫陕游击师所领导的四个游击大队，在红二十五军主力包围商南县城、奔袭荆紫关时，占领梨园岔与腰庄之间的有利地形，顽强阻击尾追之敌六七个小时，毙伤敌一百五十余名，并全歼景村联保队，奔袭五里川民团，消灭武关镇保安队，为红军主力大踏步进退创造了条件。鄂陕各路游击师积极开展游击战，钳制敌人，在一、二、三天门顽强阻击第四十四师一个团的进攻，激战一天，终将敌人击退。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主动送情报，当向导，积极运送粮食，转移伤病员；地方赤卫队割电线，断交通，侦察敌情，配合作战；各地的农民协会、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也都纷纷行动起来，做军鞋，备干粮，看护伤病员，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红军的作战行动。
三、西进山阳地区，袁家沟口伏击战斗
六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离开荆紫关，经郧西南化塘、商南赵家川等地向西挺进。杨虎城得知红二十五军动向后，急令已开到荆紫关地区的各部队掉头向西，企图抢占控制竹林关、商坝店、龙驹寨、山阳之线，以防红军北进；同时，令第三十八军四个团、第四十军一一五旅进到漫川关、上津一带，迎头堵击红军。
多日来，为调动和拖垮敌人，红二十五军连续行军作战，十分艰苦。山道崎岖，路隘林深，部队行动紧急，伤病员还要随队，困难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随时随地进行简短有力的鼓动，并处处以身作则，带领部队克服困难。每到一地，他们帮助战士烧水烫脚，准备干粮、草鞋；行军中帮助体弱的同志背背包、扛枪，开展体力互助活动。吴焕先政委多次讲话，告诉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和敌人死打硬拚，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叫敌人听我们指挥，等把敌人拖疲劳了，再回头消灭敌人，杀个“回马枪。指战员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情绪和高度的行军能力。
红二十五军头顶烈日，沿着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急速西进。二十二日，在山阳姚家湾击退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一部的阻拦后，由两岔河冒着大雨转向西北。二十五日，回到根据地边沿的黑山街。这时，各路敌人都被甩在后面，距离最近的敌警备第一旅，也有四天路程。
红二十五军回到黑山街后，决心采取以伏击战术消灭敌人，初步选定山阳小河口地区为战场，提出哪一股敌人先到，就坚决消灭哪一股。”部队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紧张地进行战斗动员和准备工作。活动在当地的第三、第四路游击师和地方党政组织，也积极动员群众，侦察敌情，封锁消息，组织担架队，准备配合主力作战。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陕军唐嗣桐警备第一旅追到黑山街附近。为继续诱敌深入，红二十五军稍与之接触后，即向小河口撤退。经勘察，发现小河口地形比较开阔，不便伏击，遂向西退到袁家沟口。袁家沟口及其以西的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五公里的深沟，沟的两侧山高林密，便于部队隐蔽，利于伏击。这一带是较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军首长当即决定以这里为战场。三十日，敌警备第一旅追到小河口，红二十五军为诱敌进入预设战场，遂向西北红岩寺转移。
七月一日，敌警备第一旅追到袁家沟口。红二十五军连夜循来路返回桃园岭。军首长随即命令：第二二三团占领袁家沟口北面一线高地；第二二五团两个营占领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南侧高地，另一个营占领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第三、第四路游击师在袁家沟口以南高地控制沟口，断敌退路，并担任警戒。
七月二日拂晓，部队进到指定位置后，在弥漫的晨雾中突然发现敌人在袁家沟口村西头集合，尖兵已经向西出发。军首长立即发出攻击命令。冲锋号一响，红军各种火器突然向密集之敌猛烈射击。第二二三团首先从北面发起冲击，猛扑敌人。敌遭到突然打击，乱成一团，慌忙向西逃跑，又遇第二二五团居高临下迎头打击。这时，群山号响，满谷杀声，红军各连队勇猛插向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番激战，敌大部被歼。敌旅长唐嗣桐率残部向南突围，遭第二二五团一部和第三路游击师阻击后，占据一个小寨子顽抗，经红军多次猛攻，到午后全部被歼灭。在战斗过程中，杨虎城一再电令已经进到山阳县城以西洞峪口、离战场不到二十公里的第一一〇师前往增援，但该师始终未敢前进一步。
袁家沟口一仗，全歼敌警备第一旅，毙伤敌团长以下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支，其他军用物资亦缴获甚多。红军仅伤亡一百余人。这一出色的歼灭战，是红二十五军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大胜利。
毛泽东指出：“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 [7] 袁家沟口歼灭战所取得的胜利，充分体现了这一作战原则。
战后，主力部队进行休整，由游击师负责打扫战场，广大群众组织救护和转运伤员。在几处红军后方医院的所在地，有不少被红军战士称为“干妈”的老大娘，她们主动把伤员接到自己家里，精心照看、治疗。许多山村的基层群众组织，敲锣打鼓地把猪、羊送到军政治部，热情慰劳红军。袁家沟口区苏维埃政府还召开群众大会，庆祝红军打了大胜仗。
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
袁家沟口战斗后，红二十五军乘胜东进，佯逼商县。此时各路敌人均不敢贸然行动。为继续掌握主动，把敌人调出根据地，相机歼灭敌人，补充兵员和物资，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部队再次转到外线行动，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根据这一决定，红二十五军带领第四路游击师，于七月十二日、十三日经商县杨家斜、蓝田石嘴子、后更子等地，北出终南山。部队出山后，全歼蓝田焦岱、长安引驾回等地民团，前锋直抵西安以南十余公里之韦曲、杜曲。与此同时，还在引驾回、子午镇、秦渡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政治宣传，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动员青年参加红军。
红二十五军这一行动，使西北反革命势力中心和敌人在西北地区进攻红军的总后方——西安大为震动。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之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被迫停止行动，城内的一些大地主、大资本家纷纷准备逃往外地。这一行动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使红二十五军得到了物资补充，并吸收三百多名新战士。
威逼西安，是红二十五军继奔袭荆紫关、袁家沟口大捷之后，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所取得的第三个胜利。这个胜利，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重兵“围剿”，宣告了敌人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计划的彻底破产。
小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七月，是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阶段。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鄂豫陕）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地实行了战略转移，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敌人的两次重兵“围剿”中，先后歼灭陕军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大部，重创警备第二旅和第一二六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同时，也使自己得到发展和壮大。斗争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提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阶段的胜利，不仅说明省委和军领导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也说明红二十五军在战略方针和战术运用上进一步的成熟和提高，在战略转移过程中，能够正确选择并迅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阶段的胜利，对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对配合红军主力北上陕甘，以致对开创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红二十五军在开辟新区中，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多次派遣领导骨干、主力连队到地方，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充分体现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当时在根据地所采取的分配土地、保护正当经商、释放白军俘虏等政策也有很大影响。特别在作战指导上，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两次反“围剿”斗争中，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先诱敌深入，调动、分散、疲惫敌人，打乱敌之部署，然后捕捉战机，集中兵力，打敌一部，力求全歼。这种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使红二十五军由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战果也愈来愈大，能够在一次战斗中歼灭同自己全部兵力相当、装备精良的整团整旅敌人。红二十五军这一阶段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锻炼成长，为后来的西征、北上创造了条件。
第二章 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先期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
第一节 沣峪口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六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历尽艰难险阻，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由东北伸向华北，威胁平津，使中日两国间的矛盾急剧上升，而国民党反动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推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等密约，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拱手送给了日本。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之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境集结，企图将主力红军围堵消灭于川西地区。
红二十五军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即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中央红军的行动不甚了解。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七月十五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军部驻地，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也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向北行动的消息。当晚，省委即在长安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在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主持下，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报纸消息和敌情动态，通观全局地分析了斗争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出卖，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和红军必须动员千百万人民，一致奋起，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积极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同时，会议还根据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和行动区域的状况，认为“在目前我们行动区域的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薄弱，红军本身还没有扩大到有力的迅速的消灭整批敌人，创造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在我们行动的区域，目前说来还是狭小的，物资还不足充〔分供〕给大批红军的需要，创造一个很好的新的革命根据地是有些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本身力量不能迅速的完成的关系”。 [8]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中所取得袭占荆紫关、袁家沟口歼灭战和威逼西安等作战胜利，“只是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的进攻计划而没有争取〔得〕最后的全部胜利”， [9] 加之敌人实行“围剿”的兵力有增无减，根据地形势仍很严重。为了谋求新的战略出路，省委在袁家沟口战斗后，就曾有过与陕北红军会合行动的战略意图。这时，省委已明确认识到：“中国苏区发展，红军新胜利，主力会合在西方的胜利与将要形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都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特点。” [10] “我们党在新的胜利与新的经验与教训下要加紧粉碎敌人新的进攻，配合红军主力行动以争取最后全部胜利，这是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 [11] 省委提出：红二十五军“目前首先要执行新的任务，采取新策略，在一切行动〔中〕极力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 [12] “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3] 会议决定：省委率领“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在这种新的策略方针之下，具〔决〕定了二十五军的西征北上的行动”。 [14] 同时决定：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留下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省委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这一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中共中央、毛泽东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
第二节 挥师西进，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一、驰骋陇南陇东，截断西（安）兰（州）公路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中共鄂豫陕省委根据沣峪口会议的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地区出发，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红二十五军经鄠县（今户县）、盩厔（今周至）县境，沿秦岭北麓冒雨向西前进。七月十七日、二十一日，先后在盩厔店子头和马召镇，两次打退陕军骑兵团的尾追，毙伤敌人一部。这时，敌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紧追而来，先头已抵达盩厔，距红二十五军仅十五公里。红二十五军为隐蔽行动意图，摆脱尾追之敌，于二十二日晨由辛口子向南折入秦岭山中，经青岗砭、宽台子、厚畛子、佛坪旧城、二郎坝等地向南前进，扬言进攻汉中以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南进。在部队经过佛坪旧城时，省委又举行一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战略方针。
七月二十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留坝之江口镇，击溃该地民团。由于连续十多天的行军作战，部队相当疲劳，省委和军领导决定在江口镇休整两天，进行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在部队休整期间，省委提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口号，进一步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斗志。全军上下情绪饱满，决心以西征北上的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
部队在江口镇进行了整编，将跟随主力部队行动的第四路游击师二百八十余人分别编入各团。原来在华阳地区坚持斗争的华阳游击队在遭受挫折之后，剩下的二十多人此时也在江口镇赶上部队，连同沿途收容的伤病员，一并补入连队。整编后，红二十五军辖第二二三、第二二五团和手枪团，连同机关和直属分队，全军共四千余人。
七月三十日，红二十五军从江口镇出发，经庙台子、留凤关等地转向西北挺进。三十一日，担任前卫的第二二三团一营，轻装奔袭，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今凤县县城），歼敌一部。该营第三连在双石铺东北的警戒排哨，截俘敌少将参议一名，获得一些文件和报纸。其中，七月十六日《大公报》报道：“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二十二日又报道：红军“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进行，……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州、西固等处”。综合敌人口供和文件、报纸所提供的情报，证实中央红军正在北上，而敌胡宗南部、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王均第三军、邓宝珊新编第一军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均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堵截中央红军北上。据此，军首长决定部队立即进入甘肃境内，并袭击天水县城，以威胁敌人后方，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八月三日，红二十五军以手枪团和军部交通队一部化装潜入甘肃两当县城，配合先头部队攻占该城，俘敌保安队官兵数十名。然后，经由两当县城以北之利桥镇转向西北，翻越麦积山，直逼天水城下。九日晚，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第二二三团二营，一举攻占天水县城北关，歼敌一部，缴获一批军用物资。由于红军直捣敌人后方，敌人急调第三军十二师一部，从武山、甘谷回援。同红二十五军一水相隔的敌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则滞留在渭河北岸的清水地区，踌躇不前。十一日，红二十五军从新阳镇北渡渭河，进占了秦安县城。
红二十五军迅速西进，敌人极为震惊。蒋介石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日，接连从成都行辕发出五道电令，初时要求各部加强西安、宝鸡、汉中之线的碉堡封锁，防止红二十五军入甘；继则督饬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并要第五十一军派一部向凤（县）徽（县）方向轻装截堵，以围歼红二十五军于两当一带；最后在八月十日的电报中指出：“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部，各抽调一部分兵力，“统归朱绍良负责统一指挥”，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据此，敌一部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文县，一部东移天水，准备南下的第六十师和中央补充第一旅不得不暂时滞留在文县、碧口一带。这样，红二十五军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敌人，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红二十五军进占秦安县城后，决心向敌人纵深挺进，以截断西（安）兰（州）公路，钳制敌人，继续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八月十二日，红二十五军弃秦安县城经魏店北进。十四日，逼近静宁县城，毙伤敌数十名。守敌新一军第十一旅惊恐异常，急电求援。至此，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被红二十五军切断，打乱了敌人围堵红军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二、进入兴隆镇地区，正确执行民族政策
红二十五军威逼静宁后，于十五日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等地。
兴隆镇一带是回民聚居的地区。军首长对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一直很重视。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十五军在鄂陕边界的茅坪（回民地区）一带活动时，曾以土地革命推动了少数民族的斗争热潮，不少贫苦回民群众自动参加红军。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各级领导对于少数民族工作的足够重视。为此，中共鄂豫陕省委曾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作出决议，批评了“对少数民族中工作的不了解与不可容忍的严重”倾向，要求“党与红军政治部不但要从日常实际生活、政治上抓紧这一工作”，而且要建立“回回民族中的工作”。此后，全军上下都很重视少数民族工作。部队每到一个新的地区，军领导都根据当地民情风俗，适时地提出一些新的规定，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切实做到秋毫无犯。此次进入单家集、兴隆镇之前，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就了解到反动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及军阀部队在这一带造成的恶劣影响，民族之间隔阂严重，于是结合当地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教育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好回民地区的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提出要争取革命成功，必须团结和发动各族人民群众，反对大汉族主义。他还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按照省委和军领导的要求与规定，许多连队在进入回民地区之前，自动把一些没有吃完的猪肉作了处理。军领导还派手枪团和少数回民战士先期进入兴隆镇，把事先写好印好的标语、传单、布告广为张贴，进行宣传。
进入兴隆镇后，部队休息三天，一面就地开展群众工作，一面做好继续行动的准备。吴焕先政委亲自召集当地的知名人士和阿訇开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讲明红军只是稍作停留，不征粮派款，不拉夫抓丁，以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稳定人心。随后，吴焕先等领导同志在一派欢腾的军号、锣鼓、鞭炮声中，热烈而隆重地到清真寺拜访，并赠送了匾额和礼品。回民群众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清真寺的阿訇也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军的领导人。事后，还赶着一群染成了红色的肥羊送到军部作回拜。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普遍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助民劳动。街头巷尾，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军医院的医护人员热情为群众治病，院长钱信忠亲自为一腹胀病患者扎针治疗。红二十五军的实际行动，扩大了党与红军的影响，使当地回族人民深受感动，“红军好”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回民地区。许多回民群众积极为红军做事。如当地有两位回族妇女，看到山顶上的红军哨兵没法做饭，就提着一篮馒头，拎着汤罐，上山送饭。
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时，全镇男女老幼齐集街头，他们在道路两旁摆设香案，放上点心油果，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行。马青年等十几名回族青年高高兴兴地参加了红军，被编在军政治部，沿途负责带路联络，做宣传群众工作。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回民群众结队相迎，许多回族老乡自觉为红军报告敌情，充当向导。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也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曾夸奖红二十五军路过陇东回民区时所做的工作，说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三、四坡村战斗，吴焕先壮烈牺牲
八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开始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歼守敌第十一旅二团一营大部，活捉敌县长、保安团长，并将所缴获的部分衣物被服救济贫苦百姓。这时，敌第六师十七旅由兰州乘七十余辆汽车，沿西（安）兰（州）公路向东驰援，遭到红军阻击，不能前进。当日黄昏，红二十五军继续东进，连夜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县城。
十八日，红二十五军进至瓦亭附近，与由固原赶来堵截之敌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一部（两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两个炮兵连）遭遇。红二十五军立即占领几处山头，将敌击退，毙伤敌数十名，缴获战马十七匹，并相继占领瓦亭、三关口、蒿店。十九日，逼近平凉县城。这时，敌第三十五师一面令第一〇五旅一部增援平凉，一面令师属骑兵团及第一〇四旅二〇八团，分别由庆阳西峰镇、宁县早胜镇，向泾川县城集中，企图将红二十五军逐出陇东地区。红二十五军为了继续钳制敌人，于二十日绕过平凉县城，由该城以东之四十里铺附近南渡泾河，沿西（安）兰（州）公路进至白水镇。敌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三个步兵营尾追而来。傍晚时分，红二十五军冒着大雨进到马莲铺以东，抢占打虎沟高地，将敌全部打垮，歼敌一个多营。亲自到马莲铺督战的敌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也险些被红军生俘。
这时，因连日暴雨，公路北侧的泾河水猛涨，部队再要北渡泾河，已很困难；而在公路南面，又被一道数十里宽的高塬所阻，回旋余地很小。军首长决定部队暂时离开公路，南渡泾河支流讷河，佯作进攻灵台，示敌以红军将转回陕西模样，实则计划西去威逼崇信县城，继续切断西（安）兰（州）公路，以探听中央红军的行动消息。
八月二十一日，红二十五军离开白水镇东进，在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母宫塬，徒涉汭河。当部队刚过一半时，山洪暴发，河水突涨，有几个同志不幸被激流卷走。军部机关已到河边，同军直属队和在塬上担任后卫任务的第二二三团都被阻于汭河北岸。就在这时，敌第三十五师一〇四旅二〇八团一千余人，由泾川县城沿着王母宫塬突然袭来。位于塬上四坡村东北角的第二二三团三营，首先与敌接火，当即凭借房屋、土墙和窑洞，分班分排地与敌人展开激战。为配合第三营抗击敌人，第二二三团重机枪连连长戴德归，奋不顾身地把一挺重机枪架在窑洞顶上，向蜂拥而来的敌人猛烈扫射，压住了敌人的进攻势头。这时，先头部队已渡过汭河，难以回援，后卫部队背水作战，形势极为不利。于是，军首长命令第二二三团一、二营立即投入战斗，从西南方向猛烈反击敌人。战斗一打响，吴焕先政委就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余人，一鼓作气地从河边冲到塬上，直插敌人侧后。他一边指挥，一边向战士们振臂高呼：“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地打！”战士们不顾道路泥泞，迅速抢占了塬上制高点，从侧翼向敌人发起冲击。与此同时，第二二三团三营在重机枪火力掩护下，集中力量进行反击，对敌形成夹击之势。敌人顿时混乱，纷纷溃散。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吴焕先政委不幸中弹牺牲。这一噩耗激起指战员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他们怀着极度悲愤，与敌人展开肉搏，以顽强的战斗，将敌人压到一条烂泥沟里，全部歼灭。敌团长马开基被击毙。
吴焕先，湖北黄安四角曹门村（今属河南新县）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秋，参加领导黄（安）麻（城）起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历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红二十五军军长，政治委员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他在重建红二十五军和领导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长征入陕、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在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西征北上中，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期，在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重，军长、副军长均负重伤时，他勇挑重担，指挥作战，建军建政，充分表现出他的智慧和才能。尤其是决定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迎接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会合的战略行动，表现了他胸怀全局和远见卓识。吴焕先是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卓越领导者，是经过严峻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作战英勇，指挥有方，在几次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奋不顾身，带领部队建立奇功。他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以身作则，关心士兵，严格治军，深受指战员的爱戴，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牺牲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全军指战员甚为悲痛。省委和军领导号召全体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烈士的遗志而英勇奋斗。
吴焕先牺牲后，省委常委临时商定，由于程子华负伤未愈，军政委和省委书记均由徐海东兼任，待以后有机会再开省委扩大会议选举。在此关键时刻，徐海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勇挑革命重担，这对于当时稳定部队的思想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继续执行北上的战略任务起了重要作用。徐海东在领导和指挥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行动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原则性强，顾全大局，襟怀坦白，勇于负责；他多谋善断，指挥果敢，运用战略战术灵活；他作战勇敢，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多次负伤，战功卓著；他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关心、爱护战士，深受指战员的崇敬和爱戴。后来，毛泽东等曾多次对徐海东作过很高的评价。
四坡村战斗的胜利，使敌人暂时不敢向红二十五军逼近。红二十五军为继续钳制敌人，即西进金龙庙，威逼崇信县城；南下什字镇，逼近灵台县城；并在崇信与灵台之间的上良镇、梁原镇、赤城镇等地积极活动。每天都派人搜集报纸，访问客商，极力探寻有关中央红军北上动向的消息。由于条件所限，又没有电台联络，迟迟得不到中央红军的消息。这时，由兰州乘汽车驰援之敌第六师十七旅已经到达泾川县城，敌第三十五师继续向泾川附近调动，陕甘边之敌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则由凤翔、清水向北推进到陇县、马鹿镇一带，敌第三军十二师也由武山、甘谷等地向华亭方向尾追而来，对红二十五军形成合围之势。省委和军领导考虑到一时难以获得中央红军的确实消息，而敌军日益逼近，部队连日在大雨和泥泞中行军作战已很疲劳，伤病员也难以安置，继续作无后方依托的行动十分不利，便按照沣峪口、佛坪两次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决定立即北上陕甘革命根据地，与陕甘红军会师。八月三十日，红二十五军经华亭安口窑转向北进。三十一日晚，由平凉县城以东的四十里铺涉过泾河，向东北前进。
从八月十四日到三十一日，红二十五军在陇东隆德、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华亭等广大地区活动，切断西（安）兰（州）公路十八天，敌人不得不一再抽调兵力对付红二十五军。这就进一步钳制了敌人，积极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第三节 击退尾追之敌，胜利进入陕北
红二十五军渡过泾河以后，经由镇原、庆阳县境兼程前进。敌第三十五师除令西峰镇守军加强防守外，并以骑兵团和步兵第二一〇团跟踪追击。红二十五军先后在西峰镇、赤城塬地区，两次打退敌骑兵的尾追，于九月三日渡过马莲河，进抵合水板桥镇宿营。四日晨，红二十五军由板桥镇出发时，因军参谋长集合部队讲话时间过长，加之警戒疏忽，致使后卫第二二五团三营遭到敌骑兵团突然袭击。在此紧急时刻，为掩护第三营突围，徐海东从前卫赶到后尾，指挥该团二营投入战斗，但因敌众我寡，陷入敌人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这时，第二二五团一营营长韩先楚和营政委刘震带领部队迅速抢占一座山头，以猛烈的火力阻止住敌人进攻，掩护徐海东突出包围。这次战斗，红二十五军损失二百余人，第二二五团团长方炳仁壮烈牺牲。
接着，红二十五军经东华池、太白镇之间渡过葫芦河，沿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沿途地瘠民贫，人烟稀少，无粮可筹，加之道路崎岖难行，部队体力消耗很大。最后，全军断粮，饥不可支，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不少营以上领导干部把自己的乘马杀掉，为指战员充饥。正在十分困难之时，恰遇一赶羊商贩，军经理处买下几百只羊，解除了严重的饥饿威胁，使部队得以继续前进。
九月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合水东北的豹子川（今属华池），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张希才等。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 [15] 徐海东任军长，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对部队作了关于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同陕甘红军会师的政治动员。军领导一再要求部队整顿军容，遵守纪律，注意团结，讲究礼节，尊重地方政府，虚心向兄弟的陕甘红军学习，向根据地人民学习。全体指战员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准备进入盼望已久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会后，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继续北进。九日，红二十五军抵达保安（志丹）永宁山，同陕甘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得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后，立即写信报告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工委组织部当即印发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这一胜利的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汇合，是争取陕甘、川陕的联系及联系全国各苏区，在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的一致行动。为苏维埃在整个西北及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的这个伟大胜利消息，使我们西北劳苦群众听见了，没有一个不手舞足蹈、鼓掌欢迎与庆祝的。我们党应该抓住这一千载一刻的机会，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上陕甘〔同〕红军的汇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刻动员起来，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与庆祝会，散发传单，广贴标语，欢迎红二十五军，发动群众自动地捐助各种食品与鞋袜，派代表慰问劳苦远征的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在永宁山稍事休息后，即在陕甘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声中，向永坪镇开进。一路上，人民群众送水送饭，送米送柴，送鞋送袜，到处都可见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听到热烈欢迎的口号。正如陕北民歌中所唱的：“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来到陕甘洛河川，劳动百姓好喜欢。”陕甘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对红二十五军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指战员深受感动。经过四天行军，红二十五军于九月十五日胜利到达延川永坪镇。至此，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这时全军总共有三千四百多人。
小结
红二十五军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至九月十五日到达陕北永坪镇，两个月内，攻占两当、秦安、隆德三座县城，经过多次激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实现了预定的战略意图，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加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成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所取得的胜利，主要由于中共鄂豫陕省委战略决策、行动和政策的正确。在革命斗争形势极端复杂多变而又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省委和军领导通观全局，独立自主，坚决果断地作出了西征甘肃、北上陕北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的需要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红二十五军在西征北上途中，充分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赢得沿途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欢迎，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帮助。红二十五军自长征以来，在陕甘等省纵横驰骋，浴血奋战，以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任务，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三章 红七十四师组成，坚持鄂豫陕边区游击战争
第一节 鄂豫陕特委成立，红七十四师组成
一、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形势
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十分严重。
敌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于七月十七日发布命令，除以部分兵力尾追红二十五军外，集中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庞炳勋第四十军、唐俊德第九十五师、萧之楚第四十四师、陕军警备第二旅和特务团等二十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敌人采取“分割包剿”、“各个击破”的手段，企图消灭坚持鄂豫陕边界地区斗争的革命武装，彻底摧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镇安东起店垭子、西到米粮川的一条十五公里长的川道，房屋大部被焚，群众财物被抢劫一空。许多村镇都成了敌人的据点，一些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纷纷组织反动民团，向根据地人民实行反攻倒算，叫嚣要把陕南山区的共产党和红军斩尽杀绝。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区袁家沟口，被敌人视为“红军窝子”，声言要“掘地三尺”，彻底予以摧毁。红军家属大多逃亡他乡。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为掩护群众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五六个苏维埃政府成员和游击队员。红岩寺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和群众，为掩护伤病员转移和坚壁物资，有三百多人被捕，其中一百多人当场被杀害，二百多人被关押，他们受尽酷刑，有的后来壮烈牺牲。豫陕边革命根据地梨园岔赤卫队长全家被敌人杀害。一、二、三天门和大小新川、店垭子等地被杀害的苏维埃政府干部、群众和游击队员家属共计一百多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很快被敌人侵占，人民群众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中共鄂豫陕省委在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途中，于七月三十日分别给留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坚持斗争的中共鄂陕、豫陕特委发出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两封指示信，传达省委沣峪口会议精神，说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任务，指出继续坚持鄂豫陕边界地区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指示把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为中共鄂豫陕特委，将豫陕游击师第八连及各路游击师之一部与鄂陕游击总部战斗营集中组成一个有战斗力的游击主力团，并就行动方针、发动群众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但是，这两封指示信在送交途中落入敌手，使敌人从中得知红二十五军已经北上，便更加疯狂地“清剿”留下的革命武装。
当时留在鄂豫陕边界地区的武装力量有：鄂陕游击总司令部的战斗营（以红二十五军派出的第二二三团七连扩编），山阳西区游击大队，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九路游击师，豫陕游击师第八连（即红二十五军派出的第二二五团八连）和三个游击大队，以及红二十五军留下的一些伤病员。
鄂陕、豫陕特委由于没有接到省委的指示信，一时不明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去向，仍按原定计划坚持斗争。在敌人划区“清剿”下，游击师和游击大队有的被打散，有的叛变，有的受到很大损失，两个特委之间也失去联系，斗争形势十分严重。
二、鄂豫陕特委成立和红七十四师组成
面对敌人的划区“清剿”，中共鄂陕、豫陕特委一面各自领导部队同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一面设法了解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去向。
鄂陕特委于八月底在宁陕两河口获得一份《西京日报》，得知吴焕先政治委员已在泾川战斗中牺牲，特委从此认定红二十五军已经西去，可能要北上陕北，于是决定：（一）在敌强我弱，各路游击师成分新、领导弱的情况下，应集中统一行动，防止被敌各个击破，要避开敌人锋芒，待机破敌；（二）特委率领总部战斗营会合各路游击师，到商雒地区寻找豫陕特委，共商斗争大计。按照这一决定，鄂陕特委率部东返，途中于二天门会合第六路游击师，接着，在大小新川与第七路游击师剩下的几十人会合。这时得知第九路游击师已叛变，尔后在袁家沟口以西地区同山阳西区游击大队会合，又得知第四路游击师已跟随红二十五军转移。于是，特委一面继续寻找第三、第五路游击师，一面东进去会合豫陕特委。
此时，豫陕特委在龙驹寨以北地区活动，为了不被敌各个击破，已将第八连编为第一游击大队，连同原来的三个游击大队，全部集中起来。豫陕特委也从获得的敌人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天水一带，遂率领部队由桃坪出发，往鄂陕边会合鄂陕特委。
九月初，鄂陕、豫陕两特委在商南梁家坟会合。初步商定，先各自返回原活动区域安排地方工作，动员群众以各种形式与敌人作斗争，收容伤病员，待寻找到第三、第五路游击师后再行会合，研究下一步的行动。两特委分开后不久，分别在雪窝和富山坪遭敌袭击，旋又互求会合。
九月九日，鄂陕、豫陕特委在商南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等。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认为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后，在敌人重兵“清剿”的严重形势下，斗争将更加艰苦，但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两特委都要领导部队和人民群众坚持斗争，使党在鄂豫陕边界地区举起的革命红旗继续飘扬下去。会议还认为，鄂豫陕边界地区地形有利，群众基础好，两特委又有半年多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对社情、民情、地形都十分熟悉，有近三百名红军老战士做骨干，只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紧紧依靠群众，斗争策略对头，是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会议统一了认识，克服了部分同志的悲观情绪，坚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心。会议决定：（一）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人包围圈，在宁陕、佛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根据地。（二）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又称陕南特委）。（三）将各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组成红军第七十四师，辖两个营、一个手枪团。第一营由豫陕游击师四个大队改编，第二营由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战斗营一部和所属各路游击师编成，手枪团由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战斗营一部和豫陕游击师便衣队编成；师直属机关分队有：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等。（四）作战的方针是开展游击战，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扬长避短，同敌人“兜大圈子”，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同时，继续收拢各路游击师和伤病员。会议还选举成立了新的特委，主要成员有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李书全、袁崇安、张培真（后改名张波）、郑连顺等九人，特委书记郑位三 [16] 。
梁家坟会议是两特委在与省委失去联系，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召开的。会议做出的决定符合鄂豫陕省委指示的精神，统一了根据地党和武装的领导，团结了原来分属于两个特委领导的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形成了以郑位三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确定了独立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方针，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和游击战术，对在鄂豫陕边界地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打破敌人“划区清剿”，扭转当时的困难局势，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十月六日，红七十四师在商南碾子坪正式组成，师长陈先瑞，政治委员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政治部主任曾焜；第一营营长张海波，政治委员袁崇安；第二营营长萧大喜，政治委员郑连顺；手枪团团长吴济云（后改名吴林焕），政治委员张培真。全师近七百人。
第二节 坚持游击战争，打破敌人三次围攻
一、青铜关伏击战，打破敌人第一次围攻，乘机开辟新区
一九三五年十月，敌人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残酷“清剿”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红二十五军转移后，留在这里的武装力量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成立了红七十四师。因此，分布在商县、雒南、山阳、镇安、柞水地区之敌很快统一部署，向红七十四师发起了第一次围攻，企图将红军一举歼灭。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红七十四师从碾子坪出发，巧妙地避开敌人的主力，沿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西进，在山阳、镇安、柞水、宁陕间与敌周旋。十一月初，红七十四师进至宁陕关口镇，计划以四个连和手枪团一个分队袭击宁陕县城。当部队进到城下时，发现敌人已有准备，遂撤回关口镇。为了继续收拢第三、第五路游击师，收容伤病员和失散人员，红七十四师经洵阳以北返回鄂陕边界地区。途中会合了第五路游击师。十一月中旬，敌第四十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向鄂陕边界地区压来，红七十四师当即由郧西二天门一带西去宁陕、佛坪地区，摆脱了敌人的围攻。
十二月初，红七十四师进至青铜关以东月西沟。这时，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二三〇团一个营抢先到达青铜关，阻止红军西进，另一个营也尾追而来。敌人企图前后夹击，消灭红七十四师。
青铜关位于镇安县城东南四十五公里处，东临乾佑河，西抵崇家山，易守难攻。中共鄂豫陕特委决定乘守敌尚不知红军到来之机，利用月西沟有利地形，以小股兵力诱青铜关之敌上钩，主力在青铜关以东地区设伏，力求将该敌全歼。敌果误以为红军为游击队，便以其营长带两个连以密集队形沿沟内展开攻击。红七十四师以第一营在左，第二营在右，以手枪团两个班断敌退路。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师长陈先瑞立即发出攻击信号。红军以勇猛动作直扑敌人，一举将敌打垮，毙伤敌营长以下一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百余支、轻机枪四挺。
青铜关战斗是红七十四师给敌正规部队的首次打击，检验了部队的战斗力，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后，红七十四师转兵北上，摆脱了追敌，在菩萨店会合了第三路游击师。这时，各路游击部队已全部集中，全师共八百余人。尔后，在东江口进行整训。至此，敌人第一次围攻失败，根据地局面趋于好转。
十二月中旬，特委在宁陕四亩地召开会议，决定在宁陕、佛坪地区开辟根据地，作为红七十四师的立足点，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掌握游击战争的主动权。十二月下旬，红七十四师得悉宁陕县城兵力空虚，即先虚张声势，往东江口北去，以迷惑敌人；尔后突然回头，以远程奔袭战术，日夜兼程疾进一百多公里，于二十六日拂晓，一举攻占宁陕县城，全歼保安队三百多人，活捉敌县长居文召，缴获一批武器，补充了部队。此战，第二营政委郑连顺壮烈牺牲。攻克宁陕后，部队在县城、关口镇、贾家营、梁家庄等地开仓济贫，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群众高兴地唱道：“腊月梅花开，宁陕来红军，缴枪几百支，县长毙南门，打土豪，救贫民，穷苦百姓把腰伸。”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红七十四师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先西进至洋县金水河地区，顺汉水漂放宣传标语，吸引敌人注意力；然后掉头东进，直奔豫陕边，沿途歼荆紫关、西坪、峦庄、庾家河、三要司、兰草、官坡等地民团五百余人，缴长短枪四百余支。这一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急调兵力来追。红七十四遂回师西返。
一月下旬，红七十四师袭占佛坪县城（袁家庄），歼敌一部，缴枪数十支；接着进至东江口，准备在东江口过春节。这时，陕军警备第二旅进山“围剿”，红七十四师遂决定跳出山区，和敌人来个“换防”。二十三日（旧历除夕），部队北出秦岭，到达鄠县境内，横扫保安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这一行动，威胁了西安、宝鸡。敌急忙派兵来围攻。当敌人赶来时，红七十四师已进入山区，第二次打开佛坪县城，消灭了刚刚组建的保安团。
红七十四师连续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在转战中，还收容了红二十五军留下的几十名伤病员，充实了部队的骨干力量。
根据特委四亩地会议的决定，红七十四师在东进执行任务的同时，派罗明义等带一个连队，到宁陕、佛坪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宁陕、佛坪地处秦岭山中，山高林密，群众基础好，敌人统治薄弱，便于小股部队活动。红军在这一带迅速打开局面，创建了以四亩地、东江口、洵阳坝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不久，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宁佛工委，书记罗明义，同时成立了宁陕土地委员会。为了巩固发展这一地区，加强领导，特委又派方升普、曾焜到宁佛地区工作，并以派去的连队为基础，扩建一个独立团，团长方升普，政委曾焜。他们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区乡政权和许多贫农小组，并在敌占区建立起秘密联络点，使群众斗争进一步开展。四亩地、东江口、洵阳坝一带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以后的反围攻斗争创造了条件。
二、切断川陕公路，进出秦岭，打破敌人第二次围攻
红七十四师成立四个多月，连克宁陕、佛坪县城，横扫地方反动民团，引起敌人的不安。一九三六年二月，杨虎城又调集驻汉中的第四十九师、安康的第四十军、三原的警备第二旅等部，以及地方保安团队，共十多个团的兵力，采取严密封锁和跟踪追击的手段，对红七十四师发动第二次围攻。敌除以一部兵力驻守各县城、重要集镇外，其余兵力全力向宁陕、佛坪围攻，企图将红七十四师消灭于太白山以东地区。中共鄂豫陕特委发觉敌人的企图后，决定避开强敌的进攻，争取主动，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先西出陕甘边，迷惑调动敌人，尔后东返商雒地区，以大回旋的游击战法，打破敌人的围攻。
二月中旬，红七十四师由佛坪西进，穿越洋县，经留坝江口镇，直逼川陕公路。沿途歼华阳、江口镇两地民团一百五十余人，缴枪近百支。尔后，在川陕公路沿线活动，先后在双石铺、黄牛铺消灭保安团四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同时，在数十公里的公路上，挖路基，破桥梁，割电线，并截获敌军用汽车五辆，使敌人交通中断半个月。西安之敌被这一行动惊动，接连派出飞机侦察。二月二十八日，敌第四十九师追来时，红七十四师即撤到眉县南面的嘴头镇（今太白县城）、七里川一带，在此进行了短时休整。
敌人得悉红七十四师的行踪后，遂调整部署，以第四十军、警备第二旅等部五个团的兵力，封锁宁陕、佛坪一线及其以西地区，另调一个团扼守嘴头镇以东和北通山外的要道；以第四十九师两个团专事追击，由南向北直扑而来。当时，红七十四师东返道路完全被敌切断，处境十分不利。特委冷静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战术，率领部队绕过敌之封锁线，出其不意地翻越秦岭东去。
红七十四师登上秦岭后，敌人由昼追夜宿改为昼夜追击，企图把红七十四师围困消灭在秦岭之巅。红七十四师广大指战员攀陡壁，坐“雪滑梯”，忍饥挨饿，兼程行进，刚甩开追敌，又遇上堵击，连续四昼夜，在秦岭上下翻越几次。在敌人追逼下，又被迫上了太白山。部队七昼夜没有很好休息，疲劳已极，部分同志产生了同敌人硬拚的急躁情绪。特委决定在山上庙内作短暂休息，再下山冲出包围。休息时，党团员骨干抓紧做思想工作，帮助战士们认清坚持斗争、保存力量的重要性，树立与敌人、风雪严寒作斗争的决心，克服硬拚思想。三月十五日夜，红七十四师摸黑下山，在厚畛子附近，俘敌第四十九师便衣队十余人，缴获短枪十余支。接着撤至岭下沙梁子。敌第四十九师一部紧追而来，红七十四师边打边走，直至拂晓才夺路而出。十七日，红七十四师经阳坡突破敌人包围圈，抵达小王涧，终于摆脱敌人的追堵。尔后进至东江口地区，并在东江口安置了伤病员，部队稍作休整。至此，敌人的第二次围攻被打破，红七十四师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三月二十三日，特委在东江口接到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战士程福才从陕北送来的《八一宣言》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以及一封简信，当即开会进行传达。二十四日，由郑位三起草了给中共中央关于《陕南红军志清、卫劳关于七十四师成立经过的报告》，交程福才带回陕北。中央文件使红七十四师在后来的行动中有了依据，斗争策略和领导艺术有了新的发展。
四月上旬，红七十四师进至豫陕边，歼峦庄、官坡、五里川等地民团二百余人，缴枪一百三十余支。四月中旬，南下鄂豫边，打开西坪、富水关、荆紫关，消灭保安团三百余人，缴长枪二百余支。尔后，红七十四师转至梁家坟休整。这几次战斗，解决了部队的服装问题，补充了武器弹药。
特委在梁家坟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文件，总结了红七十四师成立后的军事斗争与工作，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认为，中央文件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红军的行动纲领。红七十四师成立以来的行动，基本上是符合中央文件精神的，军事上取得了不少的胜利，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打击了敌人，宣传了群众，吸收了五百多名新兵，坚持了鄂豫陕边界地区的游击战争。由于红军斗争的胜利，将会引起敌人的加紧围攻，对这点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会议决定，红七十四师返回宁佛地区，在敌人发动新围攻之前，抓紧训练部队，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粉碎敌人的再次围攻做好准备。
四月下旬，红七十四师西进，在漫川关消灭民团一百余人，缴枪六十余支。战斗中，第二营营长萧大喜壮烈牺牲。接着，进至柞水曹家坪，在此收编了由宋登贤领导的“神团”二百余人，并将其改为抗捐军 [17] ，同时还送给他们部分武器弹药，派去干部加强领导，令其在宁陕、柞水、长安交界地区活动。四月底，红七十四师进至宁陕洵阳坝。这时，何振亚部派人来联系。何振亚部系一九三五年九月于长安引驾回起义的陕军警备第二旅四团九连。为了争取团结这支武装，特委曾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在留坝江口镇给该部写信联系。这次何振亚部派人来联系，特委又进一步向他们介绍了红军的情况，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团结抗日的精神，并送给该部面值共计两万元的邮票和有关抗日救国的宣传品。五月初，红七十四师回到东江口休整。何振亚又派人来，要求红七十四师领导人去讲话，并要求委派干部。经过特委研究决定，由师长陈先瑞前往商谈两军相互联系的具体条件和办法。双方商定，将何振亚部改为陕南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为军长，该部干部由自己任命，军事上归红七十四师指挥；并划分了活动地域，决定不定期互通情报，互相配合行动。红七十四师还送给该部一批枪支弹药。自此，红七十四师与何振亚部建立了正式的领导关系。六月，沈启贤率领的原陕军警备第二旅四团四连起义的部分队伍同何振亚部会合，沈启贤任该部参谋长。不久，因宋登贤部误杀了何振亚部的联络员，何宋两部之间发生矛盾。经郑位三、陈先瑞调解，两部之间消除了误会，增强了团结。
三、分兵游击，打破敌人第三次围攻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红七十四师缴获敌人“快邮代电”一份，得知杨虎城又调动二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军发起第三次围攻。敌人的这次围攻，除使用第二次围攻的兵力外，还增加了王均第三军的三个团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公秉藩第一支队。在军事上，采取正规军与地方保安队相结合，“追、堵、驻剿”相结合的方式；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措施，组织联保联防，设立各种关卡，严密控制行人和物资流通，计划在三个月内围歼红军。
中共鄂豫陕特委根据敌人上述部署和第二次反围攻的经验、山区地形条件及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等情况，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发挥红军地形熟、善于山地行动和游击战等长处，变被动为主动，灵活机动地牵着敌人走，相机消灭敌人。遂将部队编为第一、第五、第六团。第一团由郑位三率领，活动在镇安、柞水、蓝田一带；第五团由李隆贵率领，活动在汉水北岸的汉阴、洵阳地区；第六团由陈先瑞率领，先向宝鸡方向引敌西进，尔后东返山阳、商县、商南等地活动。
在六月到八月的三个月内，红七十四师三个团分别深入敌后，四出游击，打乱了敌人围攻的部署。第一团经牧护关东进，在张家坪捕杀了由西安赴商州上任的敌第四行政区少将督察专员汤有光。接着奔袭两岔河，回兵大龙庙（今蓝田坝源乡），打击民团、保安队，共歼敌二百余人，缴枪一百五十余支。第五团在汉水北岸歼桃园、林达庙民团一百余人，缴枪八十余支及大批银钱和物资。第六团于六月二十二日再次翻越太白山西去，直逼宝鸡，敌忙以七八个团的兵力合围。第六团择其防守薄弱部分，跳出合围圈，翻山越岭，向鄂陕边疾进。在竹林关歼敌保安队八十多人，接着乘雨夜袭击了商南赵川民团，击毙作恶多端的民团头子赵平甫，缴长短枪二百余支。
九月，经四川北上的红二方面军东出陕甘边，发起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陕南敌人大部西调。红七十四师乘机将三个团集中起来，于九月底在宁陕猴子坪进行了休整。至此，敌人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七十四师的第三次围攻破产。
为了策应红二方面军行动，红七十四师派手枪团尾敌西去，侦察情况，袭扰敌人。师主力则积极转战于镇安、柞水、商南、雒南等地。十月初，袭占镇安重镇云盖寺，歼民团一百五十余人，缴获一批物资。十一月下旬，红七十四师进至豫陕边的罗家湾，准备袭击西坪保安队。这时，驻商县之敌别动总队公秉藩第一支队一部和陕西省保安队近千人，在公秉藩的指挥下，从富水关沿西（安）荆（紫关）公路向红七十四师发起进攻。开始，红七十四师以为来敌只是民团，当即以第一营二连警戒西坪，第二营五、六连抢占公路北侧山头，第一营三连由公路西侧沿山梁上迂回，以歼灭该敌。战斗发起后，第六连在抢占山头时，数攻不下，师长陈先瑞立刻命令第二营四连投入战斗。经猛烈攻击，很快将山头占领，这才发现来敌是装备精良的别动队。师领导遂决定以全部兵力投入战斗。红军利用公路两侧山地，集中火力向敌人发起攻击。激战近一小时，敌人被击溃。此战，毙伤敌近百人，俘敌中校军官一名，缴二十响驳壳枪三十余支、步枪数十支、机枪七挺。红军仅伤亡十余人。这一胜利，震撼了商雒地区敌人，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的情绪，也显示了红七十四师的战斗力。
战后，红七十四师北上，再歼峦庄、兰草民团一百余人，缴枪七十多支。在官坡遇上卢氏保安团一个加强连，师领导当即以前卫第三营九连向该敌发起攻击。在手枪团的配合下，第九连一鼓作气，歼敌一百七十余人，缴“俄国造”步枪一百三十余支、轻机枪两挺。战后，第九连全部换上了“俄国造”。接着，红七十四师转入雒南，歼灵峪口、石家坡民团，沿华山脚下绕行三圈。尔后经黑山、黄龙铺进入蓝田，歼许家庙（今玉山纪乡）民团。这几次战斗，共歼敌一百二十余人，缴枪一百余支。与此同时，派往华山活动的少数部队，在华山上下虚张声势，搅得敌人四处告急，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行动。
红七十四师在不断取得游击作战胜利的同时，根据特委梁家坟会议精神，注意在斗争中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使党和红军的影响不断扩大。红七十四师曾多次截获邮差，每次都发给邮差“收条”，说明红军“保护学校、邮政、商店”，对“反动县衙门和反动军官的信件一律没收”； [18] 对豪绅、保甲长、团总、侦探、军官等区别对待，除罪大恶极者外，其余则进行教育和争取利用，使其为红军服务。商南大地主石老八，自愿为红军捐款、筹粮，红军不但不没收他的财产，而且还委托他买药品、物资。红七十四师还利用宁陕两河口区区长宋承义和一些地主豪绅来掩护伤员，不动他们的财产，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俘虏政策也有改变。对敌下级军官和无明显罪恶的中高级军官，教育后一律释放。在通过有反动武装控制的山寨和岩洞时，预先写信联系，约定借路通过，互不侵犯，等等。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分化了敌人，团结了中间力量，打击了反革命势力，对红七十四师坚持游击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十二月中旬，红七十四师进至蓝田大龙庙，正准备进一步发展有利形势，巩固扩大根据地时，“西安事变”爆发。不久，即接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信。信中命令红七十四师暂不行动，等待中央派李涛来传达有关指示。李涛到来后，及时传达了中央指示和西安事变的情况，并带来一部电台。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鄂豫陕边区成立了军委会，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红七十四师改编为南路抗日军（对内仍称红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辖第四、第五团和独立团、补充团，共一千七百余人。至此，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鄂豫陕边界地区的游击战争胜利结束。
第三节 会师商县，驻防镇柞，开赴三原改编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国民党中央军开入潼关，准备进攻西安。在此情况下，红七十四师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东进灵宝、潼关间，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不久，又奉命回师商县，与正在南下商县地区的红十五军团会合。
一月二十二日下午，红七十四师和红十五军团在商县胜利会师。红十五军团指战员列队欢迎红七十四师的战友。军团领导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对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鄂豫陕边界地区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双方还举行了联欢晚会。这些对红七十四师指战员鼓舞很大。
红七十四师长期在深山中游击作战，部队的军政训练较差，在编制和日常生活制度等方面也不够健全。此时，利用会师之机，加强了干部教育；军团派来干部，加强了领导，调整了部队编制，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整顿了纪律作风，加强了生活管理，部队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
二月初，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县地区，移师渭北。根据中共与国民党谈判所达成的红军驻防区域协议，红七十四师继续留驻陕南，以防内战再起时便于同陕北红军相呼应。按上级指示，红七十四师驻防镇安、柞水，宁陕三县。这时红七十四师的编制序列是：师长陈先瑞、政治委员张明先、参谋长杨焕民、政治部主任吴东升、供给部长范铁民、卫生部政治委员李振远。全师三个团：第四团团长王挥友（后为高兰桥）、政治委员吴济云；第五团团长孙光、政治委员罗明义（后为丁国钰）；第六团团长汪世才、政治委员张培真（后为李书全）。师部带第五团驻柞水石嘴子，第四团驻镇安县城，第六团驻镇、柞间之凤凰嘴。在此期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整训和发动群众。师成立了教导队，对连排干部进行短期轮训。同时就地深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取得了国民党柞水县长贾志璞的积极合作。师政治部还组织各界人士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推动了抗日工作的开展。这期间，有四百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
四月，因粮秣供应困难，红七十四师奉命开到长安大峪口整训。师部驻胡刘村，第四团驻南寨、白道峪，第五团驻大峪口、庵上，第六团驻南葫芦村。这时，全师共二千一百余人。整训中，部队学习时事政策、社会发展史，开展阶级教育；进行队列、投弹、射击、刺杀、爆破等基础训练；加强了管理教育，军政素质有明显提高。师政治部还派出宣传队作群众工作，培养地方积极分子参加抗日救国联合会。部队积极参加地方劳动，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八月，红七十四师奉命开赴三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 [19] 的改编命令，编为第一一五师留守处，驻三原、耀县、洛川一线，担任第十八集团军由延安到前线的输送任务。同年十月，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团长陈先瑞，政治委员罗志明，参谋长杨焕民，政治处主任吴东升。参加担任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小结
红七十四师在中共鄂豫陕特委的领导下，从一九三五年七月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独立坚持了鄂豫陕边界地区的游击战争。在同上级失去联系、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转战于鄂豫陕三省边界的二十四个县境，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打破了敌人三次围攻，歼灭敌人正规军与地方反动武装约四千人，缴获各种枪三千余支，取得了鄂豫陕边界地区游击战争的胜利。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到八月，红七十四师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陕南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加强部队的整训，提高军政素质，由一支游击武装力量发展成为一支正规的红军部队。
这一时期，以郑位三为书记的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坚强，团结一致，不畏艰险，敢于斗争，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斗争方针和政策；同时采取了正确的作战原则和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不断取得胜利，并能够自觉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推动了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红七十四师的斗争，继承和发扬了红二十五军的好思想好作风，胜利地坚持了鄂豫陕边界地区的游击战争，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钳制了敌人十几个团的兵力，配合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主力红军的长征，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四章 会师陕北，转战陕甘宁地区
第一节 红十五军团组成，参加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
一、永坪会师，红二十五军改编为第七十五师
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胜利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受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十六日，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到达永坪镇，三个军胜利会师。
九月十七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为了统一党的领导和集中兵力，统一指挥作战，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撤销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议还号召军民行动起来，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九月十八日，在永坪镇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和纪念九一八事变四周年。会上，刘志丹、徐海东、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分别代表陕甘革命根据地军民、红二十五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西北工委讲话。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会后，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中共中央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依次编成）。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下辖第二二三团，团长陈锦秀，政治委员常玉清；第二二五团，团长郎献民，政治委员刘震。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达志；下辖第二三二团，团长王富贵，政治委员黄罗斌；第二三四团，团长郭宝山，政治委员马沛雄；骑兵团，团长康健民，政治委员高锦纯。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明先；下辖第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政治委员李宗贵；第二四三团，团长李仲英，政治委员王国昌；补充团。军团机关和直属队编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部长查国桢）、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手枪团（团长傅春早、政治委员夏云亭）、交通队等。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二、参加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
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蒋介石为了消灭陕甘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始部署第三次“围剿”，调集东北军之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董英斌第五十七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及何柱国骑兵军等四个军十一个师，晋绥军孙楚部五个旅以及高桂滋第八十四师、高双成第八十六师等部，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企图将陕甘红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九月二十六日，蒋介石鉴于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中央红军）正向陕甘地区开进的情况，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国民党军队，加快“围剿”红军的步伐。这时，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部及刘翰东第一〇七师已进驻洛川，并派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一个营进占羊泉塬，何立中第一一〇师、周福成第一二九师（欠第六八五团）沿洛（川）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以第六八五团进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其他各军亦逐步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境内推进。
红十五军团首长根据敌军兵力分布情况，决定先歼灭敌第六十七军一部，尔后转用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退其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以战斗胜利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军团采取的作战方针是：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调动延安之敌前来增援，军团主力则在劳山地区设伏，打敌援兵，以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九月下旬，红十五军团进至甘泉以西之下寺湾、王家坪一带集结。徐海东、刘志丹率团以上干部到劳山现地勘察。劳山南距甘泉十五公里，北距延安三十公里，东西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为延安通往甘泉必经之地，是设伏开敌的较好战场。据此，军团首长作了具体部署，将主力设伏于劳山东西地域。
九月二十八日，第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包围甘泉县城。翌日拂晓前，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十月一日拂晓，敌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部从延安出动，沿公路向甘泉开进，途中留第六三〇团于四十里铺策应。第六二八、第六二九团沿公路两侧山头搜索前进。通过九沿山后，何立中令部队在劳山稍事休息，即成四路纵队向甘泉开进。当日14时，敌先头部队进至甘泉北六公里白土坡时，位于该地之第八十一师二四一团突然开火，堵击敌人前进。同时，位于阳台（劳山北三公里）之第七十八师骑兵团，适时出击，断敌退路。敌首尾受击，遂自动向中心靠拢。此时，设伏之第七十五师和第七十八师从公路两侧山上同时向敌行军队形发起猛烈进攻，将敌分割在榆林沟口和小劳山，激战五个多小时，敌第一一〇师六二八、六二九团及师直属队被全歼。敌师长何立中负重伤，逃入甘泉后毙命。这次战役，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一千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三千七百余人，缴战马三百余匹、七五山炮四门、八二迫击炮八门、重机枪二十四挺、轻机枪一百六十二挺、长短枪三千余支、五十瓦电台一部。
敌人遭到沉重打击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企图逐步缩小根据地，最后消灭红军。十月二十日，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并加强第六二〇团一个营进驻榆林桥。军团首长决定乘敌设防工事尚未构成、立足未稳之际将其消灭。遂仍以第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围困甘泉，军团主力逼进榆林桥，军团指挥机关由王家坪向前移至道佐铺。
十月二十五日拂晓，第七十五师与第七十八师，乘晨雾分别由东、西两面同时向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第七十五师迅速突破敌人的外围防御，占领制高点，歼敌大部。残敌向镇内溃退。此时，第七十八师在消灭洛河西 
劳山、榆林桥两战，共歼敌第六十七军一个师部、三个整团、一个整营，甘泉城内守敌亦陷入第八十一师和地方武装的严密围困之中，使北到延安，南至鄜县（今富县）、洛川之敌第六十七军余部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至此，敌王以哲部发起的南线进攻战役宣告失败。
劳山、榆林桥作战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准确掌握敌情，巧妙调动敌人；作战方针正确，战场选择适当，兵力部署严密，作战指挥统一；部队团结一致，英勇善战；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战役中的大量缴获，使红十五军团的武器装备得到改善，服装给养得到补充，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后，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参军的战士和东北军解放战士。为了用革命的纪律教育广大指战员，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依照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写成歌词，在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将歌词填入原来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中，以《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1] 为名，经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批准，刊登在军团政治部编印的《红旗》报上。这首歌很快在各部队传唱开来，对加强部队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红十五军团进行劳山战役时，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使一批同志遭到了无辜的迫害，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原红二十五军的个别领导者参与了这一“肃反”，负有一定的责任。但这与红二十五军的广大指战员无关。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并对此作出了明确的结论。
第二节 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参加直罗镇战役
一、编入红一方面军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胜利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十月底，中共中央派人送来《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带来了中共中央的热情慰问和鼓励，表达了对胜利会师的祝贺。来信中说：“我们久日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及〕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英勇斗争和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更听到你们……会合的消息，……消灭白军和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并指出：“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同时，还送来一部电台。
十一月初，第七十八师包围了张村驿、羊泉塬、东村、套通（今北道德）等民团据点。此时，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等来到道佐铺军团部，接见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给予了亲切的勉励和宝贵的指示。这个消息传到部队，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斗志，他们高呼“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打开张村驿，迎接毛主席”。经过准备后，一举攻克各据点，歼民团数百人，缴获了大批粮食。这一仗，拔除了敌人安在中部（今黄陵）、洛川、鄜县、甘泉以西地区的钉子，为直罗镇战役作了战场准备。
张村驿战斗后，红十五军团北返鄜县以北地区。这时，中央已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兼），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后为杨尚昆），下辖第一、第十五军团。从此，红十五军团在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行动。
为了加强红十五军团的各级领导，中革军委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冯文彬、张纯清、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周碧泉、伍修权、毕士悌等一批军政领导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受到红十五军团各级领导的热烈欢迎。这批领导同志到职后，加强了红十五军团的建设。
二、参加直罗镇战役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红十五军团劳山、榆林桥两战两捷，使敌人大为恐慌。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敌“西北剿总”重新调整部署，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企图先沿葫芦河构成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沿洛河构成南北封锁线，再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方针，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根据这种情况，方面军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由葫芦河东进之敌一两个师，尔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以打破敌人的“围剿”，并向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扩展根据地。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以第八十一师二四一团继续围困甘泉，第二四三团在羊泉塬地区配合地方游击队钳制鄺县、洛川、中部之敌，阻敌西援。
十月二十八日，敌西路第五十七军开始东进。十一月一日，该敌占领太白镇后，即在太白、合水地区构筑碉堡，搜刮粮食。东路第六十七军一一七师于十一月六日进至鄜县地区后按兵不动。为了迷惑调动敌人，第八十一师二四一团加紧围攻甘泉。十七日，敌“西北剿总”见甘泉危急，即令第五十七军三个师迅速东进，以解甘泉之围。十九日，敌第五十七军先头第一〇九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一带，其主力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二十日晨，敌第一〇九师在飞机掩护下，分三路沿葫芦河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十六时许，进入直罗镇。
红军抓住敌人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于当晚将占领直罗镇之敌第一〇九师包围。二十一日拂晓，在方面军统一号令下，红一军团由北向南，攻击据守直罗镇北山之敌第六二六团；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攻击据守直罗镇南山之敌第六二七团。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从西面、第二二五团从正南及东南向敌第六二七团发起猛烈攻击，激战至十时许，将敌第六二七团大部歼灭。残敌向直罗镇溃退。第七十八师以部分兵力堵住敌向东去路，其第二三二团协同第七十五师歼灭南山之敌后也突入镇内。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已将直罗镇北山之敌第六二六团大部歼灭，并击溃了由镇内增援之敌第六二五团两个营，歼敌约一个营，残敌退守镇北小高地。敌师长牛元峰几次率部向北突围，均被击退。十二时左右，牛元峰率领第一〇九师残部五百余人，退入镇东南土围子固守待援。当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来到红十五军团指挥所，率领军团领导同志察看地形，并作了指示。
二十二日上午，敌西路第五十七军师，沿安家川东援直罗镇；二十三日，敌东路第六十七军一一七师向羊泉塬、张村驿进击，第一〇七师向么家塬、丁家塬进击，图解第一〇九师之围，均被红军击退。敌东路被阻，西路也失去解围信心，遂以第一〇六师为后卫，向太白镇撤退。方面军发现敌西逃后，即以红一军团二师和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分三路猛烈追击。二十四日十二时许，将敌第一〇六师后卫六一七团歼灭于羊角台至张家湾途中。是时，被围困于直罗镇东南土围寨之敌第一〇九师残部，见待援无望，于二十三日午夜分路突围，一出土围寨即四处逃窜。二十四日上午，残敌被红十五军团全歼，敌师长牛元峰被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击毙。二十六日，东路之敌第一一七师畏歼，缩回鄜县城。此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迫使敌军第五十七军退回陇东，敌第六十七军一一七师退回鄜县。此役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鄜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庆祝会师和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对直罗镇战役作了总结。报告指出：“我们胜利的原因：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分；四、群众与我们一致。”报告还精辟地论述了直罗镇战役的深远影响，提出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等五项任务。毛泽东主席的报告给部队以极大鼓舞。
第三节 参加东征战役
一、一九三五年冬的形势与中共中央的决策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前后，全国形势正发生急剧的变化。日本政府继一九三四年发表企图独占中国的声明之后，又于一九三五年发动“华北事变”，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中日两国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难。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即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这个运动得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民族资产阶级及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一部分已表现出抗日反蒋的趋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也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加剧了明争暗斗。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独占中国的政策，也使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直接打击，他们同日本之间的矛盾扩大了。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则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反对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这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是有力的支持。国内的这些新变化和国际的条件，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依据和可能。
为了适应国内外的新形势，制定正确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同中国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会议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支持反日斗争。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总任务下，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决议》还指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个任务的基础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东边的山西，根据情况的发展，再转向北面的绥远等省。
当时，盘踞山西的军阀阎锡山，不仅不抗日，而且与日军实行“共同防共”政策，把山西沿黄河二十余县划为“防共区”，并将黄河东岸构成碉堡地带，企图阻挡红军东出抗日的去路。同时，派兵侵占陕北吴堡至清涧一线城镇。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行中共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挽救华北危局，援助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发展中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和抗日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22] 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方针，决定红军进行东征。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发出《东进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并以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兼），准备东渡黄河，进军山西。
二、转战晋西，威逼太原
红军东征分为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第七十五师为右翼纵队第一梯队，第七十八师为第二梯队；第八十一师调归军委直接指挥。红十五军团受领任务后，在延川文安驿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并进行整编和东征动员。在这次整编中，第七十五师以第二二三团特务连、第二二五团特务连和陕北少共青年营为基础，补充解放战士，组成第二二四团。团长韩先楚，政治委员王集成。接着，部队投入紧张的渡河准备。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二二三团，从全团抽调四十多名作战勇敢、身体健壮、水性较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渡河突击队，由团参谋长韦杰带领，提前十多天到达预定渡河场，进行强渡训练和准备。
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时，东渡黄河战斗开始。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以突击队为先导，利用夜暗登船从无定河口进入黄河，驶向对岸。一个多小时后，在山西石楼之贺家窳西北登岸，迅速向守敌发起进攻。攻克贺家窳路口一座碉堡后，一鼓作气，摧毁敌纵深火力点，歼灭守敌阎锡山第二〇七旅四一三团一个连，占领了滩头阵地。二十一日拂晓，第二二三团全部渡过黄河。接着，第七十五师师部、第二二五团、第二二四团、军团部和第七十八师相继渡河。第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悌在指挥先头团作战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
毕士悌，朝鲜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一月任叶挺独立团三营营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长征到达陕北后，调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
第七十五师渡河后，乘胜猛追逃敌，直捣义牒镇。敌一个营弃守该镇逃往石楼县城。二十二日拂晓前，第二二三团跟踪追击至石楼城下，敌凭险据守。军团首长考虑该城三面临川，背倚大山，地形险要，强攻不利，决定以第二二四团围城，军团主力乘胜向隰县挺进。
东征红军突硤黄河天险后，迅速向纵深发展，攻城略地。山西军阀阎锡山大为恐慌，急调由孙楚指挥进攻陕北的晋绥军四个旅返回河东，包抄红军后路。同时，电令中阳、石楼之敌固守待援。又令驻隰县之第四〇五团增援石楼，驻汾阳、孝义之独立第二旅驰援中阳。二十五日，红十五军团南进途中，第二二五团于石楼以南歼灭从河边溃退之敌两个连。第七十八师在隰县北十公里之蓬门，歼灭增援石楼之敌第四〇五团一营，俘敌二百余人，余敌退回隰县城。左翼纵队红一军团渡河后，在中阳之关上村歼敌独立第二旅四团。该旅旅部率第三团由石板上村向汾阳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将敌基本歼灭。敌以第七十二师二一七旅增援关上。为配合红一军团作战，红十五军团北返至石口、水头（今交口县城）。敌惧怕被歼，不敢冒进。红十五军团从三月一日起，在水头、双池、川口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扩大红军队伍。
红军左右两个纵队由沟口至河口近百里的宽大正面渡过了黄河，深入晋西，进逼同蒲铁路。阎锡山自知难以抵挡，遂一面要求蒋介石派兵入晋，一面调动晋中之杨效欧第六十六师等部共十多个团，于孝义之阳泉曲（兑九峪西十公里）南北一线展开，企图阻止红军东进。
方面军决定歼灭阳泉曲地区之敌。三月七日，红十五军团进至大麦郊，与红一军团会合。方面军决定红一军团位于阳泉曲以北之眼头村，红十五军团位于阳泉曲以南之仲家山，向敌展开进攻。三月八日、九日，毛泽东、彭德怀亲临大麦郊指挥。十日拂晓，第七十五师协同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向敌据守之仲家山高地猛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均很大。因敌兵力过多（开始误认为该敌只有四五个团），战至黄昏，红军击退敌之第一线部队，即主动撤出战斗。接着，敌人集中兵力，向郭家掌之红一军团攻击。红十五军团协同红一军团奋起还击，将敌全部击溃。这样，阎锡山阻止红军东进的企图即被粉碎。战后，红十五军团南下至灵石双池（今属交口县）一带休整。
阳泉曲战斗后，敌集中主力十多个团向水头、石楼方向推进，企图压迫红军退回河西。根据这一情况，方面军决定：以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和新成立的红三十军及山西游击队为中路军，继续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维护后方交通，吸引钳制敌人；红一军团和第八十一师为右路军，南下洪洞、临汾、襄陵（襄汾），向曲沃、闻喜、运城前进；红十五军团主力为左路军，乘虚北上文水、交城，威胁太原，尔后挺进晋西北，调动分散敌人。
三月十七日，红十五军团进至灵石之文殊塬、周宿、草地，佯攻灵石县城，掩护红一军团南下。次日凌晨二时，由文殊塬出发北上。十六时许，第七十五师在义棠歼敌一个连。十九日，部队冒着大雪和敌机轰炸行进，第二二三团袭击文水县城，因敌有备，不克。第七十五师随军团部经文水城西进至开栅。二十五日，军团骑兵连进至距太原仅十多公里之晋祠，威逼太原。阎锡山惟恐太原有失，急忙调集十多个团的兵力尾追红十五军团。军团奉命直插晋西北。二十六日，第二二三团强袭静乐。二十七日准备袭击岚县。时追击之敌进至娄烦，军团即放弃攻城计划，转向兴县，并派手枪团单独进至岢岚、保德一带活动。三十一日，敌第二〇七旅旅长温玉如率领第四一四团残部六个连，由中阳驰援兴县。第二二三团于曹家坡与敌遭遇，歼敌一个步兵营及一个炮兵连，缴获部分战马、军用地图及无线电台一部。温玉如仅率一百二十人逃回临县。四月初，红十五军团在临县白文镇与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的红二十八军会师。两军会合后，继续南进。四月七日，第七十五师进至屹洞镇（今方山县城），歼敌一个连。四月十一日，红十五军团及红二十八军进至中阳之金罗镇，第七十五师又歼敌孟宪吉旅一个营。此时，敌集中二十多个团的兵力于金罗周围，企图消灭红军。方面军令红十五军团绕道南进；令红二十八军单独行动，相机袭击三交镇。十一日晚，红二十八军向三交镇方向开进。红十五军团决定经中阳以西向暖泉方向继续南进。十二日一时，前卫第七十八师已出发，军团首长始接到报告，知敌已在前进之路上构筑工事，防守严密，难以通过。遂即改以第二二三团为前卫，经朱家峪、猫港折向东南，向大麦郊方向前进。第二二三团行至石峪村，从俘虏敌之侦探得知，驻汾阳之敌第六十六师一九六旅奉命开往中阳，迎击红军。十二日七时，敌前卫第三九二团到达师庄东之大石头村。这时，第二二五团及第七十八师均在行进中，军团首长当机立断，以第二二三团一个营占领师庄西之龙天庙高地，防中阳之敌增援；以该团另两个营跑步从大石头村北侧高地向敌发起冲击。敌遭突然袭击，顿时慌乱。敌团长郭登瀛指挥部队仓促应战。由于大石头村处在狭窄的山沟中，敌未及展开即被歼灭一部，余敌向南山逃去。此时，第二二五团进至师庄，迅速插至大石头村南侧之麻子山，猛攻据险顽抗之残敌。战至黄昏，将敌第三九二团全歼，毙伤敌五百余人，俘敌团长郭登瀛以下四百五十余人。第二二五团团长徐行德壮烈牺牲。
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在随中路军行动中，团部率一个营负责吸引和钳制敌人五个团的兵力，并担负保卫方面军指挥部安全的任务；另以两个营参加包围石楼县城一个多月，由石楼撤围后，于双池镇及其附近，歼敌一个营及民团一百余人。
三、大麦郊整编，胜利回师陕北
四月十四日，红十五军团进至大麦郊，进行为期一周的休整。按方面军指示，决定以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七十三师，原三个营依次编为第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团，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 [23] 第二二五团扩编为新的第七十五师，原三个营依次编为第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团，师长陈锦秀，政治委员常玉清；原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分别编入第七十三、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番号不变，第二三二、二三三团各抽一部编为第二三四团，骑兵团直属军团部指挥（后调归方面军指挥），师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崔田民，副师长韩先楚。第八十一师调离红十五军团。调整后的三个师，均为小师编制，各团均辖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
四月，蒋介石已调集近十个师的兵力先后入晋。同时，蒋介石令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共十几个师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犯。阎锡山以五个师又两个旅向南推进，企图将红军聚歼于晋西地区。
为了避免与优势的敌人决战，保存抗日力量，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以实际行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央军委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红十五军团根据方面军命令，从大麦郊地区出发，于四月二十九日进至隰县北之蓬门、路家峪、罗镇堡一线，阻击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掩护全军西渡黄河。任务完成后，第七十五师和第七十八师于五月二日在程子华率领下，在铁罗关渡河。第七十三师在徐海东指挥下，继续担任掩护全军西渡的任务，并在抗击关麟征部的战斗中歼敌一个营。完成掩护全军西渡任务后，于五月五日最后渡河，回师陕北。红十五军团集中在延川贾家坪地区休整。
红军东征沉重地打击了山西军阀阎锡山，迫使入陕之晋绥军撤回山西，减轻了敌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使红军在人力、物力上得到补充。同时，开展了群众工作，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阎锡山卖国内战的反动面目，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第四节 参加西征战役，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
一、西出甘宁，开辟新根据地
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中央军委于五月十八日决定，红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出师西征，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扩大新根据地。红一军团为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
五月十九日，红十五军团从延川贾家坪地区出发，经安塞、靖边越长城，二十八日进占绥远边境之宁条梁。第七十三师夜袭小桥畔不克，第二一七团团长壮烈牺牲。小桥畔围寨的民团为外国教堂神父控制，顽抗拒不投降。军团决定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由政治部派唐天际、刘华清冒着生命危险进寨与敌谈判，取得了成功。红军遂撤小桥畔之围，民团打开寨门迎接红军进寨，并送了一些大米和布匹。这一行动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嘉奖。
接着，红十五军团分两路西进。在北路单独行动的第七十八师，在师长韩先楚、政治委员崔田民指挥下，于六月十七日攻克定边县城，歼敌一个营和保安团全部，俘敌三百五十余人，缴获战马一百八十余匹、银圆一万余元及大批布匹、粮食等。敌县长率少数人逃往盐池县城。六月二十一日，第七十八师又攻克盐池县城，歼敌马鸿逵部一个骑兵营和县政府、民团及定边逃敌全部，俘敌盐池及定边两县县长以下五百余人，缴获战马四百余匹及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受到方面军总部表扬。战后，在此地区宣传、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南路行动的军团部率领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师向南挺进。第七十五师袭击定边县之安边，未克。随后，向西南长驱直下。六月九日，第七十五、第七十三师先后进至豫旺北五公里之红城水及以东五公里之东滩。豫旺县城由马鸿逵部一个骑兵营和一个壮丁总队防守。城内用水全靠北关的泉水。十二时许，第七十五师先占领北关，断敌水源，然后将其包围，进行坑道作业，步步进逼城池，同时发动政治攻势。城内无水，守敌惶恐不安，纷纷出城投降。二十七日，第七十五师攻入城内，歼守敌一部，俘三百余人，缴获战马一百五十余匹。
第七十三师在第七十五师围攻豫旺城时，继续向西南发展。六月十二日攻克同心城，十四日攻克王家团庄，二十一日进占七营，包围杨郎镇，威逼固原县城。
红军这一系列战斗行动，震撼了陕甘宁之敌，马鸿逵急忙调整部署，改变作战方针：各县城寨由民团担任守备，所属部队按建制集中，担负出击、救援任务。
六月二十八日，第七十五师和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挥师北上，分别向韦州、红城水发起攻击。韦州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为敌重要守备据点。第七十五师连续猛攻数日，七月三日夜，架云梯攻上北门城楼，韦州危在旦夕。这时，马鸿逵急调骑兵四个团共七个营约一千四百人，由骑兵第二团团长马光宗统一指挥，驰援韦州，从侧后向红军发起攻击。第七十五师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于四月十四时撤围，向红城水方向第七十三师靠拢。此次战斗，红军伤亡近百人。两师会合后，再次西进同心城，尔后向金鸡、海原方向活动，打击小股进犯之敌，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创建新的根据地。此时，转战在盐池地区的第七十八师奉命进至红城水、豫旺堡地区休整。
两个月的西征作战，给敌马鸿宾、马鸿逵等部以沉重打击，在盐池、豫旺、同心、海原开辟了纵横数百里的新根据地，扩大了部队，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财。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抗日，争取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西征战役结束后，红十五军团在豫旺地区进行整训。八月二十六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豫旺县城采访红十五军团，受到军团首长和机关部队的热烈欢迎。
二、攻占会宁，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一九三六年八月底，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进入甘南之渭源、陇西地区。为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红十五军团奉命南进会宁地区。九月下旬，第七十三、第七十五、第七十八师从黑城镇地区出发，经海原进占打拉池、郭城驿。在南进途中，第七十三师在红堡子歼敌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个团。
十月二日，军团骑兵团首先袭占会宁县城，歼守敌保安团一个营和一个保安队，俘敌三百余人。
至此，红十五军团控制了豫旺、同心城、海原、打拉池、郭城驿、会宁等地区，策应了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十月七日，第七十三师和骑兵团在会宁县城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
三、参加山城堡战役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中国革命将要进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但是，蒋介石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顾中共一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继续推行其反共政策，再次集中优势兵力，企图乘红二、红四方面军刚到陕甘宁边区、十分疲劳之际，一举歼灭之。敌仅在静宁、会宁地区就集中了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及何柱国骑兵军共五个军的兵力，分四路向红军追击。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
为了制止敌人的进攻，红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采取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给蒋介石嫡系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对第三、第三十七军予以钳制，相机予以打击，以利于争取其参加抗日；对不愿继续打内战而有抗日要求的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则积极进行统战争取工作。
十月三十一日，红军主力向豫旺、同心城转移。进至海原之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和何柱国骑兵第六师，为配合胡宗南部的进攻，由海原向古西安州方向截击红军。第七十三师及骑兵团奉命配合红一军团一师向敌反击，于海原以北之何家堡地区消灭敌两个团，俘敌一千余人，缴获马匹、枪支各一千余。残敌逃回海原。为了争取东北军，红军对所俘骑兵第六师的官兵以礼相待，经宣传教育后，全部予以释放，并归还缴获该师的马匹、武器。战后，第七十三师转移至红古城地区，与军团主力会合。
红十五军团于十一月十二日从红古城地区出发，于十六日进至豫旺城东北之陈家堡子、朱家大湾地区。此时，胡宗南部恃强骄纵，孤军冒进，分三路向豫旺地区进攻。中央军委指示，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全力，准备一仗”。于是，红军各部队从十一月十六日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这时，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十一月十七日将所部分三路向定边、盐池前进。左路第一师一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田家园向山城堡前进。为求歼敌第七十八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参谋长刘伯承）于十一月十九日进行了战役部署，以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四、红三十一军在山城堡之东、南、北地区隐蔽，待机出击；红二方面军集结于洪德城、环县地区，担任策应各方和迟滞东北军的任务；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敌左路第一旅。
十一月二十日，敌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企图由山城堡继续向东攻击。二十一日，预伏在山城堡附近之红一、红十五军团及红四、红三十一军，在彭德怀总指挥等指挥下，突然向敌展开猛烈攻击，将敌四面包围。敌人凭借围寨顽抗。经过一昼夜激烈战斗，将敌第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和第二三四旅两个团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之敌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敌人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向西撤退，整个进攻被粉碎。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一次历史性的胜利。这次战役对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节 南下商县，进行改编，出师抗日
一、南下商县地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以兵谏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西安调停。
蒋介石被扣后，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美派竭力设法营救蒋介石，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则借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为名，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而代之，并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何应钦令刘峙率五个师进占潼关，并派飞机轰炸渭南车站，西安局势空前紧张。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和张学良、杨虎城商定，集中红军主力和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以东地区，准备迎击刘峙军队的进攻。红十五军团奉命南下商县地区，协同友军作战。
十二月中旬，红十五军团从甜水堡、盐池地区出发南下，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初进至咸阳地区。为了打击正向洋县集中之万耀煌、王耀武两师，钳制进攻商县之李默庵、李铁军两师，以保障西安右翼安全，红十五军团于一月十日由咸阳地区出发，继续向西安东南地区挺进。在蓝田待命三日后，于十日进至商县地区。第七十五师前出板桥，向雒南方向警戒。二十二日，坚持鄂豫陕边游击战争的第七十四师从灵宝、潼关间回师商县之张村，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并归红十五军团指挥。红十五军团适时南下，对制止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奉命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十五军团于三月初北返甘肃庆阳之驿马关地区，开始历时五个月的整训，掀起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大练兵的热潮。五月九日，军团在驿马关举行阅兵式和运动会，并与东北军及关麟征第二十五师进行篮球、马术等项比赛，均取得优胜。通过整训，部队的政治觉悟、战术技术和文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为担负抗日战争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八月上旬，红十五军团由驿马关开至三原之桥底镇，准备改编。
在此期间，由何振亚等领导的陕南抗日第一军，按中央军委的指示调归红十五军团领导。陕南抗日第一军，系由何振亚、沈启贤等领导的原陕军警备第二旅四团九、四连相继起义合并的队伍，先后接受中共鄂豫陕特委、第七十四师和中共西北特支的帮助和领导，逐步发展为一支约七百人的队伍，在陕南安康地区坚持游击战争，配合红军的斗争。该军编入红十五军团后，军团派李雪三任该军政治委员，在部队中建立党组织，配备政工干部。三月，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团长何振亚，政治委员李雪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八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坚固的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日，中国工农红军发出通电，请缨杀敌，此后，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当局提交了以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的国共合作宣言，并派出代表团同蒋介石进行谈判。
八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甘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到职时改为旅政治委员），参谋长陈漫远（后为韩振纪）。下辖第六八七团（原第七十三师编成），团长张绍东 [24] ，副团长田守尧，参谋长蓝国清 [25] ，政治处主任崔田民，副主任谭甫仁；第六八八团（原第七十五师编成），团长陈锦秀，副团长韩先楚，参谋长卢绍武，政治处主任刘震，副主任吴信泉。原第七十八师分别编入上述两个团（平型关战斗后，原第七十八师编成第六八九团，团长韩先楚，政治委员崔田民，参谋长胡继成，政治处主任康志强，副主任黄惠良）；军团警卫团缩编为旅部警卫营（后调为第六八七团二营）。军团骑兵团调归第一二九师建制。全旅共六千二百余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增兵，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第三四四旅奉命于八月下旬由三原驻地出发，在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
小结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从此，红二十五军在红十五军团编制内，参加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用战斗的胜利迎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十一月上旬，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从此，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红一方面军的直接指挥下行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西安事变发生后，奉命南下商县地区，执行制止国民党亲日派军事进攻的任务，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本文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2]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红二十八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当局进行和平谈判，并达成协议。一九三八年二月，红二十八军奉命与鄂豫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共三千一百余人。详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
[3]《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所注日期为农历十月十日，换算公历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4]中共商雒特委成立不久，因在一次战斗中遭受挫折，宋兴国自杀，该特委不复存在。
[5]二月初六为农历，换算公历为三月十日。
[6]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鄂豫陕省委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的报告》。
[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91页。
[8]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鄂豫陕省委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的报告》。
[9]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鄂豫陕）省委焕先给位三、隆贵、先瑞的工作指示》。
[10]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鄂豫陕）省委给特委的工作指示》。
[11]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鄂豫陕）省委焕先给位三、隆贵、先瑞的工作指示》。
[12]同④。
[13]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鄂豫陕省委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的报告》。
[14]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原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
[15]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原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
[16]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给鄂陕、豫陕特委的指示信中，提出由李隆贵担任鄂豫陕特委书记，因两特委没有接到省委的信，他们从实际出发，根据斗争的需要，选举郑位三为特委书记。
[17]宋登贤“神团”是由当地群众组织起来的抗捐、抗税和反对土匪的自发性农民武装。后编为红七十四师补充团。
[18]一九三六年六月红七十四师截获邮差开的证件。
[19]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20]高福源被俘后，经过教育，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被派回东北军做争取抗日的工作，对促进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
[21]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红军歌曲，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先后于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七年两次组织专人对歌词进行修改，并两次正式公布。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编者署名是：程坦编词，集体改词。
[22]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行使中央军委的职权，是实际上的中央军委。
[23]赵凌波于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叛变。
[24]张绍东后于一九三八年叛逃。
[25]蓝国清后于一九三八年叛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