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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收藏

致李锡锦、郑季清

周恩来

8096.0

(上略)我的近感和趋向,我也很愿意同你们多谈谈,不过在致小、山的信中已经说过的,我便不再提了。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前几天我曾做了首白话诗,词句是非常恶劣,不过颇能达我的意念,现在抄在下面给你们看看: 生别死离 一月前在法兰西接到武陵来信,他抄示我们离北京时在京汉车中所作的《别的疑问》诗,当时读完后怀旧之感颇深。本月初来德,得逸豪信,因念强死事论到生别死离;继读石久给奈因信,谈点似是而非的资本万能;最后又看到施山给念吾的信,知道黄君正品因长沙纱厂工人罢工事,遭了赵恒惕同资本家的诱杀。一时百感交集,更念及当时的同志,遂作此篇,用表吾意所向,兼示诸友。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那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你们看了我这首诗,可以想见我现时的志趣来了。不用多谈,谅能会意。 (中略)国内的消息——新近传来的——很让我们乐观。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惟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这个意念的决定,分开来可以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津会时受了不少施以等主张的暗示,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其中以衫峙、衫逸、石逸三人之力为最大。出国后得了施山一封谈主义的信,引起我探求的兴味,最后又同念吾、奈因经了多的讨论,直至十月后才正式决定了。到德后,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总信我可以不负这个死友了,不管他信的是C.还是A.。 (下略)

书信解析

从1920年11月自上海启程前往欧洲勤工俭学,到1924年7月下旬从法国启程返回国内,周恩来在将近四年的旅欧活动期间,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写下大量的信函。这封给社友李锡锦、郑季清的信,就是其中很著名的一封。 周恩来到欧洲的目的,正如上一封信(即致陈式周信)中所说,是为了“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所以,在他的全部活动中,仍将“研究主义”放在第一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到欧洲,便“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如果从在日本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算起,到最后确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周恩来整整用去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1922年3月初,周恩来同好友张申府、刘清扬一起,从法国来到德国柏林南郊的一个小镇。住下不久,从国内传来觉悟社社友、湖南工人运动领导人黄爱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消息,使他十分愤慨。这一悲壮事件,使得周恩来进一步看清了军阀的残暴嘴脸,认识到中国走革命道路的必然性,也促使他下定了决心,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所录题为《生别死离》的诗,既是对黄爱烈士被害的悼念,又是一首表达个人政治倾向的抒情诗。正如周恩来在信中所说:“你们看了我这首诗,可以想见我现时的志趣来了。不用多谈,谅能会意。” 这封信体现了周恩来在成为共产主义者后坚定的革命信念。也就是从这时起,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