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过程是通过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拼凑起来的，但是不完整。直到建国以后得到一份关键的材料。

遵义会议的过程是通过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拼凑起来的，但是不完整。直到建国以后得到一份关键的材料，1958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从苏联访问回国带回一份重要的文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该提纲对遵义会议的整个过程作了详尽的描述。至1985年“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调查人员将手稿的复制件分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聂荣臻、杨尚昆和邓小平等同志，请他们辨别鉴定。后经陈云及其夫人证实，这份手稿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 这份手稿十分珍贵，是第一手的材料，是对于我们了解、评价遵义会议最直接的材料。开篇第一句“我们遵义扩大会议是基于湘南和通道的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决定召集”，通过这句话可知遵义会议的召开不是我们强渡乌江攻占了遵义以后才决定召开的，而是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上决定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来解决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该文稿形成的时间从文稿的内容可以确定是在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期间。陈云同志是我们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同时又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我们党中央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遵义会议是在完全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召开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赶紧派人到苏联去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此次汇报安排了两条交通线向共产国际汇报，其中一个就是陈云，从四川出发到达上海，通过上海苏联领事馆坐船到苏联海参崴。 另一条线是我们党的高级情报人员潘汉年，他是完成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任务人员之一。潘汉年从贵州出发，出发时间比陈云早，二占遵义后，中央决定潘汉年从遵义到贵阳。省工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5年2月派女地下党员蓝运臧与杨涛（潘汉年）假扮夫妻，历经艰辛，护送他安全抵达上海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及时汇报遵义会议决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中，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